资本主义全球政治规划的“狡计”——一个空间批判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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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空间之间存在一种同构关系,不仅空间具有政治性,政治也具有空间性.以这种同构关系为基点,重新理解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空间形态与政治形式,可发现资本主义的" 狡计" 就在于通过资本的时间性图式对空间进行时间化" 占有" 和" 重构",进而生产一种符合资本增殖逻辑的空间政治秩序.然而这恰是资本主义全球政治规划破产的根源所在.要建构一种真正符合全球治理变革要求的空间政治秩序,首先要获得一种不同于资本"时间政治理念" 的"空间政治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 由于在充分尊重空间关系性、异质性与建构性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大变局时代全球治理目标、治理结构及治理方式等问题,已然具备构成这样一种新的全球空间政治理念的内在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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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白刚、张荣艳著《“超越政治”还是“回归政治”: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比较》一书,于2015年12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哲学与政治的张力关系中,将马克思和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想,放进“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这一“纵向”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问题域”这一“横向”的“纵横交错”中进行了比较研究,集中阐释和回答了三个最为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政治哲学?什么是阿伦特的政治哲学?
恩格斯和马克思分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誊清稿上,插入了一句对动物是否对他者具有“关系”的断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语境中的“关系”,不是泛指对个体事物的单纯超出和在概念中对诸个体的共同把握,而是注重事物对事物所施加的行为和影响。“关系”的这种行为施加的含义,具有施-受的方向性。关于这种狭义的“关系”,马克思还将意识纳入其中,将意识视作一种特殊的行为,当作特定的“关系”。恩格斯则更加严格地界定“关系”,并不纳入意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表述分歧,是在对事情具有基本共识的前提下,带有个人色彩的言说
在荀子看来,命名是在把握“实”的基础上进行的。为了说明人如何把握“实”,荀子运用了一种类似于康德先验认识论的方法。不过,与康德通过先天纯形式综合感觉材料的做法不同,荀子是通过“心”来统合“五官”提供的感觉材料的。而“心”之所以能够统合“五官”,乃在于它是一种“通感”。以康德为坐标系,荀子的“心”之“通感”既属于感性,也属于知性。
人际、社会及文化意义上的行为或活动形成了个体历史性的生活经验、常态化的稳定型自我认同。过去经验不断凝结为自我认同,风险认知与个体的自我认同密切相关。由于突发性、鲜见性、破坏性,以及恐慌性等实际特点,风险因素往往明显有悖于正常条件下自我认同的观念框架。在风险认知过程中,相对稳定而又不失边界灵活的认同结构提供给个体搜寻与加工信息、记忆和解释经验、接受和解决问题、作出判断和决策等一系列心理活动的参考框架,表现出风险认知的情感、信息、卷入、冲突及偏差等多重属性。
“四川大学德国古典哲学论坛Ⅱ:黑格尔的‘逻辑学'”于2016年4月9-10日在四川成都召开,会议以纪念黑格尔《逻辑学》出版200周年为主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中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长安大学等单位的24位专家学者与会,并就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第一,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过渡问题。邓晓芒教授以“从本质论向概念论的过渡”为例,分别讨论了从必然性到自由的过渡问题、从现实性到概念的过渡问题,以及对“概念”的理解问题。
2016年6月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室、南开大学哲学院逻辑教研室和河北大学政法学院逻辑教研室共同发起的“第一届京津冀逻辑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第一届京津冀逻辑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室主办,主题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三地逻辑学教学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包括逻辑前沿问题研究、逻辑教学回顾与展望,以及论坛的今后发展等内容。
本文聚焦于“巴黎手稿”(“巴黎手稿”包括通常被称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三个手稿和“穆勒评注”,本文主要聚焦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传播与接受史,以期对学界围绕马克思“早期”和“晚期”著作而展开的相关论争作一批判性考察。几乎所有公开出版的有关马克思早期著述的重要研究文献(特别是在德语区、法语区、前苏联和英语国家),都吁求要对马克思的“巴黎手稿”进行全新的和严格的解读;同时,也几乎是所有的解释者都理所当然地假定,“巴黎手稿”是一部业已完成的著作。然而,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所
乌托邦传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尤其是解放政治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形成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规范维度和尺度的重要资源。但是,在乌托邦的设计中存在不同的倾向。哈维提出的是时空结合、后现代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所谓新的“辩证乌托邦”。这里关键是重新建构地方和城市的正义与权利,如此才能形成现代和当代解放政治的进展。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德文版中共写下45处"Ideologe,-n"(意识形态家),内容涉及对其产生的原因、看待世界的方式及相关定义的阐释.马克思对该词的认识、使用与定义,通篇是一致的,亦即意识形态家是采用脱离现实基础后的观念与思想来认识与解释世界的一群人.马克思并没有对"意识形态家" 的本质作过负面的指涉,而是统称哲学、政治、法律等领域的专家,只要从观念出发,颠倒现实与观念的主从关系,他们就是"意识形态家".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是对其他各条的理论总结.围绕"解释世界" 与"改变世界" 的关系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互斥论、并存论、断裂论和互动论等不同看法.这些观点的缺陷不尽相同,共性的问题在于均未能有效地解释第十一条前半句的断言.实际上,该条提纲蕴含的是哲学问题的实践解答论.实践解答的依据是认识和实践的同步原则.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不理解这一原则,幻想单靠解释世界的" 唯灵论的活动" 就可以改变人们的意识,进而实现改变世界的抱负.马克思则认为"生活决定意识",人们在改变世界的生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