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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杂谈
《唐人街》是社会学家吴景超先生于一九二八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作的博士论文。吴先生在这篇论文中从社会功能学、社会区位学和文化人类学角度，对由西方工业化扩张、中国民族经济解组引起的向海外移民的大潮進行了系统的考察。他主要以美国为样本，对中国移民的动力、移民渠道、中国移民与美国白人居民的冲突、共生和同化过程，对中国移民的自律社区和自律组织，对中国移民的谋生方式、家庭生活，对在异质文化冲突中产生的新型人格——边际人作了较全面的描述和评价。
中国和美国两种不同文化的居民原来天各一边，以各自特有的文化模式去造就和维持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淘金潮突然间使大批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聚集在一齐谋生。他们的语言、信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相去甚远甚至截然相反。这种文化冲突导致了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个人生活、社会关系和种族关系方面的不同后果。首先，也是最突出的后果之一便是华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冲突与种族歧视。
在华人与白人的种族冲突中，如果说中国移民通过从某些职业领域引退而转向“补遗拾零”职业以换取共生地位的话，在居住模式上中国移民则呈现出“人以类聚”的种族隔离模式。这种模式由两种力量造成：占主导地位白人群体对华人的排斥力和华人本土文化的聚力。由于百分之七十四的华人从事家庭服务业和商业，因此中国移民主要集中在旧金山、洛杉矶、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他们相互毗连而居形成华人街区，唐人街便由此而生。
唐人街是种族冲突和文化冲突的直接反应物。对远离家乡的华人来说，在陌生的世界中一切都是不安全，一切都是不适应。语言不同意味着无法沟通，种族歧视意味着种族间无法互助。在异质文化环境中生存其最可靠的方式是从同类那得到帮助，其有效的方式是从西方世界中撕下一块飞地，以保持维系在华人间的东方的古老制度和风俗，使华人能在异国土地上重新投入母体文化的怀抱。唐人街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充满着东方特有的人情味。它是一种扩大了的初级群体，“在唐人街内部，华人友善交往，自成一体，亲戚本家，休戚与共，利害相同”。
唐人街作为华人自律性社区，美国政府没有在其中钳入正式的控制机构。然而人群生活需要有权力控制。唐人街在满足华人不同社会需求的基础上渐渐地基于地缘业缘和血缘关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生活组织，权力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唐人街中的社会生活组织是一种中介组织，它介于华人和白人之间，对华人起保护、帮助以及协调作用，从而取代了政府的正式控制机构的作用。但是，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上述组织也有其消极性的一面。它是一种西方世界中的异己成份，它不能帮助华人熔入美国社会，它只能在不平等的种族歧视下起与白人共生的作用，它对同化无助。这种状况直到二十年代末唐人街出现第一个政治组织——同源会时才告结束。从此，华人有了自己的院外压力集团，华人由此开始打破自我保护的壁障，参予美国政治，要求平等权力。华人与美国社会的同化趋势出现了。
早期中国移民主要是男性。在种族歧视状况下，异族通婚几乎不可能，已婚男子的妻室子女大都留在国内，未婚男子也大都回到国内寻找配偶。这方面，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对于补偿华人家庭生活的缺乏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宗族不仅包含血缘亲缘关系，甚至可以扩大到同姓关系。宗族组织在国内就是一种介于个人和社区之间的中介组织。华人移民把这种模式搬到了美国，作为家庭生活的补偿。其原因是华人移民大都是受同宗同姓人的影响。因此他们一到新大陆总是首先投靠同宗同族，这样便在美国社会用旧线织起新网。“华人家族之间不知不觉地就在不同城市分别定居下来，相对聚居在某一区域”。当同宗族的人数相当多时，便出现了宗族社团，以行使宗祠的职能。当宗族人数过少不能单独成立宗族社团时，他们便沿宗族历史寻找出某种在血缘或其它重要关系上与本宗族有联系的宗族组成联族。
宗族社团的重要职能是增进宗族团结，它是宗族内部纠纷的仲裁和协调机构。族人纠纷尽可能奉行“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可以不经法院诉讼由宗族出面和平解决。它对外保护本宗族成员，负责维护本族人的合法利益。它扮演着救济角色，尽力救助本族的穷人和无依无靠的人。此外，宗族还有着重要的潜功能，它有着一定的社会控制作用，“每个宗族都力求在社区内保持好的名声，年长者时常告诫同族人不要干有损于宗族荣誉的事”。
华人移民在种族冲突和文化冲突中通过职业竞争的妥协与白人取得共生关系，通过相对聚居建立起华人自己的社区、社会组织及宗族群体，从而构成适合于华人居住交往的带有本土文化色彩的生存环境，以抗拒美国的种族歧视和西方文化冲击。然而，当一种文化被投入到另一种文化圈中，要长久地保持文化隔离是不可能的。异质性文化接触必然意味着文化冲突，而文化冲突中又包含着同化和融合的因素。这个过程对处于西方文化圈中的华人移民来说同样不可避免。
第一代华人移民面对着的是风俗习惯冲突、生活方式冲突、价值观念冲突。这种冲突不是产生于华人移民之间，而是产生于华人与白人之间。然而，从第二代华人即从美国出生的华人起，这种冲突扩展至华人内部第一代人与第二代人之间。这种起自于文化冲突的代沟使得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紧张，家庭出现了解组，孩子们只有在家庭之外寻找欢乐。接着人格解组也随之而产生。年轻人可能离开家庭并可能完全按照西方社会的道德标准组织自己的生活。但问题是，在旧式家庭控制打碎之后，没有新的控制形式来取代。
文化冲突中的家庭解组和人格解组是同化的前奏和副产品。虽然第一代华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对美国人的观念、行为、判断标准感到厌恶和震惊，要设法逃避美国化，但这种冲突毕竟给他们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窗子，他们开始感到自己享有的文化不是唯一的，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也悄悄地修改自己传统的东西。第二代华人没有语言障碍，他们同时受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双重影响，更由于美国式的公共教育，他们受美国文化影响更大，比第一代人同化的程度也高的多。同化的进一步发展应是民族融合即中国化和美国化并驾齐驱的过程。这种并驾齐驱既非完全美国化也非完全中国化，而是一种文化创新的过程，一种能把两种不同质的价值统一为一个更高价值以协调自己思、言、行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自发产生的。它取决于唐人街中的文化边际人。
边际人是文化接触区中一种新型人格的人，是一种在主观上熔合了两种不同质文化但又不分属任何一种单个文化的人。它产生于两种社会和文化的边缘，而这两者又永远不会完全融合。
华人移民中的边际人首先产生于华人与白人之间的混血儿，其次产生于第二代华人。混血儿面临的文化冲突远比第一、二代华人严重。他们每天都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对峙中。他们的价值观念混乱，没有一致性的行为准则，在两种文化力量的牵制下常常无法决定何去何从。那些父亲是白人母亲是华人的混血儿所面临的问题就更严重了。他们自认为是美国人，但西方人通常把混血儿通通看作等级较低的种族。这种人常常有着一种无根之感。
华人家庭中出生的第二代人与混血儿面临的困难略有不同。他们一方面从父母那继承了从本土带来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要消化吸收新世界的文化，使之成为自己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他们一方面与华人世界打交道，另一方面与白人世界打交道。他们常常是一个人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集两种不同的价值为一身，在不同的世界里采用不同的行为标准。
第一代华人虽说本土文化根基深厚，在同化过程中传统的东西乃是主要特征，但当这些人重新回到中国后重温他们本土文化的温情时，他们会发觉自己与本土文化之间也产生了隔膜。
这就是文化冲突中的华人。在文化冲突面前，他们有着不同的反应。有的华人特别是第一代华人是本土文化的卫道士，他们在西方文化圈中建立起本土文化的孤岛作为维持华人集体和个人生存的标志。有的华人特别是第二代华人，开始彻底抛弃本土文化而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但由于种族差别，他们并不能真正融进美国文化中。那些不肯向华人认同的华人混血儿则漂浮在两个世界之间摆脱不了矛盾观念的纠缠，从而消极避世。有的华人则发展成应付两个不同世界的双重人格。这两类人不能做到价值统一。
然而，这些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边际人。真正的边际人是揉合了两种不同价值和观念，并形成了更高的统一的价值观念的人。他们有着新的统一的行为准则和判断标准。他们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化，但又带有不同文化的痕迹，他们对冲突中的文化持有更宽容更理解的态度，他们对事物的分析和评价超越于民族意识之上，因而更公正更客观，视野更宽广，创新精神更强。他们是真正的沟通两个不同世界的桥梁，在两个不同世界中穿梭，对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解，对打破种族中心主义促进文化熔合起着积极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唐人街》虽写在二十年代末，但作者引发的理论思考却依然有效。近百年来，有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传统主义与西化主义各持一端，理性的反思与反思的理性相互交替，却始终没能对处于世界现代化大潮中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指出一条健全的发展之路。而吴先生的边际人理论却给这种争论注射进新的生机，给了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不仅仅涉及何者为体何者为用的问题，它需要一种超越于传统主义和西化主义之上的新型人格的形成，需要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文化边际人的出现，需要一种能把中西文化的优点熔为一体并能以同样公正客观的批评态度鉴别吸收中西方文化的人的出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个任务历史的落在了中国具有现代化趋向的知识分子的身上。
(《唐人街》，吴景超著，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5.00元)
《唐人街》是社会学家吴景超先生于一九二八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作的博士论文。吴先生在这篇论文中从社会功能学、社会区位学和文化人类学角度，对由西方工业化扩张、中国民族经济解组引起的向海外移民的大潮進行了系统的考察。他主要以美国为样本，对中国移民的动力、移民渠道、中国移民与美国白人居民的冲突、共生和同化过程，对中国移民的自律社区和自律组织，对中国移民的谋生方式、家庭生活，对在异质文化冲突中产生的新型人格——边际人作了较全面的描述和评价。
中国和美国两种不同文化的居民原来天各一边，以各自特有的文化模式去造就和维持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淘金潮突然间使大批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聚集在一齐谋生。他们的语言、信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相去甚远甚至截然相反。这种文化冲突导致了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个人生活、社会关系和种族关系方面的不同后果。首先，也是最突出的后果之一便是华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冲突与种族歧视。
在华人与白人的种族冲突中，如果说中国移民通过从某些职业领域引退而转向“补遗拾零”职业以换取共生地位的话，在居住模式上中国移民则呈现出“人以类聚”的种族隔离模式。这种模式由两种力量造成：占主导地位白人群体对华人的排斥力和华人本土文化的聚力。由于百分之七十四的华人从事家庭服务业和商业，因此中国移民主要集中在旧金山、洛杉矶、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他们相互毗连而居形成华人街区，唐人街便由此而生。
唐人街是种族冲突和文化冲突的直接反应物。对远离家乡的华人来说，在陌生的世界中一切都是不安全，一切都是不适应。语言不同意味着无法沟通，种族歧视意味着种族间无法互助。在异质文化环境中生存其最可靠的方式是从同类那得到帮助，其有效的方式是从西方世界中撕下一块飞地，以保持维系在华人间的东方的古老制度和风俗，使华人能在异国土地上重新投入母体文化的怀抱。唐人街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充满着东方特有的人情味。它是一种扩大了的初级群体，“在唐人街内部，华人友善交往，自成一体，亲戚本家，休戚与共，利害相同”。
唐人街作为华人自律性社区，美国政府没有在其中钳入正式的控制机构。然而人群生活需要有权力控制。唐人街在满足华人不同社会需求的基础上渐渐地基于地缘业缘和血缘关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生活组织，权力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唐人街中的社会生活组织是一种中介组织，它介于华人和白人之间，对华人起保护、帮助以及协调作用，从而取代了政府的正式控制机构的作用。但是，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上述组织也有其消极性的一面。它是一种西方世界中的异己成份，它不能帮助华人熔入美国社会，它只能在不平等的种族歧视下起与白人共生的作用，它对同化无助。这种状况直到二十年代末唐人街出现第一个政治组织——同源会时才告结束。从此，华人有了自己的院外压力集团，华人由此开始打破自我保护的壁障，参予美国政治，要求平等权力。华人与美国社会的同化趋势出现了。
早期中国移民主要是男性。在种族歧视状况下，异族通婚几乎不可能，已婚男子的妻室子女大都留在国内，未婚男子也大都回到国内寻找配偶。这方面，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对于补偿华人家庭生活的缺乏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宗族不仅包含血缘亲缘关系，甚至可以扩大到同姓关系。宗族组织在国内就是一种介于个人和社区之间的中介组织。华人移民把这种模式搬到了美国，作为家庭生活的补偿。其原因是华人移民大都是受同宗同姓人的影响。因此他们一到新大陆总是首先投靠同宗同族，这样便在美国社会用旧线织起新网。“华人家族之间不知不觉地就在不同城市分别定居下来，相对聚居在某一区域”。当同宗族的人数相当多时，便出现了宗族社团，以行使宗祠的职能。当宗族人数过少不能单独成立宗族社团时，他们便沿宗族历史寻找出某种在血缘或其它重要关系上与本宗族有联系的宗族组成联族。
宗族社团的重要职能是增进宗族团结，它是宗族内部纠纷的仲裁和协调机构。族人纠纷尽可能奉行“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可以不经法院诉讼由宗族出面和平解决。它对外保护本宗族成员，负责维护本族人的合法利益。它扮演着救济角色，尽力救助本族的穷人和无依无靠的人。此外，宗族还有着重要的潜功能，它有着一定的社会控制作用，“每个宗族都力求在社区内保持好的名声，年长者时常告诫同族人不要干有损于宗族荣誉的事”。
华人移民在种族冲突和文化冲突中通过职业竞争的妥协与白人取得共生关系，通过相对聚居建立起华人自己的社区、社会组织及宗族群体，从而构成适合于华人居住交往的带有本土文化色彩的生存环境，以抗拒美国的种族歧视和西方文化冲击。然而，当一种文化被投入到另一种文化圈中，要长久地保持文化隔离是不可能的。异质性文化接触必然意味着文化冲突，而文化冲突中又包含着同化和融合的因素。这个过程对处于西方文化圈中的华人移民来说同样不可避免。
第一代华人移民面对着的是风俗习惯冲突、生活方式冲突、价值观念冲突。这种冲突不是产生于华人移民之间，而是产生于华人与白人之间。然而，从第二代华人即从美国出生的华人起，这种冲突扩展至华人内部第一代人与第二代人之间。这种起自于文化冲突的代沟使得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紧张，家庭出现了解组，孩子们只有在家庭之外寻找欢乐。接着人格解组也随之而产生。年轻人可能离开家庭并可能完全按照西方社会的道德标准组织自己的生活。但问题是，在旧式家庭控制打碎之后，没有新的控制形式来取代。
文化冲突中的家庭解组和人格解组是同化的前奏和副产品。虽然第一代华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对美国人的观念、行为、判断标准感到厌恶和震惊，要设法逃避美国化，但这种冲突毕竟给他们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窗子，他们开始感到自己享有的文化不是唯一的，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也悄悄地修改自己传统的东西。第二代华人没有语言障碍，他们同时受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双重影响，更由于美国式的公共教育，他们受美国文化影响更大，比第一代人同化的程度也高的多。同化的进一步发展应是民族融合即中国化和美国化并驾齐驱的过程。这种并驾齐驱既非完全美国化也非完全中国化，而是一种文化创新的过程，一种能把两种不同质的价值统一为一个更高价值以协调自己思、言、行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自发产生的。它取决于唐人街中的文化边际人。
边际人是文化接触区中一种新型人格的人，是一种在主观上熔合了两种不同质文化但又不分属任何一种单个文化的人。它产生于两种社会和文化的边缘，而这两者又永远不会完全融合。
华人移民中的边际人首先产生于华人与白人之间的混血儿，其次产生于第二代华人。混血儿面临的文化冲突远比第一、二代华人严重。他们每天都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对峙中。他们的价值观念混乱，没有一致性的行为准则，在两种文化力量的牵制下常常无法决定何去何从。那些父亲是白人母亲是华人的混血儿所面临的问题就更严重了。他们自认为是美国人，但西方人通常把混血儿通通看作等级较低的种族。这种人常常有着一种无根之感。
华人家庭中出生的第二代人与混血儿面临的困难略有不同。他们一方面从父母那继承了从本土带来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要消化吸收新世界的文化，使之成为自己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他们一方面与华人世界打交道，另一方面与白人世界打交道。他们常常是一个人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集两种不同的价值为一身，在不同的世界里采用不同的行为标准。
第一代华人虽说本土文化根基深厚，在同化过程中传统的东西乃是主要特征，但当这些人重新回到中国后重温他们本土文化的温情时，他们会发觉自己与本土文化之间也产生了隔膜。
这就是文化冲突中的华人。在文化冲突面前，他们有着不同的反应。有的华人特别是第一代华人是本土文化的卫道士，他们在西方文化圈中建立起本土文化的孤岛作为维持华人集体和个人生存的标志。有的华人特别是第二代华人，开始彻底抛弃本土文化而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但由于种族差别，他们并不能真正融进美国文化中。那些不肯向华人认同的华人混血儿则漂浮在两个世界之间摆脱不了矛盾观念的纠缠，从而消极避世。有的华人则发展成应付两个不同世界的双重人格。这两类人不能做到价值统一。
然而，这些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边际人。真正的边际人是揉合了两种不同价值和观念，并形成了更高的统一的价值观念的人。他们有着新的统一的行为准则和判断标准。他们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化，但又带有不同文化的痕迹，他们对冲突中的文化持有更宽容更理解的态度，他们对事物的分析和评价超越于民族意识之上，因而更公正更客观，视野更宽广，创新精神更强。他们是真正的沟通两个不同世界的桥梁，在两个不同世界中穿梭，对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解，对打破种族中心主义促进文化熔合起着积极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唐人街》虽写在二十年代末，但作者引发的理论思考却依然有效。近百年来，有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传统主义与西化主义各持一端，理性的反思与反思的理性相互交替，却始终没能对处于世界现代化大潮中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指出一条健全的发展之路。而吴先生的边际人理论却给这种争论注射进新的生机，给了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的发展不仅仅涉及何者为体何者为用的问题，它需要一种超越于传统主义和西化主义之上的新型人格的形成，需要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文化边际人的出现，需要一种能把中西文化的优点熔为一体并能以同样公正客观的批评态度鉴别吸收中西方文化的人的出现。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这个任务历史的落在了中国具有现代化趋向的知识分子的身上。
(《唐人街》，吴景超著，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