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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教授不是一个宗教学家,但是他对宪政民主的那种信仰和信念,使他确实成为了一个教徒,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每一个法学人尊敬的教徒。我们这个国度不缺少学者,但是缺少对民主宪政信仰的清教徒般的教徒。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定剑教授本身就是树在我们身前的一面镜子
2003年末,蔡定剑重回中国政法大学当教授。彼时,我在军都山下读大二,一方面对于带着盛名、曾经在全国人大工作的新进师长带有一种莫名的疑问:这个人是不是官当腻了,像许多人一样也来大学博取名声?另一方面,对于法律还不甚了然的我的眼中,宪政只存在于传说之中。然后,我错过聆听他讲课的机会。
毕业后,我进入法治媒体,我的很多同事采访过他,印象里蔡定剑是很容易采访的对象,几乎有求必应,没有专家学者的架子,但我并未亲身体验过。
2010年11月22日上午,我看到很多校友的msn签名上写着:“蔡老师一路走好。”方才得知,年仅54岁的蔡定剑去世了。去世前,他仅有的头衔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后来,我受命与《人民检察》杂志社社长徐建波约稿,他说他不敢轻易动笔来纪念蔡老师。
11月26日早晨,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来到了蔡定剑的追悼会。
这是入冬以来北京最冷的一个早晨,天阴沉着,空气里飘荡着悲伤的气氛。在西长安街沿线快到头的地方,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如既往的肃穆,就像那些长眠在这里的人们。
不到七点,已经有许多人来到殡仪馆的东礼堂开始排队等候与蔡定剑的遗体告别,凡是有法治、社会版面的媒体也几乎到齐,这里将送走一个瘦弱的身躯,留下一个坚定的背影。
追悼会八点开始的时候,送行队伍的末端已经排到了大门,刚刚送到的花圈几乎无处摆放。人群中,有许多熟悉的身影,江平、郭道晖、马怀德……不时有学者互相感叹:“很长时间未见,再见居然是这样一个地点”。然而,更多的还是蔡定剑在法大那些记名和未记名的学生们。
在追悼厅的两侧,摆满了蔡定剑学生整理的他的文章和报道,纪念的文字如潮水般涌来,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世前的几个夜晚、他的生活状态、师友校长的评述……都在第一时间被媒体放大后注入公众视野。我很怀疑自己:还能有怎样的角度来观察?
温和的呐喊者
追悼会上,除了挽联,一些特殊的黑白字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泪流满面,拿着一张手写的纸:“感谢蔡老师为消除乙肝歧视所作贡献——乙肝病毒携带者。”
这个叫雷闯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三天之前在他的博客里刚刚写下一篇文章《行者,蔡定剑》,那时他还在深圳。事实上,雷闯从未与蔡定剑谋面。他在2009年曾给中国1983所高校校长寄信,呼吁高考录取时平等录取包括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内的每一个考生。蔡定剑知道此事之后,联合其他20多名中国法学知名教授,发起了关于《高考招录中拒绝歧视倡议书》。再后来,雷闯在杭州办得了“首张”食品行业健康证,有记者去采访了蔡定剑,在后来的节目播出中,他才算是第一次见识了蔡教授的风采。
事实上,蔡定剑最早接触乙肝歧视问题是在2003年11月,当时,他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组副组长,负责立法规划。蔡定剑曾经收到一份由1611位公民签名的信函,“要求对公务员录用限制乙肝病毒携带者规定进行违宪审查和加强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立法保护的建议书”。
这些年来,蔡定剑不管是写文章还是接受采访、开研讨会,都在无数个场合一遍遍重申着反就业歧视的重要性。“现在是推动反歧视立法的最好时机,推动反歧视立法并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推动反歧视,最重要的是国家机关要以身作则,担负起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
出台统一的反歧视法,设立一套反歧视程序和制度,建立处理歧视的专业机构,这三点一直是蔡定剑的生前愿望。
其实,除了为雷闯这样的人呼吁,蔡定剑的声音还出现在现代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
他关心拆迁问题,曾实地到维权拆迁户的所在地调研,然后他强调“拆迁的时候没有权利,城市规划的时候没有权利。如果他有权跟开发商进行平等谈判,就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得到一部分利益,开发商的利润就没那么大,所以贫富差距的造成是由于普通老百姓权利缺失造成的。”
他关心城市底层小贩的生活,并提出:“政府怎么管理社会,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这是过去传统的‘万能政府’在走向市场经济、走向利益和权利多元、日益民主化的社会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政府总想无所不在地体现它的存在,并且习惯地喜欢把它的意志强加给人民。”
……
“其实,蔡定剑平时为人温和,并不激进,跟普通人一样。”作为老乡的徐建波与蔡定剑有着十几年的交情,今年初还曾共餐,但这个突然的消息令他措手不及。“回想起来,当初聚会他不喝酒,显然已经知道自己生命无多,但却并不想让我们知道。如果知道,也许我会多去看看他,多打打电话,发发短信。”在他看来,蔡定剑更多的时候是以“温和的呐喊者”的面目出现的。
正因为这种面目,蔡定剑一直与诸多媒体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蔡定剑在法大的学生认为,“每个拥有知识资本的人都面对出世或入世,践行或鸵鸟的选择,蔡老师给我们法律人做了最好的榜样诠释。”
南开大学副教授宋华琳则在纪念蔡定剑时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们现在很多知识分子龟缩在象牙塔里,玩高深的、深沉的理论,却全然不关注中国的现实,全然缺乏批判的精深,缺乏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独立、精深、践行,正是蔡定剑被纪念的内在品质。
留给宪政的背影
由于人多,追悼会的仪式做了最大的精简。除了最初的亲人和师长,大部分被分成五六人一组,三鞠躬,瞻仰遗体,与家属握手哀悼。菊花围绕的遗体,冰冷、苍白,再不复所有人记忆中的温暖。
江平教授在离开时,表情哀伤,令人不忍在这样的时刻去打扰采访。1956年,蔡定剑出生在江西省新建县,中学毕业后,曾在福建从戎报国。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复校,他成为第一批学生。时任副院长的江平教授曾在写给蔡定剑的一本文集序言中称赞:“蔡定剑是79级一群佼佼者中的佼佼者。”
人群中两名表情悲伤的男子,举着一幅字:“蔡老师一路走好!——中国选举和治理网网友。”这幅字,被留给礼堂门口发放白花的治丧小组。
一些人拿着几张拼接在一起的纸,合起来是:“宪政民主斗士蔡定剑永远活在中国律师心中。”
……
这些几乎构就了蔡定剑一生所系:为民请命,为宪政请命。
事实上,作为宪政学者的蔡定剑,为外界所知的更多是呐喊,为法学界所佩服的却更多在于其一生对宪政的研究与追求。
蔡定剑所著述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书再版五次,这对于一本纯粹的学术著作来讲十分难得,一直是研究我国政治体制的必读书目。不仅如此,他还直接参与过我国近年来许多的政治体制改革试点,如四川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四川雅安党代表直选试验、上海闵行区委全委会改革等等。在追悼会现场,这些他去调研过或者讲过课的党政机关,几乎都以送花圈的形式表达了哀思。
在追悼会现场发放的《蔡定剑教授生平》中如此记述:“他高度重视实证研究方法,围绕我国法治建设和公民权利保障,围绕最具显示迫切可行的解决方案,被学界誉为我国人大制度研究第一人。所著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监督制度》、《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等成为我国宪政建设的理论指导和实行方案。”
虽悲不伤
离开追悼会的门口,我回望门口贴着一副挽联:“定宪论政壮怀未酬幸有遗志启万千,剑胆琴心哲人其萎惟留雄文垂千古。”这副联由蔡定剑的同班同学、中山大学法院教授马作武所题,其头尾藏有“定剑千古”四个字,读上去却虽悲不伤。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有一段对话:落日问道:“有谁继续我的职务呢?”瓦灯说道:“我要尽我所能地去做,我的主人。”
发稿前夕,又得知一噩耗: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陈桂明教授也于11月27日上午去世了,年仅49岁。很多朋友在网上互相感叹:这个无情的11月,对中国法学界来说就是灾难的一月。
我沉默,想起校友论坛上有人转发的王人博教授在法大蔡定剑教授追思会上的一段讲话:“蔡教授不是一个宗教学家,但是他对宪政民主的那种信仰和信念,使他确实成为了一个教徒,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每一个法学人尊敬的教徒。我们这个国度不缺少学者,但是缺少对民主宪政信仰的清教徒般的教徒。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定剑教授本身就是树在我们身前的一面镜子。”
这个世界,不少人如我一样,也许不曾完全坚信民主宪政,或者是理想被现实折断了翅膀。然而,像蔡定剑一样的人,已经取得了燃烧的火种,我们不仅当纪念,更当前行。
以上,是这场追悼会教给我们的事。
2003年末,蔡定剑重回中国政法大学当教授。彼时,我在军都山下读大二,一方面对于带着盛名、曾经在全国人大工作的新进师长带有一种莫名的疑问:这个人是不是官当腻了,像许多人一样也来大学博取名声?另一方面,对于法律还不甚了然的我的眼中,宪政只存在于传说之中。然后,我错过聆听他讲课的机会。
毕业后,我进入法治媒体,我的很多同事采访过他,印象里蔡定剑是很容易采访的对象,几乎有求必应,没有专家学者的架子,但我并未亲身体验过。
2010年11月22日上午,我看到很多校友的msn签名上写着:“蔡老师一路走好。”方才得知,年仅54岁的蔡定剑去世了。去世前,他仅有的头衔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后来,我受命与《人民检察》杂志社社长徐建波约稿,他说他不敢轻易动笔来纪念蔡老师。
11月26日早晨,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来到了蔡定剑的追悼会。
这是入冬以来北京最冷的一个早晨,天阴沉着,空气里飘荡着悲伤的气氛。在西长安街沿线快到头的地方,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如既往的肃穆,就像那些长眠在这里的人们。
不到七点,已经有许多人来到殡仪馆的东礼堂开始排队等候与蔡定剑的遗体告别,凡是有法治、社会版面的媒体也几乎到齐,这里将送走一个瘦弱的身躯,留下一个坚定的背影。
追悼会八点开始的时候,送行队伍的末端已经排到了大门,刚刚送到的花圈几乎无处摆放。人群中,有许多熟悉的身影,江平、郭道晖、马怀德……不时有学者互相感叹:“很长时间未见,再见居然是这样一个地点”。然而,更多的还是蔡定剑在法大那些记名和未记名的学生们。
在追悼厅的两侧,摆满了蔡定剑学生整理的他的文章和报道,纪念的文字如潮水般涌来,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去世前的几个夜晚、他的生活状态、师友校长的评述……都在第一时间被媒体放大后注入公众视野。我很怀疑自己:还能有怎样的角度来观察?
温和的呐喊者
追悼会上,除了挽联,一些特殊的黑白字引起了我的注意。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泪流满面,拿着一张手写的纸:“感谢蔡老师为消除乙肝歧视所作贡献——乙肝病毒携带者。”
这个叫雷闯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三天之前在他的博客里刚刚写下一篇文章《行者,蔡定剑》,那时他还在深圳。事实上,雷闯从未与蔡定剑谋面。他在2009年曾给中国1983所高校校长寄信,呼吁高考录取时平等录取包括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内的每一个考生。蔡定剑知道此事之后,联合其他20多名中国法学知名教授,发起了关于《高考招录中拒绝歧视倡议书》。再后来,雷闯在杭州办得了“首张”食品行业健康证,有记者去采访了蔡定剑,在后来的节目播出中,他才算是第一次见识了蔡教授的风采。
事实上,蔡定剑最早接触乙肝歧视问题是在2003年11月,当时,他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组副组长,负责立法规划。蔡定剑曾经收到一份由1611位公民签名的信函,“要求对公务员录用限制乙肝病毒携带者规定进行违宪审查和加强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立法保护的建议书”。
这些年来,蔡定剑不管是写文章还是接受采访、开研讨会,都在无数个场合一遍遍重申着反就业歧视的重要性。“现在是推动反歧视立法的最好时机,推动反歧视立法并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推动反歧视,最重要的是国家机关要以身作则,担负起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
出台统一的反歧视法,设立一套反歧视程序和制度,建立处理歧视的专业机构,这三点一直是蔡定剑的生前愿望。
其实,除了为雷闯这样的人呼吁,蔡定剑的声音还出现在现代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
他关心拆迁问题,曾实地到维权拆迁户的所在地调研,然后他强调“拆迁的时候没有权利,城市规划的时候没有权利。如果他有权跟开发商进行平等谈判,就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得到一部分利益,开发商的利润就没那么大,所以贫富差距的造成是由于普通老百姓权利缺失造成的。”
他关心城市底层小贩的生活,并提出:“政府怎么管理社会,管理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这是过去传统的‘万能政府’在走向市场经济、走向利益和权利多元、日益民主化的社会所没有解决的问题。政府总想无所不在地体现它的存在,并且习惯地喜欢把它的意志强加给人民。”
……
“其实,蔡定剑平时为人温和,并不激进,跟普通人一样。”作为老乡的徐建波与蔡定剑有着十几年的交情,今年初还曾共餐,但这个突然的消息令他措手不及。“回想起来,当初聚会他不喝酒,显然已经知道自己生命无多,但却并不想让我们知道。如果知道,也许我会多去看看他,多打打电话,发发短信。”在他看来,蔡定剑更多的时候是以“温和的呐喊者”的面目出现的。
正因为这种面目,蔡定剑一直与诸多媒体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蔡定剑在法大的学生认为,“每个拥有知识资本的人都面对出世或入世,践行或鸵鸟的选择,蔡老师给我们法律人做了最好的榜样诠释。”
南开大学副教授宋华琳则在纪念蔡定剑时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们现在很多知识分子龟缩在象牙塔里,玩高深的、深沉的理论,却全然不关注中国的现实,全然缺乏批判的精深,缺乏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独立、精深、践行,正是蔡定剑被纪念的内在品质。
留给宪政的背影
由于人多,追悼会的仪式做了最大的精简。除了最初的亲人和师长,大部分被分成五六人一组,三鞠躬,瞻仰遗体,与家属握手哀悼。菊花围绕的遗体,冰冷、苍白,再不复所有人记忆中的温暖。
江平教授在离开时,表情哀伤,令人不忍在这样的时刻去打扰采访。1956年,蔡定剑出生在江西省新建县,中学毕业后,曾在福建从戎报国。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复校,他成为第一批学生。时任副院长的江平教授曾在写给蔡定剑的一本文集序言中称赞:“蔡定剑是79级一群佼佼者中的佼佼者。”
人群中两名表情悲伤的男子,举着一幅字:“蔡老师一路走好!——中国选举和治理网网友。”这幅字,被留给礼堂门口发放白花的治丧小组。
一些人拿着几张拼接在一起的纸,合起来是:“宪政民主斗士蔡定剑永远活在中国律师心中。”
……
这些几乎构就了蔡定剑一生所系:为民请命,为宪政请命。
事实上,作为宪政学者的蔡定剑,为外界所知的更多是呐喊,为法学界所佩服的却更多在于其一生对宪政的研究与追求。
蔡定剑所著述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书再版五次,这对于一本纯粹的学术著作来讲十分难得,一直是研究我国政治体制的必读书目。不仅如此,他还直接参与过我国近年来许多的政治体制改革试点,如四川罗江县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四川雅安党代表直选试验、上海闵行区委全委会改革等等。在追悼会现场,这些他去调研过或者讲过课的党政机关,几乎都以送花圈的形式表达了哀思。
在追悼会现场发放的《蔡定剑教授生平》中如此记述:“他高度重视实证研究方法,围绕我国法治建设和公民权利保障,围绕最具显示迫切可行的解决方案,被学界誉为我国人大制度研究第一人。所著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监督制度》、《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等成为我国宪政建设的理论指导和实行方案。”
虽悲不伤
离开追悼会的门口,我回望门口贴着一副挽联:“定宪论政壮怀未酬幸有遗志启万千,剑胆琴心哲人其萎惟留雄文垂千古。”这副联由蔡定剑的同班同学、中山大学法院教授马作武所题,其头尾藏有“定剑千古”四个字,读上去却虽悲不伤。
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有一段对话:落日问道:“有谁继续我的职务呢?”瓦灯说道:“我要尽我所能地去做,我的主人。”
发稿前夕,又得知一噩耗: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陈桂明教授也于11月27日上午去世了,年仅49岁。很多朋友在网上互相感叹:这个无情的11月,对中国法学界来说就是灾难的一月。
我沉默,想起校友论坛上有人转发的王人博教授在法大蔡定剑教授追思会上的一段讲话:“蔡教授不是一个宗教学家,但是他对宪政民主的那种信仰和信念,使他确实成为了一个教徒,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每一个法学人尊敬的教徒。我们这个国度不缺少学者,但是缺少对民主宪政信仰的清教徒般的教徒。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定剑教授本身就是树在我们身前的一面镜子。”
这个世界,不少人如我一样,也许不曾完全坚信民主宪政,或者是理想被现实折断了翅膀。然而,像蔡定剑一样的人,已经取得了燃烧的火种,我们不仅当纪念,更当前行。
以上,是这场追悼会教给我们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