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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有机会这样深入地了解中产家庭的这一个世界—孩子。尤其在和好友之间，我们会交流文学艺术电影等共同的兴趣爱好，却甚少讨论教育这个话题。当这个世界展开在眼前，我发现它是如此精彩，好像一面湖水，看到自己，也看到世界。
当然，这面湖水也折射着许多尚待深入的公共议题，关于我们这一代人，关于当下中国，自然，也关涉着过去与未来。
“我们一直在大海里游泳”
和魏珏约见在一个盛夏的傍晚，广州新开的“旧物仓”，一家充满着布尔乔亚情调的怀旧咖啡厅，里面陈设着传统广式花砖，古董电话，门口还停着一架骚气的湖蓝色老爷车。我笑说，“这里很中产”。我们是好朋友，和平时插科打诨不一样，这次交谈颇为严肃。
第二天，我发短信给他，谈了一些自己的感触，其中反思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是的，教育有时候像一面镜子，可以让人“复盘”自己的成长。
魏珏五十出头，打扮入时，谈吐不凡，是资深乐评人和音响专家。因父母都是官员，他和妹妹的成长环境相对同龄人更为优越，这也养成了他们良好的生活品味。他们不怎么爱学习，但也许是家庭的影响，两人都是学霸—他毕业于浙大，妹妹则是牛津大学的高材生。
深圳福田口岸，放学的跨境学童已通过香港边检，正在等待回到深圳境内。这个通道是他们每天上下学的必经之路。
我问他对自己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有何教育目标，他说没有，见我讶异，解释说，因为“曾经经历父母的压力，不敢给太大的压力给孩子”。但聊天聊到一半，他还是承认想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比如华师附中，这是广东最好的中学，只是不想让这个目标成为孩子的重压，可谓用心良苦。
成长经历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父母如何被塑造，有时会对教育理念形成沿袭，有时会形成反弹。比如魏珏，他就觉得中国教育缺少的是一种弹性和批判性思维。“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不能单方面去看它。”当然，他认为品格和良好品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问对教育问题，是否会产生焦虑。 “我没有这种感觉。焦虑是家长自己造成的。如果我给孩子制定一个目标，比如华师附中，但是我又不是她自己，那么我肯定无法控制这个结果，那这个目标的制定和失控就会造成焦虑。”
这是一个很清醒的认识，我也并不惊讶我的朋友会有这种态度，实际上这和我认识的他的个性非常吻合。他不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相反，他很容易活在当下，无论是当年辞职作为摄影师游遍大江南北，还是选择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所以他说会在考试前一天晚上带女儿出去玩，看她喜欢的电影，吃冰激凌的时候，“是为了让她放松下来。但是我从小就会培养她看书的习惯。”这似乎是中产家庭的共识，因为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倾向于把读书的习惯传承给孩子，但那种汲汲以求得来的成功并不是他们追求的。
“我们一直在大海里游泳”，这是他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在他看来，西方教育体制下的孩子，是在湖泊里游泳，风平浪静景色宜人，而中国的孩子，始终在大海中经受惊涛骇浪。这个比喻一刹那间让我想起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也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求学阶段，那些如山堆积的卷子，一个结束了永远有下一个的考试。更重要的是，除了成为最优秀的一个，似乎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目标，如同大海里的孤舟缺乏方向。
下一站，更优秀
当然，我们并非是真的孤舟。魏珏侨居英国的妹妹的女儿，在香港就读小学四年级，刚刚通过考试考取了哈罗公学香港国际学校的入学资格，将成为诗人拜伦、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及各种当代贵族子弟的校友。
有意思的是，魏珏说这个孩子平时并非学霸，“我们也很奇怪，不知怎么她就能把别人挤破头都通过不了的考试给通过了。”哈罗公学需要严格控制人数，因为报名人数大大多于录取额，如果不能通过考试而想入学，家长需要支付500万港元—这真的很贵族。
因为经常去香港玩，和妹妹的孩子接触多，魏珏的孩子也“想像她表姐那样”。是的，无论家长对孩子“成为优秀”的期望是否掩藏在内心深处，孩子们总是能敏锐地发现，而相亲相近的同辈孩子之间，更加会秘而不宣地因袭这种渴望。我于是发现，无论是否知道“优秀”的定义，以及“优秀”的下一站是什么，人类似乎有天生的本能趋向成为优秀，对阶层和精英、贵族、中产这些定义毫无概念的孩子，都会天然自然地渴望进入到“更好”的学校，与“更聪明”“更优秀”的人成为同伴，无论这意味着什么。
生活在当代中国这个浓缩西方400年发展道路于40年间的社会，很少有人能像魏珏那样，保持着处变不惊的心态，因为我们有一种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明天会在哪里的模糊。
与其说焦虑是聚焦在孩子教育上，不如说生活在中国的中产阶层很大一部分就面对自身生存的焦虑。身处急遽社会转型期间的中国，随着阶层上升通道的逐渐关闭，随着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迭代，经历了多年打拼为自己赢得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他们，内心却被笼罩一种压力之下：我及我的下一代，不能掉出这一个辛苦爬上来的中间位置，甚至有可能的话，再向上攀升。
然而他们可控的东西太少—因为在这个巨大的游戲面前，可以预见的因素太少了。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学位房。所以家长们只有像溺水的人抓住一块泡沫一样抓住它。
“完全是一种疯狂的状态。”红娘眼见熟人为了一个学位房多付一两百万。“考上一个重点学校又能怎样呢？当然了，有些人是精明，他觉得是一箭双雕。为什么呢，我等于给孩子施压—你看我为了你付出这么多。”她总是有这样的犀利和敏锐。
和红娘聊天是在她位于番禺的家里。一进门，最大的感觉是静谧。客厅最大的一面墙全部做成了书橱，低调拉上了帘子。外面骄阳似火，她点着一盏灯，正在读利玛窦的著作。这位我非常佩服的女士，有着渊源深厚的家学传承—她的母亲范氏，是大文学家范仲淹后人。她生性散淡，很早脱离了体制，却一直在做学问，出书、写作、讲学。 这是一个典型的高知家庭，她先生是桥梁专家，她自己做文字学和古代文化方面的研究。孩子桥桥今年刚刚高中毕业，下个月飞赴蒙特利尔，就读有“加拿大哈佛”之称的名校麦吉尔大学物理系。
红娘承认，尽管孩子从来没有上过一个补习班，但他们夫妇二人，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花时间培养他—桥桥是一个早慧的少年，1岁7个月，刚开口说话时，就连续背诵母亲一直在身边念兹在兹的儿歌和古诗，再过了两个月，就开口说出她通过CD播放的英文文章。
三四岁时，桥桥喜欢上一本关于恐龙的图册，就翻来覆去地自己看。“一开始很多字不认得，但是起码龙字是认得的……后来慢慢地认，一本书下来，他认全了一千多个字。”
考 验
和桥桥有过不多的接触，但都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这个18岁的孩子常常在一些时候表现出他对某个领域非常深入的研究，让我诧异不已。
他本身数理方面的直觉很强，选择的深造方向也是理科，但是对文科有浓厚的兴趣。他会说日语，日本流行文化了若指掌；他12岁时随母亲看完电影《悲惨世界》，就自己在网上找了十多个语言版本的歌剧版来看，可以准确而充满感情地唱出所有唱段；他对法国革命极其热爱，历史如数家珍……而这当然和他从未上过一堂补习班，而且“从来不把作业带回家”有巨大关系。
桥桥是幸运的，他的幸运在于他被开启了对知识海洋的兴趣，这种兴趣如同火苗，一旦点燃就会继续燃烧下去。桥桥的幸运更在于他对知识的热爱没有被学校制度淹没，当然，这其中也有许多艰辛，特别对父母的考验。
红娘轻描淡写说，孩子曾经“摔过一跤”。桥桥原来初一考上了广州一所著名的公办外语学校，入学时是全班第12名，一年后变成班上倒数第二，因为“没有做惯作业的孩子寄宿在校，天天被老师逼着做作业。结果就是严重的不适应，上课睡觉，考试睡觉。”
她没说孩子半句，只立下“吃好，睡好，玩好”的家规，并且作了一个未必每个家长都有胆量和物质条件支撑的决定—给孩子请一年病假，开始了游学计划。当时已是全职妈妈的红娘带着桥桥，半年多时间里去了全国20多个省份。因为她知道孩子缺玩，“孩子的小心脏这一年肯定被蹂躏得支离破碎。”到孩子玩不动了，想学习了，她请来一个美国的博士给包括桥桥在内的孩子在家上学，又亲自给孩子补习全科功课，重新考上一个实行双语教育的民办学校。
你的自由，他的压抑
是的，尽管常常超出成年人的想象，孩子对学校有自己独特的观察、判断和反思能力。然而，这真的值得惊讶吗？回想自己的成长历程，难道我们的思想最活跃、最尖锐、甚至最深刻的时候，不就在青春期吗？那个时候的孩子，有着成年人难以企及的“清心”，他们心无旁骛，因而有时能洞见成年人所不能洞见的。
一位名为“孙老六”的网友在某社区写了长达数千字的对衡水中学相对客观中肯并无抹黑之嫌的分析后，在结语部分写了一段颇为感性的话，读之让人动容：
“我离开那里已经一年半了，这一年半以来，每当我的精神开始紧张（比如某个deadline临近或者进入考试周……），我都会梦见自己因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原因而被大学开除，又回到了那里。空气中潮湿的气息夹杂着汗味向我袭来，我一头扎进宿舍楼，在狭小的三十人间里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然后赶快跑回教室。一间教室130人，我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写卷子，没人抬头。
在衡中一切都让位于学习……食品产业的猪没有尊严，教育产业的学生怎么会有尊严呢……”
今年4月，备受争议的衡中在《中国学科竞赛500强中学排行榜》中位列全国第一。县城“超级中学”在教育上的优势与弊端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话题，关系着教育资源的极度集中，关系着教育是否可以产业化以及如何产业化，关系着怎样的教育模式才是好的。
我想，和桥桥相似的孩子们的幸运还在于，他们的自由和尊严受到了保护，这一点，也许短期内无法看到差异—只要名校的光环还是那么光芒四射，但人生很長，后面的几十年，也许才是差异慢慢呈现的时刻。
唐建新和16岁的儿子唐凌峰一起骑行在广州到西藏的路上。
如此大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各种教育机构提供的各种服务，从课内到课外，从应试到个性化教学。而当在这个教育这个“大海”里“裸泳”时，就必然面对许多的选择，这些选择，更加深了他们本身的焦虑。
投资人唐建新应对这种焦虑的方式是投入—但不是金钱，是拿人陪上。在写下这篇文章的前一天晚上，他给我发信息，“今天抵达香格里拉，少有高反。”这是他和16岁的儿子唐凌峰、90后资深志愿者张智达组队进行广州-西藏-非洲公益骑行的第21天。
在朋友圈中他写道，“凌峰‘小朋友’继续执行队长职务。让小朋友做队长，主要是锻炼他的团队组织能力，决策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这类锻炼，是我国现行应试教育体制下无法完成的，这类素质教育，只能由我们的家庭教育来弥补……长途骑行，最具魅力之处，相当于短时间体验一次创业旅程或人生旅程，犹如一种新的活法。”
想起了很多年前，香港一位教育家、我的老师蔡元云医生所写的著作《男人的面具：从未遇上的父亲》，他说父亲角色在教育中非常重要，而这恰恰是中国式家庭容易忽略的。父亲因为工作压力，或惯常戴起面具，未能真正进入与孩子的亲密关系中。而根据心理学研究，父亲角色是孩子勇气的来源，如果没有父亲的祝福，孩子在成年的路上将缺少勇气与毅力。
在日益逼仄的生存空间里，每个人的角色变得越来越繁复、压力越来越沉重，但如果愿意陪伴孩子走一段路，有收获的人的不仅仅是孩子，同时也是自己。正如唐建新和我在电话里说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也有他们获得幸福的能力。我们只是尽量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在他们成长过程中陪伴，陪伴他们慢慢长大……而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反而是孩子教给你的。”
和三位的交流意犹未尽，于我有非常多的启发，教育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焦点，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一个焦点，因为它如同凹凸镜的中心，把各方各面的能量都汇聚于一点。而在这个点上，中产家庭在这场教育战争中并非只有焦虑和压力，也凝结了许多智慧。
当然，这面湖水也折射着许多尚待深入的公共议题，关于我们这一代人，关于当下中国，自然，也关涉着过去与未来。
“我们一直在大海里游泳”
和魏珏约见在一个盛夏的傍晚，广州新开的“旧物仓”，一家充满着布尔乔亚情调的怀旧咖啡厅，里面陈设着传统广式花砖，古董电话，门口还停着一架骚气的湖蓝色老爷车。我笑说，“这里很中产”。我们是好朋友，和平时插科打诨不一样，这次交谈颇为严肃。
第二天，我发短信给他，谈了一些自己的感触，其中反思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是的，教育有时候像一面镜子，可以让人“复盘”自己的成长。
魏珏五十出头，打扮入时，谈吐不凡，是资深乐评人和音响专家。因父母都是官员，他和妹妹的成长环境相对同龄人更为优越，这也养成了他们良好的生活品味。他们不怎么爱学习，但也许是家庭的影响，两人都是学霸—他毕业于浙大，妹妹则是牛津大学的高材生。
我问他对自己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有何教育目标，他说没有，见我讶异，解释说，因为“曾经经历父母的压力，不敢给太大的压力给孩子”。但聊天聊到一半，他还是承认想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比如华师附中，这是广东最好的中学，只是不想让这个目标成为孩子的重压，可谓用心良苦。
成长经历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父母如何被塑造，有时会对教育理念形成沿袭，有时会形成反弹。比如魏珏，他就觉得中国教育缺少的是一种弹性和批判性思维。“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不能单方面去看它。”当然，他认为品格和良好品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问对教育问题，是否会产生焦虑。 “我没有这种感觉。焦虑是家长自己造成的。如果我给孩子制定一个目标，比如华师附中，但是我又不是她自己，那么我肯定无法控制这个结果，那这个目标的制定和失控就会造成焦虑。”
这是一个很清醒的认识，我也并不惊讶我的朋友会有这种态度，实际上这和我认识的他的个性非常吻合。他不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相反，他很容易活在当下，无论是当年辞职作为摄影师游遍大江南北，还是选择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所以他说会在考试前一天晚上带女儿出去玩，看她喜欢的电影，吃冰激凌的时候，“是为了让她放松下来。但是我从小就会培养她看书的习惯。”这似乎是中产家庭的共识，因为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倾向于把读书的习惯传承给孩子，但那种汲汲以求得来的成功并不是他们追求的。
“我们一直在大海里游泳”，这是他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在他看来，西方教育体制下的孩子，是在湖泊里游泳，风平浪静景色宜人，而中国的孩子，始终在大海中经受惊涛骇浪。这个比喻一刹那间让我想起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也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求学阶段，那些如山堆积的卷子，一个结束了永远有下一个的考试。更重要的是，除了成为最优秀的一个，似乎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目标，如同大海里的孤舟缺乏方向。
下一站，更优秀
当然，我们并非是真的孤舟。魏珏侨居英国的妹妹的女儿，在香港就读小学四年级，刚刚通过考试考取了哈罗公学香港国际学校的入学资格，将成为诗人拜伦、英国首相丘吉尔以及各种当代贵族子弟的校友。
有意思的是，魏珏说这个孩子平时并非学霸，“我们也很奇怪，不知怎么她就能把别人挤破头都通过不了的考试给通过了。”哈罗公学需要严格控制人数，因为报名人数大大多于录取额，如果不能通过考试而想入学，家长需要支付500万港元—这真的很贵族。
因为经常去香港玩，和妹妹的孩子接触多，魏珏的孩子也“想像她表姐那样”。是的，无论家长对孩子“成为优秀”的期望是否掩藏在内心深处，孩子们总是能敏锐地发现，而相亲相近的同辈孩子之间，更加会秘而不宣地因袭这种渴望。我于是发现，无论是否知道“优秀”的定义，以及“优秀”的下一站是什么，人类似乎有天生的本能趋向成为优秀，对阶层和精英、贵族、中产这些定义毫无概念的孩子，都会天然自然地渴望进入到“更好”的学校，与“更聪明”“更优秀”的人成为同伴，无论这意味着什么。
生活在当代中国这个浓缩西方400年发展道路于40年间的社会，很少有人能像魏珏那样，保持着处变不惊的心态，因为我们有一种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明天会在哪里的模糊。
与其说焦虑是聚焦在孩子教育上，不如说生活在中国的中产阶层很大一部分就面对自身生存的焦虑。身处急遽社会转型期间的中国，随着阶层上升通道的逐渐关闭，随着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迭代，经历了多年打拼为自己赢得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他们，内心却被笼罩一种压力之下：我及我的下一代，不能掉出这一个辛苦爬上来的中间位置，甚至有可能的话，再向上攀升。
然而他们可控的东西太少—因为在这个巨大的游戲面前，可以预见的因素太少了。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学位房。所以家长们只有像溺水的人抓住一块泡沫一样抓住它。
“完全是一种疯狂的状态。”红娘眼见熟人为了一个学位房多付一两百万。“考上一个重点学校又能怎样呢？当然了，有些人是精明，他觉得是一箭双雕。为什么呢，我等于给孩子施压—你看我为了你付出这么多。”她总是有这样的犀利和敏锐。
和红娘聊天是在她位于番禺的家里。一进门，最大的感觉是静谧。客厅最大的一面墙全部做成了书橱，低调拉上了帘子。外面骄阳似火，她点着一盏灯，正在读利玛窦的著作。这位我非常佩服的女士，有着渊源深厚的家学传承—她的母亲范氏，是大文学家范仲淹后人。她生性散淡，很早脱离了体制，却一直在做学问，出书、写作、讲学。 这是一个典型的高知家庭，她先生是桥梁专家，她自己做文字学和古代文化方面的研究。孩子桥桥今年刚刚高中毕业，下个月飞赴蒙特利尔，就读有“加拿大哈佛”之称的名校麦吉尔大学物理系。
红娘承认，尽管孩子从来没有上过一个补习班，但他们夫妇二人，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花时间培养他—桥桥是一个早慧的少年，1岁7个月，刚开口说话时，就连续背诵母亲一直在身边念兹在兹的儿歌和古诗，再过了两个月，就开口说出她通过CD播放的英文文章。
三四岁时，桥桥喜欢上一本关于恐龙的图册，就翻来覆去地自己看。“一开始很多字不认得，但是起码龙字是认得的……后来慢慢地认，一本书下来，他认全了一千多个字。”
考 验
和桥桥有过不多的接触，但都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这个18岁的孩子常常在一些时候表现出他对某个领域非常深入的研究，让我诧异不已。
他本身数理方面的直觉很强，选择的深造方向也是理科，但是对文科有浓厚的兴趣。他会说日语，日本流行文化了若指掌；他12岁时随母亲看完电影《悲惨世界》，就自己在网上找了十多个语言版本的歌剧版来看，可以准确而充满感情地唱出所有唱段；他对法国革命极其热爱，历史如数家珍……而这当然和他从未上过一堂补习班，而且“从来不把作业带回家”有巨大关系。
桥桥是幸运的，他的幸运在于他被开启了对知识海洋的兴趣，这种兴趣如同火苗，一旦点燃就会继续燃烧下去。桥桥的幸运更在于他对知识的热爱没有被学校制度淹没，当然，这其中也有许多艰辛，特别对父母的考验。
红娘轻描淡写说，孩子曾经“摔过一跤”。桥桥原来初一考上了广州一所著名的公办外语学校，入学时是全班第12名，一年后变成班上倒数第二，因为“没有做惯作业的孩子寄宿在校，天天被老师逼着做作业。结果就是严重的不适应，上课睡觉，考试睡觉。”
她没说孩子半句，只立下“吃好，睡好，玩好”的家规，并且作了一个未必每个家长都有胆量和物质条件支撑的决定—给孩子请一年病假，开始了游学计划。当时已是全职妈妈的红娘带着桥桥，半年多时间里去了全国20多个省份。因为她知道孩子缺玩，“孩子的小心脏这一年肯定被蹂躏得支离破碎。”到孩子玩不动了，想学习了，她请来一个美国的博士给包括桥桥在内的孩子在家上学，又亲自给孩子补习全科功课，重新考上一个实行双语教育的民办学校。
你的自由，他的压抑
是的，尽管常常超出成年人的想象，孩子对学校有自己独特的观察、判断和反思能力。然而，这真的值得惊讶吗？回想自己的成长历程，难道我们的思想最活跃、最尖锐、甚至最深刻的时候，不就在青春期吗？那个时候的孩子，有着成年人难以企及的“清心”，他们心无旁骛，因而有时能洞见成年人所不能洞见的。
一位名为“孙老六”的网友在某社区写了长达数千字的对衡水中学相对客观中肯并无抹黑之嫌的分析后，在结语部分写了一段颇为感性的话，读之让人动容：
“我离开那里已经一年半了，这一年半以来，每当我的精神开始紧张（比如某个deadline临近或者进入考试周……），我都会梦见自己因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原因而被大学开除，又回到了那里。空气中潮湿的气息夹杂着汗味向我袭来，我一头扎进宿舍楼，在狭小的三十人间里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然后赶快跑回教室。一间教室130人，我进去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写卷子，没人抬头。
在衡中一切都让位于学习……食品产业的猪没有尊严，教育产业的学生怎么会有尊严呢……”
今年4月，备受争议的衡中在《中国学科竞赛500强中学排行榜》中位列全国第一。县城“超级中学”在教育上的优势与弊端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话题，关系着教育资源的极度集中，关系着教育是否可以产业化以及如何产业化，关系着怎样的教育模式才是好的。
我想，和桥桥相似的孩子们的幸运还在于，他们的自由和尊严受到了保护，这一点，也许短期内无法看到差异—只要名校的光环还是那么光芒四射，但人生很長，后面的几十年，也许才是差异慢慢呈现的时刻。
如此大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各种教育机构提供的各种服务，从课内到课外，从应试到个性化教学。而当在这个教育这个“大海”里“裸泳”时，就必然面对许多的选择，这些选择，更加深了他们本身的焦虑。
投资人唐建新应对这种焦虑的方式是投入—但不是金钱，是拿人陪上。在写下这篇文章的前一天晚上，他给我发信息，“今天抵达香格里拉，少有高反。”这是他和16岁的儿子唐凌峰、90后资深志愿者张智达组队进行广州-西藏-非洲公益骑行的第21天。
在朋友圈中他写道，“凌峰‘小朋友’继续执行队长职务。让小朋友做队长，主要是锻炼他的团队组织能力，决策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这类锻炼，是我国现行应试教育体制下无法完成的，这类素质教育，只能由我们的家庭教育来弥补……长途骑行，最具魅力之处，相当于短时间体验一次创业旅程或人生旅程，犹如一种新的活法。”
想起了很多年前，香港一位教育家、我的老师蔡元云医生所写的著作《男人的面具：从未遇上的父亲》，他说父亲角色在教育中非常重要，而这恰恰是中国式家庭容易忽略的。父亲因为工作压力，或惯常戴起面具，未能真正进入与孩子的亲密关系中。而根据心理学研究，父亲角色是孩子勇气的来源，如果没有父亲的祝福，孩子在成年的路上将缺少勇气与毅力。
在日益逼仄的生存空间里，每个人的角色变得越来越繁复、压力越来越沉重，但如果愿意陪伴孩子走一段路，有收获的人的不仅仅是孩子，同时也是自己。正如唐建新和我在电话里说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也有他们获得幸福的能力。我们只是尽量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在他们成长过程中陪伴，陪伴他们慢慢长大……而你会发现，有些东西反而是孩子教给你的。”
和三位的交流意犹未尽，于我有非常多的启发，教育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焦点，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一个焦点，因为它如同凹凸镜的中心，把各方各面的能量都汇聚于一点。而在这个点上，中产家庭在这场教育战争中并非只有焦虑和压力，也凝结了许多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