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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枪”
就在芦山地震的第二天，有关红十字会的一条负面新闻，就盖过了除地震之外的其他所有新闻。
4月21日13时许，有网络媒体的报道称，台湾红十字会组成救助队欲入川救助，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要求其先援助500万元人民币才可以进入灾区。报道还援引台湾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的话称，4月21日下午已经收到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来的500万元善款用处细则，其中100万元人民币用于医疗器材的购买，另外400万元并没透露具体用处。
这条消息迅即引发网友疯狂评论，国内各家媒体官方微博纷纷转载，引发义愤。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辟谣，承认捐款确有其事，但“台湾救援队能否进入，不取决于红会，而是由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两件事并无关联。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表示，说红会要挟，实属夸大了红会的作用。
当天下午，台湾红十字会也在其官方网站严正声明“此为错误报道，绝无此事”。声明称，台湾红十字会于20日因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提出需求，决定捐助500万元人民币给地震灾区。依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初步规划，100万元人民币将用于紧急阶段之救援及灾民安置、采购医疗药品、器材，台湾红十字会将实时拨付；另外400万元人民币将用于灾后重建，款项将于提出细部规划后拨付，并将共同执行赈灾重建计划。
在当晚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台湾红十字会台湾总会赈济处陈姓处长还晒出了其与最初报道者的邮件往来，确认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要求台湾红十字会先援助500万人民币再进入灾区救助”一说根本不存在。陈姓处长说，“大陆红十字组织是有提出500万人民币的赈济需求，但并未说要捐500万才能进入灾区。”
在台湾方面背书后，这一乌龙事件就此落幕，红会“躺枪”，却没有收获同情。事情虽然得到澄清，但网友的注意力早已远离此事，转而质疑起了4月21日中午的照片事件。
4月21日中午12时51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其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张一男一女在救灾帐篷中吃泡面的照片。图说为：“刚经历了一场余震，坐下来吃碗泡面。”微博并未注明这两个人的身份。
不过眼尖的网友很快认出，照片中的女性为红会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网友们没有认出赵白鸽身边穿着红会标志马甲的男子，不过他戴着的一款手表深深“刺痛”了网友的眼睛，很快地，“表弟”一说新鲜出笼，其佩戴的手表被指认为浪琴表，痛骂开始在网络上蔓延。甚至连赵白鸽面前摆放的三个矿泉水瓶也成为网友们“吐槽”的内容：别人没水喝，你一个人喝三瓶。
这次出来紧急辟谣的是北京媒体《新京报》。身穿红会马甲的“表弟”随后被多名同事指认为该报特派雅安地震灾区记者，当时在芦山县医院边吃方便面边采访赵白鸽，并非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当天晚上，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发布该事件调查报告，确认了该男子的真实身份，确为《新京报》记者，“照片系他今天中午采访赵会长边吃边聊时所摄，其红色外套为红会所赠，手表系由其女友在韩国购买，价格约400元人民币。”不过，该委员会的报告中也认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官方微博发布此照片欠妥。
“乌龙”
地震三天后，《新京报》的一篇报道称，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拟于5月中下旬，重新启动针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并邀请社会公众同步参与。
该报道称，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4月23日表示，目前，社监委内部已经对重查“郭美美案”达成初步共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表示愿意配合这次调查。
红会社监委的官方微博账号两次转发了这一报道，显示出对这一报道内容的基本认可，只是随后强调了重新调查的程序问题： “委员刘姝威、黄伟民、王永建议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的消息得到广泛关注，不少媒体和网友也希望参加，特此致谢。按照社监委章程，该提议须由半数以上委员通过方能启动，进一步的消息将随时发布。”
尽管官方微博已经明确提示了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与红会本身的区别，重查“郭美美案”也只是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部分委员的意向，但在随后的传播中，人们将这个消息理解为，红会将重启对“郭美美案”的调查。没有多少人会在意这两个机构一再宣称的“互不隶属”关系。
误解并非空穴来风。在社会监督委员会高调宣布将重启对“郭美美案”的调查时，红会高层保持着异样的沉默，既未否认也没有确认这一消息。直到信息充分发酵三天后，4月26日傍晚，红会秘书长王汝鹏才在其实名认证微博，把这个消息轻描淡写地化解为一条“乌龙新闻”。
王汝鹏的微博说：“红会没有任何人说要重查GMM，社会监督委目前也没有开会作出决定要重查GMM。真实情况是监督委王永、刘姝威两位委员的个人提议。一些媒体记者见风就是雨，报道成了红会决定要重查GMM事件。这样的乌龙新闻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但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明确维护了消息的真实性。社会监督委员会成员、新闻发言人王永对《新民周刊》表示，报道的唯一瑕疵在于，“社监委内部达成初步共识”应为“社监委内部几个委员达成初步共识”。
他表示，王汝鹏的表述并不准确。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多个声明显示，重新调查起码最初源于三位委员（王永、刘姝威、黄伟民）的个人建议，而不是两个人。王汝鹏强调“社会监督委目前也没有开会作出决定”，却对社会监督委员会“内部已达成初步共识”只字不提。
监督困境
4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其微博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于建嵘表达了个人与体制的“纠缠”：“说实话，我对红会现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博士还是认同的。前年冬，我发起救助露宿街头上访者时，众多国家机器对我们施压，她却私人给活动捐了两万元。但红会的问题是：官僚化没有了人性，不公开失去了人心。这些不是她个人能改变的。”
“郭美美事件”以及其后一系列丑闻，中国红十字会遭到的声誉危机足以令世界上任何一家普通慈善组织破产。中国红十字会虽因其特殊地位而屹立不倒，但也经历了人事更迭。
就在芦山地震的第二天，有关红十字会的一条负面新闻，就盖过了除地震之外的其他所有新闻。
4月21日13时许，有网络媒体的报道称，台湾红十字会组成救助队欲入川救助，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要求其先援助500万元人民币才可以进入灾区。报道还援引台湾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的话称，4月21日下午已经收到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来的500万元善款用处细则，其中100万元人民币用于医疗器材的购买，另外400万元并没透露具体用处。
这条消息迅即引发网友疯狂评论，国内各家媒体官方微博纷纷转载，引发义愤。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辟谣，承认捐款确有其事，但“台湾救援队能否进入，不取决于红会，而是由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定”，两件事并无关联。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表示，说红会要挟，实属夸大了红会的作用。
当天下午，台湾红十字会也在其官方网站严正声明“此为错误报道，绝无此事”。声明称，台湾红十字会于20日因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提出需求，决定捐助500万元人民币给地震灾区。依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初步规划，100万元人民币将用于紧急阶段之救援及灾民安置、采购医疗药品、器材，台湾红十字会将实时拨付；另外400万元人民币将用于灾后重建，款项将于提出细部规划后拨付，并将共同执行赈灾重建计划。
在当晚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台湾红十字会台湾总会赈济处陈姓处长还晒出了其与最初报道者的邮件往来，确认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要求台湾红十字会先援助500万人民币再进入灾区救助”一说根本不存在。陈姓处长说，“大陆红十字组织是有提出500万人民币的赈济需求，但并未说要捐500万才能进入灾区。”
在台湾方面背书后，这一乌龙事件就此落幕，红会“躺枪”，却没有收获同情。事情虽然得到澄清，但网友的注意力早已远离此事，转而质疑起了4月21日中午的照片事件。
4月21日中午12时51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在其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张一男一女在救灾帐篷中吃泡面的照片。图说为：“刚经历了一场余震，坐下来吃碗泡面。”微博并未注明这两个人的身份。
不过眼尖的网友很快认出，照片中的女性为红会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网友们没有认出赵白鸽身边穿着红会标志马甲的男子，不过他戴着的一款手表深深“刺痛”了网友的眼睛，很快地，“表弟”一说新鲜出笼，其佩戴的手表被指认为浪琴表，痛骂开始在网络上蔓延。甚至连赵白鸽面前摆放的三个矿泉水瓶也成为网友们“吐槽”的内容：别人没水喝，你一个人喝三瓶。
这次出来紧急辟谣的是北京媒体《新京报》。身穿红会马甲的“表弟”随后被多名同事指认为该报特派雅安地震灾区记者，当时在芦山县医院边吃方便面边采访赵白鸽，并非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当天晚上，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发布该事件调查报告，确认了该男子的真实身份，确为《新京报》记者，“照片系他今天中午采访赵会长边吃边聊时所摄，其红色外套为红会所赠，手表系由其女友在韩国购买，价格约400元人民币。”不过，该委员会的报告中也认为，中国红十字会的官方微博发布此照片欠妥。
“乌龙”
地震三天后，《新京报》的一篇报道称，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拟于5月中下旬，重新启动针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并邀请社会公众同步参与。
该报道称，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4月23日表示，目前，社监委内部已经对重查“郭美美案”达成初步共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也表示愿意配合这次调查。
红会社监委的官方微博账号两次转发了这一报道，显示出对这一报道内容的基本认可，只是随后强调了重新调查的程序问题： “委员刘姝威、黄伟民、王永建议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的消息得到广泛关注，不少媒体和网友也希望参加，特此致谢。按照社监委章程，该提议须由半数以上委员通过方能启动，进一步的消息将随时发布。”
尽管官方微博已经明确提示了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与红会本身的区别，重查“郭美美案”也只是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部分委员的意向，但在随后的传播中，人们将这个消息理解为，红会将重启对“郭美美案”的调查。没有多少人会在意这两个机构一再宣称的“互不隶属”关系。
误解并非空穴来风。在社会监督委员会高调宣布将重启对“郭美美案”的调查时，红会高层保持着异样的沉默，既未否认也没有确认这一消息。直到信息充分发酵三天后，4月26日傍晚，红会秘书长王汝鹏才在其实名认证微博，把这个消息轻描淡写地化解为一条“乌龙新闻”。
王汝鹏的微博说：“红会没有任何人说要重查GMM，社会监督委目前也没有开会作出决定要重查GMM。真实情况是监督委王永、刘姝威两位委员的个人提议。一些媒体记者见风就是雨，报道成了红会决定要重查GMM事件。这样的乌龙新闻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但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明确维护了消息的真实性。社会监督委员会成员、新闻发言人王永对《新民周刊》表示，报道的唯一瑕疵在于，“社监委内部达成初步共识”应为“社监委内部几个委员达成初步共识”。
他表示，王汝鹏的表述并不准确。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多个声明显示，重新调查起码最初源于三位委员（王永、刘姝威、黄伟民）的个人建议，而不是两个人。王汝鹏强调“社会监督委目前也没有开会作出决定”，却对社会监督委员会“内部已达成初步共识”只字不提。
监督困境
4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其微博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于建嵘表达了个人与体制的“纠缠”：“说实话，我对红会现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博士还是认同的。前年冬，我发起救助露宿街头上访者时，众多国家机器对我们施压，她却私人给活动捐了两万元。但红会的问题是：官僚化没有了人性，不公开失去了人心。这些不是她个人能改变的。”
“郭美美事件”以及其后一系列丑闻，中国红十字会遭到的声誉危机足以令世界上任何一家普通慈善组织破产。中国红十字会虽因其特殊地位而屹立不倒，但也经历了人事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