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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考场再次打开大门，570万名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回忆30年前的高考，人们由衷敬佩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魄力，也不会忘记一位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武汉大学教师查全性，正是他首倡恢复高考，促成邓小平一锤定音。
1977年8月，鄧小平（中）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
“偶然”参会，一言惊四座
“有机会向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对我来说是很偶然的。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让我去参加那个会。”如今已是中科院院士的查全性平静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当时，我是武汉大学副教授，52岁，‘文革’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做准备。”
1977年8月3日，查全性接到通知赶到北京饭店，发现出席会议的有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院和教育部的负责人。坐下来后，才知道邓小平要参加。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大纲，开始发言：“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他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都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
消息传得很快。
第二天，新华社驻会记者找到查全性，开玩笑说：“查老师，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个重磅炸弹？”
在查全性看来，自己当时提出这一议题，“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因为，废弃高考、实行推荐上大学，原先都是毛主席决定的，而当时“两个凡是”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说这种话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将真实意见说出来。“如果说了，兴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点风险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
一次发言，改变了亿万人的命运
座谈会结束后，查全性回到学校，向学校传达了座谈会的情况，也向家人说了在会上发言的事。
查全性一家五口，夫人张畹蕙是他的老同学，当时担任武大化学系教师;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当工人5年，当时在武重车间工作;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钟祥劳动;小儿子还在读初中。
“那时，两个大孩子都在努力适应环境，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追求进步。虽然心里也想上大学，但当时大学招生的机会绝少轮到他们。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更没想到我个人会对这个事有什么影响。”
查全性的大儿子听了情况后，还曾担心地说：“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头号大右派了。”
但是，重大的转折终于真正发生了。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关闭了11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
1977年冬天，举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万学生报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这些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
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参加冬季高考，一个考上武大物理系，一个考上武大化学系。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与他们同住一楼，有3个子女同时考上大学。捷报传来，张畹蕙在楼下见到吴教授，连连致贺：“恭喜！你们家连中三元！”吴于廑也喜不自禁地说：“同喜！同喜！我们两家五星高照！”
如今，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许多已成为社会的精英和栋梁。查院士的大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先后出国深造，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查全性说：“我那次发言，也使我的子女们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三十年来，高考和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高考上大学是公费读书、毕业分配工作，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并轨、扩招、学费增加、自主择业，再到本世纪几次重大改革，高考一直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在争议中前行。
对于如今的高考，查老说，高考肯定要改革，到底该怎么办？还是应该多听专家的意见。
他认为，“一考定终生”肯定不是好办法，理想的高考制度是：大家参加统一笔试，再加上学校推荐加面试。这样就可以对一个人得出比较准确的评价。不过，实行后者的前提是社会风气要好。
“如果高校能实行‘宽进严出’的招生办法，则会更好。”他曾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考察，发现该校每年招生10万，第二年这些人只剩两万，最后毕业时不到一万。通过逐步淘汰，学生质量得到了保证，被淘汰者学到了一定知识，也不太痛苦。
他认为，“可惜的是，我们目前的社会氛围不允许这些东西。相对而言，目前的高考让大家都经过一个相同的检验过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公正，仍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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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全性，著名电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化学部院士，教授、博导。1925年生于江苏南京。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57年至1959年在苏联留学。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其编著的《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是我国电化学界影响最广泛的学术著作和研究生教材之一。
摘编自《湖北日报》
“偶然”参会，一言惊四座
“有机会向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对我来说是很偶然的。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让我去参加那个会。”如今已是中科院院士的查全性平静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当时，我是武汉大学副教授，52岁，‘文革’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一直在实验室搞科研，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做准备。”
1977年8月3日，查全性接到通知赶到北京饭店，发现出席会议的有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院和教育部的负责人。坐下来后，才知道邓小平要参加。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大纲，开始发言：“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原因之一是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招生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他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都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
消息传得很快。
第二天，新华社驻会记者找到查全性，开玩笑说：“查老师，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个重磅炸弹？”
在查全性看来，自己当时提出这一议题，“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因为，废弃高考、实行推荐上大学，原先都是毛主席决定的，而当时“两个凡是”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说这种话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将真实意见说出来。“如果说了，兴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点风险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
一次发言，改变了亿万人的命运
座谈会结束后，查全性回到学校，向学校传达了座谈会的情况，也向家人说了在会上发言的事。
查全性一家五口，夫人张畹蕙是他的老同学，当时担任武大化学系教师;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农村3年，回城当工人5年，当时在武重车间工作;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钟祥劳动;小儿子还在读初中。
“那时，两个大孩子都在努力适应环境，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追求进步。虽然心里也想上大学，但当时大学招生的机会绝少轮到他们。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更没想到我个人会对这个事有什么影响。”
查全性的大儿子听了情况后，还曾担心地说：“假如再搞‘反右’，你肯定就是头号大右派了。”
但是，重大的转折终于真正发生了。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关闭了11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
1977年冬天，举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万学生报了名，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这些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
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参加冬季高考，一个考上武大物理系，一个考上武大化学系。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与他们同住一楼，有3个子女同时考上大学。捷报传来，张畹蕙在楼下见到吴教授，连连致贺：“恭喜！你们家连中三元！”吴于廑也喜不自禁地说：“同喜！同喜！我们两家五星高照！”
如今，当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许多已成为社会的精英和栋梁。查院士的大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先后出国深造，获得美国博士学位。查全性说：“我那次发言，也使我的子女们的人生发生了改变。”
三十年来，高考和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高考上大学是公费读书、毕业分配工作，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高校并轨、扩招、学费增加、自主择业，再到本世纪几次重大改革，高考一直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在争议中前行。
对于如今的高考，查老说，高考肯定要改革，到底该怎么办？还是应该多听专家的意见。
他认为，“一考定终生”肯定不是好办法，理想的高考制度是：大家参加统一笔试，再加上学校推荐加面试。这样就可以对一个人得出比较准确的评价。不过，实行后者的前提是社会风气要好。
“如果高校能实行‘宽进严出’的招生办法，则会更好。”他曾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考察，发现该校每年招生10万，第二年这些人只剩两万，最后毕业时不到一万。通过逐步淘汰，学生质量得到了保证，被淘汰者学到了一定知识，也不太痛苦。
他认为，“可惜的是，我们目前的社会氛围不允许这些东西。相对而言，目前的高考让大家都经过一个相同的检验过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公正，仍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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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全性，著名电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化学部院士，教授、博导。1925年生于江苏南京。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57年至1959年在苏联留学。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其编著的《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是我国电化学界影响最广泛的学术著作和研究生教材之一。
摘编自《湖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