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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00万套保障房的上马，成为最受瞩目的民生话题。2012年，700万套以上目标的提出，则达到保障房在建规模的历史最高水平。
一方面，更多中低收入民众看到了解决住房的希望；另一方面，保障房建设和管理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也引人诟病，加强监管、加快立法的呼声不断。
3月6日，在全国政协就保障房问题举行的记者会上，几位全国政协委员从融资渠道、建设管理、质量监督、住房分配、退出机制等方面，对下一步的保障房建设进行了深入讨论，纷纷献策。
一剂“退烧药”
“如果说去年2月份以来出台的各种限购令，是对房地产市场的‘退烧药’的话，保障房的制度建设恐怕是目前解决房地产问题的‘解毒剂’”。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的这个观点被反复提及。
“我今年唯一的提案就是关于保障房的融资体制。”在李稻葵看来，发展房地产市场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应该是市场和政府并行的“双轨制”。
从操作层面，李稻葵认为，应该提升和转变两个方面的认识：一是保障房并不是各级地方政府一次性的财政开支。保障房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资产，如果建得好、管理得好的话，可以成为各级政府长期持有的、为各级政府公共财政提供坚实基础的一个财政收入来源；可以部分取代、甚至完全取代目前各个地方政府用于出让土地而获得“快钱”的公共财政基础。
二是保障房的保障对象，至少从大中型城市来讲，主要的保障对象应该是“夹心层”，而不是生活非常困难的 “福利层”。另外，保障房要获取一部分收入是关键，如果能认识到这一步，其它问题迎刃而解。“保障房的建设要提高标准，服务夹心层。建保障房不是一次性开支，就像建地铁一样，应该让保障房比地铁更有价值，获得更大回报。”李稻葵表示。
不是“大跃进”
“‘十二五’期间，我国保障房的建设数量是3600万套，有人担心保障房的建设正在经历一场‘大跃进’，对此您怎么看？”
面对提问，上海社科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原主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张泓铭笑称其为“社会之问”。
张泓铭称，在2007年下半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从此，住房保障力度加大了、进度加快了。
“假如说我们还套用‘大跃进’这个词的话，这也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于民生问题的重视，我们也欢迎和支持这种‘大跃进’。”张泓铭说。
而对于加快保障房建设和管理立法进程的呼声，张泓铭表示，早在本世纪初，他本人就亲自参与了建设部委托的对于住房保障房法的研究。“十年来，住房保障法研究一直没有停止。”
在张泓铭看来，经济适用房曾出现阶段性过剩，部分城市采取放宽经济适用房的准入门槛来解决。但这样的放宽，分寸较难把握，又有住房保障泛化、过分福利化的嫌疑，并不是一种长期合适的办法。
而公租房办法由于刚刚开始实施，更面临重大困难。投资资金在租赁条件下将长期沉淀，回收遥遥无期，更谈不上投资回报。投资长期沉淀，将使政府的投入有不堪承受之重。
因此，张泓铭建议，在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之间应该有一个衔接和协调的考虑，避免畸高畸低和互相冲撞。
加快制度保障
2011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杨超参加了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组织的“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相关问题”专题调研。杨超认为，保障房建设是一个民生工程、惠民工程，工程量大，涉及面宽，政策性很强，资金规模大，周期非常长，涉及到亿万人的利益，大家都非常关注。
杨超在今年的提案里提出，要研究保障房的顶层设计。杨超认为，从2011年开始，全国各地都在大规模推进保障房的建设。老百姓关心的，一是建设，二是使用，三是管理，还涉及顶层设计的问题。
对于有些地方提出的“居住几年以后可以买产权”的公租房具体实施办法，杨超认为此举虽然有利有弊，但是弊大于利，在购房进入、转让中会出现很多新问题，比如权钱交易等。杨超呼吁，政府应加快保障房的立法，从根本和源头上解决问题。
“立法不能等到大批保障房建成和出现问题以后，再回过头来进行，那就晚了，因为涉及到很多人。立法应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使保障房的建设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在阳光下运行，做到公开、透明、公正。”杨超说。
关键在体系建设
“企业自己出地出房子，能交给政府租给低保户吗？不可能！”来自经济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会长刘克崮直言不讳。
刘克崮表示，应该从两方面来考虑保障房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是思想认识问题，其次是结构建设问题。
刘克崮认为，住房的阶段性短缺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其次要厘清房地产住房、基本住房、基本住房保障房的不同概念。基本住房只是消费品，绝不可成为投资品。最后，要鼓励大众先租后买、先小后大、先旧后新、先承继后自立。
支招破解融资难
保障房建设如何破解资金瓶颈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今年年初，两部委相继发文要求确保保障房资金不留缺口。2月6日，财政部下发通知，要求地方拓宽保障房资金来源渠道，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投入力度，不留资金缺口。2月20日，发改委也下发通知表示，2012年中央将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资金筹措力度，地方政府也要为此加大资金筹措力度，创新融资机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作用，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建设保障性住房及配套设施。
此次记者会上，几位委员纷纷给出了保障房建设融资的具体建议。
李稻葵表示，应该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包括资本市场、民营投资者投资于保障房建设。他表示，投资者可以和地方政府共同持有保障房的产权，地方政府可以以未来出租保障房的收入来偿还投资者。如此，保障房的融资难题就可以破解。
杨超则建议支持保险资金参与保障房建设。他提出，根据保监会《保险资金不动产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测算，截至2011年12月底，我国保险业资产总额6.01万亿元，理论上最多将有6000亿元可用于不动产投资；同时，我国保险资金中有75%以上是寿险资金，其中逾70%是10年以上的中长期资金，这些特点都符合保障房建设资金规模大、周期长的要求。
张泓铭则建议，要建立一个住房保障的主力融资渠道——中国住房保障银行。他认为，作为住房保障性专业银行，可吸收存款，获得充分资金，使住房保障得到基本的融资支撑。住房保障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可以以优惠的贷款利率服务于住房保障，降低住房保障的融资成本和运行成本。
一方面，更多中低收入民众看到了解决住房的希望；另一方面，保障房建设和管理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也引人诟病，加强监管、加快立法的呼声不断。
3月6日，在全国政协就保障房问题举行的记者会上，几位全国政协委员从融资渠道、建设管理、质量监督、住房分配、退出机制等方面，对下一步的保障房建设进行了深入讨论，纷纷献策。
一剂“退烧药”
“如果说去年2月份以来出台的各种限购令，是对房地产市场的‘退烧药’的话，保障房的制度建设恐怕是目前解决房地产问题的‘解毒剂’”。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的这个观点被反复提及。
“我今年唯一的提案就是关于保障房的融资体制。”在李稻葵看来，发展房地产市场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应该是市场和政府并行的“双轨制”。
从操作层面，李稻葵认为，应该提升和转变两个方面的认识：一是保障房并不是各级地方政府一次性的财政开支。保障房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资产，如果建得好、管理得好的话，可以成为各级政府长期持有的、为各级政府公共财政提供坚实基础的一个财政收入来源；可以部分取代、甚至完全取代目前各个地方政府用于出让土地而获得“快钱”的公共财政基础。
二是保障房的保障对象，至少从大中型城市来讲，主要的保障对象应该是“夹心层”，而不是生活非常困难的 “福利层”。另外，保障房要获取一部分收入是关键，如果能认识到这一步，其它问题迎刃而解。“保障房的建设要提高标准，服务夹心层。建保障房不是一次性开支，就像建地铁一样，应该让保障房比地铁更有价值，获得更大回报。”李稻葵表示。
不是“大跃进”
“‘十二五’期间，我国保障房的建设数量是3600万套，有人担心保障房的建设正在经历一场‘大跃进’，对此您怎么看？”
面对提问，上海社科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原主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张泓铭笑称其为“社会之问”。
张泓铭称，在2007年下半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从此，住房保障力度加大了、进度加快了。
“假如说我们还套用‘大跃进’这个词的话，这也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于民生问题的重视，我们也欢迎和支持这种‘大跃进’。”张泓铭说。
而对于加快保障房建设和管理立法进程的呼声，张泓铭表示，早在本世纪初，他本人就亲自参与了建设部委托的对于住房保障房法的研究。“十年来，住房保障法研究一直没有停止。”
在张泓铭看来，经济适用房曾出现阶段性过剩，部分城市采取放宽经济适用房的准入门槛来解决。但这样的放宽，分寸较难把握，又有住房保障泛化、过分福利化的嫌疑，并不是一种长期合适的办法。
而公租房办法由于刚刚开始实施，更面临重大困难。投资资金在租赁条件下将长期沉淀，回收遥遥无期，更谈不上投资回报。投资长期沉淀，将使政府的投入有不堪承受之重。
因此，张泓铭建议，在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之间应该有一个衔接和协调的考虑，避免畸高畸低和互相冲撞。
加快制度保障
2011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杨超参加了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组织的“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相关问题”专题调研。杨超认为，保障房建设是一个民生工程、惠民工程，工程量大，涉及面宽，政策性很强，资金规模大，周期非常长，涉及到亿万人的利益，大家都非常关注。
杨超在今年的提案里提出，要研究保障房的顶层设计。杨超认为，从2011年开始，全国各地都在大规模推进保障房的建设。老百姓关心的，一是建设，二是使用，三是管理，还涉及顶层设计的问题。
对于有些地方提出的“居住几年以后可以买产权”的公租房具体实施办法，杨超认为此举虽然有利有弊，但是弊大于利，在购房进入、转让中会出现很多新问题，比如权钱交易等。杨超呼吁，政府应加快保障房的立法，从根本和源头上解决问题。
“立法不能等到大批保障房建成和出现问题以后，再回过头来进行，那就晚了，因为涉及到很多人。立法应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使保障房的建设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在阳光下运行，做到公开、透明、公正。”杨超说。
关键在体系建设
“企业自己出地出房子，能交给政府租给低保户吗？不可能！”来自经济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会长刘克崮直言不讳。
刘克崮表示，应该从两方面来考虑保障房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是思想认识问题，其次是结构建设问题。
刘克崮认为，住房的阶段性短缺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一定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其次要厘清房地产住房、基本住房、基本住房保障房的不同概念。基本住房只是消费品，绝不可成为投资品。最后，要鼓励大众先租后买、先小后大、先旧后新、先承继后自立。
支招破解融资难
保障房建设如何破解资金瓶颈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今年年初，两部委相继发文要求确保保障房资金不留缺口。2月6日，财政部下发通知，要求地方拓宽保障房资金来源渠道，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投入力度，不留资金缺口。2月20日，发改委也下发通知表示，2012年中央将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资金筹措力度，地方政府也要为此加大资金筹措力度，创新融资机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作用，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建设保障性住房及配套设施。
此次记者会上，几位委员纷纷给出了保障房建设融资的具体建议。
李稻葵表示，应该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包括资本市场、民营投资者投资于保障房建设。他表示，投资者可以和地方政府共同持有保障房的产权，地方政府可以以未来出租保障房的收入来偿还投资者。如此，保障房的融资难题就可以破解。
杨超则建议支持保险资金参与保障房建设。他提出，根据保监会《保险资金不动产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测算，截至2011年12月底，我国保险业资产总额6.01万亿元，理论上最多将有6000亿元可用于不动产投资；同时，我国保险资金中有75%以上是寿险资金，其中逾70%是10年以上的中长期资金，这些特点都符合保障房建设资金规模大、周期长的要求。
张泓铭则建议，要建立一个住房保障的主力融资渠道——中国住房保障银行。他认为，作为住房保障性专业银行，可吸收存款，获得充分资金，使住房保障得到基本的融资支撑。住房保障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可以以优惠的贷款利率服务于住房保障，降低住房保障的融资成本和运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