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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古人，无数曾经踏进澜沧江、怒江的足迹都已经被江水和岁月冲刷殆尽，然而，却有两位奇人在江边留下了永久的足迹。一个是来自欧洲威尼斯的旅行家马可·波罗，一个是来自江南的独行客徐霞客。
1275年，21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父经过三年多的跋涉，翻越帕米尔高原到达了中国元朝的大都，在元世祖忽必烈的格外关照下，他在中国任职17年，深习华夏文化，遍游中国大地。至元24年（1287年），他从大都北京出发，经太原、西安、成都，渡过金沙江，沿着悠悠苍茫的“蜀身毒道”来到云南。他先到了昆明，再西行至大理、沿永昌道来到金齿（今保山），然后跨入缅甸，又绕道滇南经四川回到北京。
见多识广的马可·波罗来到澜沧江、怒江两岸的金齿地区时，感到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而不可思议。他在《马可·波罗游记》里记述，这里的人们“吃生肉”，“妇女有用金片镶金牙的习惯，依照牙齿的形状，镶得十分巧妙”，“男人又在他们的臂膊和腿上，刺一些黑色的斑状条纹”，这“被看作是一种装饰和有体面的标志”。其实，吃生肉、镶金牙和纹身的习俗在大江两岸相当一些民族中至今还沿袭着。
最使马可·波罗惊奇的是“男人做月子”的习俗：“这地方的人流行一种十分奇异的习惯，孕妇一经分娩，就马上起来，把婴孩洗干净包好后，交给她的丈夫。丈夫立即坐在床上，接替她的位置，担负起护理婴孩的责任，共须看护四十天”，“亲戚、朋友都来向他道喜，而他的妻子则照常料理家务，送饮食到床头给丈夫吃，并在旁边哺乳。”这种产翁制的习俗今天已经消失了，但他的记录为人类学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
马可·波罗发现“卡丹丹省”的省会永昌是个商贾云集的“中国西南对外通商的大城市”，在这里，人们“以黄金作通用货币”，金子不贵，五盎司银子就可以换一盎司金子，“所以输入银子到这里的商人，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他从昆明、大理一路下来还注意到，云南当时流行的货币除了金银之外，还有盐币和贝币两种。盐币是将盐水熬成浆糊状，将其制成小饼，下平上凸，打有大汗的印记；贝币是“从大海里捞取的一种白色贝壳”，“80个贝壳等于一个银币的价值”。在这远离大海的高原地区竟然以来自大海的贝壳为币，说明山地民族与海边民族早就有了交往。
马可·波罗显然是骑着马进入澜沧江、怒江的，在崎岖险峻的山道上，他认识到云南马的好处，“马在这里是最适用、最必要的驮运工具。远行驮运的人喜欢抽掉两三条马尾筋，使马尾下垂，上山乏力的时候就可以拉住马尾，由马拖他上山。”这里出产的许多好马，“当它们还是马驹时，被运往印度出售。”
马可·波罗的马队跨过澜沧江和怒江之后300年，江苏省江阴县的长江边上有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姓徐，名弘祖，字振之，后来以他无险不达、无远不至的双腿和一管如椽之笔将自己的“霞客”之号列进了世界大旅行家的行列。
徐霞客一生中走得最远，花费的时间最多，写下游记文字最长的地方就是澜沧江、怒江流域以及相邻的伊洛瓦底江流域。他一直向往着西南边地，而他是在内地其他省份游历了30多年以后，积蓄了足够的力量、经验和胆略才进入西南的，历时四年，在这里他几乎耗尽了他最后的精力，度过了他最艰苦，也是人生最美好最有意义的时光。
崇祯11年（1638年）5月，徐霞客从贵州普安入云南境，经曲靖抵昆明，在游历了滇中、滇南之后，他又从昆明向西进发，经过富民、武定、元谋、大姚、姚安，沿龙川江北“穷金沙江”，然后进入澜沧江流域的大理地区。当年12月22日，他来到了宾川鸡足山南麓的沙址村。鸡足山，距离宾川县城40公里，因山势背西北而向东南，前伸三趾，后抒一趾，形似鸡足而得名，冈峦奇诡，巍峨指天，是西南与东南亚地区著名的佛教圣地，世传为释迦牟尼的大弟子饮光迦叶守佛衣以待弥勒处。它始建于蜀汉，扩建于唐，鼎盛于明清，共有360余座庙宇，常住僧人逾五千，与峨嵋、五台、九华、普陀等佛教名山齐名。
起先，徐霞客见山下有一河流，以为“当西转出澜沧江”，到了川前细勘，“始知宾川之流乃北出金沙江”。不过，他知道这里已经临界于澜沧江和金沙江之间的分水岭了。徐霞客从村西循山麓转向北，顺中道而上。一路上他翔实地考察了鸡足山的地形地貌。峰、岭、岩、洞、台、峡、坪、梯、瀑，以及寺庙建筑、风景名胜无不一一记述，写下了近两万字的日记。本来有南京迎福寺禅师静闻与徐霞客结伴来鸡足山，静闻禅师曾经用针刺血写成了《法华经》，愿供之于鸡足山，在湘江遇盗，他首先护着经文，落水时把它高高顶在头上。不料静闻禅师中道病殁。徐霞客悲恸之余，携带着他的骨骸埋葬于鸡足山，并将血写的《法华经》供于悉檀寺，了却了友人生前的宏愿。对鸡足山情有独钟的徐霞客，西游了澜沧江、怒江之后，又来到山上，重修了《鸡足山志》八卷，使之成为我国一部优秀的山川志。
徐霞客真正进入澜沧江流域是在他游完丽江之后，从丽江返鹤庆，再西转入剑川方向。路上他见到一条水流，名为清水江，是澜沧江支流剑川之源，他奇怪：“其水犹滥觞细流，不足名溪，而乃以江名耶？”江河不择细流而成其大，这也许算是澜沧江给他的第一印象吧！
1639年2月14日这天，徐霞客来到剑川州（今剑川县金华镇），只见“中围平川，东西阔十里，南北长三十里，而湖汇其半”好个美丽的剑湖，湖水向东南方展延开来，又向西南方向破峡而出。他稍作安顿，就迫不及待地出州治作金华山之游。金华山，是老君山的一个支峰，为道教重要名山圣地，山中道观殿宇依山势而建，险峻雄伟，还有宋代大理国时期留下了天王石雕像、石塔、石坊等镇山瑰宝。
“一生好入名山游”的徐霞客游了金华山和莽歇岭之后，立即又登上剑川的另一名山——石宝山。这里距剑川城西南50里，也属老君山脉，山中古树浓荫，古刹林立，由宝相寺和石钟寺两大景区所组成。徐霞客无人领路，由北而南，直奔宝相寺。宝相寺始建于宋代，原名祝延寺，与鸡足山祝圣寺同为伯仲，因寺周围“灵泉结乳，怪石磊磊，作仙佛相，鸟兽相，钟鼓琳琅相，种种天成”，故改名宝相寺。此时映入徐霞客眼中的是：“盘崖层叠，云回幛拥，如芙蓉十二楼，令人目眩心骇。”宝相寺建筑在鬼斧神工的峭壁上，石势惊天，楼阁耸云。徐霞客沿崖磴曲折而上，进得山门，见“门殿三四层，俱东向，荒落不整，僧道亦寂寥；然石阶殿址，固自雄也。”
徐霞客在寺里宿了一夜，第二天下山，由于无人带路，错过了一个最值得看的地方，令他遗憾不已。他写道：“从岭南行又二里，峰头石忽涌起，如狮如象，高者成崖，卑者为级，穿门蹈瓣，觉其有异，而不知其为钟山也。去而后知之，欲再返观，已无及矣。”石钟山不仅因为奇石千姿万态，更著名于其南诏、大理国时期开凿的石窟群，它在西南边地如璀灿明星闪烁，堪称艺术瑰宝。其石窟造像有佛像、南诏君王、官吏，外国僧人等，共有16窟，136躯，雕刻细腻精美，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徐霞客与这些艺术瑰宝擦肩而过，既是徐霞客的遗憾，也是艺术品本身的遗憾。由于石钟山地处偏僻，高人学士足迹罕至，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长期被埋没，甚至至今在一些美术史和文化史的著作中都还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
徐霞客游毕大理之后，又沿“博南古道”，经漾濞、永平，翻越博南山，于3月28日来到了横架澜沧江之上的铁索桥，这就是鼎鼎有名的霁虹桥。早在汉朝时期，设益州郡，开发西南夷，汉明帝12年（公元69年）修筑博南道，澜沧江上第一次有了渡口——兰津渡；到唐代已建了竹索桥，到元代又改为木桥，如同虹霓跨江，因而有了“霁虹桥”之名；到明代，先铸铁柱于两岸，后又贯以铁绳，所以又叫铁索桥。徐霞客饶有兴致地考察铁桥周围的地势：铁索桥的东面，先临澜沧江设立关卡，有拱石为门，靠近崖边还建有诸葛武侯祠和税局；桥的西面，也有石拱门，崖边建有楼台纪念建桥的人，祭祀的香火不断。这些建筑物都在桥的南面，桥北面是巉岩峭壁，无路可攀援。桥东西两面的山，在桥北部的都夹带着石头，倒压江面，在桥南的，是一些土山包，并立在江边，所以古道靠近桥南的土山包，走出了“之”字的形状，而铁索桥就架在土石相接的地方。
徐霞客通过与珠江水系北盘江桥梁和水流的比较，来进一步认识澜沧江和霁虹桥：“其桥阔于北盘江上铁索桥，而长则杀之。桥下流皆浑浊，但北盘有奔沸之形，澎湃之势，似浅；此则浑然逝，渊然寂，其深莫测，不可以其狭束而与北盘共拟也。北盘横经之练，俱在板下；此则下既有承，上复高绷，两崖中架两端之楹间，至桥中，又斜坠而下绷之，交络如机之织，综之提焉。”他还对桥的修筑年代作了考证，认为“此桥始于武侯南征”，此地作为渡口是更早就有的了，因为《兰津之歌》在汉明帝时就已经闻名了，那时泊舟的柱子还留存着。
过了桥就是保山地界了，映入徐霞客眼帘的是一个“武陵桃源、王官盘谷，皆不及矣”的地方，他称它为“入滇第一胜”。这里“平洼一围，下坠如城，四山回合于其上，底圆整如镜，得良畴数千亩，村庐错落，鸡犬桑麻，俱有灵气，不意危崖绝磴之上，芙蓉蒂里，又现此世界，是为水寨。”
他在保山考察期间，仔细观察研究了澜沧江、怒江两岸的山脉走势，经过访问和查阅资料，得出两江归大海的结论，纠正了《明一统志》关于澜沧江“与沅江汇”、怒江“与澜沧江合”的谬误记载。他断定澜沧江、怒江都是独流，不与其他大江汇合。
从保山蒲缥渡怒江时，他曾把怒江与澜沧江作过一番比较：怒江江流颇宽阔，似乎比澜沧江阔一倍，然而，澜沧江水深不可测量，而他渡江的地方正处于肆流的要冲，虽水流湍急但深处仍不及澜沧江，这两条江正好在伯仲之间，不相上下。
在渡怒江之前，当地人告诉他：“瘴疠甚毒，必饮酒乃渡，夏秋不可行。”但徐霞客不管这些，当时正值孟夏季节，他只吃饭不饮酒，坐在船中，擢流玩水，也没有看见什么所谓“云瘴母”之类的东西。
船渡到西岸，突然下起了暴雨，霞客急忙跑到大青树下避雨。这树很大、很奇特，根高二丈，粗有十抱，有正方形的石塔垒在树干中间，塔的高度几乎与树干相等，树干跨过石塔而盘结在一起；西北边树干密集而石头不露，东南临向怒江，则树干稀疏而石头外露，树干与石头联络为一个不可分开的整体。霞客忍不住叹道：怒江岸边的一大奇观。
怒江之西即为高黎贡山。高山之巅，竟有百多家人倚峰头而居，东临绝壑，东南方竟有长满庄稼的大田。入夜，霞客在火塘边与土人叙谈中，得知此山俗称“昆仑岗”。他联系南诏蒙氏僭封此山为“西岳”以及有关资料判断：“以其高大而言，然正昆仑南下正支”，弄清了高黎贡山的来龙去脉。
月色当空，徐霞客在高黎贡山的东峰上，追古抚今，感慨万端。他想起了诸葛亮，传说他曾经在这里的盘蛇谷火烧藤甲兵；他想起了明朝尚书王冀，他曾经率领明朝大军“三征麓川”，制止了土司的分裂活动；他想起了威远伯方政率所部与麓川兵将大战在怒江边，援军不到，被象队冲击而独身战死……往事历历，令人心潮起伏。一阵悲凉袭上心头，霞客写道：“往事如看镜，浮生独倚岩。”
翻过高黎贡山，就到了腾越地界。这里地处阿尔卑斯—喜玛拉雅地质构造带之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急剧聚敛的接合线上，素有“天然地质博物馆”之誉，地下断层非常丰富，岩浆活动也十分剧烈，为我国最为著名的火山密集区之一。境内分布着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火山四十余座，地热遍布，景观奇异。民谚云：“好个腾越州，十山九无头。”这无头的山，十有八九是火山。
霞客考察了打鹰山、硫磺塘等火山、地热区域，对火山喷发后的遗物及热泉的“沸腾滚涌”之状作了翔实、生动的描述。当地人告诉他，30多年前打鹰山上都是大树和巨竹，密密麻麻覆盖着全山，山中有四个龙潭，深不可测，人的脚步一挨近龙潭，龙潭的波涛就汹涌而起，简直无人敢靠近。一天，有人上山牧羊，突然一个巨雷震响，死掉了几个牧羊人和五六百只羊，接着一连几天野火，大树深篁都被烧得精光，而龙潭也变成了陆地。为证虚实，霞客登上山顶，看见石头“色赭赤而质轻浮，状如蜂房，为浮沫结成者，虽大至合抱，而两指可携，然其质仍坚，真劫灰之余也。”后来有人以为徐霞客记录的这次雷震就是一次火山爆发，但还显得根据不足。
对地热的考察，给徐霞客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硫磺潭。硫磺潭当地人称为大滚锅，那是一个圆形的沸水池，水温高达96.6℃。据说一头老牛掉下去，只要几分钟就煮烂了。他写道：“遥望峡中蒸腾之气，东西数处，郁然勃发，如浓烟卷雾，东濒大溪，西贯山峡。先趋其近溪烟势独大者，则一池大四五亩，中洼如釜，水贮于中，止及其半，其色浑白，从下沸腾，作滚涌之状，而势更厉；沸泡大如弹丸，百枚齐跃而有声，其中高且尺余，亦异观也。……溯小溪西上半里，坡间烟势更大，见石坡平突，东北开一穴，如仰口而张其上腭，其中下绾如喉，水与气从中喷出，如有炉橐鼓风煽焰于下，水一沸跃，一停伏，作呼吸状。跃出之势，风水交迫，喷若发机，声如吼虎，其高数尺，坠涧下流，犹热若探汤。或跃时风从中卷，水辄旁射，揽人于数尺外，飞沫犹烁人面也。余欲俯窥喉中，为水所射不得近。”
此后他又返回永昌，逗留了64天以后，沿澜沧江南下，途经右甸（今昌宁）、顺宁（今风庆），到达云州州治（今云县）。一路上，徐霞客以澜沧江水为伴，闻水声潺潺，见山川险峻，冈峦青青。他的笔随澜沧江而曲折蜿蜒：“从顺宁西北境穿其腹而东，至苦思路之东，又穿其腹而南，至三台山之南，乃南出为其东界，既与公郎分蒙化，又南过云州东，又与顺江分景东。郡之经流也。”他来到漾濞江与澜沧江交汇的地方：“江水不及澜沧江三之一，而浑浊同之，以雨后故也。方舟渡之，登北岸，即随江东南行。”
本来，徐霞客打算往东南探寻澜沧江下游，弄清澜沧江到底是否与元江相汇合，但经过云州州治的时候，遇到一个跛者告诉他澜沧江“不东曲而合元江也”；后来他又询问了当地土人和外来闯天下的四川人，所说的情况与跛者相同，说明徐霞客原先对澜沧江是独流的推论是正确的。于是，他“无复南穷之意”，觉得没必要再往下探究了，就返回顺宁府，向东北进入蒙化（巍山）。
蒙化是南诏的发祥地，这里有座古城。霞客记道：“蒙化城甚整，乃古城也，而高与洱海相似；城中居庐亦甚盛，而北门外则圜阓皆聚焉。闻城中有甲科三四家，是反胜大理也。”在他看来，这里是一个有文化根基的地方。出了蒙化城，再经迷度（今弥渡县）、洱海卫（今祥云县），进入宾川鸡足山。在这之前，徐霞客因“九涉瘴地，头面四肢俱发疹块，累累重叠在肌肤和腠里之间，左耳右脚，时时有蠕动的情况。他先以为是虱子叮咬所致，但又找不到虱子，到了鸡足山以后才知道是得了“风”病。在悉檀寺，他受丽江土知府木生白的邀请，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抱病修完了《鸡足山志》。
之后，由于“病足，不良于行”，木知府安排了竹轿、车辆送他归故乡，整整转徙了一百五十多天，才到楚江乘舟而下，最终返回江阴老家。他的生命在旅途中尽情燃烧，回到家不久即病卧在床，他将“怪石”（岩石标本）放置于榻前，抚弄比较，不问家事。他对前来探望他的人说：“西汉张骞开通西域，未睹昆仑山；唐朝玄奘、元代耶律楚材，受君王之命，才得西游。我以普通的布衣百姓，一根竹杖一双麻草鞋，三十多年间，东渡普陀山，北历燕冀，南涉闽粤，西北直攀太华山之巅，西南穷达云贵边陲，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与他们三人而成为第四人，死也不悔恨了！”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徐霞客，这位伟大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走完了他54岁的生命历程，与世长辞，他为中国的秀丽山川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脚印，为世界留下了一部记录其足迹的煌煌巨著《徐霞客游记》，而且把最精彩浓重的笔墨留给了澜沧江、怒江。
1275年，21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父经过三年多的跋涉，翻越帕米尔高原到达了中国元朝的大都，在元世祖忽必烈的格外关照下，他在中国任职17年，深习华夏文化，遍游中国大地。至元24年（1287年），他从大都北京出发，经太原、西安、成都，渡过金沙江，沿着悠悠苍茫的“蜀身毒道”来到云南。他先到了昆明，再西行至大理、沿永昌道来到金齿（今保山），然后跨入缅甸，又绕道滇南经四川回到北京。
见多识广的马可·波罗来到澜沧江、怒江两岸的金齿地区时，感到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而不可思议。他在《马可·波罗游记》里记述，这里的人们“吃生肉”，“妇女有用金片镶金牙的习惯，依照牙齿的形状，镶得十分巧妙”，“男人又在他们的臂膊和腿上，刺一些黑色的斑状条纹”，这“被看作是一种装饰和有体面的标志”。其实，吃生肉、镶金牙和纹身的习俗在大江两岸相当一些民族中至今还沿袭着。
最使马可·波罗惊奇的是“男人做月子”的习俗：“这地方的人流行一种十分奇异的习惯，孕妇一经分娩，就马上起来，把婴孩洗干净包好后，交给她的丈夫。丈夫立即坐在床上，接替她的位置，担负起护理婴孩的责任，共须看护四十天”，“亲戚、朋友都来向他道喜，而他的妻子则照常料理家务，送饮食到床头给丈夫吃，并在旁边哺乳。”这种产翁制的习俗今天已经消失了，但他的记录为人类学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
马可·波罗发现“卡丹丹省”的省会永昌是个商贾云集的“中国西南对外通商的大城市”，在这里，人们“以黄金作通用货币”，金子不贵，五盎司银子就可以换一盎司金子，“所以输入银子到这里的商人，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他从昆明、大理一路下来还注意到，云南当时流行的货币除了金银之外，还有盐币和贝币两种。盐币是将盐水熬成浆糊状，将其制成小饼，下平上凸，打有大汗的印记；贝币是“从大海里捞取的一种白色贝壳”，“80个贝壳等于一个银币的价值”。在这远离大海的高原地区竟然以来自大海的贝壳为币，说明山地民族与海边民族早就有了交往。
马可·波罗显然是骑着马进入澜沧江、怒江的，在崎岖险峻的山道上，他认识到云南马的好处，“马在这里是最适用、最必要的驮运工具。远行驮运的人喜欢抽掉两三条马尾筋，使马尾下垂，上山乏力的时候就可以拉住马尾，由马拖他上山。”这里出产的许多好马，“当它们还是马驹时，被运往印度出售。”
马可·波罗的马队跨过澜沧江和怒江之后300年，江苏省江阴县的长江边上有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姓徐，名弘祖，字振之，后来以他无险不达、无远不至的双腿和一管如椽之笔将自己的“霞客”之号列进了世界大旅行家的行列。
徐霞客一生中走得最远，花费的时间最多，写下游记文字最长的地方就是澜沧江、怒江流域以及相邻的伊洛瓦底江流域。他一直向往着西南边地，而他是在内地其他省份游历了30多年以后，积蓄了足够的力量、经验和胆略才进入西南的，历时四年，在这里他几乎耗尽了他最后的精力，度过了他最艰苦，也是人生最美好最有意义的时光。
崇祯11年（1638年）5月，徐霞客从贵州普安入云南境，经曲靖抵昆明，在游历了滇中、滇南之后，他又从昆明向西进发，经过富民、武定、元谋、大姚、姚安，沿龙川江北“穷金沙江”，然后进入澜沧江流域的大理地区。当年12月22日，他来到了宾川鸡足山南麓的沙址村。鸡足山，距离宾川县城40公里，因山势背西北而向东南，前伸三趾，后抒一趾，形似鸡足而得名，冈峦奇诡，巍峨指天，是西南与东南亚地区著名的佛教圣地，世传为释迦牟尼的大弟子饮光迦叶守佛衣以待弥勒处。它始建于蜀汉，扩建于唐，鼎盛于明清，共有360余座庙宇，常住僧人逾五千，与峨嵋、五台、九华、普陀等佛教名山齐名。
起先，徐霞客见山下有一河流，以为“当西转出澜沧江”，到了川前细勘，“始知宾川之流乃北出金沙江”。不过，他知道这里已经临界于澜沧江和金沙江之间的分水岭了。徐霞客从村西循山麓转向北，顺中道而上。一路上他翔实地考察了鸡足山的地形地貌。峰、岭、岩、洞、台、峡、坪、梯、瀑，以及寺庙建筑、风景名胜无不一一记述，写下了近两万字的日记。本来有南京迎福寺禅师静闻与徐霞客结伴来鸡足山，静闻禅师曾经用针刺血写成了《法华经》，愿供之于鸡足山，在湘江遇盗，他首先护着经文，落水时把它高高顶在头上。不料静闻禅师中道病殁。徐霞客悲恸之余，携带着他的骨骸埋葬于鸡足山，并将血写的《法华经》供于悉檀寺，了却了友人生前的宏愿。对鸡足山情有独钟的徐霞客，西游了澜沧江、怒江之后，又来到山上，重修了《鸡足山志》八卷，使之成为我国一部优秀的山川志。
徐霞客真正进入澜沧江流域是在他游完丽江之后，从丽江返鹤庆，再西转入剑川方向。路上他见到一条水流，名为清水江，是澜沧江支流剑川之源，他奇怪：“其水犹滥觞细流，不足名溪，而乃以江名耶？”江河不择细流而成其大，这也许算是澜沧江给他的第一印象吧！
1639年2月14日这天，徐霞客来到剑川州（今剑川县金华镇），只见“中围平川，东西阔十里，南北长三十里，而湖汇其半”好个美丽的剑湖，湖水向东南方展延开来，又向西南方向破峡而出。他稍作安顿，就迫不及待地出州治作金华山之游。金华山，是老君山的一个支峰，为道教重要名山圣地，山中道观殿宇依山势而建，险峻雄伟，还有宋代大理国时期留下了天王石雕像、石塔、石坊等镇山瑰宝。
“一生好入名山游”的徐霞客游了金华山和莽歇岭之后，立即又登上剑川的另一名山——石宝山。这里距剑川城西南50里，也属老君山脉，山中古树浓荫，古刹林立，由宝相寺和石钟寺两大景区所组成。徐霞客无人领路，由北而南，直奔宝相寺。宝相寺始建于宋代，原名祝延寺，与鸡足山祝圣寺同为伯仲，因寺周围“灵泉结乳，怪石磊磊，作仙佛相，鸟兽相，钟鼓琳琅相，种种天成”，故改名宝相寺。此时映入徐霞客眼中的是：“盘崖层叠，云回幛拥，如芙蓉十二楼，令人目眩心骇。”宝相寺建筑在鬼斧神工的峭壁上，石势惊天，楼阁耸云。徐霞客沿崖磴曲折而上，进得山门，见“门殿三四层，俱东向，荒落不整，僧道亦寂寥；然石阶殿址，固自雄也。”
徐霞客在寺里宿了一夜，第二天下山，由于无人带路，错过了一个最值得看的地方，令他遗憾不已。他写道：“从岭南行又二里，峰头石忽涌起，如狮如象，高者成崖，卑者为级，穿门蹈瓣，觉其有异，而不知其为钟山也。去而后知之，欲再返观，已无及矣。”石钟山不仅因为奇石千姿万态，更著名于其南诏、大理国时期开凿的石窟群，它在西南边地如璀灿明星闪烁，堪称艺术瑰宝。其石窟造像有佛像、南诏君王、官吏，外国僧人等，共有16窟，136躯，雕刻细腻精美，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徐霞客与这些艺术瑰宝擦肩而过，既是徐霞客的遗憾，也是艺术品本身的遗憾。由于石钟山地处偏僻，高人学士足迹罕至，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长期被埋没，甚至至今在一些美术史和文化史的著作中都还没有获得它应有的地位。
徐霞客游毕大理之后，又沿“博南古道”，经漾濞、永平，翻越博南山，于3月28日来到了横架澜沧江之上的铁索桥，这就是鼎鼎有名的霁虹桥。早在汉朝时期，设益州郡，开发西南夷，汉明帝12年（公元69年）修筑博南道，澜沧江上第一次有了渡口——兰津渡；到唐代已建了竹索桥，到元代又改为木桥，如同虹霓跨江，因而有了“霁虹桥”之名；到明代，先铸铁柱于两岸，后又贯以铁绳，所以又叫铁索桥。徐霞客饶有兴致地考察铁桥周围的地势：铁索桥的东面，先临澜沧江设立关卡，有拱石为门，靠近崖边还建有诸葛武侯祠和税局；桥的西面，也有石拱门，崖边建有楼台纪念建桥的人，祭祀的香火不断。这些建筑物都在桥的南面，桥北面是巉岩峭壁，无路可攀援。桥东西两面的山，在桥北部的都夹带着石头，倒压江面，在桥南的，是一些土山包，并立在江边，所以古道靠近桥南的土山包，走出了“之”字的形状，而铁索桥就架在土石相接的地方。
徐霞客通过与珠江水系北盘江桥梁和水流的比较，来进一步认识澜沧江和霁虹桥：“其桥阔于北盘江上铁索桥，而长则杀之。桥下流皆浑浊，但北盘有奔沸之形，澎湃之势，似浅；此则浑然逝，渊然寂，其深莫测，不可以其狭束而与北盘共拟也。北盘横经之练，俱在板下；此则下既有承，上复高绷，两崖中架两端之楹间，至桥中，又斜坠而下绷之，交络如机之织，综之提焉。”他还对桥的修筑年代作了考证，认为“此桥始于武侯南征”，此地作为渡口是更早就有的了，因为《兰津之歌》在汉明帝时就已经闻名了，那时泊舟的柱子还留存着。
过了桥就是保山地界了，映入徐霞客眼帘的是一个“武陵桃源、王官盘谷，皆不及矣”的地方，他称它为“入滇第一胜”。这里“平洼一围，下坠如城，四山回合于其上，底圆整如镜，得良畴数千亩，村庐错落，鸡犬桑麻，俱有灵气，不意危崖绝磴之上，芙蓉蒂里，又现此世界，是为水寨。”
他在保山考察期间，仔细观察研究了澜沧江、怒江两岸的山脉走势，经过访问和查阅资料，得出两江归大海的结论，纠正了《明一统志》关于澜沧江“与沅江汇”、怒江“与澜沧江合”的谬误记载。他断定澜沧江、怒江都是独流，不与其他大江汇合。
从保山蒲缥渡怒江时，他曾把怒江与澜沧江作过一番比较：怒江江流颇宽阔，似乎比澜沧江阔一倍，然而，澜沧江水深不可测量，而他渡江的地方正处于肆流的要冲，虽水流湍急但深处仍不及澜沧江，这两条江正好在伯仲之间，不相上下。
在渡怒江之前，当地人告诉他：“瘴疠甚毒，必饮酒乃渡，夏秋不可行。”但徐霞客不管这些，当时正值孟夏季节，他只吃饭不饮酒，坐在船中，擢流玩水，也没有看见什么所谓“云瘴母”之类的东西。
船渡到西岸，突然下起了暴雨，霞客急忙跑到大青树下避雨。这树很大、很奇特，根高二丈，粗有十抱，有正方形的石塔垒在树干中间，塔的高度几乎与树干相等，树干跨过石塔而盘结在一起；西北边树干密集而石头不露，东南临向怒江，则树干稀疏而石头外露，树干与石头联络为一个不可分开的整体。霞客忍不住叹道：怒江岸边的一大奇观。
怒江之西即为高黎贡山。高山之巅，竟有百多家人倚峰头而居，东临绝壑，东南方竟有长满庄稼的大田。入夜，霞客在火塘边与土人叙谈中，得知此山俗称“昆仑岗”。他联系南诏蒙氏僭封此山为“西岳”以及有关资料判断：“以其高大而言，然正昆仑南下正支”，弄清了高黎贡山的来龙去脉。
月色当空，徐霞客在高黎贡山的东峰上，追古抚今，感慨万端。他想起了诸葛亮，传说他曾经在这里的盘蛇谷火烧藤甲兵；他想起了明朝尚书王冀，他曾经率领明朝大军“三征麓川”，制止了土司的分裂活动；他想起了威远伯方政率所部与麓川兵将大战在怒江边，援军不到，被象队冲击而独身战死……往事历历，令人心潮起伏。一阵悲凉袭上心头，霞客写道：“往事如看镜，浮生独倚岩。”
翻过高黎贡山，就到了腾越地界。这里地处阿尔卑斯—喜玛拉雅地质构造带之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急剧聚敛的接合线上，素有“天然地质博物馆”之誉，地下断层非常丰富，岩浆活动也十分剧烈，为我国最为著名的火山密集区之一。境内分布着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火山四十余座，地热遍布，景观奇异。民谚云：“好个腾越州，十山九无头。”这无头的山，十有八九是火山。
霞客考察了打鹰山、硫磺塘等火山、地热区域，对火山喷发后的遗物及热泉的“沸腾滚涌”之状作了翔实、生动的描述。当地人告诉他，30多年前打鹰山上都是大树和巨竹，密密麻麻覆盖着全山，山中有四个龙潭，深不可测，人的脚步一挨近龙潭，龙潭的波涛就汹涌而起，简直无人敢靠近。一天，有人上山牧羊，突然一个巨雷震响，死掉了几个牧羊人和五六百只羊，接着一连几天野火，大树深篁都被烧得精光，而龙潭也变成了陆地。为证虚实，霞客登上山顶，看见石头“色赭赤而质轻浮，状如蜂房，为浮沫结成者，虽大至合抱，而两指可携，然其质仍坚，真劫灰之余也。”后来有人以为徐霞客记录的这次雷震就是一次火山爆发，但还显得根据不足。
对地热的考察，给徐霞客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硫磺潭。硫磺潭当地人称为大滚锅，那是一个圆形的沸水池，水温高达96.6℃。据说一头老牛掉下去，只要几分钟就煮烂了。他写道：“遥望峡中蒸腾之气，东西数处，郁然勃发，如浓烟卷雾，东濒大溪，西贯山峡。先趋其近溪烟势独大者，则一池大四五亩，中洼如釜，水贮于中，止及其半，其色浑白，从下沸腾，作滚涌之状，而势更厉；沸泡大如弹丸，百枚齐跃而有声，其中高且尺余，亦异观也。……溯小溪西上半里，坡间烟势更大，见石坡平突，东北开一穴，如仰口而张其上腭，其中下绾如喉，水与气从中喷出，如有炉橐鼓风煽焰于下，水一沸跃，一停伏，作呼吸状。跃出之势，风水交迫，喷若发机，声如吼虎，其高数尺，坠涧下流，犹热若探汤。或跃时风从中卷，水辄旁射，揽人于数尺外，飞沫犹烁人面也。余欲俯窥喉中，为水所射不得近。”
此后他又返回永昌，逗留了64天以后，沿澜沧江南下，途经右甸（今昌宁）、顺宁（今风庆），到达云州州治（今云县）。一路上，徐霞客以澜沧江水为伴，闻水声潺潺，见山川险峻，冈峦青青。他的笔随澜沧江而曲折蜿蜒：“从顺宁西北境穿其腹而东，至苦思路之东，又穿其腹而南，至三台山之南，乃南出为其东界，既与公郎分蒙化，又南过云州东，又与顺江分景东。郡之经流也。”他来到漾濞江与澜沧江交汇的地方：“江水不及澜沧江三之一，而浑浊同之，以雨后故也。方舟渡之，登北岸，即随江东南行。”
本来，徐霞客打算往东南探寻澜沧江下游，弄清澜沧江到底是否与元江相汇合，但经过云州州治的时候，遇到一个跛者告诉他澜沧江“不东曲而合元江也”；后来他又询问了当地土人和外来闯天下的四川人，所说的情况与跛者相同，说明徐霞客原先对澜沧江是独流的推论是正确的。于是，他“无复南穷之意”，觉得没必要再往下探究了，就返回顺宁府，向东北进入蒙化（巍山）。
蒙化是南诏的发祥地，这里有座古城。霞客记道：“蒙化城甚整，乃古城也，而高与洱海相似；城中居庐亦甚盛，而北门外则圜阓皆聚焉。闻城中有甲科三四家，是反胜大理也。”在他看来，这里是一个有文化根基的地方。出了蒙化城，再经迷度（今弥渡县）、洱海卫（今祥云县），进入宾川鸡足山。在这之前，徐霞客因“九涉瘴地，头面四肢俱发疹块，累累重叠在肌肤和腠里之间，左耳右脚，时时有蠕动的情况。他先以为是虱子叮咬所致，但又找不到虱子，到了鸡足山以后才知道是得了“风”病。在悉檀寺，他受丽江土知府木生白的邀请，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抱病修完了《鸡足山志》。
之后，由于“病足，不良于行”，木知府安排了竹轿、车辆送他归故乡，整整转徙了一百五十多天，才到楚江乘舟而下，最终返回江阴老家。他的生命在旅途中尽情燃烧，回到家不久即病卧在床，他将“怪石”（岩石标本）放置于榻前，抚弄比较，不问家事。他对前来探望他的人说：“西汉张骞开通西域，未睹昆仑山；唐朝玄奘、元代耶律楚材，受君王之命，才得西游。我以普通的布衣百姓，一根竹杖一双麻草鞋，三十多年间，东渡普陀山，北历燕冀，南涉闽粤，西北直攀太华山之巅，西南穷达云贵边陲，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与他们三人而成为第四人，死也不悔恨了！”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徐霞客，这位伟大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走完了他54岁的生命历程，与世长辞，他为中国的秀丽山川留下了一串长长的脚印，为世界留下了一部记录其足迹的煌煌巨著《徐霞客游记》，而且把最精彩浓重的笔墨留给了澜沧江、怒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