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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很多人眼里，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是一位典型的保守主义者，浑身上下充满了德克萨斯的牛仔风格。短视、固执己见，缺乏策略和灵活性是用在布什身上最多的形容词。然而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研究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凯根却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同时也留下了一连串令人深思的问题：布什一开始就是保守主义者吗?他的外交政策真的与前任大相径庭?美国在伊拉克是否从来就没有获胜的机会?后布什时代的美国会一蹶不振吗?本刊发表该文仅供读者参考，并不代表刊认同其内容和观点。
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这个世界似乎并没有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样子。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已经让位于地缘经济领域的竞争。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意识形态博弈随着“历史的终结”而宣告结束。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美国——这个史无前例的超级大国会面对如此多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但来自于新兴国家，甚至还有曾经的盟友。这里有多少归咎于命运?有多少又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如果可能的话，美国现在应该怎样做呢?
也许回忆起来有些困难，这个对于世界而言的“美国问题”，或者更应该说是对于美国而言的“世界问题”其实源于布什上台之前。1999年，法国前外长于贝尔·韦德里纳就曾经称美国为“强权国家”。1999年，塞缪尔·亨廷顿甚至声称，几乎全世界都视美国为“超级流氓”，“入侵者，干涉主义者，单边主义者，霸权主义者和伪善者”。虽然亨廷顿和其他人一直在批评克林顿政府所宣扬的“美国实力和美国美德”，但美国人的自负并不是始于克林顿时代，而是源于苏联垮台后地缘政治的改变以及随之带给人们的微妙的心理变化。
冷战的结束确实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用新眼光看待彼此的机会。不过美国看上去却显得粗狂且野蛮，这一点就和他们的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法国的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曾号召欧洲对抗美国的霸权，并阻止“美国主义”的侵袭。“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单级政治的世界，”他说道，“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为多极化而战的原因。”
布什——现实主义者
早在布什登基之前，漫画家们就已经将他描绘成德克萨斯牛仔的形象。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还给布什起了个“连环杀手”的绰号。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什就任之初，还曾一度希望能够改变美国倨傲的形象。“外交现实主义”在当时很时兴。当在总统辩论中被问及用什么原则来指导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民主党候选人阿尔·戈尔认为那是个“关于价值观的问题”，他说道：“美国作为‘天然的世界领袖’，必须拥有使命感，并为其它国家绘制一个蓝图，让他们变得更加像美国人。”而在这个问题上，布什则认为，要看那原则是不是符合美国的利益。布什表示：“美国不应该跑到世界上去指指点点，这是美国人结束被丑化的唯一办法。”
可惜布什政府的“现实主义”招牌还是没能在全世界招来更多的朋友。布什政府的幕僚们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际对话显示出鄙夷的态度。布什在上任的头九个月内就接二连三地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不过其中一些在克林顿主政的期间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只是当时克林顿对国际社会的安抚工作做的比较到位而已。以“现实政冶家”自称，时任布什外交政策顾问的康多莉扎·赖斯在2000年曾表示，所有关于人道主义的说辞都是空洞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以国家利益为基石，而不是为了虚无缥缈的“国际社会”。
我们都是美国人
这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所有人的想法。那次袭击只是让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稍作调整，但并没有大动干戈。美国没有放弃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外交策略。这种狭隘的自卫观很容易导致宏大而激进的全球战略。当“战略停顿”结束后，美国立刻打着反恐的旗号，重新投入到全球性的干涉行动中去了。
后9·11时代的国际形势是一个不能不说的话题。美国出了事也就是世界出了事。在欧洲以及世界其它地方，人们的普遍反应都是恐惧，悲伤和同情。无论是哪个党派，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这个世界所要做的不仅仅是显示出痛苦和哀伤，还应该表示出对于恐怖威胁的恐惧和忧虑，并与美国一起投身到反恐行动中去。甚至一些美国的观察家时至今日还持有这种观点。不过事实上其它国家既没有感到恐惧也没有丝毫的紧迫感。欧洲人认为，冷战期间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携手是因为欧洲受到了威胁，那时的美国能够提供安全。冷战之后特别是9·11之后欧洲已经变得相当安全了，而受到惊吓的只是美国人自己而已。
当人们走出震惊和恐惧的阴影时，却发现整个世界对于美国的态度并没有因为9·11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可以说对美国的仇恨依旧。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01年展开的一项针对性民意调查表明，人们大都对美国的遭遇感到悲哀，也有不少人认为“美国也应该尝尝什么叫防不胜防”，而持这两种意见的人数几乎相等(在世界范围内约占70％，在欧洲约占66％)。包括欧洲人在内的许多调查者都认为美国的全球政策和所作所为是恐怖袭击发生的主要原因，借用一句成语，这叫“恶有恶报”。
“不称职”的霸主
如果从某一角度考量的话，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是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作为一个积极和负责任的“世界领袖”，推翻萨达姆政权对于后9·11时代的美国来说并不能算是特别自私的行为。恰恰相反，与布什狭隘的、基于利益的外交政策相比，从伊拉克战争中似乎更能看到前9·11时代美国的影子。
伊拉克战争与反恐战争有一定关联。1998克林顿政府就已经怀疑萨达姆与恐怖分子有联系。克林顿警告说，如果美国不主动采取行动，整个世界将会面临伊拉克的威胁。这个流氓国家会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供给恐怖分子、毒品贩子和有组织的犯罪团伙。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对于这种威胁的容忍度降至了最低点。
谁知道如果美国真的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欧洲人和反战批评家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即使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美国能在短期内给伊拉克带来稳定，国际社会又会作何表示呢?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曾相信，“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事做好，人们依然会认为我们为伊拉克人民带来了幸福。”然而，鲍威尔的话并没有变为现实。美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对于形势的误判；任何战争中都会出现的坏运气以及伊拉克社会固有的不安定因素。然而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布什政府的抱残守旧造成的。一些五角大楼的官员依然是“战略停顿”策略的死忠，并极力反对过度依赖地面力量。此外，正如参议员拜登所担忧的那样，共和党的现实主义者一直对伊拉克重建工作不屑一顾。其结果就是独裁政权垮台之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安全部队人手不足，负责战后重建和经济回复工作的劳力也极度短缺。
布什政府最终还是做出了战略调整，伊 拉克的前景也因此比两年前变得更为光明。不过美国依然为几年来的政策失误买了单。与当初发动侵伊战争相比，美国四年来的所作所为(包括阿布格莱德监狱丑闻)对自身的国际声誉损害更大。在这个分裂的世界里，比当“霸权”更糟糕的唯一情况就是无法真正的做到“霸权”。
实力和幻觉
美国如今的国际形象其实并没有一些人声称的那样糟糕。一些国家的确正在崛起，然而它们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美情绪。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图消减美国的优势，不过它们之间似乎也在用警惕的眼光打量对方。而其它正在崛起的国家如巴西和印度更没有制衡美国的打算。
虽然对于美国的评价多是负面的，但大多数国家依然愿意在地缘政治上亲近美国。几年前，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为制衡美国都不约而同地为转向俄罗斯。如今，法、德以及其它一些欧洲国家都在纷纷调整外交政策。法国总统萨科奇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现出来的亲美外交表明，理性地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可以提升欧洲的实力和影响力。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也与美国凑的很近。即使在反美情绪高涨的中东，形势对于美国来说似乎也不算太坏。与海湾战争时代相仿，埃及，约旦，摩洛哥，沙特阿拉伯继续与美国如影随形。而伊拉克也已经彻底抛弃萨达姆时代的反美情绪。这与冷战期间美国在中东处处碰壁不同。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席卷整个地区，并纷纷向前苏联投怀送抱。1979年，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支柱伊朗国王巴列维政权被霍梅尼领导的反美革命推翻，这也直接导致了这一地区战略局势的改变。
虽然二战后的美国在欧洲如鱼得水，但却在其它地方频频失手。中国被赤化，朝鲜战争爆发，苏联成功引爆氢弹以及后殖民地时代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思潮，每一个都超越了美国的控制能力。与之相比，近十年来所发生的一切没有对美国的国际地位造成更大的冲击。
中国的战略学家相信，目前的国际格局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只要美国依然是全球的经济中心，保持无与伦比的军事优势，继续扮演政治学说的布道者角色，只要美国大众继续支持美国的国家政策，只要潜在的挑战者会让周边国家恐惧而非博得同情，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将不会改变。
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这个世界似乎并没有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样子。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已经让位于地缘经济领域的竞争。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意识形态博弈随着“历史的终结”而宣告结束。几乎没有人能预料到美国——这个史无前例的超级大国会面对如此多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但来自于新兴国家，甚至还有曾经的盟友。这里有多少归咎于命运?有多少又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如果可能的话，美国现在应该怎样做呢?
也许回忆起来有些困难，这个对于世界而言的“美国问题”，或者更应该说是对于美国而言的“世界问题”其实源于布什上台之前。1999年，法国前外长于贝尔·韦德里纳就曾经称美国为“强权国家”。1999年，塞缪尔·亨廷顿甚至声称，几乎全世界都视美国为“超级流氓”，“入侵者，干涉主义者，单边主义者，霸权主义者和伪善者”。虽然亨廷顿和其他人一直在批评克林顿政府所宣扬的“美国实力和美国美德”，但美国人的自负并不是始于克林顿时代，而是源于苏联垮台后地缘政治的改变以及随之带给人们的微妙的心理变化。
冷战的结束确实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用新眼光看待彼此的机会。不过美国看上去却显得粗狂且野蛮，这一点就和他们的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法国的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曾号召欧洲对抗美国的霸权，并阻止“美国主义”的侵袭。“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单级政治的世界，”他说道，“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为多极化而战的原因。”
布什——现实主义者
早在布什登基之前，漫画家们就已经将他描绘成德克萨斯牛仔的形象。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还给布什起了个“连环杀手”的绰号。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什就任之初，还曾一度希望能够改变美国倨傲的形象。“外交现实主义”在当时很时兴。当在总统辩论中被问及用什么原则来指导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民主党候选人阿尔·戈尔认为那是个“关于价值观的问题”，他说道：“美国作为‘天然的世界领袖’，必须拥有使命感，并为其它国家绘制一个蓝图，让他们变得更加像美国人。”而在这个问题上，布什则认为，要看那原则是不是符合美国的利益。布什表示：“美国不应该跑到世界上去指指点点，这是美国人结束被丑化的唯一办法。”
可惜布什政府的“现实主义”招牌还是没能在全世界招来更多的朋友。布什政府的幕僚们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际对话显示出鄙夷的态度。布什在上任的头九个月内就接二连三地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不过其中一些在克林顿主政的期间就已经名存实亡了，只是当时克林顿对国际社会的安抚工作做的比较到位而已。以“现实政冶家”自称，时任布什外交政策顾问的康多莉扎·赖斯在2000年曾表示，所有关于人道主义的说辞都是空洞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以国家利益为基石，而不是为了虚无缥缈的“国际社会”。
我们都是美国人
这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所有人的想法。那次袭击只是让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稍作调整，但并没有大动干戈。美国没有放弃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外交策略。这种狭隘的自卫观很容易导致宏大而激进的全球战略。当“战略停顿”结束后，美国立刻打着反恐的旗号，重新投入到全球性的干涉行动中去了。
后9·11时代的国际形势是一个不能不说的话题。美国出了事也就是世界出了事。在欧洲以及世界其它地方，人们的普遍反应都是恐惧，悲伤和同情。无论是哪个党派，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这个世界所要做的不仅仅是显示出痛苦和哀伤，还应该表示出对于恐怖威胁的恐惧和忧虑，并与美国一起投身到反恐行动中去。甚至一些美国的观察家时至今日还持有这种观点。不过事实上其它国家既没有感到恐惧也没有丝毫的紧迫感。欧洲人认为，冷战期间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携手是因为欧洲受到了威胁，那时的美国能够提供安全。冷战之后特别是9·11之后欧洲已经变得相当安全了，而受到惊吓的只是美国人自己而已。
当人们走出震惊和恐惧的阴影时，却发现整个世界对于美国的态度并没有因为9·11而发生根本性变化。可以说对美国的仇恨依旧。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001年展开的一项针对性民意调查表明，人们大都对美国的遭遇感到悲哀，也有不少人认为“美国也应该尝尝什么叫防不胜防”，而持这两种意见的人数几乎相等(在世界范围内约占70％，在欧洲约占66％)。包括欧洲人在内的许多调查者都认为美国的全球政策和所作所为是恐怖袭击发生的主要原因，借用一句成语，这叫“恶有恶报”。
“不称职”的霸主
如果从某一角度考量的话，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是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作为一个积极和负责任的“世界领袖”，推翻萨达姆政权对于后9·11时代的美国来说并不能算是特别自私的行为。恰恰相反，与布什狭隘的、基于利益的外交政策相比，从伊拉克战争中似乎更能看到前9·11时代美国的影子。
伊拉克战争与反恐战争有一定关联。1998克林顿政府就已经怀疑萨达姆与恐怖分子有联系。克林顿警告说，如果美国不主动采取行动，整个世界将会面临伊拉克的威胁。这个流氓国家会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供给恐怖分子、毒品贩子和有组织的犯罪团伙。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对于这种威胁的容忍度降至了最低点。
谁知道如果美国真的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欧洲人和反战批评家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即使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美国能在短期内给伊拉克带来稳定，国际社会又会作何表示呢?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曾相信，“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事做好，人们依然会认为我们为伊拉克人民带来了幸福。”然而，鲍威尔的话并没有变为现实。美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对于形势的误判；任何战争中都会出现的坏运气以及伊拉克社会固有的不安定因素。然而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布什政府的抱残守旧造成的。一些五角大楼的官员依然是“战略停顿”策略的死忠，并极力反对过度依赖地面力量。此外，正如参议员拜登所担忧的那样，共和党的现实主义者一直对伊拉克重建工作不屑一顾。其结果就是独裁政权垮台之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安全部队人手不足，负责战后重建和经济回复工作的劳力也极度短缺。
布什政府最终还是做出了战略调整，伊 拉克的前景也因此比两年前变得更为光明。不过美国依然为几年来的政策失误买了单。与当初发动侵伊战争相比，美国四年来的所作所为(包括阿布格莱德监狱丑闻)对自身的国际声誉损害更大。在这个分裂的世界里，比当“霸权”更糟糕的唯一情况就是无法真正的做到“霸权”。
实力和幻觉
美国如今的国际形象其实并没有一些人声称的那样糟糕。一些国家的确正在崛起，然而它们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美情绪。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图消减美国的优势，不过它们之间似乎也在用警惕的眼光打量对方。而其它正在崛起的国家如巴西和印度更没有制衡美国的打算。
虽然对于美国的评价多是负面的，但大多数国家依然愿意在地缘政治上亲近美国。几年前，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施罗德为制衡美国都不约而同地为转向俄罗斯。如今，法、德以及其它一些欧洲国家都在纷纷调整外交政策。法国总统萨科奇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现出来的亲美外交表明，理性地发展与美国的关系可以提升欧洲的实力和影响力。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也与美国凑的很近。即使在反美情绪高涨的中东，形势对于美国来说似乎也不算太坏。与海湾战争时代相仿，埃及，约旦，摩洛哥，沙特阿拉伯继续与美国如影随形。而伊拉克也已经彻底抛弃萨达姆时代的反美情绪。这与冷战期间美国在中东处处碰壁不同。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阿拉伯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席卷整个地区，并纷纷向前苏联投怀送抱。1979年，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支柱伊朗国王巴列维政权被霍梅尼领导的反美革命推翻，这也直接导致了这一地区战略局势的改变。
虽然二战后的美国在欧洲如鱼得水，但却在其它地方频频失手。中国被赤化，朝鲜战争爆发，苏联成功引爆氢弹以及后殖民地时代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思潮，每一个都超越了美国的控制能力。与之相比，近十年来所发生的一切没有对美国的国际地位造成更大的冲击。
中国的战略学家相信，目前的国际格局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只要美国依然是全球的经济中心，保持无与伦比的军事优势，继续扮演政治学说的布道者角色，只要美国大众继续支持美国的国家政策，只要潜在的挑战者会让周边国家恐惧而非博得同情，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将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