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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遵义播州之名，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将夜郎州改名为播州起，到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平播之战”止，共存在962年。其间，从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杨氏入播始祖杨端率其八姓族人入播始，杨氏据拥播州历四个朝代共达725年，袭职二十九世。杨氏播州在历史上以军事重镇著称，对于播州的记载也偏重于军事方面，对于经济方面的记载则较为简略。今天，我们只能从史书文献和其他历史著述的一鳞半爪，加上尚存文物等侧面资料，得以窥见播州的农工商贸状况。
关键词：播州土司；地区经济；交通状况
一、 农业
从自然环境来看，播州的自然条件良好，适应农作物的生长，据史料记载，“西南诸夷，汉属牂牁地。唐置费、珍、琰、播、郎、牂、夷等州。……土熟，多霖雨，稻粟皆可再熟。”水利事业的兴修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播州农业的发展。唐末杨端领播州时，修筑“大水田堰”，据记载“周广十余里”，“可灌田万亩”，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灌溉作用。之后历代的统治者陆续兴修水库塘堰灌溉工程，如今尚存的古代水利有大水田堰、雷水堰、军筑堰、白泥堰、又仙堰、菱角堰、常舒堰、千工堰、螺狮堰、八幅堰、宫陂堰等，这些水库堰塘，至今多数还在蓄水灌田。水利工程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种植业特别是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利于粮食生产的提高。此外，播州的统治者采取“寓兵于农，且耕且战”的政策，通过“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来实现“兵民两利”。在南宋时期，十三世土官杨粲统一了“上下杨”之地，平息边患，实行“治政宽简”政策，给各民族休养生息的机会，使农业发展，物产逐渐丰富，开创了“播州盛世”。这些都是播州农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平播战争的主帅李化龙就曾说道：“环播幅员千里，田地无虑数千万亩”，“白田坝沃壤数百亩”。可见，播州农业发展可观。
在农作物方面，史料记载“水田皆宜稻，干田宜胡豆，山地肥者宜诸豆，高山宜包谷，山地之新垦宜小谷，冷湿地宜稗子，干松宜诸荞，米麦、水子米惟宜肥地，包谷、高粱、香麦、小麦、老麦、青稞、畏山豆，种瘠地亦获微收。”在经济作物方面，培植和发展了茶叶、麻、靛、生漆、桐、乌桕、油菜、五倍子等。其中，茶叶种植历史悠久，唐宋元屡见贵州土官以茶为贡品之一。明代，种茶相当普遍，政府设有茶仓等机构来管理，正统五年三月，“革四川播州宣慰使司长官司茶仓，以本司茶课折收钞故也。”这说明已经开始征收茶税，而播州就是明代时期的四所“茶仓”之一。
在发展农耕的基础上，家畜养殖也推动了播州畜牧业的发展，主要牲畜为牛、羊、马，大牲畜被作为财富的象征，法律规定“盗牛者倍三而偿，杀人者出马三十。”这就说明了畜牧业的兴旺。其中，播州马市的马匹交易非常繁荣，土官、土司常向朝廷贡马，说明播州的畜牧业的发达主要是以马为大宗，这由于在冷兵器时代，在社会相对不发达的时代马匹是最重要的军需品和交通工具。另外播州地处西南一隅，高原一角的山区，耕牛的饲养也是很重要的，它为农业发展提供畜力保障，促進了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的迅速发展。
二、 手工业
在手工业上，较为突出的有纺织业、酿造业、造纸业、制瓷业、矿冶业。在纺织业方面，播州设有“机院”纺织的手工作坊，《明史》记载：“将民人赵其、江文仁、张川保等一百余户充机院织匠。”专司制造布帛和衣服。杨汉英进贡雨毡，一次达1000被，这说明播州丝织业的发达。在酿造业方面，虽未见专门的记载，但是从杨斌的桃源洞口题诗中，多处提到饮酒，“提壶到外一盘桓”，“饮余回首谁为主”，“沽酒登高一典衣”，“酒醉诗怀如许壮”等，可见酿造业规模与技术之一斑。在造纸业方面，自南宋初，播州土司杨选惟嗜读书，择名师授其子经籍，“闻四方有贤者，则厚币罗致之，每以十百计。”由是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土俗为三大变。播州的文化的兴起，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工具纸张的制造行业的普及，特别是杨粲袭位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办学，这样对纸张的需求量增大，使造纸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 商贸与交通
播州杨氏致力于开辟交通，这为播州商业贸易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南宋端平及淳祐年间，由于播州两次派兵入蜀，开拓了播州至渝州大道。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思、播道路不通，发兵千人与洞蛮开道”，公元1329年义至贵阳的南大道，川黔大道联通。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遣景川候曹震往永宁开通河道”“贵播驿辅桥道，委播州宣慰使杨铿、重庆千户镇提调军民开之”。播州的交通也突出表现为驿道的开辟和驿站的设立。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播州宣抚司设播州站。明洪武六年（1373年）在播州境内设永安、湘江、乌江三驿。元明之际，先后开辟从绥阳入川，由团溪至珠藏通黄平和镇远，老卜到湄潭、瓮安，忠庄经鸭溪至黔西等4条分支驿道。驿道与驿站的设立，加强了播州与外界道路的开通，促使商贸活动逐渐频繁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播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真州即古珍州，川原平衍，商贩周游”。平播主帅李化龙在《播地善后事宜疏》中也特别提到，“真州即古珍州，川原平衍，商贩周游，应复一州”又有习水县土城的《通商碑》记载道：“载抑土税，以通商贾。”由此看出播州的商贸活动比较发达。
在播州的商贸活动中，马市交易最为发达。宋徽宗大观年间，播州地区每年市马50匹。《明会典》记载：“凡易马，（洪武）三十年，令四川……及播州宣慰史司，各置茶仓储茶，以待客商纳买中买，及西蕃易马”。又据《明史·食货志》载：“洪武末，置成都、重庆、保宁，播州茶仓四所，令商人纳米中茶”。可知播州在明代时有“以茶易马”“以茶易粮”贸易。正如前述提到，随着播州农业的发展，有较高经济价值的茶叶普遍种植，使茶叶成为商人获利丰厚的商品之一。播州茶叶也以质量高而畅销各地，绥阳“茶叶甚好，佳者不减吴越。”怀所产的茶绝大多数运销四川各县。四川的井盐通过遵义进贵州，乌江沿岸许多城镇繁荣起来，遵义已成为贵州的经济重心。
参考文献：
[1]宋濂.《元史》卷11《世祖本纪八》[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
[2][清]张廷玉.《明史》卷320列传第200《四川土司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遵义市委员会宣教文卫委员会编.《海龙囤烟云录》，2000.
作者简介：
王荟，贵州省贵阳市，贵州民族文化宫。
关键词：播州土司；地区经济；交通状况
一、 农业
从自然环境来看，播州的自然条件良好，适应农作物的生长，据史料记载，“西南诸夷，汉属牂牁地。唐置费、珍、琰、播、郎、牂、夷等州。……土熟，多霖雨，稻粟皆可再熟。”水利事业的兴修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播州农业的发展。唐末杨端领播州时，修筑“大水田堰”，据记载“周广十余里”，“可灌田万亩”，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灌溉作用。之后历代的统治者陆续兴修水库塘堰灌溉工程，如今尚存的古代水利有大水田堰、雷水堰、军筑堰、白泥堰、又仙堰、菱角堰、常舒堰、千工堰、螺狮堰、八幅堰、宫陂堰等，这些水库堰塘，至今多数还在蓄水灌田。水利工程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种植业特别是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利于粮食生产的提高。此外，播州的统治者采取“寓兵于农，且耕且战”的政策，通过“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来实现“兵民两利”。在南宋时期，十三世土官杨粲统一了“上下杨”之地，平息边患，实行“治政宽简”政策，给各民族休养生息的机会，使农业发展，物产逐渐丰富，开创了“播州盛世”。这些都是播州农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平播战争的主帅李化龙就曾说道：“环播幅员千里，田地无虑数千万亩”，“白田坝沃壤数百亩”。可见，播州农业发展可观。
在农作物方面，史料记载“水田皆宜稻，干田宜胡豆，山地肥者宜诸豆，高山宜包谷，山地之新垦宜小谷，冷湿地宜稗子，干松宜诸荞，米麦、水子米惟宜肥地，包谷、高粱、香麦、小麦、老麦、青稞、畏山豆，种瘠地亦获微收。”在经济作物方面，培植和发展了茶叶、麻、靛、生漆、桐、乌桕、油菜、五倍子等。其中，茶叶种植历史悠久，唐宋元屡见贵州土官以茶为贡品之一。明代，种茶相当普遍，政府设有茶仓等机构来管理，正统五年三月，“革四川播州宣慰使司长官司茶仓，以本司茶课折收钞故也。”这说明已经开始征收茶税，而播州就是明代时期的四所“茶仓”之一。
在发展农耕的基础上，家畜养殖也推动了播州畜牧业的发展，主要牲畜为牛、羊、马，大牲畜被作为财富的象征，法律规定“盗牛者倍三而偿，杀人者出马三十。”这就说明了畜牧业的兴旺。其中，播州马市的马匹交易非常繁荣，土官、土司常向朝廷贡马，说明播州的畜牧业的发达主要是以马为大宗，这由于在冷兵器时代，在社会相对不发达的时代马匹是最重要的军需品和交通工具。另外播州地处西南一隅，高原一角的山区，耕牛的饲养也是很重要的，它为农业发展提供畜力保障，促進了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的迅速发展。
二、 手工业
在手工业上，较为突出的有纺织业、酿造业、造纸业、制瓷业、矿冶业。在纺织业方面，播州设有“机院”纺织的手工作坊，《明史》记载：“将民人赵其、江文仁、张川保等一百余户充机院织匠。”专司制造布帛和衣服。杨汉英进贡雨毡，一次达1000被，这说明播州丝织业的发达。在酿造业方面，虽未见专门的记载，但是从杨斌的桃源洞口题诗中，多处提到饮酒，“提壶到外一盘桓”，“饮余回首谁为主”，“沽酒登高一典衣”，“酒醉诗怀如许壮”等，可见酿造业规模与技术之一斑。在造纸业方面，自南宋初，播州土司杨选惟嗜读书，择名师授其子经籍，“闻四方有贤者，则厚币罗致之，每以十百计。”由是蛮荒子弟多读书攻文，土俗为三大变。播州的文化的兴起，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工具纸张的制造行业的普及，特别是杨粲袭位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办学，这样对纸张的需求量增大，使造纸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 商贸与交通
播州杨氏致力于开辟交通，这为播州商业贸易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南宋端平及淳祐年间，由于播州两次派兵入蜀，开拓了播州至渝州大道。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思、播道路不通，发兵千人与洞蛮开道”，公元1329年义至贵阳的南大道，川黔大道联通。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遣景川候曹震往永宁开通河道”“贵播驿辅桥道，委播州宣慰使杨铿、重庆千户镇提调军民开之”。播州的交通也突出表现为驿道的开辟和驿站的设立。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播州宣抚司设播州站。明洪武六年（1373年）在播州境内设永安、湘江、乌江三驿。元明之际，先后开辟从绥阳入川，由团溪至珠藏通黄平和镇远，老卜到湄潭、瓮安，忠庄经鸭溪至黔西等4条分支驿道。驿道与驿站的设立，加强了播州与外界道路的开通，促使商贸活动逐渐频繁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播州社会经济的发展。
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真州即古珍州，川原平衍，商贩周游”。平播主帅李化龙在《播地善后事宜疏》中也特别提到，“真州即古珍州，川原平衍，商贩周游，应复一州”又有习水县土城的《通商碑》记载道：“载抑土税，以通商贾。”由此看出播州的商贸活动比较发达。
在播州的商贸活动中，马市交易最为发达。宋徽宗大观年间，播州地区每年市马50匹。《明会典》记载：“凡易马，（洪武）三十年，令四川……及播州宣慰史司，各置茶仓储茶，以待客商纳买中买，及西蕃易马”。又据《明史·食货志》载：“洪武末，置成都、重庆、保宁，播州茶仓四所，令商人纳米中茶”。可知播州在明代时有“以茶易马”“以茶易粮”贸易。正如前述提到，随着播州农业的发展，有较高经济价值的茶叶普遍种植，使茶叶成为商人获利丰厚的商品之一。播州茶叶也以质量高而畅销各地，绥阳“茶叶甚好，佳者不减吴越。”怀所产的茶绝大多数运销四川各县。四川的井盐通过遵义进贵州，乌江沿岸许多城镇繁荣起来，遵义已成为贵州的经济重心。
参考文献：
[1]宋濂.《元史》卷11《世祖本纪八》[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
[2][清]张廷玉.《明史》卷320列传第200《四川土司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遵义市委员会宣教文卫委员会编.《海龙囤烟云录》，2000.
作者简介：
王荟，贵州省贵阳市，贵州民族文化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