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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陈映真，人们就会想到他的《将军族》。这篇发表于1964年1月的小说，一向被誉为陈映真早期创作最优秀的作品。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磨砺，它愈发迸射出文学经典的璀璨光芒，并提示我们寻找陈映真文学世界和精神路向的一种路径。
20世纪60年代的陈映真，无论是以市镇小知识分子的热情、激愤和孤独来写照理想主义精神的受挫，还是看社会的觉醒和忧患来寻求台湾未来的进路，他的创作始终离不开对周遭世界中人的关注和关爱，阔大而深沉的人间情怀贯穿了他一生的文学追求。《将军族》正是以一种经典性的写作，将这种人间情怀和文学理想铭刻在时代的高度上。
《将军族》的故事发生于台湾底层社会，三角脸和小瘦丫头两个小人物的形象塑造，那种大陆人和台湾人相濡以沫的悲欢离合，是如此强烈地撼动了我们。小说中，故乡在大陆的老兵三角脸，历经东北沦陷、四年战乱流落台湾，退役后服务于一家巡回演出的康乐队，年近四十，还是孤独漂泊的单身汉。而居住台东乡下的小瘦丫头，因家境赤贫被卖到花莲当妓女，她不甘于屈辱和堕落，逃跑出来参加了三角脸所在的台北康乐队，扮演一个被人取笑的小丑角色。他们原本素昧平生，因为漂泊的身世和乡愁，两个命运无依的小人物感人至深地演绎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岛屿故事。为了帮助小瘦丫头偿还家中债务，三角脸将仅有的三万台币退伍金悄悄放在她的枕头下，然后离队他去;而仍旧在劫难逃的小瘦丫头，重新落入妓院还被嫖客弄瞎了左眼。在攒钱赎身的五年血泪生涯之后，不忘旧日情谊的小瘦丫头走遍天涯海角寻找三角脸，只为再能见他一面。当他们终于邂逅，喜极而泣的两个小人物终因能互相陪伴着脱离这悲苦尘世，选择了卑微而庄严的共赴死亡。底层小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黄金般的品格，远远超过了那些所谓的上等人。
陈映真对上述小人物所倾注的人间关爱，有着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涵。这其中，从人道主义出发的悲悯情怀，既有其生父陈炎兴的基督教信仰濡染和德国史怀哲医生建造非洲医院的济世理想影响，也有少年时代目睹白色恐怖场景的忧思和家道中落的感伤;由此所体现的人间悲悯，是一个作家基于人的关怀的真诚与良知。而对于普罗大众的底层情怀，是从陈映真所来自的大地孕育，从后街读书得到的思想启蒙，特别是受到鲁迅《呐喊》的精神洗礼所逐渐形成的。如作者所言，“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陈映真在当代台湾文坛第一个涉足“大陆人在台湾”的题材，为什么他对“寄寓于台湾的大陆人的沧桑和传奇，以及在台湾的流寓的和本地的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所显示的兴趣和关怀”。 1962年在军中服役的陈映真，了解到“军队里下层外省老士官的传奇和悲悯的命运，震动了他的感情，让他在感性的范围内，深入体会了内战和民族分裂的历史对于大陆农民出身的老士官们残酷的拨弄”。从60年代创作《文书》《将军族》《累累》，到1999年的《归乡》等，就是以这种深重的民族忧患，表达了“但愿长期分离的兄弟彼此流泪拥抱”的愿景。 事实上，陈映真在60年代形成的思想根底和文学理想，无疑为他后来的社会历史洞见、文学创作拓展，乃至为两岸统一鼓与呼的民族大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陈映真对这种人间情怀的表现，充满了温蔼而感性、忧伤而浪漫的感情色彩，作者的社会理想与文学表达，通过匠心独运的艺术处理方式，在《将军族》中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
首先，音乐元素的大量融入，在营造特定环境氛围塑造主人公形象方面，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三角脸和小瘦丫头身处康乐队的人生角色，使得乐队、乐器、歌曲、旋律自然渗透于他们的生活，吉他、小喇叭、萨士风、脆皮鼓、铜锣、曼陀铃琴、铜号、指挥棒等，文中多有涉及;而音乐所具有的那种动人心弦的直击力量，自然成为传达两个小人物的思想情感且推动作品故事发展的艺术载体。小说中，从三角脸轻轻哼唱大陆童谣“王老七，养小雞，叽咯叽咯叽咯”，到小瘦丫头温柔吟唱台湾民歌《绿岛小夜曲》;从少女乐手们齐奏缅怀老黑奴的《马撒永眠黄泉下》，到高个子乐手吹起无限乡愁的《游子吟》;从作品开篇丧家葬礼上回荡着萨士风中音的《荒城之月》，到故事结尾三角脸神采飞扬演奏的《王者进行曲》;六首歌曲以其特定的内容与旋律伴随主人公情感节拍的起伏波动，贯穿《将军族》始终。每每牵动人物身世命运的转折点，都有着音乐性描述的渗透和融入。当年在康乐队，沙滩月夜里，三角脸用吉他拨动乡愁，唤起了两个小人物的情感共鸣;离别五年后的相遇，冬日阳光下，指挥乐队的小瘦丫头以她独特的站姿“画着十分优美的曼陀铃琴的弧”;历经沧桑的三角脸却倍感自己“像旧了的鼓，缀缀补补的铜号那样，又丑陋，又凄凉”。而一旦相约像婴儿那么干净的下一辈子重逢，三角脸高调吹奏《王者进行曲》，兴奋地踏着正步;小瘦丫头挥舞银色的指挥棒，朗声大笑;田野里的农夫和村童们也向他们招手欢呼。第二天早晨，身穿乐队制服、双双殉情在甘蔗田里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如同大将军一般安详、威严，“指挥棒和小喇叭很整齐地放置在脚前，闪闪发光”。事实上，面对暗浊的现实和悲苦的人生，两个卑微的小人物虽然未经正规的音乐训练，却以颠沛流离的康乐队表演给活着的人带来尘世的快乐，给死去的人带去长眠的安魂，也给自己的生命忧伤带来几许温暖的亮色。如同小说描写的场景，安魂曲在乡村葬礼上响起，和煦的冬阳在田野上依旧照耀，所有这一切，“便构成了人生、人死的喜剧了”，包括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充满人生尊严和爱情厮守的救赎，最终在这音乐的休止符中走向永恒。可以说，以音乐旋律来传达世事沧桑和人间真情，使这篇小说拥有了最具辨识度的艺术表现特征。
其次，多种艺术手段的调动与融合，从意识流手法的娴熟运用，到情景交融的氛围烘托;从心理活动的传神描画，到蕴藉着悲与喜、生与死、卑微与高贵的人生写照，它们共同创造了《将军族》生动可感的文学世界。《将军族》直面底层生活真实又不拘于传统的写实路径，以意识流动打破生活时空的限制，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的故事在过往与现实的闪回、切换中不断穿行，连缀起大陆、台湾、康乐队、沙滩月夜、流浪途中、台东乡下、花莲妓院、乡村葬礼、田野村头发生的悲情世事，演绎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心路。
读《将军族》难以忘怀的，还有那个仿佛无处不在的月亮。古往今来，李白举头仰望的那轮明月，穿越了无数的江山与岁月，成为中国人魂牵梦萦的乡愁。由月夜引出的心情故事，亦绵延在《将军族》里。初次走近三角脸，小瘦丫头“抱着一支吉他，伊那时又瘦又小，在月光里”。想听三角脸说大陆的故事，“伊便很顺从地坐在他的旁边。月亮在海水中碎成许多闪闪的鱼鳞”，“伊仰着头。月光很柔和地敷在伊的干枯的小脸”。而那个被卖掉的猴子在月圆之夜想念森林和亲人的故事，竟让“伊坐在那里，抱着屈着的腿，很安静地哭着”。终于止住哭声的小瘦丫头抬头望去，“月光真实美丽。那样静悄悄地照明着长长的沙滩、碉堡和几栋营房”。猴子的故事勾起小瘦丫头的心事，“原来月亮大了，我又想家了”，不由得讲起自己“就好像我们乡下的猪、牛那样的被卖掉了”的经历。返程的月光“照着两行孤独的脚印”，伊将手伸进他的臂弯里，三角脸的心充满了另外一种温情。此时“月在东方斜着，分外的圆了”。在这里，月亮作为乡愁的意象和象征，它沟通了两岸中国人的心，使得小人物天涯沦落的苦旅，有了相濡以沫的温暖，也让陈映真小说那种温蔼的感性发挥到了极致。
责任编辑：马洪滔 林幼润
20世纪60年代的陈映真，无论是以市镇小知识分子的热情、激愤和孤独来写照理想主义精神的受挫，还是看社会的觉醒和忧患来寻求台湾未来的进路，他的创作始终离不开对周遭世界中人的关注和关爱，阔大而深沉的人间情怀贯穿了他一生的文学追求。《将军族》正是以一种经典性的写作，将这种人间情怀和文学理想铭刻在时代的高度上。
《将军族》的故事发生于台湾底层社会，三角脸和小瘦丫头两个小人物的形象塑造，那种大陆人和台湾人相濡以沫的悲欢离合，是如此强烈地撼动了我们。小说中，故乡在大陆的老兵三角脸，历经东北沦陷、四年战乱流落台湾，退役后服务于一家巡回演出的康乐队，年近四十，还是孤独漂泊的单身汉。而居住台东乡下的小瘦丫头，因家境赤贫被卖到花莲当妓女，她不甘于屈辱和堕落，逃跑出来参加了三角脸所在的台北康乐队，扮演一个被人取笑的小丑角色。他们原本素昧平生，因为漂泊的身世和乡愁，两个命运无依的小人物感人至深地演绎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岛屿故事。为了帮助小瘦丫头偿还家中债务，三角脸将仅有的三万台币退伍金悄悄放在她的枕头下，然后离队他去;而仍旧在劫难逃的小瘦丫头，重新落入妓院还被嫖客弄瞎了左眼。在攒钱赎身的五年血泪生涯之后，不忘旧日情谊的小瘦丫头走遍天涯海角寻找三角脸，只为再能见他一面。当他们终于邂逅，喜极而泣的两个小人物终因能互相陪伴着脱离这悲苦尘世，选择了卑微而庄严的共赴死亡。底层小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黄金般的品格，远远超过了那些所谓的上等人。
陈映真对上述小人物所倾注的人间关爱，有着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涵。这其中，从人道主义出发的悲悯情怀，既有其生父陈炎兴的基督教信仰濡染和德国史怀哲医生建造非洲医院的济世理想影响，也有少年时代目睹白色恐怖场景的忧思和家道中落的感伤;由此所体现的人间悲悯，是一个作家基于人的关怀的真诚与良知。而对于普罗大众的底层情怀，是从陈映真所来自的大地孕育，从后街读书得到的思想启蒙，特别是受到鲁迅《呐喊》的精神洗礼所逐渐形成的。如作者所言，“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陈映真在当代台湾文坛第一个涉足“大陆人在台湾”的题材，为什么他对“寄寓于台湾的大陆人的沧桑和传奇，以及在台湾的流寓的和本地的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所显示的兴趣和关怀”。 1962年在军中服役的陈映真，了解到“军队里下层外省老士官的传奇和悲悯的命运，震动了他的感情，让他在感性的范围内，深入体会了内战和民族分裂的历史对于大陆农民出身的老士官们残酷的拨弄”。从60年代创作《文书》《将军族》《累累》，到1999年的《归乡》等，就是以这种深重的民族忧患，表达了“但愿长期分离的兄弟彼此流泪拥抱”的愿景。 事实上，陈映真在60年代形成的思想根底和文学理想，无疑为他后来的社会历史洞见、文学创作拓展，乃至为两岸统一鼓与呼的民族大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陈映真对这种人间情怀的表现，充满了温蔼而感性、忧伤而浪漫的感情色彩，作者的社会理想与文学表达，通过匠心独运的艺术处理方式，在《将军族》中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
首先，音乐元素的大量融入，在营造特定环境氛围塑造主人公形象方面，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三角脸和小瘦丫头身处康乐队的人生角色，使得乐队、乐器、歌曲、旋律自然渗透于他们的生活，吉他、小喇叭、萨士风、脆皮鼓、铜锣、曼陀铃琴、铜号、指挥棒等，文中多有涉及;而音乐所具有的那种动人心弦的直击力量，自然成为传达两个小人物的思想情感且推动作品故事发展的艺术载体。小说中，从三角脸轻轻哼唱大陆童谣“王老七，养小雞，叽咯叽咯叽咯”，到小瘦丫头温柔吟唱台湾民歌《绿岛小夜曲》;从少女乐手们齐奏缅怀老黑奴的《马撒永眠黄泉下》，到高个子乐手吹起无限乡愁的《游子吟》;从作品开篇丧家葬礼上回荡着萨士风中音的《荒城之月》，到故事结尾三角脸神采飞扬演奏的《王者进行曲》;六首歌曲以其特定的内容与旋律伴随主人公情感节拍的起伏波动，贯穿《将军族》始终。每每牵动人物身世命运的转折点，都有着音乐性描述的渗透和融入。当年在康乐队，沙滩月夜里，三角脸用吉他拨动乡愁，唤起了两个小人物的情感共鸣;离别五年后的相遇，冬日阳光下，指挥乐队的小瘦丫头以她独特的站姿“画着十分优美的曼陀铃琴的弧”;历经沧桑的三角脸却倍感自己“像旧了的鼓，缀缀补补的铜号那样，又丑陋，又凄凉”。而一旦相约像婴儿那么干净的下一辈子重逢，三角脸高调吹奏《王者进行曲》，兴奋地踏着正步;小瘦丫头挥舞银色的指挥棒，朗声大笑;田野里的农夫和村童们也向他们招手欢呼。第二天早晨，身穿乐队制服、双双殉情在甘蔗田里的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如同大将军一般安详、威严，“指挥棒和小喇叭很整齐地放置在脚前，闪闪发光”。事实上，面对暗浊的现实和悲苦的人生，两个卑微的小人物虽然未经正规的音乐训练，却以颠沛流离的康乐队表演给活着的人带来尘世的快乐，给死去的人带去长眠的安魂，也给自己的生命忧伤带来几许温暖的亮色。如同小说描写的场景，安魂曲在乡村葬礼上响起，和煦的冬阳在田野上依旧照耀，所有这一切，“便构成了人生、人死的喜剧了”，包括三角脸和小瘦丫头充满人生尊严和爱情厮守的救赎，最终在这音乐的休止符中走向永恒。可以说，以音乐旋律来传达世事沧桑和人间真情，使这篇小说拥有了最具辨识度的艺术表现特征。
其次，多种艺术手段的调动与融合，从意识流手法的娴熟运用，到情景交融的氛围烘托;从心理活动的传神描画，到蕴藉着悲与喜、生与死、卑微与高贵的人生写照，它们共同创造了《将军族》生动可感的文学世界。《将军族》直面底层生活真实又不拘于传统的写实路径，以意识流动打破生活时空的限制，三角脸和小瘦丫头的故事在过往与现实的闪回、切换中不断穿行，连缀起大陆、台湾、康乐队、沙滩月夜、流浪途中、台东乡下、花莲妓院、乡村葬礼、田野村头发生的悲情世事，演绎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心路。
读《将军族》难以忘怀的，还有那个仿佛无处不在的月亮。古往今来，李白举头仰望的那轮明月，穿越了无数的江山与岁月，成为中国人魂牵梦萦的乡愁。由月夜引出的心情故事，亦绵延在《将军族》里。初次走近三角脸，小瘦丫头“抱着一支吉他，伊那时又瘦又小，在月光里”。想听三角脸说大陆的故事，“伊便很顺从地坐在他的旁边。月亮在海水中碎成许多闪闪的鱼鳞”，“伊仰着头。月光很柔和地敷在伊的干枯的小脸”。而那个被卖掉的猴子在月圆之夜想念森林和亲人的故事，竟让“伊坐在那里，抱着屈着的腿，很安静地哭着”。终于止住哭声的小瘦丫头抬头望去，“月光真实美丽。那样静悄悄地照明着长长的沙滩、碉堡和几栋营房”。猴子的故事勾起小瘦丫头的心事，“原来月亮大了，我又想家了”，不由得讲起自己“就好像我们乡下的猪、牛那样的被卖掉了”的经历。返程的月光“照着两行孤独的脚印”，伊将手伸进他的臂弯里，三角脸的心充满了另外一种温情。此时“月在东方斜着，分外的圆了”。在这里，月亮作为乡愁的意象和象征，它沟通了两岸中国人的心，使得小人物天涯沦落的苦旅，有了相濡以沫的温暖，也让陈映真小说那种温蔼的感性发挥到了极致。
责任编辑：马洪滔 林幼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