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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人类背负着导致地球环境恶化的罪名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不得不重新审视人居环境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中国古典造园名著《园冶》一度被国内外学者奉为“生态文明圣典”，其生态美学思想对于构建宜居城市、探索人居环境美学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文章通过对《园冶》中关于中国传统人居环境美学思想的解读，分析中国古代造园家对人居环境和生态文明的认知，将中国古典造园理论与当代环境美学理论相结合，为当代城市人居环境构建指明方向。
关键词：人居环境 环境美学 生态美学 《园冶》
生态文明时代到来的五十年里，国际社会在城市化加剧的背景下普遍面临着城市生态失衡的严峻问题，而生态美学的发展使人类从传统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模式中惊醒，开始重新审视人居环境的构建。园林景观作为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各地区文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中国古典园林素来以追求“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人居环境的塑造全然以达到对自然景观的缩移模拟和自然元素的最优化利用为根本追求，拒绝对景观环境中的要素施加过多的人工干预，以此达到居住环境和生态环境融为一体的目的。中国明代造园家计成，以其著作《园冶》流芳百世，用一个造园家的工匠精神和唯美意趣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精妙绝伦，道出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传统环境美学精髓，向世人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居环境美学思想。[1]
一.《园冶》与人居环境
当代人居环境美学以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为基础，去探讨人类对自身栖息地的所谓“美”的追求，但是这种“美”不是局限于单纯视觉效果的狭义上的美，而是从审美精神、生活方式、生存理念、文化积淀以及绿色发展观念等全方位的综合“美”，所以“人居环境美学是人对生存环境更高层次的追求”[2]。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道、释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有不同的见解，但无论是儒家的“和合之美”[3]，还是老庄的“道法自然”，亦或是佛家的“善”字为先，都以符合“天道”为基本前提，并得到较为相似的结果——人与自然之间一定是共生关系，正是中国传统生态观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根源。
《园冶》的作者计成，字无否，号否道人，生于明万历年间，“无否人最质直，臆绝灵奇”（《园冶·冶叙》），以极高的艺术造诣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园林营建，然而“恐未能分身四应，庶几以《园冶》一篇代之”（《园冶·题词》）。
计成在书中将自己的造园实践加以总结和思考，结合中国文学艺术和绘画艺术，将其上升为一套特有的园林美学理论，这套理论中蕴含着中国古人对自然生态和居住环境之间的辩证思考，将居住环境完全建立在自然生态的基础上，反而将居住环境的主体——人，作为自然生态的元素之一置身于整体环境体味其中的原始之美，这是对中国古代“生态宜居”思想的最佳诠释。通过对计成其人及《园冶》其书的简单剖析不难看出，《园冶》一书中所蕴含和秉持的生态观、环境观、居住观，符合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园林营建实践经验做了更为深入的论述，无论是人工新建的居住环境还是利用自然改造形成的居住环境，均须“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二.《园冶》中的人居环境美学
1.“紫气青霞”“白萍红蓼”的生态美
“所谓生态美学首先是指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4]，美源自于人对某一事物的主观看法，在文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审美观、生态观、环境观甚至生活观都会直接影响人对周围环境的感受，进而受主观能动性的支配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环境。中国的传统文学艺术和绘画艺术将中国古人对“风景”的审美建立在可遇而不可求的自然化审美上，“中国古典园林为中国画创作提供素材，中国画又对古典造园在位置经营与空间布局上产生深远影响”[5]，所以中国古人对人居环境的欣赏完全基于一种对天然景象的追求。
“紫气青霞，鹤声送来枕上;白萍红蓼，鸥盟同结矶边……清气觉来几席，凡尘顿远襟怀”，计成在《园冶·园说》中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与大自然为伴的绝美画卷，不管是“紫气青霞”还是“白萍红蓼”，均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置身自然、远离污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人类保持健康的最佳生活方式，倘若我们身处计成所言之居住环境，岂会有“生态危机”之忧？不仅如此，人不是生态环境中的唯一主体，鸟兽鱼虫皆有共同生存的权利，保持生物多样性是保证自然生态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在《园冶·相地·山林地》中，计成指出人居环境应“好鸟要朋，群麋偕侣”，与自然要素共存、与世间万物共生，这体现出中国古人在人居环境改造中对自然元素和自然规律的尊重，是《园冶》生态审美观的体现。尤其对于城郊乡野的居住环境而言，更应在保证基本生活条件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维护环境的原始状态，实现人居环境改造与自然生态保护的“双赢平衡”[6]。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自然生态留有足够的自我修复的余地，最终保持“千峦环翠，万壑流青”（《园冶·山林地》）的生态之美。
2.“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的自然美
“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园冶·相地·山林地》）意为环境景观的营建应善于利用自然条件，不用耗费过多人力财力进行改造，以达到最少的干预获得最佳的效果的目的。中国古典园林美学与西方古代园艺美学是人类对人工环境美的两种对立理解，西方人善于利用数学关系和几何原理去构建景观效果，无论皇家园林还是城市绿地，几乎常见模纹化种植、几何形修剪以及绝对平整的地面硬化。而中国古人对环境美的创造建立在如“高方欲就亭台，低凹可开池沼”（《园冶·相地》）的辩证思想上，地形较高的地方便建设亭台建筑俯瞰全景、暢抒胸怀，地势较低的地方便疏浚引流形成池塘插荷栽柳、鹅鸭戏水，看似是经过了人工周折之后形成的全新环境，却也仅仅是对原有状态的略加优化，使其较为符合我们的观赏和生活需求，因此我们对栖息地的优化和改造必须建立在对原始自然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比如“须陈风月清音，休犯山林罪过”（《园冶·相地·郊野地》），即最大限度的保留郊野风光和自然界的天籁之音，不可破坏自然形成的山林野趣和清幽意境。亦或“让一步可以立根，斫数桠不妨封顶”（《园冶·相地》），面对有碍建筑的古木，可以变更地基位置或对树木稍作修建，避免连根拔掉。计成借助中国传统人文思想，打破了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支配地位，转变了人类在环境塑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使人居环境的建设完全以尊重自然规律，学会发现、利用和欣赏自然之美为基本指导，这对扭转目前城市建设中“一次性”“快餐式”的环境改造有重要参考意义。
关键词：人居环境 环境美学 生态美学 《园冶》
生态文明时代到来的五十年里，国际社会在城市化加剧的背景下普遍面临着城市生态失衡的严峻问题，而生态美学的发展使人类从传统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模式中惊醒，开始重新审视人居环境的构建。园林景观作为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各地区文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中国古典园林素来以追求“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人居环境的塑造全然以达到对自然景观的缩移模拟和自然元素的最优化利用为根本追求，拒绝对景观环境中的要素施加过多的人工干预，以此达到居住环境和生态环境融为一体的目的。中国明代造园家计成，以其著作《园冶》流芳百世，用一个造园家的工匠精神和唯美意趣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精妙绝伦，道出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传统环境美学精髓，向世人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居环境美学思想。[1]
一.《园冶》与人居环境
当代人居环境美学以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为基础，去探讨人类对自身栖息地的所谓“美”的追求，但是这种“美”不是局限于单纯视觉效果的狭义上的美，而是从审美精神、生活方式、生存理念、文化积淀以及绿色发展观念等全方位的综合“美”，所以“人居环境美学是人对生存环境更高层次的追求”[2]。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道、释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有不同的见解，但无论是儒家的“和合之美”[3]，还是老庄的“道法自然”，亦或是佛家的“善”字为先，都以符合“天道”为基本前提，并得到较为相似的结果——人与自然之间一定是共生关系，正是中国传统生态观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根源。
《园冶》的作者计成，字无否，号否道人，生于明万历年间，“无否人最质直，臆绝灵奇”（《园冶·冶叙》），以极高的艺术造诣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园林营建，然而“恐未能分身四应，庶几以《园冶》一篇代之”（《园冶·题词》）。
计成在书中将自己的造园实践加以总结和思考，结合中国文学艺术和绘画艺术，将其上升为一套特有的园林美学理论，这套理论中蕴含着中国古人对自然生态和居住环境之间的辩证思考，将居住环境完全建立在自然生态的基础上，反而将居住环境的主体——人，作为自然生态的元素之一置身于整体环境体味其中的原始之美，这是对中国古代“生态宜居”思想的最佳诠释。通过对计成其人及《园冶》其书的简单剖析不难看出，《园冶》一书中所蕴含和秉持的生态观、环境观、居住观，符合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园林营建实践经验做了更为深入的论述，无论是人工新建的居住环境还是利用自然改造形成的居住环境，均须“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二.《园冶》中的人居环境美学
1.“紫气青霞”“白萍红蓼”的生态美
“所谓生态美学首先是指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4]，美源自于人对某一事物的主观看法，在文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审美观、生态观、环境观甚至生活观都会直接影响人对周围环境的感受，进而受主观能动性的支配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环境。中国的传统文学艺术和绘画艺术将中国古人对“风景”的审美建立在可遇而不可求的自然化审美上，“中国古典园林为中国画创作提供素材，中国画又对古典造园在位置经营与空间布局上产生深远影响”[5]，所以中国古人对人居环境的欣赏完全基于一种对天然景象的追求。
“紫气青霞，鹤声送来枕上;白萍红蓼，鸥盟同结矶边……清气觉来几席，凡尘顿远襟怀”，计成在《园冶·园说》中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与大自然为伴的绝美画卷，不管是“紫气青霞”还是“白萍红蓼”，均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置身自然、远离污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人类保持健康的最佳生活方式，倘若我们身处计成所言之居住环境，岂会有“生态危机”之忧？不仅如此，人不是生态环境中的唯一主体，鸟兽鱼虫皆有共同生存的权利，保持生物多样性是保证自然生态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在《园冶·相地·山林地》中，计成指出人居环境应“好鸟要朋，群麋偕侣”，与自然要素共存、与世间万物共生，这体现出中国古人在人居环境改造中对自然元素和自然规律的尊重，是《园冶》生态审美观的体现。尤其对于城郊乡野的居住环境而言，更应在保证基本生活条件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维护环境的原始状态，实现人居环境改造与自然生态保护的“双赢平衡”[6]。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自然生态留有足够的自我修复的余地，最终保持“千峦环翠，万壑流青”（《园冶·山林地》）的生态之美。
2.“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的自然美
“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园冶·相地·山林地》）意为环境景观的营建应善于利用自然条件，不用耗费过多人力财力进行改造，以达到最少的干预获得最佳的效果的目的。中国古典园林美学与西方古代园艺美学是人类对人工环境美的两种对立理解，西方人善于利用数学关系和几何原理去构建景观效果，无论皇家园林还是城市绿地，几乎常见模纹化种植、几何形修剪以及绝对平整的地面硬化。而中国古人对环境美的创造建立在如“高方欲就亭台，低凹可开池沼”（《园冶·相地》）的辩证思想上，地形较高的地方便建设亭台建筑俯瞰全景、暢抒胸怀，地势较低的地方便疏浚引流形成池塘插荷栽柳、鹅鸭戏水，看似是经过了人工周折之后形成的全新环境，却也仅仅是对原有状态的略加优化，使其较为符合我们的观赏和生活需求，因此我们对栖息地的优化和改造必须建立在对原始自然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比如“须陈风月清音，休犯山林罪过”（《园冶·相地·郊野地》），即最大限度的保留郊野风光和自然界的天籁之音，不可破坏自然形成的山林野趣和清幽意境。亦或“让一步可以立根，斫数桠不妨封顶”（《园冶·相地》），面对有碍建筑的古木，可以变更地基位置或对树木稍作修建，避免连根拔掉。计成借助中国传统人文思想，打破了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支配地位，转变了人类在环境塑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使人居环境的建设完全以尊重自然规律，学会发现、利用和欣赏自然之美为基本指导，这对扭转目前城市建设中“一次性”“快餐式”的环境改造有重要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