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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诠释人生”这根纽带相连，作家都没法避免宗教的影响，即使是无神论作家。鲁迅的《野草》里面显然有佛教的悲苦，老舍有道家的玩世不恭，冰心有基督教的爱抚，巴金则有基督教的杀伐。谁也不能生而知之，种种耳濡目染都成今我，未必一定要进教堂道场。
一个做陶器的艺术家告诉我，他在做之前想法很好，但是做出来发现并不好，因为想法没有完全落实，于是再做一个，再做一个还是没有完全落实自己的设想。一个拉小提琴的，在拉一首曲子前有个设想，但拉出来发现离自己想象的有距离，于是再拉。写作也是一样，所有的作家都是死不瞑目的，因为最满意的还没写出来。
嘉宾背景：
王鼎钧，当代著名华文散文作家，人称“鼎公”。王鼎钧1925年出生于山东兰陵，历经抗战、内战、流亡、最终定居纽约。他参加过游击队，当过宪兵，做过俘虏，任过主编和大学讲师，人生的大起大落、冷暖沧桑成就了王鼎钧独特的文学矿藏。他的“人生三书”、“作文四书”三十年来畅销台湾和海外，多篇作品被收进选本和课本。他的文章盛产金句，字里行间透出对人生和社会的关切与思考，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而人生四部曲回忆录，历时17年，写尽20世纪生死流转，家国忧怀。由于秉性淡泊低调，这些年李敖、白先勇、龙应台等一众台湾作家在大陆家喻户晓，独鼎公被严重忽视，今年三联以“挖隐士”的方式出版了他回忆录的简体版，回忆录得以在中国大陆面世。作为20世纪百年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王鼎钧说：“我不是写自己，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是想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
谁是王鼎钧
看世界：有句话说“在台湾，无人不识王鼎钧；在大陆，很多读者都问谁是王鼎钧”，您怎么看待这种差别？
王鼎钧：美国有一位企业家，他说人才的名字大概都以下列方式出现：起初，大家问：“谁是王鼎钧？”然后，你会听到许多企业家说：“我要是有个王鼎钧就好了！”最后，你会再听到：“谁是王鼎钧？”
你说，“在台湾，无人不识王鼎钧”，大概表示我在台湾越过了“谁是王鼎钧”的阶段吧？找个比喻来说明，算是走过“升弧”，到达“顶点”吧？等到你的名字再度以“谁是王鼎钧”的问句出现，那就是“降弧”了。你说“在大陆，很多读者都问谁是王鼎钧”，这表示我在中国大陆开始了“升弧”阶段，这个升弧连接在我在台湾的“顶点”之后，可以推迟我的“降弧”出现。不止是我，很多在台湾成长的作家在中国大陆找到他们的第二春。这个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我想因为中国大陆对外开放比台湾晚了好多年，台湾的受众上世纪60年代喜欢的作品，如邓丽君、琼瑶，大陆的受众到了80年代才喜欢。在台湾，我是一个“晚熟”的作家，进入大陆读者的视野也就比较晚。两岸开放时间的差距，使台湾许多作家的作品得以延年益寿，大陆读者别有慧心，对我的作品有自己的解读，更造成了如同轮回转世的效果，这是意想不到的幸运。
看世界：您为什么信仰基督教？信仰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王鼎钧：我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特点是房子特别多，人口特别少。我的祖父发了财，就不断盖房子，家庭衰落后，人口减少，出走的人多，就剩下空房子，教会没有地方，母亲就让教会搬到我家，我就是在教会长大的。
文学作品诠释人生，宗教也诠释人生，文学的诠释，常常借取宗教的诠释，而且学者们说，宗教诠释人生使用艺术的方法，这样，文学和宗教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文学、宗教、人生，是一个三角形。
小时候，我读孔孟的书。长大后，我觉得孔夫子只是“规范”了人生，并没有好好地解释人生，例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他是说君臣“应当”如此如此，可是事实并非必然如此，为什么会“不然”呢？一旦发生“不然”，又怎么办呢？他没说，我觉得这里有很大的缺欠，文学作品照着“规范”处理人生题材，势将流为说教。
基督教诠释人生有一套，我仍然嫌它不足，后来向佛教找补救。但是基督教处理“罪恶”，提出“救赎”的观念，对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帮助，扩大了题材的范围，也提高了境界。众所周知，基督教对西洋文学的影响极大，你不一定要信仰基督教，但总要了解基督教，否则很难接受那些西洋古典名著，那是我们中国作家很重要的营养。
由于有“诠释人生”这根纽带相连，作家都没法避免宗教的影响，即使是无神论作家。鲁迅的《野草》里面显然有佛教的悲苦，老舍有道家的玩世不恭，冰心有基督教的爱抚，巴金则有基督教的杀伐。谁也不能生而知之，种种耳濡目染都成今我，未必一定要进教堂道场。
回忆录写作缘起
看世界：您的回忆录四部曲用了17年时间，为什么酝酿这么久？
王鼎钧：写回忆录要不断地找资料，要不断地消化愤怒，跟酿酒一样，要经过一个变化的过程。以前谈历史，需要档案，随着档案不断解禁，历史不断地被改写。现在有个名词叫庶民历史，属于老百姓的历史，无论如何，你的努力是文学的，而不是历史的。我的四本回忆录，从第一册《昨天的云》出版，到第四册《文学江湖》完成，工作期是17年，若说酝酿，那几乎是一辈子的事情。我小时候读《沈从文自传》，心生倾慕，就想写回忆录，预备写回忆录。那些年月，我常常暗想，一件事，如果将来不能写进自传，就不要去做。后来四处流浪，身不由己，我又暗中把心一横，做吧，将来可以写进自传里。在我的回忆录里，你可以看见“我们”小小的愚蠢（好心人称之为纯洁），小小的虚妄（好心人称之为理想），小小的狡狯（好心人称之为生存的智慧），小小的无耻（好心人称之为坚忍）。我用这些具体的、有趣的材料，让你重建、透视那个无形的、冷酷的年代。我想到太史公，想到阿Q，想到司提反。司提反是耶稣的门徒，因信仰而受到迫害，死于一群人的乱石之下，他死前向天高呼：上帝啊！这一切你都看见了。我写作的心态是太史公、阿Q、司提反的混合。书成，我也向读者们高呼：这一切你们都看见了！ 60年的写作经
看世界：您写作时心中有没有理想的读者？您为读者考虑了多少或者说您为谁而写？
王鼎钧：有人说，他写作从不考虑读者要什么，这话我佩服，也怀疑，你写诗也许可以不管读者看不看，写小说呢？编剧本呢？至于我，我非常尊重读者，甚至说过，写作技巧等于读者心理学。我是职业作家，我固然对文学有自己的理想抱负，可是这个抱负要符合编者的职业要求和满足读者的个人趣味才可以实现。对我而言，写作是作者、编者、读者共同构成的三角形。
所谓理想的读者，应该是无条件接受你的作品，对你没有提出任何条条框框，我不敢夸口说，我拥有这样的“粉丝”。我也知道，作者得到读者不是靠完全迁就，而是具有某种特色，这种特色吸引许多读者但是也失去许多读者，这种得失我用“缘分”来解释。你今天来访问我，这是缘分，将来读者喜欢你的访问，也是缘分，缘分不能强求，也不会无缘无故得来。
有时候，作家在创作中陷于宗教式的热狂，废寝忘餐，在那个阶段读者是不存在的，之前的构思，之后的修改，都会和读者“对话”。我不大明白，作家和读者从来没有神会，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
看世界：最近大陆出版了您别开生面的《古文观止演义》，一些专家认为，此前极少这样以资深作家的身份，深入透彻地解读古文的专著，它是中国古代经典散文和现代散文之间最好的桥梁，您为何要“演义”古文？
王鼎钧：《古文观止演义》，繁体版叫“化读”，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为什么提倡化读，都给你说中了。照你所说，我也做到了。你说这是“一些专家”的说法，可见文章得失并非只有自己知道，大家都知道，也不是等到百年之后才知道，现在就可以知道。
依我学习的经验，念古文不能靠背诵，背诵大量的古文可能使你的白话文生硬，念古文也不能靠白话翻译，那些名著一句一句对译成白话文以后，可能就淡而无味了。念古文要把文言作品转化成白话作品，在转化的过程中吸取了原作的精华。此事一言难尽，我用这本书演示我的学习经验。
古文和今文，语言文字不同，题材思想不同，表现技巧却有很多相同之处，这个“同”是我们进入古文、“占领”古文的一扇门，也是我们把古文拉过来、揉进白话文学的一双手。因此我在这方面用心着墨。老师宿儒注释《古文观止》，也不知共有多少版本，我这个新手新尝试，总得有那么一点点新玩艺。我幼时读古文，总觉得书中内容跟我全不相干，读来格格不入。后来知道不论文言白话，文章的背景都是人生，读古文要把它还原到文章没有下笔之前人生原来的样式，这样，几乎每一篇古文都有小说的趣味。我们提高境界，转换角度，可以对准人生亘古常新的一面，今人古人可以在人生中相会，古文今文可以在人生中融合，看古人怎样把人生变成文章，今人观摩古文，欣赏古文，就很容易。我在讨论古文的时候同时谈人生，谈今人感同身受的人生，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特色，简体版对读者强调这一部分内容，所以书名叫做《古文观止演义》。我这本书只能算是尝试，我的能力有限，相信自有贤者，促成古文全面的、有效的传承。
看世界：您还写过好几本教学生写作文的书，能谈谈对年轻一代在写作方面的期许吗？
王鼎钧：我学习写作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文从字顺。我们现在使用电脑写文章，电脑为我设计了一个词库，我写一个“鼎”，词库就出现了鼎鼎大名、鼎足而立、鼎力相助等等，大家一致同意“鼎”字可以和那些字排在一起，所谓文从字顺，就是没有违反这个无形的公约。我们多读前人留下的范本，就是学习加入这个公约。举例来说，“山”和“尾”两个字不该排在一起，除非有个人名或地名叫山尾，我们只能说山头、山腰、山脚。我们可以说江尾，“君住长江头，妾住长江尾”；“开放两性交往自由”，有两个字不该连着用。
第二个阶段：意新语工。人家都怎么说，咱也照说，这样安全，却不精采，要超过它。意新语工是别人似乎没这个说法。“呼龙耕烟种瑶草”，“羲和敲日玻璃声”，李贺之前有人说过没有？“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王安石之前有人说过没有？意新。“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隐把感情量化了。李清照也曾说感情有重量，“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陆游也曾说感情有面积，“事大如天醉亦休”，李白也曾说感情有长度，“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但是李商隐比他们说得更好，相思如一条带子，在时间中燃烧，在煎熬中毁灭，明亮热烈，火过成灰。语工。意新语工，必要时可以文不从字不顺，例如“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本该是鹦鹉啄馀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练习意新语工的初步功夫，就是尽量不用电脑词库为你准备的那些约定俗成。
第三阶段，言近旨远。文从字顺只是把话说清楚，也说完了。意新语工是你说得比人家好，言近旨远是你有余不尽，读者咀嚼回味，能把你说出来的延长。文从字顺、意新语工是从文章的细节下工夫，言近旨远就指文章的整体经营了。《新约》记载，耶稣说：如果你的左手让你犯罪，你就剁下来丢掉，一只手进天国，胜过两只手下地狱；如果你的右眼让你犯罪，你就挖出来丢掉，一只眼进天国，胜过两只眼下地狱。美籍黎巴嫩作家纪伯仑得到灵感，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他到天国里一看，全是瞎眼瘸腿断手断脚的人。这篇文章让读者失笑，没想到这段经文可以如此解读。我们笑过以后会接着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过而能改，人本来可能无善无恶，起心动念有善有恶，人要用道德修养存善去恶，人在善恶中挣扎是一场惨烈的战争，我们会有很多感想。再看苏东坡的一篇短文：“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文章很短，读完以后，好像东坡走了，你自己站在那一片月光之下，月光如水，宛在水中央。此情可待成追忆！永远不能忘记。我想，一篇好散文，以文从字顺为基础，篇终有言近旨远的效果，中间时时闪耀意新语工的光芒。 看世界：您著作等身，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
王鼎钧：这个问题被问过很多次，我的答案都是最满意的还没有写出来，这其实是真话。一个做陶器的艺术家告诉我，他在做之前想法很好，但是做出来发现并不好，因为想法没有完全落实，于是再做一个，再做一个还是没有完全落实自己的设想。一个拉小提琴的，在拉一首曲子前有个自己的设想，但拉出来发现离自己想象的有距离，于是再拉。写作也是一样，所有的作家都是死不瞑目的，因为最满意的还没写出来。
看世界：您是海外作家中唯一靠投稿就能维生的人，现在还有新的写作计划吗？您是每天定时写作还是有感受时才写？对写作环境有要求吗？定稿前，会修改作品吗？
王鼎钧：一个作家跟弹道一样，我这个年龄，只有一些零碎的东西了。只要有人找我写，我就写，有人找我讲文学，我就知无不言，给我时间，我就言无不尽。如果从1945年我第一次投稿算起，我靠灵感写作。1951年后，我接受了“意志写作”、“计划写作”的说法，能以写作做职业。60年代，我在受人雇用作命题作文之外仍有个人的写作冲动，于是业余兼顾灵感写作。晚年写回忆录，灵感和意志兼而有之。当写作是职业行为时，我能在任何状况下工作。当写作是私人癖好时，我需要一些条件，大家都知道那些条件是什么。
以前作文很少修改。后来写记叙文、议论文，尤其是短文，不用修改，抒情文必须修改。现在写回忆录，每一篇都要修改很多次，多半是因为随时容纳新的材料，或者改换句法和修辞。我很注意“文气”，有时为了改换一个字，要修改两句话，为了加入两句话，要修改一整段，为了增添一段，要修改前一段和后一段。以前作文像画水彩画，现在像画油画。幸亏有了电脑，修改方便。
看世界：文友称您为“科技老人”，70多岁开始电脑写作。当初何以决定用电脑写作？如何克服对电脑的心理障碍？
王鼎钧：电脑的功能很多，我只拿它当做书写工具。遥想当年我初入小学，用石笔在石版上写字，升到某一年级，改用铅笔做功课，再升上去，写笔记用钢笔，作文用毛笔。进入社会，风闻原子笔的大名，到了台北才有缘列入文房四宝。每一次接触新的工具，都有一番成长的喜悦。我们和某种新文化相遇，最难接受的是它的思想观念，最容易接受的是它的工具。一个新移民来到美国，即使他非常反对基督教，他客厅里马上装冷气，厨房里马上摆好微波炉。我们每天要写很多字，又不是书法家，有何理由不用电脑？
老年人学新事物，要向年轻人请教，今天的年轻人，尤其美国，并不知道敬老。老人手脚动作迟缓，记忆力领悟力也很差，年轻人看在眼里，暗中耻笑。这样，老年人在旧经验里积累的优势就随风而逝了。这是您说的心理障碍吗？这种障碍很容易越过，我不跟年轻人学，我跟老年的朋友学，我仅仅用它写字，修改，寄出，存档，如此而己，不必劳动科技新贵。功课很简单，三堂五堂就可以结业。不幸机件故障，你把它往修理店一送，死活由他，要价不还价，这种意外几年难得遇上一次，何足道哉？老人总有恋旧情结， 也要看写的是什么。写律诗写寿序最好用毛笔，典雅庄重，可是写故事呢？写情书最好用钢笔，态度认真，又不冬烘，可是写读者投书呢？写信骂人不妨用铅笔，表示轻蔑，可是写备忘录呢？出门旅行，坐飞机，住五星饭店，玩云霄飞车，回来写游记，电脑门当户对。
一个做陶器的艺术家告诉我，他在做之前想法很好，但是做出来发现并不好，因为想法没有完全落实，于是再做一个，再做一个还是没有完全落实自己的设想。一个拉小提琴的，在拉一首曲子前有个设想，但拉出来发现离自己想象的有距离，于是再拉。写作也是一样，所有的作家都是死不瞑目的，因为最满意的还没写出来。
嘉宾背景：
王鼎钧，当代著名华文散文作家，人称“鼎公”。王鼎钧1925年出生于山东兰陵，历经抗战、内战、流亡、最终定居纽约。他参加过游击队，当过宪兵，做过俘虏，任过主编和大学讲师，人生的大起大落、冷暖沧桑成就了王鼎钧独特的文学矿藏。他的“人生三书”、“作文四书”三十年来畅销台湾和海外，多篇作品被收进选本和课本。他的文章盛产金句，字里行间透出对人生和社会的关切与思考，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而人生四部曲回忆录，历时17年，写尽20世纪生死流转，家国忧怀。由于秉性淡泊低调，这些年李敖、白先勇、龙应台等一众台湾作家在大陆家喻户晓，独鼎公被严重忽视，今年三联以“挖隐士”的方式出版了他回忆录的简体版，回忆录得以在中国大陆面世。作为20世纪百年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王鼎钧说：“我不是写自己，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是想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
谁是王鼎钧
看世界：有句话说“在台湾，无人不识王鼎钧；在大陆，很多读者都问谁是王鼎钧”，您怎么看待这种差别？
王鼎钧：美国有一位企业家，他说人才的名字大概都以下列方式出现：起初，大家问：“谁是王鼎钧？”然后，你会听到许多企业家说：“我要是有个王鼎钧就好了！”最后，你会再听到：“谁是王鼎钧？”
你说，“在台湾，无人不识王鼎钧”，大概表示我在台湾越过了“谁是王鼎钧”的阶段吧？找个比喻来说明，算是走过“升弧”，到达“顶点”吧？等到你的名字再度以“谁是王鼎钧”的问句出现，那就是“降弧”了。你说“在大陆，很多读者都问谁是王鼎钧”，这表示我在中国大陆开始了“升弧”阶段，这个升弧连接在我在台湾的“顶点”之后，可以推迟我的“降弧”出现。不止是我，很多在台湾成长的作家在中国大陆找到他们的第二春。这个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我想因为中国大陆对外开放比台湾晚了好多年，台湾的受众上世纪60年代喜欢的作品，如邓丽君、琼瑶，大陆的受众到了80年代才喜欢。在台湾，我是一个“晚熟”的作家，进入大陆读者的视野也就比较晚。两岸开放时间的差距，使台湾许多作家的作品得以延年益寿，大陆读者别有慧心，对我的作品有自己的解读，更造成了如同轮回转世的效果，这是意想不到的幸运。
看世界：您为什么信仰基督教？信仰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王鼎钧：我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特点是房子特别多，人口特别少。我的祖父发了财，就不断盖房子，家庭衰落后，人口减少，出走的人多，就剩下空房子，教会没有地方，母亲就让教会搬到我家，我就是在教会长大的。
文学作品诠释人生，宗教也诠释人生，文学的诠释，常常借取宗教的诠释，而且学者们说，宗教诠释人生使用艺术的方法，这样，文学和宗教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文学、宗教、人生，是一个三角形。
小时候，我读孔孟的书。长大后，我觉得孔夫子只是“规范”了人生，并没有好好地解释人生，例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他是说君臣“应当”如此如此，可是事实并非必然如此，为什么会“不然”呢？一旦发生“不然”，又怎么办呢？他没说，我觉得这里有很大的缺欠，文学作品照着“规范”处理人生题材，势将流为说教。
基督教诠释人生有一套，我仍然嫌它不足，后来向佛教找补救。但是基督教处理“罪恶”，提出“救赎”的观念，对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帮助，扩大了题材的范围，也提高了境界。众所周知，基督教对西洋文学的影响极大，你不一定要信仰基督教，但总要了解基督教，否则很难接受那些西洋古典名著，那是我们中国作家很重要的营养。
由于有“诠释人生”这根纽带相连，作家都没法避免宗教的影响，即使是无神论作家。鲁迅的《野草》里面显然有佛教的悲苦，老舍有道家的玩世不恭，冰心有基督教的爱抚，巴金则有基督教的杀伐。谁也不能生而知之，种种耳濡目染都成今我，未必一定要进教堂道场。
回忆录写作缘起
看世界：您的回忆录四部曲用了17年时间，为什么酝酿这么久？
王鼎钧：写回忆录要不断地找资料，要不断地消化愤怒，跟酿酒一样，要经过一个变化的过程。以前谈历史，需要档案，随着档案不断解禁，历史不断地被改写。现在有个名词叫庶民历史，属于老百姓的历史，无论如何，你的努力是文学的，而不是历史的。我的四本回忆录，从第一册《昨天的云》出版，到第四册《文学江湖》完成，工作期是17年，若说酝酿，那几乎是一辈子的事情。我小时候读《沈从文自传》，心生倾慕，就想写回忆录，预备写回忆录。那些年月，我常常暗想，一件事，如果将来不能写进自传，就不要去做。后来四处流浪，身不由己，我又暗中把心一横，做吧，将来可以写进自传里。在我的回忆录里，你可以看见“我们”小小的愚蠢（好心人称之为纯洁），小小的虚妄（好心人称之为理想），小小的狡狯（好心人称之为生存的智慧），小小的无耻（好心人称之为坚忍）。我用这些具体的、有趣的材料，让你重建、透视那个无形的、冷酷的年代。我想到太史公，想到阿Q，想到司提反。司提反是耶稣的门徒，因信仰而受到迫害，死于一群人的乱石之下，他死前向天高呼：上帝啊！这一切你都看见了。我写作的心态是太史公、阿Q、司提反的混合。书成，我也向读者们高呼：这一切你们都看见了！ 60年的写作经
看世界：您写作时心中有没有理想的读者？您为读者考虑了多少或者说您为谁而写？
王鼎钧：有人说，他写作从不考虑读者要什么，这话我佩服，也怀疑，你写诗也许可以不管读者看不看，写小说呢？编剧本呢？至于我，我非常尊重读者，甚至说过，写作技巧等于读者心理学。我是职业作家，我固然对文学有自己的理想抱负，可是这个抱负要符合编者的职业要求和满足读者的个人趣味才可以实现。对我而言，写作是作者、编者、读者共同构成的三角形。
所谓理想的读者，应该是无条件接受你的作品，对你没有提出任何条条框框，我不敢夸口说，我拥有这样的“粉丝”。我也知道，作者得到读者不是靠完全迁就，而是具有某种特色，这种特色吸引许多读者但是也失去许多读者，这种得失我用“缘分”来解释。你今天来访问我，这是缘分，将来读者喜欢你的访问，也是缘分，缘分不能强求，也不会无缘无故得来。
有时候，作家在创作中陷于宗教式的热狂，废寝忘餐，在那个阶段读者是不存在的，之前的构思，之后的修改，都会和读者“对话”。我不大明白，作家和读者从来没有神会，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
看世界：最近大陆出版了您别开生面的《古文观止演义》，一些专家认为，此前极少这样以资深作家的身份，深入透彻地解读古文的专著，它是中国古代经典散文和现代散文之间最好的桥梁，您为何要“演义”古文？
王鼎钧：《古文观止演义》，繁体版叫“化读”，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为什么提倡化读，都给你说中了。照你所说，我也做到了。你说这是“一些专家”的说法，可见文章得失并非只有自己知道，大家都知道，也不是等到百年之后才知道，现在就可以知道。
依我学习的经验，念古文不能靠背诵，背诵大量的古文可能使你的白话文生硬，念古文也不能靠白话翻译，那些名著一句一句对译成白话文以后，可能就淡而无味了。念古文要把文言作品转化成白话作品，在转化的过程中吸取了原作的精华。此事一言难尽，我用这本书演示我的学习经验。
古文和今文，语言文字不同，题材思想不同，表现技巧却有很多相同之处，这个“同”是我们进入古文、“占领”古文的一扇门，也是我们把古文拉过来、揉进白话文学的一双手。因此我在这方面用心着墨。老师宿儒注释《古文观止》，也不知共有多少版本，我这个新手新尝试，总得有那么一点点新玩艺。我幼时读古文，总觉得书中内容跟我全不相干，读来格格不入。后来知道不论文言白话，文章的背景都是人生，读古文要把它还原到文章没有下笔之前人生原来的样式，这样，几乎每一篇古文都有小说的趣味。我们提高境界，转换角度，可以对准人生亘古常新的一面，今人古人可以在人生中相会，古文今文可以在人生中融合，看古人怎样把人生变成文章，今人观摩古文，欣赏古文，就很容易。我在讨论古文的时候同时谈人生，谈今人感同身受的人生，这也是这本书的一个特色，简体版对读者强调这一部分内容，所以书名叫做《古文观止演义》。我这本书只能算是尝试，我的能力有限，相信自有贤者，促成古文全面的、有效的传承。
看世界：您还写过好几本教学生写作文的书，能谈谈对年轻一代在写作方面的期许吗？
王鼎钧：我学习写作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文从字顺。我们现在使用电脑写文章，电脑为我设计了一个词库，我写一个“鼎”，词库就出现了鼎鼎大名、鼎足而立、鼎力相助等等，大家一致同意“鼎”字可以和那些字排在一起，所谓文从字顺，就是没有违反这个无形的公约。我们多读前人留下的范本，就是学习加入这个公约。举例来说，“山”和“尾”两个字不该排在一起，除非有个人名或地名叫山尾，我们只能说山头、山腰、山脚。我们可以说江尾，“君住长江头，妾住长江尾”；“开放两性交往自由”，有两个字不该连着用。
第二个阶段：意新语工。人家都怎么说，咱也照说，这样安全，却不精采，要超过它。意新语工是别人似乎没这个说法。“呼龙耕烟种瑶草”，“羲和敲日玻璃声”，李贺之前有人说过没有？“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王安石之前有人说过没有？意新。“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隐把感情量化了。李清照也曾说感情有重量，“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陆游也曾说感情有面积，“事大如天醉亦休”，李白也曾说感情有长度，“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但是李商隐比他们说得更好，相思如一条带子，在时间中燃烧，在煎熬中毁灭，明亮热烈，火过成灰。语工。意新语工，必要时可以文不从字不顺，例如“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本该是鹦鹉啄馀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练习意新语工的初步功夫，就是尽量不用电脑词库为你准备的那些约定俗成。
第三阶段，言近旨远。文从字顺只是把话说清楚，也说完了。意新语工是你说得比人家好，言近旨远是你有余不尽，读者咀嚼回味，能把你说出来的延长。文从字顺、意新语工是从文章的细节下工夫，言近旨远就指文章的整体经营了。《新约》记载，耶稣说：如果你的左手让你犯罪，你就剁下来丢掉，一只手进天国，胜过两只手下地狱；如果你的右眼让你犯罪，你就挖出来丢掉，一只眼进天国，胜过两只眼下地狱。美籍黎巴嫩作家纪伯仑得到灵感，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他到天国里一看，全是瞎眼瘸腿断手断脚的人。这篇文章让读者失笑，没想到这段经文可以如此解读。我们笑过以后会接着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过而能改，人本来可能无善无恶，起心动念有善有恶，人要用道德修养存善去恶，人在善恶中挣扎是一场惨烈的战争，我们会有很多感想。再看苏东坡的一篇短文：“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文章很短，读完以后，好像东坡走了，你自己站在那一片月光之下，月光如水，宛在水中央。此情可待成追忆！永远不能忘记。我想，一篇好散文，以文从字顺为基础，篇终有言近旨远的效果，中间时时闪耀意新语工的光芒。 看世界：您著作等身，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部？
王鼎钧：这个问题被问过很多次，我的答案都是最满意的还没有写出来，这其实是真话。一个做陶器的艺术家告诉我，他在做之前想法很好，但是做出来发现并不好，因为想法没有完全落实，于是再做一个，再做一个还是没有完全落实自己的设想。一个拉小提琴的，在拉一首曲子前有个自己的设想，但拉出来发现离自己想象的有距离，于是再拉。写作也是一样，所有的作家都是死不瞑目的，因为最满意的还没写出来。
看世界：您是海外作家中唯一靠投稿就能维生的人，现在还有新的写作计划吗？您是每天定时写作还是有感受时才写？对写作环境有要求吗？定稿前，会修改作品吗？
王鼎钧：一个作家跟弹道一样，我这个年龄，只有一些零碎的东西了。只要有人找我写，我就写，有人找我讲文学，我就知无不言，给我时间，我就言无不尽。如果从1945年我第一次投稿算起，我靠灵感写作。1951年后，我接受了“意志写作”、“计划写作”的说法，能以写作做职业。60年代，我在受人雇用作命题作文之外仍有个人的写作冲动，于是业余兼顾灵感写作。晚年写回忆录，灵感和意志兼而有之。当写作是职业行为时，我能在任何状况下工作。当写作是私人癖好时，我需要一些条件，大家都知道那些条件是什么。
以前作文很少修改。后来写记叙文、议论文，尤其是短文，不用修改，抒情文必须修改。现在写回忆录，每一篇都要修改很多次，多半是因为随时容纳新的材料，或者改换句法和修辞。我很注意“文气”，有时为了改换一个字，要修改两句话，为了加入两句话，要修改一整段，为了增添一段，要修改前一段和后一段。以前作文像画水彩画，现在像画油画。幸亏有了电脑，修改方便。
看世界：文友称您为“科技老人”，70多岁开始电脑写作。当初何以决定用电脑写作？如何克服对电脑的心理障碍？
王鼎钧：电脑的功能很多，我只拿它当做书写工具。遥想当年我初入小学，用石笔在石版上写字，升到某一年级，改用铅笔做功课，再升上去，写笔记用钢笔，作文用毛笔。进入社会，风闻原子笔的大名，到了台北才有缘列入文房四宝。每一次接触新的工具，都有一番成长的喜悦。我们和某种新文化相遇，最难接受的是它的思想观念，最容易接受的是它的工具。一个新移民来到美国，即使他非常反对基督教，他客厅里马上装冷气，厨房里马上摆好微波炉。我们每天要写很多字，又不是书法家，有何理由不用电脑？
老年人学新事物，要向年轻人请教，今天的年轻人，尤其美国，并不知道敬老。老人手脚动作迟缓，记忆力领悟力也很差，年轻人看在眼里，暗中耻笑。这样，老年人在旧经验里积累的优势就随风而逝了。这是您说的心理障碍吗？这种障碍很容易越过，我不跟年轻人学，我跟老年的朋友学，我仅仅用它写字，修改，寄出，存档，如此而己，不必劳动科技新贵。功课很简单，三堂五堂就可以结业。不幸机件故障，你把它往修理店一送，死活由他，要价不还价，这种意外几年难得遇上一次，何足道哉？老人总有恋旧情结， 也要看写的是什么。写律诗写寿序最好用毛笔，典雅庄重，可是写故事呢？写情书最好用钢笔，态度认真，又不冬烘，可是写读者投书呢？写信骂人不妨用铅笔，表示轻蔑，可是写备忘录呢？出门旅行，坐飞机，住五星饭店，玩云霄飞车，回来写游记，电脑门当户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