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5年秋季。沙洲县(今张家港市)兆丰公社草沙中学——濒临长江的一个农村初中。我开始做教师——临时的代课教师。
1966年。饿着肚子读完小学。接着。在贫下中农讲师团以“工农业基础知识”为主要教科书的初中里毕业。1973年1月，又在“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叫喊声中结束高中生活。因为父母是农民，更因为有所谓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我被打人了同龄人的另册。于是，当一个作家的遥远的美梦陪伴和促使我在高中毕业后一边劳动工作一边自学苦读了6年。我永远记着那不能读书的日子。
三年纯粹又十分痛苦的农民生活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做了代课教师。三年中，我辗转于本乡(当时尚称“公社”)的十几所中小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讲台都站过，从一般的班级到复式班都教过。许多到过的地方和经历的岁月都已淡忘。唯独三年代课“流浪”生活的第一站——草沙中学，却深深地刻在了我记忆的深处和生命的年轮里。
至今不泯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草沙中学校长陈丕正先生。当时，文革末期，办学体制下放，每个村(当时叫大队)几乎都有小学，几个村就有一所联办初中。草沙中学就是这样的村校。当时农村的小学和初中，大多是“民办教师”，家往往就在学校附近。因此，这些“民办教师”除了学历低——一般都是初高中毕业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照顾家庭而普遍不够认真敬业。然而，校长陈丕正却是一个“另类”。他是正式公办教师不说，还曾经是当时沙洲县最好的双桥初级中学的校长，因为体制下放才调来这个偏僻的农村初中做校长。当然，他的家就在离学校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他的一双儿女也都在这个学校任教。家就在学校旁边，陈丕正校长却天天吃住在学校。更让我敬佩不已的是他的认真。我在学校属三类教师，即公办教师、民办教师之后不入流的临时代课人员。因为第一次做教师，起点低，没经验，更因为我想通过努力工作争取一个“民办教师”的身份，因此我工作特别认真，备课上课一丝不苟。这样，陈老校长好像比较赏识我。一次中午，我在他办公室闲聊，他竟然把他的几本文摘笔记本都拿给我看。这一看给了我终身的印象，也影响了我的终身!啊，满本满本，一笔一画，工工整整，都是书报摘录。当时为数不多的报纸(好像没有什么杂志的)，他天天认真阅读，凡和教育有关的消息资料，他都认真抄录下来。还有，当时的广播特别重要，上至党中央和领袖的声音，下到地方政府的有关通知。都通过广播传达。陈老校长每天在固定时间必定收听，并且凡他认为有用的内容，都会认真地整理抄写在笔记本上。因此，学校老师乃至他的儿女都讥讽他太迂，是“套中人”。说老头子不通人情世故，什么都只听广播里的，只相信报纸上的。而我却为他的认真深深感动和感染。
和做笔记一样认真的同时也深深影响了我的是他的工作。比如，每天早晨，他会在教师没有来校前在校门口的黑板上写好“每日工作”。其字迹之工整，版面之整洁，几乎无人能及。比如。他常常要抽查老师的备课笔记。在那个荒诞不经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声音响彻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学校里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实是优秀教师的暴力和血腥场面，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心有余悸，谁会有心思和愿意去认真写备课笔记呢?于是陈老校长就常常在全校教师大会上批评大家。而教师们都不愿意或不屑听他啰嗦。会场里往往叽叽喳喳乱成一锅粥。只见陈老校长气得脸色发紫。于是，他使出了“绝招”——拿一个体育教师用的哨子在手上。当会场里讲话声音大得不行时，他就拿哨子“哔哗哔——”吹上一通。短暂安静之后，他又必须“哔哔哔——，哔哔哔——”地再吹上一次。这时，他的眼睛一定是瞪得大大的，脸还一定是涨得通红通红的。这种特写镜头后来一直在我脑海里定格。后来想想，这是我步入教坛接受的最重要的启蒙教育。
我一直怀念这位有点“不合时宜”的老校长，因为他告诉了我一条真理——人生最神圣的行为，就是我们每天在做着的事情!
有了草沙中学这个代课第一站打下的基础，以后到其他学校任教我就有些底气了。当时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很差。一般说来，一个学校除了教室、办公室、食堂以外，就没有其他专用室场了。没有图书馆，没有阅览室，没有理化生实验室，没有音乐美术的专用教室。会场也没有，学生开会都在户外场地上进行的。也没有像样的操场和跑道。难得有一片水泥篮球场，那就是条件最好的学校了。至于语音室、体育馆和计算机房之类的，当时就根本不敢想象了。不仅硬件差，教师的学科配备也不齐全。一般民办教师只能教语文和数学，至于音体美都没有专业老师，而由大家兼着上上。我代课三年，以教语文为主，有时没办法也教初中数学和小学算术，还教过音乐、教过美术、教过体育。天哪!我自己五音不全，一点也不会画画，真不知当时是怎么混过来的。只记得上体育时，我先进行队列训练，喊个“一二一”齐步走之后，就让学生自由活动，而活动器材就是篮球和乒乓球。篮球是半个场地的，乒乓球桌往往都是户外水泥浇的。我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球，在学生面前露几手绰绰有余。而篮球则是边教边学边学边教的。想不到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打篮球，而且因为篮球，在几个学校和一些喜欢打球的男生变成了亦师亦友的哥们。以后考上大学，至少在大一大二时，我几乎天天活跃在篮球场上。时至今日，打开电视，最吸引我的节目之一便是“NBA”!
三年代课生活，印象很深的还有复式班的教学。那是在我自己的大队小学里。因为每个大队都办了小学，因此有的年级生源严重不足，于是学校就把分别只有十多个学生的两个年级安排在一个班级上课。教室里稀稀拉拉地坐着四排学生，左边两排是三年级的，右边两排是四年级的，我教他们算术。我一般先安排四年级学生自学课本，自己给三年级学生上课，讲完公式概念和例题，马上出示课前准备好的小黑板，上面是配套的练习题目。在三年级学生做题目后，我再给四年级学生讲课。幸亏农村孩子老实淳朴听话，教室里的秩序往往很好。幸亏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统考抽测。我的教学评价唯一的就是过程评价了。我因此常常受到学校负责人和老教师的表扬。当然，在谦虚一番之余。我总要想起陈老校长那认真工作和整天忙碌不停的身影。
三年代课生活，其实是我的第一所“大学”。几年中，我利用工作之余，贪婪地读到了《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三家巷》、《苦斗》、《苦菜花》、《创业史》、《金光大道》、《艺海拾贝》等等。当然，能够读到的还有《毛泽东选集》，还有鲁迅和批林批孔批《水浒》的材料。午间，校园里一片寂静，我淌着汗水，摇着芭蕉扇在读书、摘抄。还拼命写一些自以为是小说或散文的东西。知了那一声声凄凉的声音至今还在耳边回响。夏夜，我用棉花塞住耳朵，用长衣长裤和高筒雨靴抵挡住纳凉人韵谈笑骚扰和蚊虫的侵犯。读遍了能找到和买到的书，翻烂了一本《新华字典》，也写满了厚厚的几大本笔记本。自己认为是“创作”的稿件，更是写了撕、撕了写，寄出后退回，退回修改后复寄出。心也苦闷，情也阑珊。然而，在“大学还是要办”的年代，最使我痛苦的还是，虽有强烈的读大学的愿望，却敢想而不敢言。人家有贫下中农推荐，有红色家庭和革命干部为背景，我却一无所有。我唯一的力量就是我的坚持精神!
终于盼来了1978年!因为自己在中小学读书成绩一向偏好，高中毕业后又一直在自学进修，特别是三年代课任教使一些学科的基础知识掌握得更加扎实，因此，我以全公社最高分的成绩考进了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的前身)中文系，跨进了我心目中神圣的殿堂。此前，我的高考志愿栏里，清一色填写的是师范和中文系——我太爱文学了，我渴望做一个正式的语文教师!爱因斯坦说，科学殿堂里有三种人，一种人是把科学作为谋生的职业，一种人是把科学作为智力的游戏，还有一种人把科学作为自己的“宗教”，他们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地寻找科学现象背后的规律，发现自然的和谐，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我不信宗教，也不敢自诩如何优秀，但此生此日，对教育，对语文，对学生，我确实有一份解不开的宗教般的情结。我每天在做着校园中那些琐碎平凡杂乱的事情，我珍惜这些“人生最神圣的行为”。甚至连当年妻子生女儿时我也没有脱掉一节课。记得那是1984年农历2月19日上午。得知妻已临产住进了医院，我在课堂上满怀激情地讲完《水调歌头·大江东去》以后，匆匆地对我的学生说：我得马上去医院，也许，一个小伟人即将诞生120多年过去了，至今，和当年的学生聚会，他们总会说到这件事情。不知什么原因，这种时候，我常常会想到陈老校长。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小伟人”的故事。我也会永远记着我从教的启蒙老师陈丕正先生。
1966年。饿着肚子读完小学。接着。在贫下中农讲师团以“工农业基础知识”为主要教科书的初中里毕业。1973年1月，又在“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叫喊声中结束高中生活。因为父母是农民，更因为有所谓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我被打人了同龄人的另册。于是，当一个作家的遥远的美梦陪伴和促使我在高中毕业后一边劳动工作一边自学苦读了6年。我永远记着那不能读书的日子。
三年纯粹又十分痛苦的农民生活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做了代课教师。三年中，我辗转于本乡(当时尚称“公社”)的十几所中小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讲台都站过，从一般的班级到复式班都教过。许多到过的地方和经历的岁月都已淡忘。唯独三年代课“流浪”生活的第一站——草沙中学，却深深地刻在了我记忆的深处和生命的年轮里。
至今不泯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草沙中学校长陈丕正先生。当时，文革末期，办学体制下放，每个村(当时叫大队)几乎都有小学，几个村就有一所联办初中。草沙中学就是这样的村校。当时农村的小学和初中，大多是“民办教师”，家往往就在学校附近。因此，这些“民办教师”除了学历低——一般都是初高中毕业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照顾家庭而普遍不够认真敬业。然而，校长陈丕正却是一个“另类”。他是正式公办教师不说，还曾经是当时沙洲县最好的双桥初级中学的校长，因为体制下放才调来这个偏僻的农村初中做校长。当然，他的家就在离学校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他的一双儿女也都在这个学校任教。家就在学校旁边，陈丕正校长却天天吃住在学校。更让我敬佩不已的是他的认真。我在学校属三类教师，即公办教师、民办教师之后不入流的临时代课人员。因为第一次做教师，起点低，没经验，更因为我想通过努力工作争取一个“民办教师”的身份，因此我工作特别认真，备课上课一丝不苟。这样，陈老校长好像比较赏识我。一次中午，我在他办公室闲聊，他竟然把他的几本文摘笔记本都拿给我看。这一看给了我终身的印象，也影响了我的终身!啊，满本满本，一笔一画，工工整整，都是书报摘录。当时为数不多的报纸(好像没有什么杂志的)，他天天认真阅读，凡和教育有关的消息资料，他都认真抄录下来。还有，当时的广播特别重要，上至党中央和领袖的声音，下到地方政府的有关通知。都通过广播传达。陈老校长每天在固定时间必定收听，并且凡他认为有用的内容，都会认真地整理抄写在笔记本上。因此，学校老师乃至他的儿女都讥讽他太迂，是“套中人”。说老头子不通人情世故，什么都只听广播里的，只相信报纸上的。而我却为他的认真深深感动和感染。
和做笔记一样认真的同时也深深影响了我的是他的工作。比如，每天早晨，他会在教师没有来校前在校门口的黑板上写好“每日工作”。其字迹之工整，版面之整洁，几乎无人能及。比如。他常常要抽查老师的备课笔记。在那个荒诞不经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声音响彻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学校里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实是优秀教师的暴力和血腥场面，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心有余悸，谁会有心思和愿意去认真写备课笔记呢?于是陈老校长就常常在全校教师大会上批评大家。而教师们都不愿意或不屑听他啰嗦。会场里往往叽叽喳喳乱成一锅粥。只见陈老校长气得脸色发紫。于是，他使出了“绝招”——拿一个体育教师用的哨子在手上。当会场里讲话声音大得不行时，他就拿哨子“哔哗哔——”吹上一通。短暂安静之后，他又必须“哔哔哔——，哔哔哔——”地再吹上一次。这时，他的眼睛一定是瞪得大大的，脸还一定是涨得通红通红的。这种特写镜头后来一直在我脑海里定格。后来想想，这是我步入教坛接受的最重要的启蒙教育。
我一直怀念这位有点“不合时宜”的老校长，因为他告诉了我一条真理——人生最神圣的行为，就是我们每天在做着的事情!
有了草沙中学这个代课第一站打下的基础，以后到其他学校任教我就有些底气了。当时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很差。一般说来，一个学校除了教室、办公室、食堂以外，就没有其他专用室场了。没有图书馆，没有阅览室，没有理化生实验室，没有音乐美术的专用教室。会场也没有，学生开会都在户外场地上进行的。也没有像样的操场和跑道。难得有一片水泥篮球场，那就是条件最好的学校了。至于语音室、体育馆和计算机房之类的，当时就根本不敢想象了。不仅硬件差，教师的学科配备也不齐全。一般民办教师只能教语文和数学，至于音体美都没有专业老师，而由大家兼着上上。我代课三年，以教语文为主，有时没办法也教初中数学和小学算术，还教过音乐、教过美术、教过体育。天哪!我自己五音不全，一点也不会画画，真不知当时是怎么混过来的。只记得上体育时，我先进行队列训练，喊个“一二一”齐步走之后，就让学生自由活动，而活动器材就是篮球和乒乓球。篮球是半个场地的，乒乓球桌往往都是户外水泥浇的。我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球，在学生面前露几手绰绰有余。而篮球则是边教边学边学边教的。想不到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打篮球，而且因为篮球，在几个学校和一些喜欢打球的男生变成了亦师亦友的哥们。以后考上大学，至少在大一大二时，我几乎天天活跃在篮球场上。时至今日，打开电视，最吸引我的节目之一便是“NBA”!
三年代课生活，印象很深的还有复式班的教学。那是在我自己的大队小学里。因为每个大队都办了小学，因此有的年级生源严重不足，于是学校就把分别只有十多个学生的两个年级安排在一个班级上课。教室里稀稀拉拉地坐着四排学生，左边两排是三年级的，右边两排是四年级的，我教他们算术。我一般先安排四年级学生自学课本，自己给三年级学生上课，讲完公式概念和例题，马上出示课前准备好的小黑板，上面是配套的练习题目。在三年级学生做题目后，我再给四年级学生讲课。幸亏农村孩子老实淳朴听话，教室里的秩序往往很好。幸亏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统考抽测。我的教学评价唯一的就是过程评价了。我因此常常受到学校负责人和老教师的表扬。当然，在谦虚一番之余。我总要想起陈老校长那认真工作和整天忙碌不停的身影。
三年代课生活，其实是我的第一所“大学”。几年中，我利用工作之余，贪婪地读到了《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三家巷》、《苦斗》、《苦菜花》、《创业史》、《金光大道》、《艺海拾贝》等等。当然，能够读到的还有《毛泽东选集》，还有鲁迅和批林批孔批《水浒》的材料。午间，校园里一片寂静，我淌着汗水，摇着芭蕉扇在读书、摘抄。还拼命写一些自以为是小说或散文的东西。知了那一声声凄凉的声音至今还在耳边回响。夏夜，我用棉花塞住耳朵，用长衣长裤和高筒雨靴抵挡住纳凉人韵谈笑骚扰和蚊虫的侵犯。读遍了能找到和买到的书，翻烂了一本《新华字典》，也写满了厚厚的几大本笔记本。自己认为是“创作”的稿件，更是写了撕、撕了写，寄出后退回，退回修改后复寄出。心也苦闷，情也阑珊。然而，在“大学还是要办”的年代，最使我痛苦的还是，虽有强烈的读大学的愿望，却敢想而不敢言。人家有贫下中农推荐，有红色家庭和革命干部为背景，我却一无所有。我唯一的力量就是我的坚持精神!
终于盼来了1978年!因为自己在中小学读书成绩一向偏好，高中毕业后又一直在自学进修，特别是三年代课任教使一些学科的基础知识掌握得更加扎实，因此，我以全公社最高分的成绩考进了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的前身)中文系，跨进了我心目中神圣的殿堂。此前，我的高考志愿栏里，清一色填写的是师范和中文系——我太爱文学了，我渴望做一个正式的语文教师!爱因斯坦说，科学殿堂里有三种人，一种人是把科学作为谋生的职业，一种人是把科学作为智力的游戏，还有一种人把科学作为自己的“宗教”，他们兢兢业业废寝忘食地寻找科学现象背后的规律，发现自然的和谐，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我不信宗教，也不敢自诩如何优秀，但此生此日，对教育，对语文，对学生，我确实有一份解不开的宗教般的情结。我每天在做着校园中那些琐碎平凡杂乱的事情，我珍惜这些“人生最神圣的行为”。甚至连当年妻子生女儿时我也没有脱掉一节课。记得那是1984年农历2月19日上午。得知妻已临产住进了医院，我在课堂上满怀激情地讲完《水调歌头·大江东去》以后，匆匆地对我的学生说：我得马上去医院，也许，一个小伟人即将诞生120多年过去了，至今，和当年的学生聚会，他们总会说到这件事情。不知什么原因，这种时候，我常常会想到陈老校长。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小伟人”的故事。我也会永远记着我从教的启蒙老师陈丕正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