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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模范少数族裔”，实为别有用心的隐性歧视。美国利用合法手段将亚裔群体无情地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这与号称人人享有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平等的“美国梦”形成了残酷的对比。
看完乔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的视频，赫蒙族裔警察滔·杜的脸始终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在他的同事德里克·肖万将弗洛伊德折磨致死的8分46秒中，杜始终背对二人。周围人恳求他阻止暴行，因为那时弗洛伊德已经奄奄一息。
我似乎在他脸上看到了我自己。美国的种族主义给我们笼统地打上了“来自亚洲”的耻辱烙印。我们是如何回应的？我们被迫接受了白人所鄙夷的“亚洲特性”，又病态地将这些耻辱印记视为荣誉、团结和特权的象征。所谓的“亚裔美国人”要好过当一个“东方人”或“南蛮子”，因为“东方人”会招致嘲笑，“南蛮子”则有性命之虞，而“亚裔美国人”才是安全的。
来自不同国家的我们，跨越了民族、语言、文化、宗教等差异，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才在这个社会争取到“亚裔美国人”这一身份。但我毕竟不是杜：他是赫蒙族人而我是越族人，他是一名警察而我是一名教授。将我们统统定义为“亚裔美国人”真的能消除我们之间的民族和阶级差异吗？越战的移民背景和东南亚人的身份真的就意味着我们的世界观一致吗？杜本人又是否感受到了那些强加于全体亚洲人身上的种族歧视呢？
无处不在的歧视
我想起了童年时的经历。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大概十二三岁，有人把这句话大大咧咧地写在我家商铺不远处的商店橱窗外：“又一个美国人被越南人抢走了生意。”这让年纪尚小的我非常困惑。我出生于越南，却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长大。我从小接受的是和其他人一样的美式教育：“五月花”号和朝圣先辈、牛仔和印第安人、乔治·华盛顿和贝特西·罗斯、《效忠宣誓》和《独立宣言》，以及一切关于美国梦的传说和幻想。在那之前，我本以为我和其他人是一样的美国人，但现实狠狠地打醒了我。如今我已对这个国家甚嚣尘上的反亚裔种族歧视言论见怪不怪了。
我还记得天主教教会学校里同学们那些愚昧的玩笑，例如：你是不是姓“南”？越战时你是不是拿过AK-47？杜是否也在明尼苏达州听过类似的嘲讽，我还想知道他是怎么看待“2006年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官杰森·安德森射杀19岁赫蒙族青年峰·李之后被判无罪”这件事的。
这些低俗的歧视发生在精英阶层。当我进入到一所以白人为主、极度排外的私立高中时，我和其他亚裔学生立刻察觉到了这种恶意。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每天聚在校园一隅，以“亚洲入侵者”自嘲。十几年前，我重回校园为学生团体作一个关于种族问题的演讲，有将近1600名年轻人在场。那时，我们不再是有威胁的“亚洲入侵者”，相反，我们是模范的少数族裔：优秀的同学、友善的邻舍和毫无威胁力的有色人种。然而事实确实如此吗？演讲结束后，两个亚裔美国学生告诉我，他们仍然感觉到了歧视。
种族歧视不单单是针对个人的人身攻击，也包括社会的整体氛围。我虽从未因外表遭受过侮辱，但广播里会播放难听的辱华笑话，战争片和喜剧片中有对日本人、中国人和东南亚人的恶毒嘲讽。
根深蒂固的“黄祸”论
我们安慰自己，这种被侮辱的感觉是不足挂齿的，但实际上这样做是在放任种族主义情绪滋长。当我们认定自己作为少数族裔的模范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时，还有什么立场对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指手画脚？与这种忍让形成对比，亚裔始终是美国社会长期保留的情绪“垃圾桶”。由于亚裔美国人在政治领域缺乏话语权，也没有足够的文化影响力来左右这个社会在种族问题上的立场，因此，一旦美国社会面临危机，就会自然而然地将问题归咎于亚裔群体。
企业和商业精英操纵就业市场，通过牺牲工人的利益来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对美国就业者毫不关心。在大部分美国人看来，这一事实过于残酷，不如将一切问题归咎于亚裔。
反亚裔种族主义认为，无论亚洲人在其他国家延续了多少代，盡多大努力证明自己对所居住国家的归属感，只要他们出生在亚洲，就仍是异邦人。这种歧视甚至可以追溯至19世纪。在美国历史上，企业扩张往往意味着对廉价亚裔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这种供需循环对白人工人阶级构成威胁，他们的不满情绪被支持种族主义的政客和媒体利用，导致了《排华法案》和1942年监禁日裔移民等灾难性暴力事件的出现。我童年时期见到的那条指责越南人破坏美国人生意的标语，也无非是在讲一个“黄祸”的恐怖故事。这种故事流传至今，仍被惶惶不安的美国人挂在嘴边。但事实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圣何塞市中心破败不堪，除了越南难民，几乎没人想开店卖东西。如今，美国人依靠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提供的廉价商品来实现所谓“美国梦”，转过身来便指责华人让美国失业率上升，让美国经济在市场竞争中愈发脆弱。
比起直面真实存在的利益集团，谴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是参与贸易协定谈判的政治傀儡确实要简单得多。企业和商业精英操纵就业市场，通过牺牲工人的利益来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实际上对美国就业者毫不关心。在大部分美国人看来，这一事实过于残酷，不如将一切问题归咎于亚裔。 亚裔美国人没有忘记种族歧视的历史，也从未奢望过这样的歧视已经结束。“中国病毒”论已然揭去了“包容”与“接纳”的遮羞布。一切努力在反亚裔这颗根深蒂固的毒瘤面前或许都是徒劳。呼吁亚裔要作出更多牺牲，无非是一再强调亚裔美国人不是美国人，他们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美国性”才能被接纳。就像二战中的日裔美国人，得靠上战场和德国人、日本人厮杀作战才能证明他们的“美国性”。黄皮肤给他们打上了非我族类的标记，而同时期的德裔和意大利裔美国人，其境遇远未达到如此不堪的地步。
种族内部的立场之争
亚裔美国人一直在“我们永远是外邦人”和“我们或许能在这个白人至上的社会找到一席之地”两种想法之间挣扎。美国亚裔社区长期存在对黑色人种、拉丁裔移民和土著民族的歧视。无论处于多么糟糕的环境，亚裔的地位总要高于黑人、拉丁裔和土著居民。纵观亚裔美国人的历史，亚裔移民及其后代在黑人与白人的种族问题上往往站在了后者一方。我们遭遇了歧视，却也不反对歧视黑人。
曾几何时，美国社会也有号召亚裔和黑人等其他有色人种团结起来的声音。拥护黑人领袖马尔科姆·X的社会活动家河内山百合子及其黑人丈夫詹姆斯·博格斯都是这些呼声的代表。“亚裔美国人”一词在上世纪60年代由市冈裕次和艾玛·吉提出，随后被广泛采用。这些彰显亚裔美国人反种族主义的社会运动引发了大众的关注，因为亚裔反抗者不仅仅是在抵制种族主义，更是在维护自己作为美国公民的身份。亚裔社会活动家还将他们的活动拓展到了反战、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领域。受1955年万隆会议和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影响，他们开始审视自身，把自己和全世界范围内的反殖民斗争联系起来。
时至今日，亚裔社会活动家和学者仍在坚持不懈地抗争。他们坚信，由于经历了种族主义和劳工剥削的漫长历史，亚裔美国人拥有对抗美国恶劣的社会环境的强大潜力。但这些亚裔美国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血统、祖先和移民背景，这意味着他们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和立场，很难被统一起来。
激发民愤并促使亚裔团结起来的，往往是暴动和谋杀。1982年底特律，华裔青年陈果仁被误认作日裔而遭到白人汽车工人杀害的事件引发了群众大规模抗议;1992年洛杉矶暴动中，黑人和拉丁裔抗议者大肆破坏韩国城商铺，导致商人损失惨重，还有两名亚裔不幸遇难。许多韩裔公民对此感到愤怒，认为政府为了保护白人、阻止暴动而让韩裔美国人成为了黑人和拉丁裔抗议者发泄积怨的替罪羊。尽管后来韩国城得以重建，许多人却再也回不来了。
这就是成为“模范少数族裔”的真正意义：在大部分情况下做一个老实本分的透明人，如果过分瞩目，结局会和那些倒霉的韩国店主一样;美国社会陷入困境时，作为资本主义成功代表的“模范生”，摇身一变就成了导致棘手现状的“入侵者”。
但我们又不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受害者。亚裔位于美国种族金字塔的中部，与黑人、拉丁裔和土著居民相比，我们仍从美国社会获得了较多的利益。我们也有同胞被警察虐杀，但规模和程度不及其他有色人种所遭遇的;我们也经历了迫害和敌视，但和其他有色人种相比，我们融入美国社会的可能性更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凭借种族身份获得了优势，很自然地加入了这个不利于其他有色人种的社会体系中。
梦醒时分
我们在美国社会的地位微不足道，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亚裔美国人渴望证明自己的“美国性”，幻想能被这个白人统治的社会接纳，或是去谴责杜不是“我们”中的一份子。
然而，当亚裔美国人大谈“我们亚裔群体何其庞大，涵盖了东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时，这里的“我们”又是谁？我们被美国社会长期边缘化，被视作无法同化的外邦人。当美国上层社会的精英屈尊询问我们从哪儿来，并赞扬我们的英语说得好时，亚裔移民及其后代便立刻开始热切地寻求这个国家的认同。但对黑人、拉丁裔和土著居民而言，这个国家建立在对他们的奴役、剥削、剿灭、驱逐和殖民统治之上。对他们来说，美国梦是一场闹剧，也是一场悲剧。我们或许乐于看到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但多元文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梦的悲剧性。亚裔美国人需要认清的现实是：若将美国视作归属，那我们必须接受它的一切，它的真实与虚伪、福祉与痛苦、自由与束缚。
亚裔美国人是一个矛盾体。这个身份是必要的：它让我第一次对这个国家有了认同感。我有名字，有自己的历史和政治诉求，還有义愤。义愤驱使我拒绝只会一味道歉的虚伪政治，拒绝接受为实现“美国梦”所提出的不合理要求。然而这个身份又是如此软弱无力。义愤是亚裔美国人运动的核心，却由于整个社会的“冷处理”而式微。义愤衰退的最极端表现是歧视黑人、接受殖民主义和支持美国永不停息的对外战争。
美国从建国以来就是一个不停歇的战争机器。这也是为什么“越南”一词始终是这个国家久不愈合的伤疤，也是杜困扰我的原因——我害怕像他一样冷漠。虽然赫蒙族裔难民的生活不同于典型的华裔工程师或像我这样的越南裔美国作家，但道德标准不应因此降低。是要团结一致反对暴力强权，还是狼狈为奸束手旁观？如果我们选择了后者，那么身为“模范生”，我们就应当承担起不作为带来的恶果。
我们既要成为亚裔美国人，又想生活在一个无需强调自己亚裔身份的平等社会中。这是一个矛盾，它源于美国政治的根本矛盾，即人人平等之理想和剥削他族之现实的矛盾。赫蒙族诗人明德·黄说：“美国梦不会拯救我们。”“亚裔美国人”这个定义本不应该存在于一个追求平等的社会中，但由于种族主义的存在以及资本主义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亚裔美国人”必须存在。只有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消亡了，“亚裔美国人”这一称呼才会消失。面对这个问题，亚裔美国人可以像过去一样，以道歉的姿态不断证明自己无法被认同的“美国性”，而如今我们也可以选择正义，要求和所有美国人一同实现更远大的物质和社会平等。如果我们不满于美国的现状，现在就是站出来改变它的时候。不要再指责移民和外国人，我们当谴责的是股东、CEO和政客。
美国社会的症结在于种族、阶级和战争。在这个不断发动海外战争的国家，穷人们以种族划分阵营，为争夺可怜的社会资源大打出手。只要这种白人至上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残酷体系仍然存在，就总会有人写下这样的标语：“又一个美国人被某某人抢走了工作。”他们所代表的恰恰是最危险的身份政治——美国民族主义。从这个国家建立之初，白人就是绝对权威，一切政治制度的建立都为白人的利益服务。
正因如此，2006年明尼苏达州枪击事件的受害者峰·李的母亲尤安·黄·李在弗洛伊德遇害后也参加了游行。她用赫蒙语说：“我必须参加。”我们明白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因为同样的悲剧发生在我儿子身上。”
[编译自美国《时代周刊》]
編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