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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玲玲（1993-），女，汉，浙江人，硕士研究生，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专业；兰正江（1993-），男，汉，浙江人，硕士研究生，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0-0-0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诗经·周南·关雎》
《关雎》既是国风的第一首诗，亦是《诗经》的首篇，但由于“诗经学”经历了先秦重应用，汉学重训诂，宋学重义理，五四以来重文学的不同阶段，所以对《关雎》的理解，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可以说是争议甚大而聚讼纷纭。
总的来看，《关雎》的历代阐释呈现出“情”与“礼”、“情”与“理”的此起彼伏。也就是一种“温柔敦厚”之美与一种“劝惩教化”之义的微妙变化。
一方面正如《毛诗序》中所言：“《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此诗所体现出来的关乎“礼”与“理”的文化因子使其成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文化经典。另一方面，两汉时期的发愤著书，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学自觉，明代文学性的高扬，使得人们更多的关注于《关雎》中诗性因素的阐释与解读。诸如前人在其文法，字法，用韵，音节等处的感悟，使其艺术价值更进一步彰显。
但是《关雎》的经学解读（劝惩教化之义）和文学解读（温柔敦厚之美）并非是毫无关联的，而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在冲撞中得呈现出巨大的张力和不尽的丰美，从而发出响彻千古的“关关”之音。
具体而言，此诗分五章，每章四句，共二十句。首章见物起兴，以滩头水畔的一对雎鸠鸟的叫声起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在此番充满情感，充满寓意的人文之景下，进而引出人“君子”和“淑女”。这两个人物的出现，是从自然现象到社会文化的一种对应，故关雎不仅仅是自然之中的一物，更是“社会化”了的象征物。闻一多先生在《诗经通义》中提到：“鸠之为鸟，而尤笃于伉俪之情，说者谓其一死，其一亦即优思不食，憔悴而死。”或许只有这样重修内美的“淑女”才能真以让“君子”穷追不舍。与此同时，君子对于淑女的爱慕之情虽自由却也是通过合乎道德理性的表达。爱离不开外在之美，诗中对“淑女”的外貌描绘仅是“窈窕”一词便可让人倾倒。但是爱更是精神之美，是自由的结合，又是社会道德的体现。从“关雎”到“淑女”和“君子”，不正是想要说明自然现象与社会文化处于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吗？因此，首章便有了劝惩教化之义与温柔敦厚之美的双重性特征。
次章以荇菜兴起，引发出君子求爱的行动，所谓“寤寐求之”，意味缠绵；三章则进一步写出君子“求之不得”而“辗转反侧”的幽思，使这种爱情的追求显得曲折有致，层层递进，饶有趣味，方玉润《诗经原始》说道：“通篇精神扼要在此，不然，前后皆平沓矣。”特别是此章之“求之不得”使得前后跌宕起伏，趣味横生。但这一切表达正如孔子所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主人公求而未得，仅仅表现为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发乎情，止乎礼义。其悲伤却不伤害身心，在情感与理智之间能达到一定形式上的平衡，体现着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此二章不但在情节上曲折反复，为我们勾勒了一位为情所困而不失可爱的君子形象，更是在这期间贯穿儒家所倡的中庸之道。
诗经中的另一爱情篇目《陈风·泽陂》相较而下，此诗显得哀而过伤。闻一多《风诗类钞》认为《泽陂》的主人公是“一副柔怯而任情的女性意态”也就是其情感的表达过于放纵。因此其并不能成为公认的文化經典篇目。
五章转而从“辗转反侧”的愁思中跳了出来，幻想以“琴瑟”“钟鼓”来亲近淑女，使之欢娱。《诗经》证明，贵族男青年出游，是常常伴歌而行的。《魏风·园有桃》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陈风·东门之池》见到美丽女郎，更是说：“彼美淑姬，可以晤歌。”如果说三四章体现了“哀而不伤”的心理，那么四五章更多地展现了一种“乐而不淫”的情愫。“君子”虽欲使心上人“友之”“乐之”却是借“琴瑟”与“钟鼓”温婉而含蓄的表达自我对于爱情的希冀。“琴瑟”与“钟鼓”皆为典雅之乐器，君子用之以明己志而不失于轻薄。这其间温柔敦厚之美的展现及劝惩教化之义的表达与二、三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古典诗学具有两种解释体系，一是从功能价值（劝惩教化之义）出发，从儒家伦理出发去建构诗学的内在价值观念；另一种是从艺术本身（温柔敦厚之美）出发，从审美出发去建构诗的内在艺术规律。这两种体系虽各侧重却不矛盾，在《关雎》之中得以完美融合。以礼言诗看重的是诗的社会教育价值，以情言诗则是看重的诗的审美价值，在西方亦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股洪流。正如德国接受美学家姚斯所言：“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个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的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的过程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3.
[2]德]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金元浦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9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0-0-0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诗经·周南·关雎》
《关雎》既是国风的第一首诗，亦是《诗经》的首篇，但由于“诗经学”经历了先秦重应用，汉学重训诂，宋学重义理，五四以来重文学的不同阶段，所以对《关雎》的理解，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可以说是争议甚大而聚讼纷纭。
总的来看，《关雎》的历代阐释呈现出“情”与“礼”、“情”与“理”的此起彼伏。也就是一种“温柔敦厚”之美与一种“劝惩教化”之义的微妙变化。
一方面正如《毛诗序》中所言：“《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此诗所体现出来的关乎“礼”与“理”的文化因子使其成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文化经典。另一方面，两汉时期的发愤著书，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学自觉，明代文学性的高扬，使得人们更多的关注于《关雎》中诗性因素的阐释与解读。诸如前人在其文法，字法，用韵，音节等处的感悟，使其艺术价值更进一步彰显。
但是《关雎》的经学解读（劝惩教化之义）和文学解读（温柔敦厚之美）并非是毫无关联的，而是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在冲撞中得呈现出巨大的张力和不尽的丰美，从而发出响彻千古的“关关”之音。
具体而言，此诗分五章，每章四句，共二十句。首章见物起兴，以滩头水畔的一对雎鸠鸟的叫声起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在此番充满情感，充满寓意的人文之景下，进而引出人“君子”和“淑女”。这两个人物的出现，是从自然现象到社会文化的一种对应，故关雎不仅仅是自然之中的一物，更是“社会化”了的象征物。闻一多先生在《诗经通义》中提到：“鸠之为鸟，而尤笃于伉俪之情，说者谓其一死，其一亦即优思不食，憔悴而死。”或许只有这样重修内美的“淑女”才能真以让“君子”穷追不舍。与此同时，君子对于淑女的爱慕之情虽自由却也是通过合乎道德理性的表达。爱离不开外在之美，诗中对“淑女”的外貌描绘仅是“窈窕”一词便可让人倾倒。但是爱更是精神之美，是自由的结合，又是社会道德的体现。从“关雎”到“淑女”和“君子”，不正是想要说明自然现象与社会文化处于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吗？因此，首章便有了劝惩教化之义与温柔敦厚之美的双重性特征。
次章以荇菜兴起，引发出君子求爱的行动，所谓“寤寐求之”，意味缠绵；三章则进一步写出君子“求之不得”而“辗转反侧”的幽思，使这种爱情的追求显得曲折有致，层层递进，饶有趣味，方玉润《诗经原始》说道：“通篇精神扼要在此，不然，前后皆平沓矣。”特别是此章之“求之不得”使得前后跌宕起伏，趣味横生。但这一切表达正如孔子所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主人公求而未得，仅仅表现为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发乎情，止乎礼义。其悲伤却不伤害身心，在情感与理智之间能达到一定形式上的平衡，体现着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此二章不但在情节上曲折反复，为我们勾勒了一位为情所困而不失可爱的君子形象，更是在这期间贯穿儒家所倡的中庸之道。
诗经中的另一爱情篇目《陈风·泽陂》相较而下，此诗显得哀而过伤。闻一多《风诗类钞》认为《泽陂》的主人公是“一副柔怯而任情的女性意态”也就是其情感的表达过于放纵。因此其并不能成为公认的文化經典篇目。
五章转而从“辗转反侧”的愁思中跳了出来，幻想以“琴瑟”“钟鼓”来亲近淑女，使之欢娱。《诗经》证明，贵族男青年出游，是常常伴歌而行的。《魏风·园有桃》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陈风·东门之池》见到美丽女郎，更是说：“彼美淑姬，可以晤歌。”如果说三四章体现了“哀而不伤”的心理，那么四五章更多地展现了一种“乐而不淫”的情愫。“君子”虽欲使心上人“友之”“乐之”却是借“琴瑟”与“钟鼓”温婉而含蓄的表达自我对于爱情的希冀。“琴瑟”与“钟鼓”皆为典雅之乐器，君子用之以明己志而不失于轻薄。这其间温柔敦厚之美的展现及劝惩教化之义的表达与二、三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古典诗学具有两种解释体系，一是从功能价值（劝惩教化之义）出发，从儒家伦理出发去建构诗学的内在价值观念；另一种是从艺术本身（温柔敦厚之美）出发，从审美出发去建构诗的内在艺术规律。这两种体系虽各侧重却不矛盾，在《关雎》之中得以完美融合。以礼言诗看重的是诗的社会教育价值，以情言诗则是看重的诗的审美价值，在西方亦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股洪流。正如德国接受美学家姚斯所言：“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个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的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的过程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
参考文献：
[1]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3.
[2]德]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金元浦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