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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所那间会议室，据说是已经装修过了，但我们看不出来，感觉到这里的一切几乎都没变。
那天早上，我们来到这里，向崔允漷老师请教问题。来了一位小姑娘——当然，华东师大校园里的“小姑娘们”可都不是简单的。那位小姑娘叫“文艺”，拿了一叠稿子过来。我正好看到，标题非常醒目——《崔允漷：顶天立地的课程学者》。我知道文艺不是崔老师的“嫡亲学生”，崔老师对这事儿也不在意。我随手翻了一下，发现是学校的一个叫“薪火传承”系列学术活动的项目，我便打趣道：“要说崔老师的‘顶天立地’，我们最有发言权。你们这个文本，只有‘学生说’，没有‘合作学校说’，不完整啊！”于是，我当场就自告奋勇，提供一个合作学校的“校长说”。
那是今年上半年的事，我还在江苏省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工作。汾湖实小于2009年9月办学，我们第一时间与崔老师开始了紧密合作，转眼就是8年。崔老师的道德文章可谓高山仰止，但与我们的相处却一直是极为平实的，传说中的“大学者”架子在他身上还真没有看到。
要说领略崔老师“顶天立地”风采的，我们是绝对的“证人”。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景：今天，崔老师还在学校与我们这些年轻的教师“厮混”，琢磨那些教育最细微的、最具体的、最琐碎的事情；他很晚才离校，而明天一早却又要奔赴教育部，参与中国教育最宏观的专业设计。更重要的是，我相信崔老师在教育部所做的事情，与他在我们学校，或者在别的学校、在华东师大校园里所做的事情是完全“一致”的。崔老师一直告诉我们课程诸要素的“一致性”，崔老师在我们学校深度推进的项目就是“教—学—评一致性”，我们就借用“一致性”这个词语来说，崔老师的“顶天”与他的“立地”是充分“一致性”的。
从真正意义上说，汾湖实小是一所乡村学校，崔老师说这是“江苏的浦东”。学校刚刚建成时，上级领导希望学校能够与上海发生“关系”。于是，我们就通过“媒人”找到崔老师。那时我们挺急的，希望早点“结婚”，但崔老师不急，他认为“我们大家都想想”。第二轮合作开始的时候，崔老师说：“其实，我找合作学校比找对象还要苛刻。”因为崔老师的“合作”，绝对不是挂个虚名的“走江湖”，他是来“干活”的。
我们的合作仪式在孔子诞辰那天举行。仪式之后，崔老师提出一起去听教研活动。那是一个低年级语文的教研活动，在那间普普通通的教室里，开始了一场启蒙式的“对话”。崔老师细心地倾听教师的讨论，然后问：“我们的学习目标呢？”我们教师讨论课堂教学经常会绕开目标，崔老师一上来，就直奔核心。他不是凭空地说“顶天”的理论，而是展示了那些“顶天”的理论如何“立地”，他与我们一条一条地讨论这节课的目标。
与崔老师在一起是非常愉快的。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休息的时候跑到外面，点上一支烟，聊起来更佳。但“干活”，他不尚清谈，我后来想这是不是与崔老师是浙江人有关系。朋友们总说：“崔老师在你们这里做报告？”其实，崔老师很少“做报告”，我就说，崔老师简直就是来“干活”的。崔老师来学校，我们总是给他排满了“活”。有时候“干活”中间休息一阵子，我们称之为“烟歇”，然后崔老师说“好，开工”“好，继续”，接着走进“311会议室”或者某一间教室，继续进行深度思考与对话。与崔老师一起思考问题，我有时候觉得整个现场能听到脑子转动的声音。这是一种“现场作业”。很多人说：“大教授进小课堂啊。”崔老师说：“那不进课堂，怎么研究课程？”
崔老师的“顶天立地”，还体现在他善于说“大白话”上。没接触前，学校老师担心专业的教授讲的话，我们一定听不懂。但崔老师却说：“听不懂是因为讲的人没讲明白，讲不明白是因为他自己没弄懂。”崔老师的文章，乃至他的文字，我也是极喜欢的，内容都是“干货”，写得明明白白，不绕圈子，不故弄玄虚。我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这是举重若轻的功力”。他有一位学生，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博士，他说道：“我们与崔老师的距离就在这里，人家一看就明白崔老师写的东西，看不懂我们写的。”我们学校每学期一届的“成长课堂研讨会”，崔老师几乎必到。上学期“十四届成长课堂研讨会”后，我寫了一首七律，其中有一联是：“崔师话白明真学，周博才高出妙言。”上联写崔老师的“大白话”，下联写周文叶博士的“妙言”。
崔老师跟我们讲“评价与教学的整合”，他说，这个叫“洗发护发二合一”；崔老师跟我们讲怎样研究学生，“要研究有头有脸的学生”，原来我们以前教案上写的“学情分析”是概念化的、印象化的。哪怕是这样的“大白话”，也是在“情境”中间谈的，是基于课堂，基于某人某课，是结合刚刚上完的尚有温度的课。
有一次我们讨论校本课程，他说现在有的学校把校本课程弄得像国家课程，这不好。他认为，国家课程好像是“男人购物”，目标明确，买了就走；校本课程应该是“女人逛街”，逛了大半天，可能没买什么东西，重在过程，重在体验。他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说着，有一位老师正在喝茶，笑得差点呛着。
崔老师给我们结合具体课堂讲概念。他指导我们做的课程规划、课程纲要、“教—学—评一致性”教学设计与课堂观察，没有一样不是在现场做出来的。把原理“做”在现场，这应该就是“顶天立地”的最好注脚吧！在崔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完成了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普教重点自筹课题“分布式课程领导：一项合作与赋权的学校变革行动研究”。结题前，我说：“崔老师，理论这一块我们没有好好做。”谁知崔老师说：“我们一直在‘做理论’啊”。“做理论”，理论是“做”出来的！
崔老师开始给我们讲课程原理的时候，我们似乎听明白了，但过后又都糊涂了。崔老师讲课程四要素及一致性，但一开始觉得挺别扭的，因为我们几乎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第二次，崔老师让我们复习“课程的基本要素”，随便点了个老师的名——我们学校的很多老师，崔老师都能叫出名字来。那个老师答不上来，有点尴尬。崔老师笑着说，没关系，这说明了一个道理：“教了，不等于学了；学了，不等于学会了。”——这条原理，在我看来，是课程理论最典型的“崔式表达”。这种表达方式本身，就是“顶天立地”的。
崔老师非常在意教师的研究积极性，每有进步，他都非常高兴。有时候，我们拿作品给崔老师点评，内心十分胆怯，但崔老师第一句话总是说：“不错啊！”“好，这个比上次又有进步！”但他绝不“捣糨糊”，表扬归表扬，接着便是悉心地辅导，不厌其烦。草根实践与高端理论如何统一，在这里常常能得到完美证明。我很喜欢崔老师的人生格言——做想做而能做的事。也可能因为这种“人生哲学”，崔老师做事情的“宽”与“严”也是如此具有“一致性”。
崔老师每次来，都带研究生，我们去师大，也常与研究生们一起讨论问题。有几位还住在我们学校，通过与教师、学生的现场互动来做毕业论文。崔老师戏言：“汾湖实验小学是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基地。”他们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不是蜻蜓点水之作，不是纯粹的象牙塔里制作出来的，同样具有“顶天立地”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薪火相传！
孔子有一天告诉他的弟子：“吾道一以贯之。”我突然想，崔老师全方位的“顶天”与“立地”的“一致性”，是不是就是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呢？
（作者系江苏省吴江实验小学校长，高级教师）
那天早上，我们来到这里，向崔允漷老师请教问题。来了一位小姑娘——当然，华东师大校园里的“小姑娘们”可都不是简单的。那位小姑娘叫“文艺”，拿了一叠稿子过来。我正好看到，标题非常醒目——《崔允漷：顶天立地的课程学者》。我知道文艺不是崔老师的“嫡亲学生”，崔老师对这事儿也不在意。我随手翻了一下，发现是学校的一个叫“薪火传承”系列学术活动的项目，我便打趣道：“要说崔老师的‘顶天立地’，我们最有发言权。你们这个文本，只有‘学生说’，没有‘合作学校说’，不完整啊！”于是，我当场就自告奋勇，提供一个合作学校的“校长说”。
那是今年上半年的事，我还在江苏省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工作。汾湖实小于2009年9月办学，我们第一时间与崔老师开始了紧密合作，转眼就是8年。崔老师的道德文章可谓高山仰止，但与我们的相处却一直是极为平实的，传说中的“大学者”架子在他身上还真没有看到。
要说领略崔老师“顶天立地”风采的，我们是绝对的“证人”。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景：今天，崔老师还在学校与我们这些年轻的教师“厮混”，琢磨那些教育最细微的、最具体的、最琐碎的事情；他很晚才离校，而明天一早却又要奔赴教育部，参与中国教育最宏观的专业设计。更重要的是，我相信崔老师在教育部所做的事情，与他在我们学校，或者在别的学校、在华东师大校园里所做的事情是完全“一致”的。崔老师一直告诉我们课程诸要素的“一致性”，崔老师在我们学校深度推进的项目就是“教—学—评一致性”，我们就借用“一致性”这个词语来说，崔老师的“顶天”与他的“立地”是充分“一致性”的。
从真正意义上说，汾湖实小是一所乡村学校，崔老师说这是“江苏的浦东”。学校刚刚建成时，上级领导希望学校能够与上海发生“关系”。于是，我们就通过“媒人”找到崔老师。那时我们挺急的，希望早点“结婚”，但崔老师不急，他认为“我们大家都想想”。第二轮合作开始的时候，崔老师说：“其实，我找合作学校比找对象还要苛刻。”因为崔老师的“合作”，绝对不是挂个虚名的“走江湖”，他是来“干活”的。
我们的合作仪式在孔子诞辰那天举行。仪式之后，崔老师提出一起去听教研活动。那是一个低年级语文的教研活动，在那间普普通通的教室里，开始了一场启蒙式的“对话”。崔老师细心地倾听教师的讨论，然后问：“我们的学习目标呢？”我们教师讨论课堂教学经常会绕开目标，崔老师一上来，就直奔核心。他不是凭空地说“顶天”的理论，而是展示了那些“顶天”的理论如何“立地”，他与我们一条一条地讨论这节课的目标。
与崔老师在一起是非常愉快的。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休息的时候跑到外面，点上一支烟，聊起来更佳。但“干活”，他不尚清谈，我后来想这是不是与崔老师是浙江人有关系。朋友们总说：“崔老师在你们这里做报告？”其实，崔老师很少“做报告”，我就说，崔老师简直就是来“干活”的。崔老师来学校，我们总是给他排满了“活”。有时候“干活”中间休息一阵子，我们称之为“烟歇”，然后崔老师说“好，开工”“好，继续”，接着走进“311会议室”或者某一间教室，继续进行深度思考与对话。与崔老师一起思考问题，我有时候觉得整个现场能听到脑子转动的声音。这是一种“现场作业”。很多人说：“大教授进小课堂啊。”崔老师说：“那不进课堂，怎么研究课程？”
崔老师的“顶天立地”，还体现在他善于说“大白话”上。没接触前，学校老师担心专业的教授讲的话，我们一定听不懂。但崔老师却说：“听不懂是因为讲的人没讲明白，讲不明白是因为他自己没弄懂。”崔老师的文章，乃至他的文字，我也是极喜欢的，内容都是“干货”，写得明明白白，不绕圈子，不故弄玄虚。我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这是举重若轻的功力”。他有一位学生，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博士，他说道：“我们与崔老师的距离就在这里，人家一看就明白崔老师写的东西，看不懂我们写的。”我们学校每学期一届的“成长课堂研讨会”，崔老师几乎必到。上学期“十四届成长课堂研讨会”后，我寫了一首七律，其中有一联是：“崔师话白明真学，周博才高出妙言。”上联写崔老师的“大白话”，下联写周文叶博士的“妙言”。
崔老师跟我们讲“评价与教学的整合”，他说，这个叫“洗发护发二合一”；崔老师跟我们讲怎样研究学生，“要研究有头有脸的学生”，原来我们以前教案上写的“学情分析”是概念化的、印象化的。哪怕是这样的“大白话”，也是在“情境”中间谈的，是基于课堂，基于某人某课，是结合刚刚上完的尚有温度的课。
有一次我们讨论校本课程，他说现在有的学校把校本课程弄得像国家课程，这不好。他认为，国家课程好像是“男人购物”，目标明确，买了就走；校本课程应该是“女人逛街”，逛了大半天，可能没买什么东西，重在过程，重在体验。他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说着，有一位老师正在喝茶，笑得差点呛着。
崔老师给我们结合具体课堂讲概念。他指导我们做的课程规划、课程纲要、“教—学—评一致性”教学设计与课堂观察，没有一样不是在现场做出来的。把原理“做”在现场，这应该就是“顶天立地”的最好注脚吧！在崔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完成了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普教重点自筹课题“分布式课程领导：一项合作与赋权的学校变革行动研究”。结题前，我说：“崔老师，理论这一块我们没有好好做。”谁知崔老师说：“我们一直在‘做理论’啊”。“做理论”，理论是“做”出来的！
崔老师开始给我们讲课程原理的时候，我们似乎听明白了，但过后又都糊涂了。崔老师讲课程四要素及一致性，但一开始觉得挺别扭的，因为我们几乎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第二次，崔老师让我们复习“课程的基本要素”，随便点了个老师的名——我们学校的很多老师，崔老师都能叫出名字来。那个老师答不上来，有点尴尬。崔老师笑着说，没关系，这说明了一个道理：“教了，不等于学了；学了，不等于学会了。”——这条原理，在我看来，是课程理论最典型的“崔式表达”。这种表达方式本身，就是“顶天立地”的。
崔老师非常在意教师的研究积极性，每有进步，他都非常高兴。有时候，我们拿作品给崔老师点评，内心十分胆怯，但崔老师第一句话总是说：“不错啊！”“好，这个比上次又有进步！”但他绝不“捣糨糊”，表扬归表扬，接着便是悉心地辅导，不厌其烦。草根实践与高端理论如何统一，在这里常常能得到完美证明。我很喜欢崔老师的人生格言——做想做而能做的事。也可能因为这种“人生哲学”，崔老师做事情的“宽”与“严”也是如此具有“一致性”。
崔老师每次来，都带研究生，我们去师大，也常与研究生们一起讨论问题。有几位还住在我们学校，通过与教师、学生的现场互动来做毕业论文。崔老师戏言：“汾湖实验小学是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基地。”他们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不是蜻蜓点水之作，不是纯粹的象牙塔里制作出来的，同样具有“顶天立地”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薪火相传！
孔子有一天告诉他的弟子：“吾道一以贯之。”我突然想，崔老师全方位的“顶天”与“立地”的“一致性”，是不是就是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呢？
（作者系江苏省吴江实验小学校长，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