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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遭遇经济、自然双重危机
世界经济随着全球化的高速发展闯入二十一世纪。受技术革新、可用资金飞速膨胀、劳动人口富足等因素的驱动，经济活动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前所未有地活跃。但当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的时候，风风火火的步伐却遭遇了两大无情的事实：一是大自然开始挑衅人类的自命不凡——我们入不敷出的生活方式遭到质疑；二是2008年近期繁荣烟消云散——几十年来复杂、不稳定和不足的全球金融监管体制造就的超级泡沫瞬间爆破。
持续的金融危机使所有国家回归“真实”经济。2009年发展中国家包括增长较快的新兴经济体均遭遇了外部需求减弱、融资情况恶化和商品价格走低的影响。除非出现急速逆转，否则世界会因大量失业而面临社会风险。
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正值自然环境压力剧增之际。温室效应正在加剧，淡水资源的枯竭和取用达到历史之最，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物种濒临灭绝。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据专家估计，到2025年非洲、欧洲和亚洲将普遍缺水，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将受水资源供应不足之苦，18亿人口将严重缺水。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组已经勾勒出农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大多数适于耕种的土地都会受到危及。
展望未来，治理是关键
必须坚定不移地以前景共识为基础采取行动。构想中的可持续发展的架构充满希望，带领我们远离弥漫的焦虑。衡量20国集团和其他更多国家决策的最终标准将是——我们增长方式的长期结构性缺陷是否得到解决。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需要在国际层面建立合作的制度来促进各国的融合、协调和一致。根据预测，人口增长将在世界最贫穷的地方达到峰值，而在当前危机的影响下，贫困人口又将大幅增加，我们必须保证这些制度遵循罗尔斯之公正的传统，保障最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社会必需，如机会、自由、收入和财富(包括自然禀赋、生态系统和能源)。
国际贸易将继续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贸易将继续决定资源的配置与使用、影响财富创造和全球人民的机遇。虽然贸易协定不乏通达之原则、卓识之远见，但其谈判仍然带有重商主义的历史烙印，即经济力量和商业利益决定谈判。结果是，如果非歧视原则和多边规则等有益的规范与大量违规并存，诸多专横的和排他的安排纠结成团，重商主义将把传统主要贸易伙伴的敏感部门产品排除在外。数百个贸易协定竞相运作、国际贸易制度之复杂通过望而生畏的原产地规则便可见一斑。
贸易治理体制的复杂和缺口加剧了国家之间在信息、知识和能力等方面本身的不对称，从而弱者更弱。此外，由多边原则和规则构建的全球公共物品在最需要的时候却被滥用。全球社会若能够利用此次危机加强对贸易的治理并以此构建信任，则大益。为此，20国领导人或提议中的联合国全球经济理事会若能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行动，或能引领我们走向变革之路。
一、加强运作、避免多边贸易体制(WTO)
回归建立WTO的协议之本源。WTO的常设机构，如最高层的部长级会议、总理事会的分支机构及各委员会等，是为保障乌拉圭回合协定完全实施而设。
WTO在规则制定和市场开放方面的诸多职能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谈判在任意时间开展。谈判应该在专门的机构、贸易谈判委员会下开展。在理想状态，WTO的其他职能如争端解决、监测以及政策讨论应当是与谈判相分离的。而WTO的某些职能如确立议程、执行通报等义务，需要这些职能机构全力以赴地运作。为此首要的工作是召集一次部长级会议，一方面阐明多哈发展议程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执行监管、战略讨论和规划等职能。
二、为更宽泛的国际贸易体制构建全球监管制度
最小化风险、优化全球治理所需的措施之一就是将数百个类型、内容各异的特惠贸易安排加以梳理。不少现有的安排有一定的价值和经济合理性，但悲哀的是WTO没有对这些发展予以统一和施以必要的纪律。明晰的制度安排将有助于重塑信心、将全球经济从危险的边缘上挽回。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是建立一个部长级全球特别工作组，专门负责有关审议，同时与WTO部长级会议协调合作，但独立于WTO。特别工作组可以与利益相关方磋商，为达成更统一的国际贸易体制寻求政策方案。
三、从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入手完成多哈回合谈判
造成多哈回合一拖再拖的原因可以像参与谈判的成员数那样多。对于已经谈拢但由于“一揽子协定”原则暂时无法形成最终文本的协议内容，成员如果作出姿态表示愿意实施，那将有助于重塑信心。其中一例就是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普遍出口产品予以零关税、零配额待遇。
四、从最痛处下手，从最实际处出发
几乎所有分析家都认同信贷市场信心的崩溃以及危机向发展中国家的传导会对最不发达国家造成致命一击。在大量经济刺激计划之外，辅以具体的协议资助贸易援助是必不可少的。与多哈回合并行设计的资助计划(用于帮助穷国适应贸易自由化、全面参与全球贸易体制)既是一项当前必需的工作，从长远来看也是实现贸易良治的重要因素。给没有能力负担这些机构运作的国家如是手段是无效的。所以有两件事领导人可以考虑：1、通过贸易援助项目使资金通过有效的渠道获取；2、推动机制创新，保障资源长效、及时、有效实现。
五、迈向低碳经济需要强大的贸易体制支持
如果情况比较乐观的话，在一两年甚至几个月的涅槃后，金融危机就能结束。但气候变化、水危机、能源危机等仍然存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是否有效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和使用能源的方式是否能发生彻底的转变。解决气候变化需要碳成本国际化，因为碳成本对于我们生产什么、在哪里生产、我们贸易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贸易有重大影响。当前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在电力需求日益减少的情况下碳价一落千丈，这凸现出用市场工具实现碳交易国家化的弱点。现在有两个步骤比较可行：1)所有政府承诺不采用任何以非气候变化为目标、以竞争方式伤害他国的国内政策；2)在制定财政刺激计划时支持“绿色新协议”之类的政策。这种财政支持也应该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其他项目实现，以改善环境、增加就业和刺激经济活动。
政策制定者很容易到经济风暴过后才会重新关注低减碳生产和能源使用。但这样会给日后的危机埋下种子，而日后的危机会比当前的危机有过之而无不及。大转变和大变革需要相应力度的政策回应，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时代呼唤这样的全球经济治理、呼唤我们勇敢地赢回我们对未来的掌控。正如奥巴马总统最近在谈及气候变化立法的必要性时所说：“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
世界经济随着全球化的高速发展闯入二十一世纪。受技术革新、可用资金飞速膨胀、劳动人口富足等因素的驱动，经济活动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前所未有地活跃。但当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的时候，风风火火的步伐却遭遇了两大无情的事实：一是大自然开始挑衅人类的自命不凡——我们入不敷出的生活方式遭到质疑；二是2008年近期繁荣烟消云散——几十年来复杂、不稳定和不足的全球金融监管体制造就的超级泡沫瞬间爆破。
持续的金融危机使所有国家回归“真实”经济。2009年发展中国家包括增长较快的新兴经济体均遭遇了外部需求减弱、融资情况恶化和商品价格走低的影响。除非出现急速逆转，否则世界会因大量失业而面临社会风险。
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正值自然环境压力剧增之际。温室效应正在加剧，淡水资源的枯竭和取用达到历史之最，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物种濒临灭绝。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据专家估计，到2025年非洲、欧洲和亚洲将普遍缺水，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将受水资源供应不足之苦，18亿人口将严重缺水。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组已经勾勒出农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大多数适于耕种的土地都会受到危及。
展望未来，治理是关键
必须坚定不移地以前景共识为基础采取行动。构想中的可持续发展的架构充满希望，带领我们远离弥漫的焦虑。衡量20国集团和其他更多国家决策的最终标准将是——我们增长方式的长期结构性缺陷是否得到解决。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需要在国际层面建立合作的制度来促进各国的融合、协调和一致。根据预测，人口增长将在世界最贫穷的地方达到峰值，而在当前危机的影响下，贫困人口又将大幅增加，我们必须保证这些制度遵循罗尔斯之公正的传统，保障最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社会必需，如机会、自由、收入和财富(包括自然禀赋、生态系统和能源)。
国际贸易将继续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贸易将继续决定资源的配置与使用、影响财富创造和全球人民的机遇。虽然贸易协定不乏通达之原则、卓识之远见，但其谈判仍然带有重商主义的历史烙印，即经济力量和商业利益决定谈判。结果是，如果非歧视原则和多边规则等有益的规范与大量违规并存，诸多专横的和排他的安排纠结成团，重商主义将把传统主要贸易伙伴的敏感部门产品排除在外。数百个贸易协定竞相运作、国际贸易制度之复杂通过望而生畏的原产地规则便可见一斑。
贸易治理体制的复杂和缺口加剧了国家之间在信息、知识和能力等方面本身的不对称，从而弱者更弱。此外，由多边原则和规则构建的全球公共物品在最需要的时候却被滥用。全球社会若能够利用此次危机加强对贸易的治理并以此构建信任，则大益。为此，20国领导人或提议中的联合国全球经济理事会若能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行动，或能引领我们走向变革之路。
一、加强运作、避免多边贸易体制(WTO)
回归建立WTO的协议之本源。WTO的常设机构，如最高层的部长级会议、总理事会的分支机构及各委员会等，是为保障乌拉圭回合协定完全实施而设。
WTO在规则制定和市场开放方面的诸多职能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谈判在任意时间开展。谈判应该在专门的机构、贸易谈判委员会下开展。在理想状态，WTO的其他职能如争端解决、监测以及政策讨论应当是与谈判相分离的。而WTO的某些职能如确立议程、执行通报等义务，需要这些职能机构全力以赴地运作。为此首要的工作是召集一次部长级会议，一方面阐明多哈发展议程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执行监管、战略讨论和规划等职能。
二、为更宽泛的国际贸易体制构建全球监管制度
最小化风险、优化全球治理所需的措施之一就是将数百个类型、内容各异的特惠贸易安排加以梳理。不少现有的安排有一定的价值和经济合理性，但悲哀的是WTO没有对这些发展予以统一和施以必要的纪律。明晰的制度安排将有助于重塑信心、将全球经济从危险的边缘上挽回。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是建立一个部长级全球特别工作组，专门负责有关审议，同时与WTO部长级会议协调合作，但独立于WTO。特别工作组可以与利益相关方磋商，为达成更统一的国际贸易体制寻求政策方案。
三、从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入手完成多哈回合谈判
造成多哈回合一拖再拖的原因可以像参与谈判的成员数那样多。对于已经谈拢但由于“一揽子协定”原则暂时无法形成最终文本的协议内容，成员如果作出姿态表示愿意实施，那将有助于重塑信心。其中一例就是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普遍出口产品予以零关税、零配额待遇。
四、从最痛处下手，从最实际处出发
几乎所有分析家都认同信贷市场信心的崩溃以及危机向发展中国家的传导会对最不发达国家造成致命一击。在大量经济刺激计划之外，辅以具体的协议资助贸易援助是必不可少的。与多哈回合并行设计的资助计划(用于帮助穷国适应贸易自由化、全面参与全球贸易体制)既是一项当前必需的工作，从长远来看也是实现贸易良治的重要因素。给没有能力负担这些机构运作的国家如是手段是无效的。所以有两件事领导人可以考虑：1、通过贸易援助项目使资金通过有效的渠道获取；2、推动机制创新，保障资源长效、及时、有效实现。
五、迈向低碳经济需要强大的贸易体制支持
如果情况比较乐观的话，在一两年甚至几个月的涅槃后，金融危机就能结束。但气候变化、水危机、能源危机等仍然存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是否有效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和使用能源的方式是否能发生彻底的转变。解决气候变化需要碳成本国际化，因为碳成本对于我们生产什么、在哪里生产、我们贸易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贸易有重大影响。当前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在电力需求日益减少的情况下碳价一落千丈，这凸现出用市场工具实现碳交易国家化的弱点。现在有两个步骤比较可行：1)所有政府承诺不采用任何以非气候变化为目标、以竞争方式伤害他国的国内政策；2)在制定财政刺激计划时支持“绿色新协议”之类的政策。这种财政支持也应该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其他项目实现，以改善环境、增加就业和刺激经济活动。
政策制定者很容易到经济风暴过后才会重新关注低减碳生产和能源使用。但这样会给日后的危机埋下种子，而日后的危机会比当前的危机有过之而无不及。大转变和大变革需要相应力度的政策回应，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时代呼唤这样的全球经济治理、呼唤我们勇敢地赢回我们对未来的掌控。正如奥巴马总统最近在谈及气候变化立法的必要性时所说：“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