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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少买花的人，突然送给室友一束鲜花，然后打电话给父母，告诉他们“无论发生什么事，你们都要好好活下去”，如果有着基本的常识和敏感，就应该即刻领悟到这很可能是一个有自杀意图的人发出的求救信号。对这些信号的足够重视，可能会及时挽救一条生命。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自杀可以鉴别和预防，即便有自杀意图的人已经下定决心实施自杀计划——隐性自杀者，他仍然会流露出自杀讯号。
研究自杀的鉴别与预防，对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许燕教授来说，并不是出于研究的兴趣。每次听到一个鲜活的生命以残酷的方式离开世界，她都会感到一阵心颤。
在世界上，平均每４０秒就有一个人自杀身亡，每３秒就有一个人企图自杀。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的统计表明，２０００年全球约有１００万人自杀死亡，自杀未遂者的人数是这一数字的１０～２０倍。
按照ＷＨＯ制定的国际标准，如果一个国家每年每１０万人中自杀的人数少于１０人，那么它就属于低自杀率国家；这一数字高于２０人，则为高自杀率国家。
１９９３年，ＷＨＯ公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每年的自杀死亡人数为１９万～２１万，占全世界自杀人数的３０％，每１０万人中有２２．２人自杀。中国进入了高自杀率国家的行列，自杀成为全部人口的第五大死因。其中，在１５～３４岁的人群中，自杀更是成了第一位死因。
“发生自杀事件时，许多人会感到不解：‘为什么因为这样一件事就选择自杀？’其实，自杀并不是单纯一件事情就可以引发的，而是多方面助长自杀的因素累积到了一定的程度，最终由一个压力或者创伤让自杀者启动了自杀计划。”许燕说。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医师庞宇说，引发自杀的应激源，不一定是工作压力，也可能是生活压力、感情压力，比如遭遇亲人故去、发生重大灾难，或者突然来到陌生的环境等。存在应激源，更是冲动性自杀的首要条件。
“有的人本性冲动，喜欢用极端行为解决问题；有的人性格内向，他们隐藏的激情性的、毁灭性的心理同样会在应激源的作用下爆发，这些人都在潜意识中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庞宇说。
然而，在这些人周围，社会的支持系统往往并不理想。亲人、朋友、同事之间沟通交流不足或存在障碍，因此，他们长期得不到倾诉，产生不良念头的时候，也没有人及时干预和化解。在长时间的工作、封闭的环境中，不良情绪一时无法发泄，就选择了自杀。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３７％的自杀未遂者，在行动前只用了不到５分钟的时间来考虑自杀；考虑时间不超过２小时的自杀未遂者，达到６０％。在自杀者中，大约６０％的人在自杀前两天遇到一个急性诱发事件，而且一般是人际关系矛盾。
对于非理性、冲动性的人来说，如果已经产生了自杀意图，还容易发生“模仿型自杀”。这种自杀又被称为“维特效应”，源起２００年前，德国文豪歌德的代表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曾引发欧洲青少年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
模仿型自杀者通常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有的遇事容易情绪化，缺乏理智和冷静分析，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有的认为自己无法左右人生；有的对死亡的理解存在偏差，憧憬着死亡带来美好结果；有的则与模仿对象有着相似的境遇，产生“同病相怜”的感觉。
另外，在模仿型自杀者中，有一类需要格外引起注意，那就是曾经有自杀行为的人。因为有研究发现，１／５的模仿型自杀者曾经自杀过。
除了上述模仿型自杀者、遭遇重大生活事件的普通人是自杀的高危人群之外，严重的躯体疾病患者和精神疾病患者同样是需要关注的两类。其中，在各种精神疾病中，抑郁症患者的自杀危险度最高，自杀人数占了精神病人全部自杀人数的１／４。
一些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后代，大脑会发生结构的变化。这一发现来自美国精神病学家的一项研究。科学家们通过磁共振扫描技术发现，有重度抑郁家族史的人，大脑右半球的皮层变薄了，从而影响人们正常地处理社会信息，导致人际关系障碍。不过目前学界还没有数据证明，有多少比例的自杀者与脑皮层变薄这一生理因素有关。
许燕指出，虽然多数自杀事件看上去难以预料，但自杀者周围的人仍要留意一些细节，从中发现蛛丝马迹。
“从自杀念头的产生到最后采取这种行为，自杀的心理过程通常要经历四个阶段，即自杀念头或自杀动机的形成阶段、矛盾冲突阶段、平静和准备自杀阶段、实施自杀行为阶段。”许燕说，其中，在矛盾冲突阶段，自杀意图的表露是显性的；到了平静和准备自杀阶段，就转为了隐性状态。“对有自杀意图者的鉴别，最好是在进入隐性自杀阶段前就做出；一旦进入隐性阶段，鉴别的难度就会加大。”
有研究表明，８０％的自杀者在自杀前都曾流露过要自杀的想法。也就是说，自杀的人中十个有八个曾明确地表示过自杀的念头。
当一个人形成了自杀念头后，求生的本能可能使他陷入“生死抉择”的矛盾冲突之中。大部分想要自杀的人会在这一阶段，或直接或间接地发出一些信息，这可以视为他内心痛苦挣扎的求救信号。他希望有人倾听、在意自己的心声，希望听者能为自己做些什么。
例如，在言语线索上，有自杀意图的人在说话时，会有“我不在了，也没有人会在乎的”“我再也不想活了”“我很难过，真想放弃一切算了”等间接或者直接的陈述。他会经常与人谈论与自杀有关的话题，探讨各种死亡、死亡的方式、对死亡的看法、死后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会在日记等文字中流露出自杀意图。
在行为线索上，有自杀意图的人会开始逃学、旷工；有突然或者明显的行为改变，与平时的表现反差过大；把自己心爱的、有价值的东西扔掉或转赠给别人；与平日的朋友断绝来往，或者访问、打电话给关爱他的人，说告别性语言，甚至留下遗嘱。
如果这个人不再谈论自杀，情绪平静了下来，千万别放松警惕，以为是他的心理状态好转。很可能是因为他已经不再犹豫，决定自杀；或是为了摆脱旁人对其自杀行为的阻碍和干预，而进行的掩饰。
隐性自杀者的自杀危险度最高。不过，从他的情绪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线索。例如，他情绪上极度消极、沮丧，喜怒无常的情况增多了，或者变得冷漠、木讷，甚至异常平静。
一旦自杀行为实施，一个人的自杀会使６个家人或朋友的生活深受影响。根据ＷＨＯ的估算，中国每年就有１５０万人承受着自杀事件带来的严重心理创伤。
“预防自杀，周围人的发现最为有效和主动。构建一个预防自杀的网络，需要学校、社会、家庭和个体共同参与。”许燕说。
许燕指出，在处理自杀危机的过程中，试着和有自杀意图的人沟通是第一位的。
对还未实施自杀行动的人，沟通除了要找寻他的家庭状况、生活状况等基本信息之外，还要了解自杀行为计划的各种细节，进而采取干预行动。例如，“ｗｈｏ”——有无其他的人牵涉其中，“ｗｈａｔ”——什么事件促使他做此决定，“ｗｈｅｎ”——计划何时自杀，“ｗｈｅｒｅ”——计划在哪里自杀，“ｈｏｗ”——打算用何种手段或方法自杀。对于正准备实施自杀行为的人，要说服他暂缓实施，先让他到安全地带，放下手中的危险品，再与他沟通。
沟通时，不要对自杀者所言之事表示震惊，不要去否认他的感受，也不要争辩自杀的价值、替他做心理分析；可以协助他寻求专业的帮助。许燕教授强调，学会自我调节、增强抵御挫折的能力、树立积极的价值取向和乐观的人生态度，将受益无穷。
据《心理医生》
编辑／张秀阳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自杀可以鉴别和预防，即便有自杀意图的人已经下定决心实施自杀计划——隐性自杀者，他仍然会流露出自杀讯号。
研究自杀的鉴别与预防，对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许燕教授来说，并不是出于研究的兴趣。每次听到一个鲜活的生命以残酷的方式离开世界，她都会感到一阵心颤。
在世界上，平均每４０秒就有一个人自杀身亡，每３秒就有一个人企图自杀。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的统计表明，２０００年全球约有１００万人自杀死亡，自杀未遂者的人数是这一数字的１０～２０倍。
按照ＷＨＯ制定的国际标准，如果一个国家每年每１０万人中自杀的人数少于１０人，那么它就属于低自杀率国家；这一数字高于２０人，则为高自杀率国家。
１９９３年，ＷＨＯ公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每年的自杀死亡人数为１９万～２１万，占全世界自杀人数的３０％，每１０万人中有２２．２人自杀。中国进入了高自杀率国家的行列，自杀成为全部人口的第五大死因。其中，在１５～３４岁的人群中，自杀更是成了第一位死因。
“发生自杀事件时，许多人会感到不解：‘为什么因为这样一件事就选择自杀？’其实，自杀并不是单纯一件事情就可以引发的，而是多方面助长自杀的因素累积到了一定的程度，最终由一个压力或者创伤让自杀者启动了自杀计划。”许燕说。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医师庞宇说，引发自杀的应激源，不一定是工作压力，也可能是生活压力、感情压力，比如遭遇亲人故去、发生重大灾难，或者突然来到陌生的环境等。存在应激源，更是冲动性自杀的首要条件。
“有的人本性冲动，喜欢用极端行为解决问题；有的人性格内向，他们隐藏的激情性的、毁灭性的心理同样会在应激源的作用下爆发，这些人都在潜意识中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庞宇说。
然而，在这些人周围，社会的支持系统往往并不理想。亲人、朋友、同事之间沟通交流不足或存在障碍，因此，他们长期得不到倾诉，产生不良念头的时候，也没有人及时干预和化解。在长时间的工作、封闭的环境中，不良情绪一时无法发泄，就选择了自杀。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３７％的自杀未遂者，在行动前只用了不到５分钟的时间来考虑自杀；考虑时间不超过２小时的自杀未遂者，达到６０％。在自杀者中，大约６０％的人在自杀前两天遇到一个急性诱发事件，而且一般是人际关系矛盾。
对于非理性、冲动性的人来说，如果已经产生了自杀意图，还容易发生“模仿型自杀”。这种自杀又被称为“维特效应”，源起２００年前，德国文豪歌德的代表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曾引发欧洲青少年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
模仿型自杀者通常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有的遇事容易情绪化，缺乏理智和冷静分析，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有的认为自己无法左右人生；有的对死亡的理解存在偏差，憧憬着死亡带来美好结果；有的则与模仿对象有着相似的境遇，产生“同病相怜”的感觉。
另外，在模仿型自杀者中，有一类需要格外引起注意，那就是曾经有自杀行为的人。因为有研究发现，１／５的模仿型自杀者曾经自杀过。
除了上述模仿型自杀者、遭遇重大生活事件的普通人是自杀的高危人群之外，严重的躯体疾病患者和精神疾病患者同样是需要关注的两类。其中，在各种精神疾病中，抑郁症患者的自杀危险度最高，自杀人数占了精神病人全部自杀人数的１／４。
一些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后代，大脑会发生结构的变化。这一发现来自美国精神病学家的一项研究。科学家们通过磁共振扫描技术发现，有重度抑郁家族史的人，大脑右半球的皮层变薄了，从而影响人们正常地处理社会信息，导致人际关系障碍。不过目前学界还没有数据证明，有多少比例的自杀者与脑皮层变薄这一生理因素有关。
许燕指出，虽然多数自杀事件看上去难以预料，但自杀者周围的人仍要留意一些细节，从中发现蛛丝马迹。
“从自杀念头的产生到最后采取这种行为，自杀的心理过程通常要经历四个阶段，即自杀念头或自杀动机的形成阶段、矛盾冲突阶段、平静和准备自杀阶段、实施自杀行为阶段。”许燕说，其中，在矛盾冲突阶段，自杀意图的表露是显性的；到了平静和准备自杀阶段，就转为了隐性状态。“对有自杀意图者的鉴别，最好是在进入隐性自杀阶段前就做出；一旦进入隐性阶段，鉴别的难度就会加大。”
有研究表明，８０％的自杀者在自杀前都曾流露过要自杀的想法。也就是说，自杀的人中十个有八个曾明确地表示过自杀的念头。
当一个人形成了自杀念头后，求生的本能可能使他陷入“生死抉择”的矛盾冲突之中。大部分想要自杀的人会在这一阶段，或直接或间接地发出一些信息，这可以视为他内心痛苦挣扎的求救信号。他希望有人倾听、在意自己的心声，希望听者能为自己做些什么。
例如，在言语线索上，有自杀意图的人在说话时，会有“我不在了，也没有人会在乎的”“我再也不想活了”“我很难过，真想放弃一切算了”等间接或者直接的陈述。他会经常与人谈论与自杀有关的话题，探讨各种死亡、死亡的方式、对死亡的看法、死后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会在日记等文字中流露出自杀意图。
在行为线索上，有自杀意图的人会开始逃学、旷工；有突然或者明显的行为改变，与平时的表现反差过大；把自己心爱的、有价值的东西扔掉或转赠给别人；与平日的朋友断绝来往，或者访问、打电话给关爱他的人，说告别性语言，甚至留下遗嘱。
如果这个人不再谈论自杀，情绪平静了下来，千万别放松警惕，以为是他的心理状态好转。很可能是因为他已经不再犹豫，决定自杀；或是为了摆脱旁人对其自杀行为的阻碍和干预，而进行的掩饰。
隐性自杀者的自杀危险度最高。不过，从他的情绪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线索。例如，他情绪上极度消极、沮丧，喜怒无常的情况增多了，或者变得冷漠、木讷，甚至异常平静。
一旦自杀行为实施，一个人的自杀会使６个家人或朋友的生活深受影响。根据ＷＨＯ的估算，中国每年就有１５０万人承受着自杀事件带来的严重心理创伤。
“预防自杀，周围人的发现最为有效和主动。构建一个预防自杀的网络，需要学校、社会、家庭和个体共同参与。”许燕说。
许燕指出，在处理自杀危机的过程中，试着和有自杀意图的人沟通是第一位的。
对还未实施自杀行动的人，沟通除了要找寻他的家庭状况、生活状况等基本信息之外，还要了解自杀行为计划的各种细节，进而采取干预行动。例如，“ｗｈｏ”——有无其他的人牵涉其中，“ｗｈａｔ”——什么事件促使他做此决定，“ｗｈｅｎ”——计划何时自杀，“ｗｈｅｒｅ”——计划在哪里自杀，“ｈｏｗ”——打算用何种手段或方法自杀。对于正准备实施自杀行为的人，要说服他暂缓实施，先让他到安全地带，放下手中的危险品，再与他沟通。
沟通时，不要对自杀者所言之事表示震惊，不要去否认他的感受，也不要争辩自杀的价值、替他做心理分析；可以协助他寻求专业的帮助。许燕教授强调，学会自我调节、增强抵御挫折的能力、树立积极的价值取向和乐观的人生态度，将受益无穷。
据《心理医生》
编辑／张秀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