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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子属炒货一族，细分一下有三大主力：葵花籽、西瓜子和南瓜子。此外，还有白瓜子、吊瓜子等。
计划经济年代，瓜子在节日定额配给，一年两三回，每次每户250克，对于爱吃瓜子的人家来说远远不够，想吃瓜子就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说来有一个好，与花生、香榧等炒货相比，在上海，虽没办法种葵花，但到夏天，西瓜会有的，而吃南瓜的日子就更长。只要有西瓜、南瓜吃，就会有西瓜子、南瓜子吃，就可聊补配给瓜子不过瘾之苦。
平时吃完南瓜、西瓜，会把瓜子仔细收拣起来，一一洗净，摊在淘箩、竹匾上晾晒。晒干后，宝贝样地仔细收起藏好。说到收西瓜子，有点要注意，圆滚滚的解放瓜（绿白条纹瓜）籽不能要，因为籽小，既不好嗑，也嗑不出什么肉来，因而不在收藏之内。一般收的西瓜子，多是平湖瓜和开封瓜，籽大，阔而扁平。
自家炒瓜子，可咸可甜。咸的是酱油瓜子，炒熟加酱油;甜的是甘草瓜子，母亲到中药房买来甘草粉，放在碗里，用水调开，在瓜子起锅时，倒入翻炒，瓜子就裹上一层薄薄的、甜甜的粉。
20世纪80年代，闸北炒货厂的“好吃来”酱油瓜子曾风行上海，该厂另一款原创的“佳梅”话梅瓜子，酸酸甜甜也很受欢迎。
1983年，安徽“傻子瓜子”走红上海滩。我到淮海电影院旁的“野荸荠食品商店”去买，据说那里的瓜子味道正宗。一尝，觉得就是当年的甘草瓜子的味道。
在计划经济的日子里，上海人吃瓜子除靠配给、自力更生外，还有一途径是靠外地亲戚朋友施以援手，或自己出差时顺带捎点。亲戚带的黑龙江香瓜子，颗粒大而饱满，花纹黑白分明。现在吃的各种品牌的葵花籽都比不上它。听说当地人还吃生葵花籽。
丰子恺先生认为，中国最进步最发达的技术，是“吃瓜子”。他细腻地描写了少爷和小姐太太们的这一拿手戏，男式：“一粒瓜子塞进了口里，只消‘格’地一咬，‘呸’地一吐，早已把所有的壳吐出，而在那里嚼食瓜子的肉了。那嘴巴真像一具精巧灵敏的机器。”而女式更显美妙，“把瓜子垂直地塞在门牙中间，而用门牙去咬它的尖端。‘的，的’两响，两瓣壳的尖头便向左右绽裂。然后那手敏捷地转个方向，同时头也帮着微微地一侧，使瓜子水平地放在门牙口，用上下两门牙把两瓣壳分别拨开，咬住了瓜子肉的尖端而抽它出来吃。”
我倒是喜歡罗马尼亚电影《神秘的黄玫瑰》中那位马尔杰拉图同志的吃法：葵花籽连盘一起，用服务员上菜的姿势端着，边走边吃。无比优雅的一颗颗地抠，豪迈的一颗颗地“呸呸”，不要太潇洒。男人要么不吃瓜子，要吃就要这腔调。
据交大同学回忆，他们在民国时喜欢吃3个铜板一包的花生，而不爱吃瓜子，因为吃瓜子费时久而收效少，不符合吃的经济原则。这倒是减了丰先生的担忧——“中国人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消磨去的时间，每年统计起来为数一定可惊。将来此道发展起来，恐怕是全中国也可消灭在‘格，呸’‘的，的’的声音中呢！”
在当时上海的北市，则是另一番景象。1924年出版的《上海轶事大观》里写道：“即以瓜子而论，每日消耗在四十石上，以茶楼、酒肆、菜馆、妓馆为最多。正月可销至六七十石。按沪上自禁鸦片后，消遣之物以瓜子最为普通，其数殊可惊也。”
瓜子是生活消遣的调料，也是情绪的宣泄口。我朋友的公司里有对小夫妻，丈夫若要知太太的心情，只要去看客厅里茶几上的瓜子壳：是堆成一座像模像样的金字塔还是呈天女散花状，前者预告晴，后者通报雨。还有有心人用瓜子壳做公益广告，创作的瓜子国画颇显水墨效果，一幅山水画，另一幅是鸟立枝头的花鸟画。两幅题款统一：嗑瓜子有文化。一旁有注脚：请勿乱丢瓜子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