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验事实和理论研究,建构出”不要建在我的辖区”的新概念.与已有”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概念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官员邻避冲突的主要指向在于责任规避,民众邻避冲突的核心焦点则是利益博弈.在冲突主体上,官员邻避冲突集中在科层组织内部,而非官民二元之间;在冲突时间上,官员邻避冲突发生在决策之前,而非公示之后;在冲突形式上,官员邻避冲突相对温和拖延,而非激进短暂;在冲突治理上,官员邻避冲突依赖于权力运作,而非利益协商.”不要建在我的辖区”是邻避概念在科层组织的新应用和新发展,既拓展了邻避研究的知识边界,也为理解复杂
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党和政府系列重要文献的分析可知,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官僚主义”具有稳定不变的、独特的认识,即由”群众”等七个核心词构成的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并将之与”形式主义”视为一体之两面.同时,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党和政府对”官僚主义”的形成、表现及治理等又具有不同的认识,可划分为领导制度不健全形成的”官僚主义”、经济体制转轨导致的”官僚主义”、政绩观扭曲引发的”官僚主义”、作为”四风”问题的”官僚主义”等四个阶段.”官僚主义”在党和政府认识中的”常”与”变”,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
”强镇扩权”改革十余年来,权力的下沉缓解了经济发达镇”权小责大”的困境,镇级”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权责悖论得到初步化解,但改革并未使镇级政府走向”权责一致”,而是陷入”权虚责实”的新悖论:一方面,简政放权将权力下放至不完全属于镇级管辖的条条机构;另一方面,管理重心下移与属地管理模式却不断强化了镇级的属地责任.在条块结合的镇级组织架构下,改革并未将治权和治责下放给同一主体,镇级治理呈现”形式上有权、实质无权”的特征.”权虚责实”导致镇级面临过大的治理责任,并不断通过各种非正式方式与条块部门博弈
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创新动力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改革的基础与前提,不仅关系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的提高,而且影响高质量发展政策环境的优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以环境条件变动为逻辑起点,探讨了成本收益计算下行动者发动制度创新的因果链接与直接动力,分析了制度供求均衡、制度服务需求的改变以及制度选择集合的扩展或缩小等要素变化下制度创新的动力来源.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创新历程表明,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创新的动力存在差异.在国家发展战略适时调整、社会转型不断深入和政府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