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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灯
这些天心里有些失落，因为我的台灯彻底不亮了。
我也没想到会为一个台灯揪心。一个物件儿在生活中日渐与自己搅和在一起，时间一长会产生奇妙的心理，与其说你占有了它不如说它在占有着你，用的时候从不在意，不用的时候感到它隐约地守候着你，就像那电视机，你回家后会立即打开，不一定看，一旦它没有了声音，立即觉得生活时空缺少了什么。想到我有时画山水时会往画面上洒些苔点，既专注又不经意，如此这般那些落在画面上的苔点竟然有了符号意义。一个作废了的台灯，本不是天大的事儿，可偏偏在心中萦绕，一定是折射着什么，让人难以说清。
每每在灯下伏案，会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那片有限的光明充盈而柔软，能把我的思绪拢为一缕，被它送到想去探知的境域，一切要想说的话有如山泉出涧，源源不断地流淌到稿纸和电脑上，化成梦寐以求的文字，写作就在这种状态中完成了。想到了这里，似乎已经说明了台灯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了吧。
如今，它不亮了。坐在台灯前，似有很多话要说，不知从何说起。
踏入社会后不管从事哪种工作，我对两样东西很在意，一个是文具，一个是灯具。
文具中，最上心的是笔。上个世纪（下面说到的年代同此）70年代之前，总想拥有一支耐用的钢笔，80年代之后想要有一些（一支不够了）好一点的圆珠笔，90年代“换笔”用上了电脑，从台式的换成笔记本的。这些更替，似乎是一个漫长的生命体验过程，每一次变更，都会牵动自己的心。
灯具中，最倾心的是台灯。80年代开始做杂志编辑和美术评论，上班多是忙事务性工作，只能用晚间到午夜的时段写作，日间的喧嚣停歇了，特定的灯光既不妨碍家人休息，又属于我，所以，为置备一种亮度和聚焦适宜的灯具没少费思量。终于有一天买到了一座台灯，是上海新华灯具厂生产的“银星jc18—1”型号，一见到它，那种特有的“气息”，好似与我之所望衔接上了。
这座台灯的样式在别人看来很老，老到什么程度？前年开始时亮时灭了，我带着它去小区会所请修理工人看看，那师傅说：“这老玩意儿您还留着啊，修什么修，扔了吧！”
一个“扔”字，令我心痛。他不知道“这老玩意儿”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
拿着它往回走的路上，用手不断地抚摸。50年代中期我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初中毕业后到北京一家大型机床厂工作了，我去找他玩的时候，见到他们车间里用的就是这样的灯具，只是大小不同而已。工人们在台灯下聚精会神地干着。那一刻见到这种台灯，我竟然喜欢上了。我买到的银星台灯，就是这个样式。其底座是个梯形铸铁块，前大后小，长15厘米宽8厘米，前薄后厚，最厚处约2厘米，抛光后涂上天蓝色的漆，既稳当又清亮。底座前边有开关，后边向上安装一根大约40厘米长的镀银蛇形金属管，四向活动灵便，顶部的灯罩形状是两头平中间大的棱形容器，大约长20厘米、宽10厘米、高7厘米，里面涂上白色，外面涂的也是天蓝色，安上灯泡，照亮的区域恰好是我需要的工作面。这个灯具造型并不奇特，却简练大方，在我看来很矫健，气质不凡。记得60年代初我在科协工作，一次到一位老科学家的家里去送审文件，看到他的书桌上也有这种台灯，说明这个样式知识分子也喜欢吧。而且我还在一个出口贸易博览会预展中看到了它，可见这个台灯设计当时是被业界认可的。
从80年代开始我曾搬过几次家，不但置换了许多东西，书桌也换成新的了，唯独这个台灯一直跟着我。说扔就扔，就这么简单吗？
找到了毛病，我自己动手修理一下继续对付着又用了两年。
这些日子它彻底歇息了。
生活需要光明。眼下进入了现代电器膨胀时代，百姓生活中照明已不是问题，灯具多是锦上添花。时代的落差总会让人回味往事，我小时候在农村老家，夜晚没有光明，整个村野都笼罩在黑暗中，至多在家中用豆油灯制造一点光亮，灯花如豆，稍有风来就能吹灭。傍晚要尽早吃饭，天一黑孩子们就被哄上炕睡觉了。大人晚上就在豆油灯下做点事，我看到母亲的头紧挨着灯具，在微弱的光亮中为我们缝缝补补。母亲有个习惯动作，就是过一段时间从发髻上抽下簪子挑一下灯捻，灯花立即亮一些。后来，我回到北京父亲身边，家里用电灯了，共和国成立之前经常停电，家里也得备着煤油灯。上小学后，回家第一件事是趁着天明写作业，晚上就少用一些电灯照明。上中学后，喜欢在学校上晚自习，因为教室里有明亮的电灯，写作业、预习很方便。父亲带着我在一条老胡同的四合院里生活过很多年，室内照明基本上是简陋的电灯，为了省钱，使用的灯泡度数小，有点亮就行了。生活境况好一些后，灯泡换上了度数高一点的，还是为了照明。那个时代，国家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人们的生存状态。
文化大革命中，我去河南干校劳动，那时年轻，白天的疲劳到晚上能恢复过来，还有精力继续读书、写日记。因为是军事化管理，很多人住在一个大房间里，每天晚间9点熄灯。我去仓库保管员那里借来一盏煤油灯，熄灯后点燃起来放在床头，继续读书和写点东西，直到把油耗尽才歇息。想到母亲使用豆油灯的方法，也找到一个小铁钎子学着母亲样子挑灯捻儿。煤油灯光亮也有限，读写也要靠近才行，早上起来洗脸时发现鼻孔中都是黑色油烟灰。
改革开放之后，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照明也“上了台阶”，家里总是亮堂堂的。不但我有自己的台灯，家里的人也有了各自需要的照明工具。社会的富裕会使家具及用具在功能上向外延展，要满足审美需求，要讲究品位，甚至加强了象征意义。新时期，家庭装修很红火，选择时尚灯具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市场上灯具总是琳琅满目。
既然我这个台灯“退隐”了，就去找它的“接班人”。到附近的家电商场都去看了看，没想到，像苏宁、国美、大中等这样的电器商家一律不销售台灯了，台灯已被排除在家电商品之外了吗？目光投向超市，附近的小超市根本没有，大型超市如沃尔玛倒是有，品种有限，没可心的。又去建材家具市场，那里灯具真多呀，一个个台灯多是欧美贵族式的，也有少许可以放在书桌上的，多数是电子控制，什么温度、湿度、计时、亮度变化、叫醒功能等等，售货人也帮我演示得眼花缭乱。我不过是用台灯来照明，那么多的功能对我有用吗？而且对我这把年纪的人来说，这么复杂的程序很容易折腾乱了而出现故障，一旦坏了怎么办？售货员非常轻巧地说，“再换一个呗！” 几次从商场出来的时候，难免生些灰心，想随便去买一个能用的就算了。可立即觉得在这座台灯下我陆续写出了几百万字的文章，不该如此慢怠，又愧疚起来。
用过的电脑已经换过几台了，每次弃旧换新也有留恋，可是从未出现过面对台灯这样的情绪，实在是这个老台灯陪伴我太长久了。闲来和一个文友念叨此事，他毫不犹豫地说，嗨！扔了吧！那口气和修理工人一样。在别人看来，换个台灯不过是件平常事，我能够理解。于是，再不愿和别人提起了，怕的是又听到——“扔了吧！”
我知道历史是在淘汰中前进的，感情和怀旧从来挡不住时代的脚步。话是这么说，可自己却绕不过去。可不，凡是长时间用过的东西从情感角度说已经不单纯是使用了，这个台灯年年、月月、日日无言地陪伴着我，没有一次让我失望，每当一篇文章写完关掉台灯时，难免心存感激，由一个个文字连接起来的写作行旅中，什么东西能够占据自己的心，只有自己明白。老台灯引起的纠结，大概就是人们在阅历增长时必然要触碰的那种困惑、无奈和痛楚吧……
不能用也要保存起来。
继续去找个可心的吧！找到后，我会给老台灯一个完美的交待。
青草地
也许是小时候常上山拾草，从那之后，只要见到青草总能惹出点思绪。
刚住进这个小区的时候，楼群中所有可以绿化的地方，都种植了各种观赏花木，最让我心动的是到处都植有草坪，特别是大院中央植上了大面积的草坪，南北东西一览无余，在千米步道两侧，绿草盈盈，春光一派娇嫩，夏雨一片润清，秋阳一时丰满，冬风一缕苍灵，可人心意。那草坪时常有园林工人浇水、修剪、施肥，草坪就像一个美丽的托盘，使这里的生活浮现着宽和。都说青草养心，我在大院漫步总能得到一丝灵感，曾写下过一些小文抒发心迹。
草地给人的感觉很奇异。我觉得应该有青草地的地方，恰恰没有。如，北京故宫就没有大块草坪，尤其是三大殿周围，过去（现在也是）不但没有树木，连根杂草都不让生长，只能汉白玉垒台大青砖铺地，皇帝在龙椅上就能看到前面有无刺客。在日本京都的二条城，看到的也是没有草坪，铺的是一片白色的小石子，“将军”从廊道窗子里就能看到何人在图谋不轨。在巴黎的凡尔赛宫更是极端，偌大的广场全铺上了石块，而且地势略微下坡，法国皇帝站在皇宫门前就能俯视广场所有的角落有无敌人来犯。在安全面前，草的价值被异化了。我小时候拾草烧火做饭，是生活需要，希望到处有长不尽割不完的青草。帝王不但不拾草，还怕草里窝藏敌人，没有安全感，于是草在他们那里没有生存权力。地位不同，对草的感觉如此不一样哩。有一年到华盛顿，看到白宫有南草坪，咦？这里可不一样，有自然之态。可话说回来，南草坪没有藏下谋杀者，可美国总统遇刺的也不少啊。
怎么扯到安全上去了？在我们小区，业主的安全不是个问题。我现在常为草坪安全着急了。前几年，草坪出现退化，一些花木开始枯萎。我认为是土层惹的祸，因为小区地面下边全部建成了地下车库，土层仅有三米厚，树木花草根系的营养靠这点土壤（好多还是建筑渣土），在得不到补充的情况下，出现退化是正常的事情。按说，退化后就应当及时更换草皮，补种已经枯萎的树木，增加养料，可是，小区里一直在打嘴仗，业主指责物业公司不作为，业主交的钱不知去向，物业谴责一些业主不交物业费，财务入不敷出。这种斗争到现在愈演愈烈，倒霉的是在地上挣扎活命的植物，一些高大的雪松死亡了，十几米高的水杉所剩无几，有几棵柳树好容易长成十几公分粗了，因根部扎不深，风一刮就倒了。特别需要养护的紫薇多数死亡，月季花只有第一季有点姿色，之后就萎靡不振。总之，我曾经歌颂过的东西，都失去了原有的清艳。
最悲惨的是青草地，大院里原有的绿茵一片的地方一律成了癞痢头，原来的草，有的大面积死去，有的被三叶草覆盖，有的杂草趁机侵入长得比原来的草茂盛得多。面对癞痢头，园林工人浇水少了，很少修剪了，有时高兴了就撒上点像肥料的东西根本不起作用。我问园林工人，为什么不挖补重新植草？他们说，原来的草很贵，不给钱拿什么植？我突发奇想，如果把草清除后，都铺上故宫那样的大青砖，我们这里就和故宫一个级别了。工人说，那就不要钱了？啧啧！我多嘴了。
前天，来了一群园林工人，把大院中所有的癞痢头翻掘一遍，连最大的草坪也铲除掉一半了，我窃喜，要铺青砖了吧？
昨天，运来一些很小的侧柏，一些小灌木，一些半死不活的月季花，分别种到了已经被铲平的癞痢头的地方，那片大草坪的一半种上了月季花。
今天下雨了，开始下得不大，我打上伞，又去雨地里发幽思。
小雨中，昨天植的月季花挺直了身子，小侧柏也有精神了。我看到一个工人在那里修整流水的水沟，问他，怎么想起来把草坪清除啦？那工人看着我的眼神像看怪物，没理睬我。我又多嘴了。
大院中心还有一半癞痢头草坪尚未清除，雨水把仅剩的一些草又浸出点绿意生气。它们还傻高兴哩，谁知道明天命运如何？
想起那年在深圳参观一处高尔夫球场，听人介绍说，光球坑那块草皮就得200万美元，我煞是惊愕！我们小区的草坪草种据说也很贵重。一个破草皮，身价如此之高，无怪乎那个工人噎我——“那就不要钱了？”
不就一块草地吗，就像我们老家的望儿山那里一样，让它们疯长有什么不可以？什么灰菜、扫帚苗、狗尾巴草，那些自生自灭四海为家的杂种，欢迎到我们小区落户，不行吗？
想想，人家那些野草也许根本不愿意来这里，说是创造小区人与自然契合的宜居环境，但在这种完全人化了的地方，远没有在荒野那里自由自在。大楼和道路是水泥的，园林景观是人造的，小区常住人口近万人，都住在单元房里，近在咫尺不相识，彼此间只是一种陌生的熟悉、隔离的密切，即使搬迁楼里的四世同堂人家也过不上四世同堂的日子了。人们想重建往日的和谐，又如何改变眼前的现实呢？
正在瞎想，一声闷雷吓了我一跳，哦！天气预报说今天还有雷阵雨，一向不太准的预报，今天这么准。回家吧。我进楼门的时候，大雨下了起来，扫了一眼最后那块被雨水激发出一点生气的青草地，也许明天就没有了……
第二天真没了——
杨悦浦，1938年生于北京，原籍山东招远东曲城村。著名书法家，擅长书画、美术评论。1962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中国美术家协会编审。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中国美协“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称号并被表彰。
这些天心里有些失落，因为我的台灯彻底不亮了。
我也没想到会为一个台灯揪心。一个物件儿在生活中日渐与自己搅和在一起，时间一长会产生奇妙的心理，与其说你占有了它不如说它在占有着你，用的时候从不在意，不用的时候感到它隐约地守候着你，就像那电视机，你回家后会立即打开，不一定看，一旦它没有了声音，立即觉得生活时空缺少了什么。想到我有时画山水时会往画面上洒些苔点，既专注又不经意，如此这般那些落在画面上的苔点竟然有了符号意义。一个作废了的台灯，本不是天大的事儿，可偏偏在心中萦绕，一定是折射着什么，让人难以说清。
每每在灯下伏案，会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奇妙的世界，那片有限的光明充盈而柔软，能把我的思绪拢为一缕，被它送到想去探知的境域，一切要想说的话有如山泉出涧，源源不断地流淌到稿纸和电脑上，化成梦寐以求的文字，写作就在这种状态中完成了。想到了这里，似乎已经说明了台灯对自己意味着什么了吧。
如今，它不亮了。坐在台灯前，似有很多话要说，不知从何说起。
踏入社会后不管从事哪种工作，我对两样东西很在意，一个是文具，一个是灯具。
文具中，最上心的是笔。上个世纪（下面说到的年代同此）70年代之前，总想拥有一支耐用的钢笔，80年代之后想要有一些（一支不够了）好一点的圆珠笔，90年代“换笔”用上了电脑，从台式的换成笔记本的。这些更替，似乎是一个漫长的生命体验过程，每一次变更，都会牵动自己的心。
灯具中，最倾心的是台灯。80年代开始做杂志编辑和美术评论，上班多是忙事务性工作，只能用晚间到午夜的时段写作，日间的喧嚣停歇了，特定的灯光既不妨碍家人休息，又属于我，所以，为置备一种亮度和聚焦适宜的灯具没少费思量。终于有一天买到了一座台灯，是上海新华灯具厂生产的“银星jc18—1”型号，一见到它，那种特有的“气息”，好似与我之所望衔接上了。
这座台灯的样式在别人看来很老，老到什么程度？前年开始时亮时灭了，我带着它去小区会所请修理工人看看，那师傅说：“这老玩意儿您还留着啊，修什么修，扔了吧！”
一个“扔”字，令我心痛。他不知道“这老玩意儿”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
拿着它往回走的路上，用手不断地抚摸。50年代中期我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初中毕业后到北京一家大型机床厂工作了，我去找他玩的时候，见到他们车间里用的就是这样的灯具，只是大小不同而已。工人们在台灯下聚精会神地干着。那一刻见到这种台灯，我竟然喜欢上了。我买到的银星台灯，就是这个样式。其底座是个梯形铸铁块，前大后小，长15厘米宽8厘米，前薄后厚，最厚处约2厘米，抛光后涂上天蓝色的漆，既稳当又清亮。底座前边有开关，后边向上安装一根大约40厘米长的镀银蛇形金属管，四向活动灵便，顶部的灯罩形状是两头平中间大的棱形容器，大约长20厘米、宽10厘米、高7厘米，里面涂上白色，外面涂的也是天蓝色，安上灯泡，照亮的区域恰好是我需要的工作面。这个灯具造型并不奇特，却简练大方，在我看来很矫健，气质不凡。记得60年代初我在科协工作，一次到一位老科学家的家里去送审文件，看到他的书桌上也有这种台灯，说明这个样式知识分子也喜欢吧。而且我还在一个出口贸易博览会预展中看到了它，可见这个台灯设计当时是被业界认可的。
从80年代开始我曾搬过几次家，不但置换了许多东西，书桌也换成新的了，唯独这个台灯一直跟着我。说扔就扔，就这么简单吗？
找到了毛病，我自己动手修理一下继续对付着又用了两年。
这些日子它彻底歇息了。
生活需要光明。眼下进入了现代电器膨胀时代，百姓生活中照明已不是问题，灯具多是锦上添花。时代的落差总会让人回味往事，我小时候在农村老家，夜晚没有光明，整个村野都笼罩在黑暗中，至多在家中用豆油灯制造一点光亮，灯花如豆，稍有风来就能吹灭。傍晚要尽早吃饭，天一黑孩子们就被哄上炕睡觉了。大人晚上就在豆油灯下做点事，我看到母亲的头紧挨着灯具，在微弱的光亮中为我们缝缝补补。母亲有个习惯动作，就是过一段时间从发髻上抽下簪子挑一下灯捻，灯花立即亮一些。后来，我回到北京父亲身边，家里用电灯了，共和国成立之前经常停电，家里也得备着煤油灯。上小学后，回家第一件事是趁着天明写作业，晚上就少用一些电灯照明。上中学后，喜欢在学校上晚自习，因为教室里有明亮的电灯，写作业、预习很方便。父亲带着我在一条老胡同的四合院里生活过很多年，室内照明基本上是简陋的电灯，为了省钱，使用的灯泡度数小，有点亮就行了。生活境况好一些后，灯泡换上了度数高一点的，还是为了照明。那个时代，国家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人们的生存状态。
文化大革命中，我去河南干校劳动，那时年轻，白天的疲劳到晚上能恢复过来，还有精力继续读书、写日记。因为是军事化管理，很多人住在一个大房间里，每天晚间9点熄灯。我去仓库保管员那里借来一盏煤油灯，熄灯后点燃起来放在床头，继续读书和写点东西，直到把油耗尽才歇息。想到母亲使用豆油灯的方法，也找到一个小铁钎子学着母亲样子挑灯捻儿。煤油灯光亮也有限，读写也要靠近才行，早上起来洗脸时发现鼻孔中都是黑色油烟灰。
改革开放之后，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照明也“上了台阶”，家里总是亮堂堂的。不但我有自己的台灯，家里的人也有了各自需要的照明工具。社会的富裕会使家具及用具在功能上向外延展，要满足审美需求，要讲究品位，甚至加强了象征意义。新时期，家庭装修很红火，选择时尚灯具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市场上灯具总是琳琅满目。
既然我这个台灯“退隐”了，就去找它的“接班人”。到附近的家电商场都去看了看，没想到，像苏宁、国美、大中等这样的电器商家一律不销售台灯了，台灯已被排除在家电商品之外了吗？目光投向超市，附近的小超市根本没有，大型超市如沃尔玛倒是有，品种有限，没可心的。又去建材家具市场，那里灯具真多呀，一个个台灯多是欧美贵族式的，也有少许可以放在书桌上的，多数是电子控制，什么温度、湿度、计时、亮度变化、叫醒功能等等，售货人也帮我演示得眼花缭乱。我不过是用台灯来照明，那么多的功能对我有用吗？而且对我这把年纪的人来说，这么复杂的程序很容易折腾乱了而出现故障，一旦坏了怎么办？售货员非常轻巧地说，“再换一个呗！” 几次从商场出来的时候，难免生些灰心，想随便去买一个能用的就算了。可立即觉得在这座台灯下我陆续写出了几百万字的文章，不该如此慢怠，又愧疚起来。
用过的电脑已经换过几台了，每次弃旧换新也有留恋，可是从未出现过面对台灯这样的情绪，实在是这个老台灯陪伴我太长久了。闲来和一个文友念叨此事，他毫不犹豫地说，嗨！扔了吧！那口气和修理工人一样。在别人看来，换个台灯不过是件平常事，我能够理解。于是，再不愿和别人提起了，怕的是又听到——“扔了吧！”
我知道历史是在淘汰中前进的，感情和怀旧从来挡不住时代的脚步。话是这么说，可自己却绕不过去。可不，凡是长时间用过的东西从情感角度说已经不单纯是使用了，这个台灯年年、月月、日日无言地陪伴着我，没有一次让我失望，每当一篇文章写完关掉台灯时，难免心存感激，由一个个文字连接起来的写作行旅中，什么东西能够占据自己的心，只有自己明白。老台灯引起的纠结，大概就是人们在阅历增长时必然要触碰的那种困惑、无奈和痛楚吧……
不能用也要保存起来。
继续去找个可心的吧！找到后，我会给老台灯一个完美的交待。
青草地
也许是小时候常上山拾草，从那之后，只要见到青草总能惹出点思绪。
刚住进这个小区的时候，楼群中所有可以绿化的地方，都种植了各种观赏花木，最让我心动的是到处都植有草坪，特别是大院中央植上了大面积的草坪，南北东西一览无余，在千米步道两侧，绿草盈盈，春光一派娇嫩，夏雨一片润清，秋阳一时丰满，冬风一缕苍灵，可人心意。那草坪时常有园林工人浇水、修剪、施肥，草坪就像一个美丽的托盘，使这里的生活浮现着宽和。都说青草养心，我在大院漫步总能得到一丝灵感，曾写下过一些小文抒发心迹。
草地给人的感觉很奇异。我觉得应该有青草地的地方，恰恰没有。如，北京故宫就没有大块草坪，尤其是三大殿周围，过去（现在也是）不但没有树木，连根杂草都不让生长，只能汉白玉垒台大青砖铺地，皇帝在龙椅上就能看到前面有无刺客。在日本京都的二条城，看到的也是没有草坪，铺的是一片白色的小石子，“将军”从廊道窗子里就能看到何人在图谋不轨。在巴黎的凡尔赛宫更是极端，偌大的广场全铺上了石块，而且地势略微下坡，法国皇帝站在皇宫门前就能俯视广场所有的角落有无敌人来犯。在安全面前，草的价值被异化了。我小时候拾草烧火做饭，是生活需要，希望到处有长不尽割不完的青草。帝王不但不拾草，还怕草里窝藏敌人，没有安全感，于是草在他们那里没有生存权力。地位不同，对草的感觉如此不一样哩。有一年到华盛顿，看到白宫有南草坪，咦？这里可不一样，有自然之态。可话说回来，南草坪没有藏下谋杀者，可美国总统遇刺的也不少啊。
怎么扯到安全上去了？在我们小区，业主的安全不是个问题。我现在常为草坪安全着急了。前几年，草坪出现退化，一些花木开始枯萎。我认为是土层惹的祸，因为小区地面下边全部建成了地下车库，土层仅有三米厚，树木花草根系的营养靠这点土壤（好多还是建筑渣土），在得不到补充的情况下，出现退化是正常的事情。按说，退化后就应当及时更换草皮，补种已经枯萎的树木，增加养料，可是，小区里一直在打嘴仗，业主指责物业公司不作为，业主交的钱不知去向，物业谴责一些业主不交物业费，财务入不敷出。这种斗争到现在愈演愈烈，倒霉的是在地上挣扎活命的植物，一些高大的雪松死亡了，十几米高的水杉所剩无几，有几棵柳树好容易长成十几公分粗了，因根部扎不深，风一刮就倒了。特别需要养护的紫薇多数死亡，月季花只有第一季有点姿色，之后就萎靡不振。总之，我曾经歌颂过的东西，都失去了原有的清艳。
最悲惨的是青草地，大院里原有的绿茵一片的地方一律成了癞痢头，原来的草，有的大面积死去，有的被三叶草覆盖，有的杂草趁机侵入长得比原来的草茂盛得多。面对癞痢头，园林工人浇水少了，很少修剪了，有时高兴了就撒上点像肥料的东西根本不起作用。我问园林工人，为什么不挖补重新植草？他们说，原来的草很贵，不给钱拿什么植？我突发奇想，如果把草清除后，都铺上故宫那样的大青砖，我们这里就和故宫一个级别了。工人说，那就不要钱了？啧啧！我多嘴了。
前天，来了一群园林工人，把大院中所有的癞痢头翻掘一遍，连最大的草坪也铲除掉一半了，我窃喜，要铺青砖了吧？
昨天，运来一些很小的侧柏，一些小灌木，一些半死不活的月季花，分别种到了已经被铲平的癞痢头的地方，那片大草坪的一半种上了月季花。
今天下雨了，开始下得不大，我打上伞，又去雨地里发幽思。
小雨中，昨天植的月季花挺直了身子，小侧柏也有精神了。我看到一个工人在那里修整流水的水沟，问他，怎么想起来把草坪清除啦？那工人看着我的眼神像看怪物，没理睬我。我又多嘴了。
大院中心还有一半癞痢头草坪尚未清除，雨水把仅剩的一些草又浸出点绿意生气。它们还傻高兴哩，谁知道明天命运如何？
想起那年在深圳参观一处高尔夫球场，听人介绍说，光球坑那块草皮就得200万美元，我煞是惊愕！我们小区的草坪草种据说也很贵重。一个破草皮，身价如此之高，无怪乎那个工人噎我——“那就不要钱了？”
不就一块草地吗，就像我们老家的望儿山那里一样，让它们疯长有什么不可以？什么灰菜、扫帚苗、狗尾巴草，那些自生自灭四海为家的杂种，欢迎到我们小区落户，不行吗？
想想，人家那些野草也许根本不愿意来这里，说是创造小区人与自然契合的宜居环境，但在这种完全人化了的地方，远没有在荒野那里自由自在。大楼和道路是水泥的，园林景观是人造的，小区常住人口近万人，都住在单元房里，近在咫尺不相识，彼此间只是一种陌生的熟悉、隔离的密切，即使搬迁楼里的四世同堂人家也过不上四世同堂的日子了。人们想重建往日的和谐，又如何改变眼前的现实呢？
正在瞎想，一声闷雷吓了我一跳，哦！天气预报说今天还有雷阵雨，一向不太准的预报，今天这么准。回家吧。我进楼门的时候，大雨下了起来，扫了一眼最后那块被雨水激发出一点生气的青草地，也许明天就没有了……
第二天真没了——
杨悦浦，1938年生于北京，原籍山东招远东曲城村。著名书法家，擅长书画、美术评论。1962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中国美术家协会编审。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获中国美协“卓有成就的美术史论家”称号并被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