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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化劳模”这顶帽子，是我，作为读者之一的我，为邓加荣同志制作的。我觉得给他戴上这样一顶帽子正合适，不大，也不小。
给加荣戴上这样一顶帽子，我有三条根据：
一、他的劳动态度堪称模范。我与加荣同岁，同在《光明日报》工作，相识三十多年。他是我认识的人士中，学习最刻苦的一位。多年夏天去北戴河休养，我们大家都去散步，唯有他在阳台读书。我经过报社资料室，多次见空荡荡的阅读室内，唯他在伏案摘抄。他对时间抓得很紧，极少闲下来与人聊天，总在利用着能够利用的分分秒秒。即便与人闲话，也总是有关文化的种种话题，言不及任何生活琐事。鲁迅说，他是把别人煮牛奶的时间也用于写作的。加荣即是如此。
有一次，我们在报社食堂排队买饭，加荣与我各在一列，恰巧走近，加荣说：“老李，排队不用指拨，两个队自然而然就平衡了。”你瞧，表面他和大家一样在买饭，而实际他的思想在思考，在劳动。他告诉我说，这就是市场调节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他生活在一个思考的世界里，那是另一方天地。他的心思不在买菜上，我相信在排队前，他绝没有看过当天的菜谱，他一定是到了窗口，有什么买什么。可不是，两队人数和前进的速度总是大体相当。事物总是在自然地平衡地发展着。加荣的观察与思考多有哲学意味啊！
还有一次，加荣对我说，他去采访刘白羽，刘说自己“每天都得写点什么，不写，日子过不去”。加荣显然也是视写作为天职，所以才记住了刘白羽这句引发了他共鸣的话。
加荣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学习、深思、写作。他是为此而生。写作早已成为他的一种本能，化入他的血肉、骨骼和神经。加荣有相当的天赋，但是他的文化成果，绝对是辛勤劳动的结果，是踏踏实实的，一段一段资料的融化，是一个一个观点的凝思，是一字一字写出或敲出来的，都是全身心投入的产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意外所得。
二、加荣的文化产品，质量普遍相当的好。现在，有两类人最走红：一类，迎合大众，群众喜欢什么就大搞特搞什么，有人看，有人听，有观众、听众，能赚钱，就行；一类，摸行情，跟风，领导喜欢什么就搞什么，权力之所指就是他的方向之所在。加荣不同，他既不媚俗，也不随指挥棒转。他有自己既定的目标，一切以自己的爱好、兴趣和客观的需要为转移。他的作品极少“党八股气”，也很少摆严肃的架子，读起来总是亲切易懂的。在岗期间，他当然按工作岗位的要求行事，即便如此，他也总是在独立思考，不随大流。离休后，更加自由，人格独立，完全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所以，二十几年来，成绩特别突出。
加荣幼年生活艰辛，他原籍辽宁营口，后随父母逃荒至长白山脚下。十15岁，1947年，即参加了革命，在国营靖宇县酒厂当勤务员。后来，在靖宇县城区供销社任会计。随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此后，在苏联学习四年，获得过莫斯科财政大学经济学学士和高尔基文学院文学学士双学位。由于阅历丰富，又在国外系统地学习过，基础知识扎实，加上勤于思考，新鲜选题不断涌现在他的大脑里。一次聊天，他说：二吴（吴楚材、吴调侯）编的《古文观止》有三大缺陷：一是没有收录当代（即清代）的文章；二是没有收金、元等少数民族主政时期的作品；三是唐宋八大家的作品收得过多，对其他人的作品相对重视不够。我听了大吃一惊。《古文观止》在我脑海里从来就是“经典”，学还来不及，哪会想到它也会有不足。但是，经他这么一说，我也深以为然。后来，循此思路，他果然编出了一部新的《古文观止》，弥补了前人的不足。不深思，没有超出前人的眼光，文化上哪会有突破？我不是说邓编《观止》就是最好的，无可逾越，但是不能不承认它在前人基础上的明显的进步。
闻名历史的“十大才子书”，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我过去听说过，但到底指的是哪十部，却并不清楚。加荣有心，辛勤搜索，比较各种版本，精选慎校，终于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十大才子书”系统而完整地呈现给世人。
加荣的著作（包括编著的，以及与他人合写合译的，下同），凡我读过的，都感到有其原创性。他当然要利用前人的成果，但是经他改造、点化，总能显出某种新意。他对《红楼梦》用功很深，在他新编的《全面破译红楼梦》一书里，评点到位的地方很多。前人看《红楼梦》，大多对它的江南文化色彩予以关注，加荣却同时发现了它与满族文化的密切联系。这是很有创见的，对这部作品更深入的认识一定会起积极的作用。就是小说人物宝玉、黛玉年龄这样的小事，他也没有放过，细致搜寻，逐回列出了他们二人在当时的年岁，附于书末。读者往往只知道他们处在青春萌动期，但是到底年龄多大，并不十分了然。加荣的研究成果，大有利于读者对主人公心理状态的准确把握，实在难得。
加荣的著作，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被各种媒体，包括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网络等转载、介绍、改编者很多。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1979年的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上的发言中，向全体与会者推荐了加荣的《从一张统计表所想到的》一文，要大家注意阅读。他的记述孙冶方同志的报告文学作品《有这样一位经济学家》被收入中学课本。《银河两岸》等书编入《全球汉诗三百家》；《寻找尘封的轨迹》被收入《中学生新读写丛书（名家推荐名家100篇）》。散文《北戴河记游》收入几种版本的中学生作文参考资料《写景状物片断选》；《中年——出成果的黄金季节》一文，被百十余家网站转载与转用。他的诗《晚归的牧童》曾被谱曲；《游子吟》被谱曲后，由程志在北京音乐厅里演唱过。
加荣有不少作品获奖。《仲夏夜长吟》获2005年文化部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诗书画征选活动二等奖、中国工程院2005年诗文画奖一等奖。《心灵的学校》获1982年全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同期获此奖者，仅有叶圣陶、梅志等五人。电视散文《龙泉行》，获吉林省委重奖。
他的不少作品被拍摄为电视剧。如人们熟知的20集电视连续剧《刘罗锅断案传奇》、8集电视连续剧《南汉宸》、4集电视连续剧《淡黄色石榴花》，都是他的创作。他还帮助辽宁省营口市电视台完成了专题片《天下营口人》。
三、成果多。前人往往用“著作等身”表示多产。加荣身兼记者、编者、译者、学者、作家多重身份，既有新闻作品，也有经济专业著作，更有许多文学创作，总计在百件以上，摞起来，绝对比他的身高要高出很多。加荣早熟，15岁就在《鸭绿江》《辽东大众》分别发表过诗歌《奋起吧，青年》《劳军歌》。他一生笔耕不辍，勤奋努力，所以作品很多，是我国一位不多见的多产作家。
加荣成果多多，这与他夫人的帮助有直接的关系。加荣夫人王惠君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这家出版社在中国青年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我们这些当年曾经年轻过、受惠于它的人，都是深有感念的。但是不料满腹经纶的惠君，却是那么低调谦和，和加荣的为人十分相似。我接触过她多次，她从不谈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只是后来从《十大才子》的编辑后记中，我才得知她与夫君一起搜集资料编书的辛劳。加荣如果没有她的协助，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突出的成就。
给加荣戴上这样一顶帽子，我有三条根据：
一、他的劳动态度堪称模范。我与加荣同岁，同在《光明日报》工作，相识三十多年。他是我认识的人士中，学习最刻苦的一位。多年夏天去北戴河休养，我们大家都去散步，唯有他在阳台读书。我经过报社资料室，多次见空荡荡的阅读室内，唯他在伏案摘抄。他对时间抓得很紧，极少闲下来与人聊天，总在利用着能够利用的分分秒秒。即便与人闲话，也总是有关文化的种种话题，言不及任何生活琐事。鲁迅说，他是把别人煮牛奶的时间也用于写作的。加荣即是如此。
有一次，我们在报社食堂排队买饭，加荣与我各在一列，恰巧走近，加荣说：“老李，排队不用指拨，两个队自然而然就平衡了。”你瞧，表面他和大家一样在买饭，而实际他的思想在思考，在劳动。他告诉我说，这就是市场调节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他生活在一个思考的世界里，那是另一方天地。他的心思不在买菜上，我相信在排队前，他绝没有看过当天的菜谱，他一定是到了窗口，有什么买什么。可不是，两队人数和前进的速度总是大体相当。事物总是在自然地平衡地发展着。加荣的观察与思考多有哲学意味啊！
还有一次，加荣对我说，他去采访刘白羽，刘说自己“每天都得写点什么，不写，日子过不去”。加荣显然也是视写作为天职，所以才记住了刘白羽这句引发了他共鸣的话。
加荣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学习、深思、写作。他是为此而生。写作早已成为他的一种本能，化入他的血肉、骨骼和神经。加荣有相当的天赋，但是他的文化成果，绝对是辛勤劳动的结果，是踏踏实实的，一段一段资料的融化，是一个一个观点的凝思，是一字一字写出或敲出来的，都是全身心投入的产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意外所得。
二、加荣的文化产品，质量普遍相当的好。现在，有两类人最走红：一类，迎合大众，群众喜欢什么就大搞特搞什么，有人看，有人听，有观众、听众，能赚钱，就行；一类，摸行情，跟风，领导喜欢什么就搞什么，权力之所指就是他的方向之所在。加荣不同，他既不媚俗，也不随指挥棒转。他有自己既定的目标，一切以自己的爱好、兴趣和客观的需要为转移。他的作品极少“党八股气”，也很少摆严肃的架子，读起来总是亲切易懂的。在岗期间，他当然按工作岗位的要求行事，即便如此，他也总是在独立思考，不随大流。离休后，更加自由，人格独立，完全在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所以，二十几年来，成绩特别突出。
加荣幼年生活艰辛，他原籍辽宁营口，后随父母逃荒至长白山脚下。十15岁，1947年，即参加了革命，在国营靖宇县酒厂当勤务员。后来，在靖宇县城区供销社任会计。随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此后，在苏联学习四年，获得过莫斯科财政大学经济学学士和高尔基文学院文学学士双学位。由于阅历丰富，又在国外系统地学习过，基础知识扎实，加上勤于思考，新鲜选题不断涌现在他的大脑里。一次聊天，他说：二吴（吴楚材、吴调侯）编的《古文观止》有三大缺陷：一是没有收录当代（即清代）的文章；二是没有收金、元等少数民族主政时期的作品；三是唐宋八大家的作品收得过多，对其他人的作品相对重视不够。我听了大吃一惊。《古文观止》在我脑海里从来就是“经典”，学还来不及，哪会想到它也会有不足。但是，经他这么一说，我也深以为然。后来，循此思路，他果然编出了一部新的《古文观止》，弥补了前人的不足。不深思，没有超出前人的眼光，文化上哪会有突破？我不是说邓编《观止》就是最好的，无可逾越，但是不能不承认它在前人基础上的明显的进步。
闻名历史的“十大才子书”，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我过去听说过，但到底指的是哪十部，却并不清楚。加荣有心，辛勤搜索，比较各种版本，精选慎校，终于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十大才子书”系统而完整地呈现给世人。
加荣的著作（包括编著的，以及与他人合写合译的，下同），凡我读过的，都感到有其原创性。他当然要利用前人的成果，但是经他改造、点化，总能显出某种新意。他对《红楼梦》用功很深，在他新编的《全面破译红楼梦》一书里，评点到位的地方很多。前人看《红楼梦》，大多对它的江南文化色彩予以关注，加荣却同时发现了它与满族文化的密切联系。这是很有创见的，对这部作品更深入的认识一定会起积极的作用。就是小说人物宝玉、黛玉年龄这样的小事，他也没有放过，细致搜寻，逐回列出了他们二人在当时的年岁，附于书末。读者往往只知道他们处在青春萌动期，但是到底年龄多大，并不十分了然。加荣的研究成果，大有利于读者对主人公心理状态的准确把握，实在难得。
加荣的著作，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被各种媒体，包括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网络等转载、介绍、改编者很多。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1979年的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上的发言中，向全体与会者推荐了加荣的《从一张统计表所想到的》一文，要大家注意阅读。他的记述孙冶方同志的报告文学作品《有这样一位经济学家》被收入中学课本。《银河两岸》等书编入《全球汉诗三百家》；《寻找尘封的轨迹》被收入《中学生新读写丛书（名家推荐名家100篇）》。散文《北戴河记游》收入几种版本的中学生作文参考资料《写景状物片断选》；《中年——出成果的黄金季节》一文，被百十余家网站转载与转用。他的诗《晚归的牧童》曾被谱曲；《游子吟》被谱曲后，由程志在北京音乐厅里演唱过。
加荣有不少作品获奖。《仲夏夜长吟》获2005年文化部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诗书画征选活动二等奖、中国工程院2005年诗文画奖一等奖。《心灵的学校》获1982年全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同期获此奖者，仅有叶圣陶、梅志等五人。电视散文《龙泉行》，获吉林省委重奖。
他的不少作品被拍摄为电视剧。如人们熟知的20集电视连续剧《刘罗锅断案传奇》、8集电视连续剧《南汉宸》、4集电视连续剧《淡黄色石榴花》，都是他的创作。他还帮助辽宁省营口市电视台完成了专题片《天下营口人》。
三、成果多。前人往往用“著作等身”表示多产。加荣身兼记者、编者、译者、学者、作家多重身份，既有新闻作品，也有经济专业著作，更有许多文学创作，总计在百件以上，摞起来，绝对比他的身高要高出很多。加荣早熟，15岁就在《鸭绿江》《辽东大众》分别发表过诗歌《奋起吧，青年》《劳军歌》。他一生笔耕不辍，勤奋努力，所以作品很多，是我国一位不多见的多产作家。
加荣成果多多，这与他夫人的帮助有直接的关系。加荣夫人王惠君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这家出版社在中国青年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我们这些当年曾经年轻过、受惠于它的人，都是深有感念的。但是不料满腹经纶的惠君，却是那么低调谦和，和加荣的为人十分相似。我接触过她多次，她从不谈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只是后来从《十大才子》的编辑后记中，我才得知她与夫君一起搜集资料编书的辛劳。加荣如果没有她的协助，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突出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