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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现代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教学质量日益成为关注的重点。在此背景下，台湾出台了“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的政策。目前，该政策已经实施了3期，对台湾大学教学质量的改进和学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十分有效的保障和促进作用。该政策对应用型高校具有一定的针对性，这对我国高校分类发展、办学转型和质量保障都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台湾 “教卓”计划 制度 应用型高校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6）01-0134-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01030
在当前全球公共教育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特别是应用型私立高校仍能保持迅猛的发展势头，这与其政策导向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2004年末，台湾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实施旨在树立教学典范的“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简称“教卓计划”）。该计划每五年一个执行周期，经费由院校竞争获得，资助比例占院校总数的30%。每个周期结束后，对获得资助院校进行评估，成绩不合格者予以淘汰。
一、“教卓”计划出台的背景
自近代高等教育产生以来，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教学质量的管理就如影随形。特别是对于应用型高校而言，教学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保障、监控和促进机制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与核心[1]。
（一）高等教育出现规模扩张与质量下降的矛盾
近年来，台湾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毛入学率超过70%，进入了普及化阶段。台湾教育行政部门发现，量的急速扩充虽然满足了大众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诉求，但也衍生出教学品质低落的问题。正如美国教育家博耶的判断那样，高校教学在赋予存在意义和帮助学生正确对待人生等更远大、更具超越性的方面做得一直都不够，“我们需要有教养的男男女女，他们不仅追求个人利益，同时也随时准备去履行社会和公民的义务。这些优秀品质和特征在本科阶段应该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得到更多地培养”[2]。显然，目前高校的教学在满足市场与学习者需求上并不十分成功。因此，台湾教育政策力求对院校“松绑”，资助不再局限于主管部门选定的几所大学，而是鼓励院校通过竞争来申请项目经费。
（二）高校普遍有“重研究轻教学”的不良倾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台湾教育行政部门的竞争性投入偏重于研究型大学，如“大学学术追求卓越发展计划”、“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及“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等。这种政策导向缺乏对教学质量最基本的关注，无法创造良好的教学文化氛围，影响了教学核心价值的形成。教学价值涵盖教学目的、教学方法和师生关系等方方面面，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地位。教学价值危机会导致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混乱，甚至是错位。造成教师不清楚该如何教，管理者不清楚该如何管，学习者也不清楚自己该如何学的不良局面。这种困境造成高等教育意义的“失落”。在对比借鉴西方一流大学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台湾教育行政部门意识到，在知识经济背景下，提升高校教学品质已是迫切任务，“教卓计划”应运而生。
二、“教卓”计划实施的进程
（一）“教卓”计划的整体特征
“教卓”计划资助项目要以院校为单位进行申请，强调院校教学品质指标的建设。申请院校遵循计划编列的内容，制定自身发展方案，交由主管部门审核，经费的使用范围限于计划所列内容，方案执行成果也必须是计划所列内容的反映。该计划强调院校的特色发展。申请院校要将自身在课程、师资以及学生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列入申报方案，这是成功获得资助的基础之一。为推动计划的顺利开展，台湾教育行政部门聘请教育界专业人士以及大学教师代表组建了专门办公室，负责计划的组织、实施、考核和宣传。该办公室设置召集人1名，负责定期召开会议，对计划执行提出具体建议事项；负责计划的考核与评估；重点特色领域教学改进计划的规划和考核；区域教学资源中心的规划和考核；政策宣传以及其他与计划推动相关的事宜。该办公室的全部工作原则上于计划结束、任务完成后终止。整个计划申请和审查的过程向社会公开，接受师生和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方案实施成果、特别是教学成效评估以学生满意度为重要衡量标准。
（二）“教卓”计划的执行过程
“教卓”计划已经实施了3期。第一期从2005年8月至2009年7月，以确立高校教学审查指标为主要目的。包括“建立教师教学负责单位；落实教师评鉴办法；建立一年级新生辅导机制、协助学生制定学习计划；提升学生核心能力指标，确保就业竞争力；完善毕业生资料库，关注学生就业发展趋势；进行全校性教学评估，落实评估结果追踪反馈机制；课程委员会增加校外人士和学生代表机制；课程定期检讨评估；课程大纲100%上网，为学生提供充分的选课信息”等9项核心内容。在这些指标引导下，各申请院校开始重视对自身教学品质的追求，不断改进课程结构。此阶段末，台湾教育行政部门发布了《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及区域教学资源中心计划补助实施要点》[3]，打造了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区域教学资源中心”。第二期从2009年8月至2012年12月，致力于对上阶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新计划中将原有的9项指标整合为“教师教学品质、强化学生学习成效、改善课程学程规划”三大模块，每一模块下设若干具体的审核指标，并要求各院校对方案实施方法、步骤、经费预期效益和考评机制做出说明。2010 年7月，台湾教育行政部门对第三期指标进一步修正（见表1）。第三期从2013年开始实施至今，以“反映政策重点、与时俱进并呈现未来规划”为指导原则，在第二期指标的基础上，新增了反映教研人员弹性薪资状况和办学国际化程度的指标。同时，简化了申请表格，鼓励申请院校提供更具自身特色的材料。
表1 第三期实施指标表
教师层面课程改革层面学生学习层面
协助教师改善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成效； 落实教师评价及结果追踪机制全校课程大纲上网率；
学校课程委员会参与情况；
课程定期检查机制建立学生辅导机制及提升全校学生学习意愿；
制定学生基本能力指标、检查机制和毕业生考试标准；
建立毕业生资料库及流向追踪机制；
大学国际化程度
（资料来源：王新凤台湾“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及对“质量工程”的启示[J] 北京教育（高教），2011（07-08）：142）
通过逐步聚焦、深化和扩展，台湾“教卓”计划的指标体系较原来更加丰富、具有弹性。这一政策反映出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过程，尽管具有复杂性、非直线性和不确定性[4]，但大大减少了政策执行中“突发事件”的不利影响，发挥了促进高校教学品质提升的积极作用。
三、“教卓”计划的积极作用
（一）引导大学分类发展
大众化乃至普及化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方向，其教育目的在于培养数以千万计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因此，着力于培养生产一线的，将高新科技转化成生产力的人才的应用型高校[5]与研究型大学一样，都需要大力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要使“维护质量”成为教学的中心任务，就要求教育行政部门正视“高等教育由教学成就与科研成就共同组成”[6]这一现实，对高校进行分类评估与资助。“教卓”计划无疑具有这种前瞻性，该政策有利于引导大学分类发展，促进高等教育的多元定位、特色发展，进而提升学生竞争力。
（二）催生院校教学整体规划
大学分类发展导致教学从以科研为中心的院校中漂移（teaching drift）[7]出来，应用型大学成为承担这一任务的主力。台湾教育行政部门顺应这一趋势，在“教卓”计划的第二、三期，对于院校的教学评估指标既有整合又有分化，在各个“子计划”（见表2）的基础上，形成一所高校发展，尤其是教学质量持续改进的整体规划。
（三）建设共享平台
设立“区域教学资源中心”的做法是借鉴于西方许多成就卓著的大学，如多伦多大学的“教学促进办公室”和滑铁卢大学的“教学卓越中心”等。这一机构的功能主要是共享教学资源，如教师综合素养提高、教学科研能力提升、职业生涯规划、教学技能培训等[8]。台湾高校的教学资源中心主要进行教学演习、教学咨询、推广教学科技、探索课程改进等[9]，其活动由中心学校及伙伴学校共同研究制定，然后通过中心学校统一向台湾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通过审核的院校设立开放的资源中心，并接受教育行政部门不定期的实地访查。各中心于年度计划结束时提出成果报告，由主管部门组成考评小组实地考评，考评结果作为以后年度是否继续补助及补助额度决定之参考，必要时可以要求更换中心学校 [10]。
（四）带动应用型院校发展
台湾应用型院校包括专科学校、技术学院和科技大学3种。进入21世纪后，台湾教育行政部门对私立院校的经费资助除延续以往的“私立大学整体发展奖补助”外，更以办学绩效为主要参考依据，逐年增加“奖助”经费所占的比率，缩减“补助”经费的比率。自2006年起，“教卓计划”对于“一般大学”与“技职校院”明确进行分类补助，前者业务由“高等教育司”承办，后者业务由“技职教育司”承办。其中，技职校院（亦即应用型高校）的资助自2006-2012年共补助5次，补助学校共41所、达157校次，总补助金额为新台币734 224万[11]。在第三期公布的新经费资助名单中，公、私立应用型高校共计38所，多于受助的一般院校，而且，在8所审查成绩优异予以一次核定4年补助款的院校中，有3所是科技大学。
四、“教卓”计划对大陆应用型高校发展的借鉴意义
（一）有效预算和使用经费
竞争经费的院校在填报申请计划时，需事先编列经费预算，获得补助后即须依申请计划切实执行，并依规定程序与时限办理相关核销作业。获得资助的院校必须对经费进行有效管控，在其“奖励经费审查事项评估指标”的一级指标中明确列出了“奖励补助经费执行绩效”一项，对于应用型高校则具体分为“前一年度奖励、补助经费执行成果及访视结果”和“当年度支用计划书之规划成效”两个二级指标。当然，如果可以在符合相关预算规定的前提下，赋予预算使用一些弹性空间，将更能符合各校执行计划的实际需要。
（二）合理运用淘汰机制
为促进应用型高校的发展，应引导其开展良性的经费竞争，而淘汰机制具有激励性的作用。如在“教卓”计划实施过程中，如果上年度资助院校在本年度经考评若没有通过，将停止资助。2005-2006 年度，有 4 所院校没有通过考核而被停止了资助。2006 年有 1773门评估不佳课程和 838 名评估不佳教师，其中 560 名教师接受辅导，并有 477 门课程在 2007 年评估结果中得到改善，这一成果表明，院校在淘汰机制的“刺激下”正在逐步落实评估的追踪和反馈机制，高校都在自发地、不断地追求卓越。
（三）确立完善的评估指标系统
台湾地区将对各院校的评鉴结果“作为政府教育经费补助及学校调整发展规模之参考”，其中，“教卓”计划的评估指标涵盖内容宽泛，在教学指标的主导下，还包括研究、服务和组织特色发展等方面（见表3）。这是因为，高校教学工作与科系及课程的安排、教师发展、学生管理、财务甚至后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流大学需要一流的教授、一流的学生以及一流的行政专业人员”[12]。因此，对于教学质量的保障和评价不能孤立进行，而要与其他方面协同共进。
为确保“教卓计划”的实施效果，学校必须依据上述指标强化自我评估。同时，教育行政部门也定期派专业人员访视申请院校方案的执行成效，特别是教学改进的成效，如果在评鉴过程中发现教育经费并没有实现预期收益，则要求该院校进行检讨。
总之，台湾“教卓”计划起步较早，在提升教学质量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而且在促进应用型院校形成独立完整体系、带动其学制与学科多元发展、课程变革和紧密联系教育与就业等工作上发挥了比较突出作用，可供大陆应用型高校发展借鉴。
参考文献：
[1]刘贵富大学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机制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4）：35
[2] 厄内斯特·博耶大学：美国大学生的就读经验[M]徐芃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6
[3][11] 台湾“教育部”“教育部”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EB/OL]http：//wwwcsalfcuedutw/Edu/ program_startasp
[4] MFullanChange forces： The sequel[M]London： Falmer Press，1999
[5] 潘懋元分类、定位、特点、质量——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若干问题[J]中国大学教学，2004（1）
[6][7] 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78-80，14
[8] 李勇等国外著名大学教学发展中心建设的经验与借鉴[J]高等农业教育，2011（11）：6-7
[9] 赖爱春台湾地区“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对大陆民办高校的启示[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3（7）：1
[10] 王令宜台湾高等教育实施“奖励教学卓越计划”之探究[J] 大学（学术版），2013（2）：43-44
[12]杨振升高等教育发展与绩效议题之探讨[J]大学（学术版），2013（2）：35
[关键词]台湾 “教卓”计划 制度 应用型高校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6）01-0134-05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601030
在当前全球公共教育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特别是应用型私立高校仍能保持迅猛的发展势头，这与其政策导向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2004年末，台湾教育行政部门提出实施旨在树立教学典范的“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简称“教卓计划”）。该计划每五年一个执行周期，经费由院校竞争获得，资助比例占院校总数的30%。每个周期结束后，对获得资助院校进行评估，成绩不合格者予以淘汰。
一、“教卓”计划出台的背景
自近代高等教育产生以来，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教学质量的管理就如影随形。特别是对于应用型高校而言，教学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保障、监控和促进机制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与核心[1]。
（一）高等教育出现规模扩张与质量下降的矛盾
近年来，台湾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毛入学率超过70%，进入了普及化阶段。台湾教育行政部门发现，量的急速扩充虽然满足了大众对于接受高等教育的诉求，但也衍生出教学品质低落的问题。正如美国教育家博耶的判断那样，高校教学在赋予存在意义和帮助学生正确对待人生等更远大、更具超越性的方面做得一直都不够，“我们需要有教养的男男女女，他们不仅追求个人利益，同时也随时准备去履行社会和公民的义务。这些优秀品质和特征在本科阶段应该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得到更多地培养”[2]。显然，目前高校的教学在满足市场与学习者需求上并不十分成功。因此，台湾教育政策力求对院校“松绑”，资助不再局限于主管部门选定的几所大学，而是鼓励院校通过竞争来申请项目经费。
（二）高校普遍有“重研究轻教学”的不良倾向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台湾教育行政部门的竞争性投入偏重于研究型大学，如“大学学术追求卓越发展计划”、“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及“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等。这种政策导向缺乏对教学质量最基本的关注，无法创造良好的教学文化氛围，影响了教学核心价值的形成。教学价值涵盖教学目的、教学方法和师生关系等方方面面，具有前提性和基础性地位。教学价值危机会导致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混乱，甚至是错位。造成教师不清楚该如何教，管理者不清楚该如何管，学习者也不清楚自己该如何学的不良局面。这种困境造成高等教育意义的“失落”。在对比借鉴西方一流大学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台湾教育行政部门意识到，在知识经济背景下，提升高校教学品质已是迫切任务，“教卓计划”应运而生。
二、“教卓”计划实施的进程
（一）“教卓”计划的整体特征
“教卓”计划资助项目要以院校为单位进行申请，强调院校教学品质指标的建设。申请院校遵循计划编列的内容，制定自身发展方案，交由主管部门审核，经费的使用范围限于计划所列内容，方案执行成果也必须是计划所列内容的反映。该计划强调院校的特色发展。申请院校要将自身在课程、师资以及学生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列入申报方案，这是成功获得资助的基础之一。为推动计划的顺利开展，台湾教育行政部门聘请教育界专业人士以及大学教师代表组建了专门办公室，负责计划的组织、实施、考核和宣传。该办公室设置召集人1名，负责定期召开会议，对计划执行提出具体建议事项；负责计划的考核与评估；重点特色领域教学改进计划的规划和考核；区域教学资源中心的规划和考核；政策宣传以及其他与计划推动相关的事宜。该办公室的全部工作原则上于计划结束、任务完成后终止。整个计划申请和审查的过程向社会公开，接受师生和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检查。方案实施成果、特别是教学成效评估以学生满意度为重要衡量标准。
（二）“教卓”计划的执行过程
“教卓”计划已经实施了3期。第一期从2005年8月至2009年7月，以确立高校教学审查指标为主要目的。包括“建立教师教学负责单位；落实教师评鉴办法；建立一年级新生辅导机制、协助学生制定学习计划；提升学生核心能力指标，确保就业竞争力；完善毕业生资料库，关注学生就业发展趋势；进行全校性教学评估，落实评估结果追踪反馈机制；课程委员会增加校外人士和学生代表机制；课程定期检讨评估；课程大纲100%上网，为学生提供充分的选课信息”等9项核心内容。在这些指标引导下，各申请院校开始重视对自身教学品质的追求，不断改进课程结构。此阶段末，台湾教育行政部门发布了《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及区域教学资源中心计划补助实施要点》[3]，打造了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区域教学资源中心”。第二期从2009年8月至2012年12月，致力于对上阶段经验的总结和提升。新计划中将原有的9项指标整合为“教师教学品质、强化学生学习成效、改善课程学程规划”三大模块，每一模块下设若干具体的审核指标，并要求各院校对方案实施方法、步骤、经费预期效益和考评机制做出说明。2010 年7月，台湾教育行政部门对第三期指标进一步修正（见表1）。第三期从2013年开始实施至今，以“反映政策重点、与时俱进并呈现未来规划”为指导原则，在第二期指标的基础上，新增了反映教研人员弹性薪资状况和办学国际化程度的指标。同时，简化了申请表格，鼓励申请院校提供更具自身特色的材料。
表1 第三期实施指标表
教师层面课程改革层面学生学习层面
协助教师改善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成效； 落实教师评价及结果追踪机制全校课程大纲上网率；
学校课程委员会参与情况；
课程定期检查机制建立学生辅导机制及提升全校学生学习意愿；
制定学生基本能力指标、检查机制和毕业生考试标准；
建立毕业生资料库及流向追踪机制；
大学国际化程度
（资料来源：王新凤台湾“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及对“质量工程”的启示[J] 北京教育（高教），2011（07-08）：142）
通过逐步聚焦、深化和扩展，台湾“教卓”计划的指标体系较原来更加丰富、具有弹性。这一政策反映出一个完整的制度变迁过程，尽管具有复杂性、非直线性和不确定性[4]，但大大减少了政策执行中“突发事件”的不利影响，发挥了促进高校教学品质提升的积极作用。
三、“教卓”计划的积极作用
（一）引导大学分类发展
大众化乃至普及化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方向，其教育目的在于培养数以千万计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因此，着力于培养生产一线的，将高新科技转化成生产力的人才的应用型高校[5]与研究型大学一样，都需要大力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要使“维护质量”成为教学的中心任务，就要求教育行政部门正视“高等教育由教学成就与科研成就共同组成”[6]这一现实，对高校进行分类评估与资助。“教卓”计划无疑具有这种前瞻性，该政策有利于引导大学分类发展，促进高等教育的多元定位、特色发展，进而提升学生竞争力。
（二）催生院校教学整体规划
大学分类发展导致教学从以科研为中心的院校中漂移（teaching drift）[7]出来，应用型大学成为承担这一任务的主力。台湾教育行政部门顺应这一趋势，在“教卓”计划的第二、三期，对于院校的教学评估指标既有整合又有分化，在各个“子计划”（见表2）的基础上，形成一所高校发展，尤其是教学质量持续改进的整体规划。
（三）建设共享平台
设立“区域教学资源中心”的做法是借鉴于西方许多成就卓著的大学，如多伦多大学的“教学促进办公室”和滑铁卢大学的“教学卓越中心”等。这一机构的功能主要是共享教学资源，如教师综合素养提高、教学科研能力提升、职业生涯规划、教学技能培训等[8]。台湾高校的教学资源中心主要进行教学演习、教学咨询、推广教学科技、探索课程改进等[9]，其活动由中心学校及伙伴学校共同研究制定，然后通过中心学校统一向台湾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通过审核的院校设立开放的资源中心，并接受教育行政部门不定期的实地访查。各中心于年度计划结束时提出成果报告，由主管部门组成考评小组实地考评，考评结果作为以后年度是否继续补助及补助额度决定之参考，必要时可以要求更换中心学校 [10]。
（四）带动应用型院校发展
台湾应用型院校包括专科学校、技术学院和科技大学3种。进入21世纪后，台湾教育行政部门对私立院校的经费资助除延续以往的“私立大学整体发展奖补助”外，更以办学绩效为主要参考依据，逐年增加“奖助”经费所占的比率，缩减“补助”经费的比率。自2006年起，“教卓计划”对于“一般大学”与“技职校院”明确进行分类补助，前者业务由“高等教育司”承办，后者业务由“技职教育司”承办。其中，技职校院（亦即应用型高校）的资助自2006-2012年共补助5次，补助学校共41所、达157校次，总补助金额为新台币734 224万[11]。在第三期公布的新经费资助名单中，公、私立应用型高校共计38所，多于受助的一般院校，而且，在8所审查成绩优异予以一次核定4年补助款的院校中，有3所是科技大学。
四、“教卓”计划对大陆应用型高校发展的借鉴意义
（一）有效预算和使用经费
竞争经费的院校在填报申请计划时，需事先编列经费预算，获得补助后即须依申请计划切实执行，并依规定程序与时限办理相关核销作业。获得资助的院校必须对经费进行有效管控，在其“奖励经费审查事项评估指标”的一级指标中明确列出了“奖励补助经费执行绩效”一项，对于应用型高校则具体分为“前一年度奖励、补助经费执行成果及访视结果”和“当年度支用计划书之规划成效”两个二级指标。当然，如果可以在符合相关预算规定的前提下，赋予预算使用一些弹性空间，将更能符合各校执行计划的实际需要。
（二）合理运用淘汰机制
为促进应用型高校的发展，应引导其开展良性的经费竞争，而淘汰机制具有激励性的作用。如在“教卓”计划实施过程中，如果上年度资助院校在本年度经考评若没有通过，将停止资助。2005-2006 年度，有 4 所院校没有通过考核而被停止了资助。2006 年有 1773门评估不佳课程和 838 名评估不佳教师，其中 560 名教师接受辅导，并有 477 门课程在 2007 年评估结果中得到改善，这一成果表明，院校在淘汰机制的“刺激下”正在逐步落实评估的追踪和反馈机制，高校都在自发地、不断地追求卓越。
（三）确立完善的评估指标系统
台湾地区将对各院校的评鉴结果“作为政府教育经费补助及学校调整发展规模之参考”，其中，“教卓”计划的评估指标涵盖内容宽泛，在教学指标的主导下，还包括研究、服务和组织特色发展等方面（见表3）。这是因为，高校教学工作与科系及课程的安排、教师发展、学生管理、财务甚至后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流大学需要一流的教授、一流的学生以及一流的行政专业人员”[12]。因此，对于教学质量的保障和评价不能孤立进行，而要与其他方面协同共进。
为确保“教卓计划”的实施效果，学校必须依据上述指标强化自我评估。同时，教育行政部门也定期派专业人员访视申请院校方案的执行成效，特别是教学改进的成效，如果在评鉴过程中发现教育经费并没有实现预期收益，则要求该院校进行检讨。
总之，台湾“教卓”计划起步较早，在提升教学质量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而且在促进应用型院校形成独立完整体系、带动其学制与学科多元发展、课程变革和紧密联系教育与就业等工作上发挥了比较突出作用，可供大陆应用型高校发展借鉴。
参考文献：
[1]刘贵富大学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机制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4）：35
[2] 厄内斯特·博耶大学：美国大学生的就读经验[M]徐芃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6
[3][11] 台湾“教育部”“教育部”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EB/OL]http：//wwwcsalfcuedutw/Edu/ program_startasp
[4] MFullanChange forces： The sequel[M]London： Falmer Press，1999
[5] 潘懋元分类、定位、特点、质量——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若干问题[J]中国大学教学，2004（1）
[6][7] 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78-80，14
[8] 李勇等国外著名大学教学发展中心建设的经验与借鉴[J]高等农业教育，2011（11）：6-7
[9] 赖爱春台湾地区“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对大陆民办高校的启示[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3（7）：1
[10] 王令宜台湾高等教育实施“奖励教学卓越计划”之探究[J] 大学（学术版），2013（2）：43-44
[12]杨振升高等教育发展与绩效议题之探讨[J]大学（学术版），201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