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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珍集团的发展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太大了，根本不可能给出答案。有人说，我确定的维珍前景违反了所有商业规则，千变万化，过于宽泛；也有人说，维珍已成为本世纪的领军品牌之一；还有人对维珍作细致入微的分析，并撰写有关的学术论文。而我呢，不过是拿起电话，继续经营。
我是理查德·布兰森，不管是我的一系列看似疯狂的决定，还是我建立的一系列维珍公司，都是一连串彼此紧密联系的挑战。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
《学子》诞生
我家位于萨里郡的夏姆里格林，从小到大，父母不断为我和两个妹妹确定各种挑战目标。母亲为了让我学会独立生活，曾在我年仅4岁时，在离家几英里远的地方把我放下车，让我自己找路回家。
我想父母肯定给我灌输了一种叛逆精神，我总是认为打破规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15岁时，我和同学乔尼·吉姆斯开始讨论修改校规的问题，并且试图重新组织学校的就餐体系。
校长建议我将自己的观点发表到校刊上，但乔尼和我想另外创办一份观点新颖的校刊。我列出一份潜在广告客户名单，还给一家书店写信，问他们是否打算进这份刊物。就这样，至少在计划中，撰稿人、广告客户、发行商和成本全都准备好了——我的第一份商业计划书搞定了。
我们最终确定使用“学子”作为刊名，因为当时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学生权力”。母亲借给我4英镑，预备用来支付打电话和寄信的费用。乔尼的父亲为我们设计出印有抬头的信纸，顶上是“《学子》——英国青年的杂志”一行字，并以一轮初升的太阳作为标志。然后，我们就开始写信给所有的撰稿人和潜在的广告客户了。
我给这些广告客户打了很多电话，写了几百封信，然后提心吊胆地等待回音。不久后，我收到第一份文案拷贝、一张250英镑的广告费支票，同时英国著名漫画家杰拉尔德·斯卡夫同意给我们画一幅漫画并接受采访。《学子》终于从我脑子里一个渺茫的希望，变成一本真正的杂志。
1967年我离开家乡时，已经快17岁了。校长留给我的离别赠言是：“恭喜你，布兰森。我预言你将来要么蹲监狱，要么成为百万富翁。”
1968年1月，在乔尼父母住所的地下室，《学子》的第一期出版了。
初露头角
很意外，米克·贾格（滚石乐队主唱）和约翰·列侬（披头士乐队成员）也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要知道，在当时的学生心目中，他们俩都是半神半人般的偶像。
但我们的日子仍然艰难。我会花好几天工夫打电话，兜售广告位，到处游说，找人为《学子》免费撰稿，或接受采访。乔尼是我的好搭档，他对各种采访对象与采访原因了然于心。而我则能使出浑身解数说服他们接受访谈，有一种不怕遭到拒绝、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固执。
出版几期之后，参与《学子》办刊的人逐渐增加。通过口口相传，老朋友们从学校赶来了，然后是朋友的朋友，或者读过这份杂志的人。形形色色的人都来帮我们发行杂志，我们的基本想法是，他们出售杂志后，付给我们一半收入，也就是说，每卖一本杂志，双方都可以赚1先令3便士。
我想尽办法维持杂志的生存，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迫切的需要同时也将我当记者的抱负挤到一旁。乔尼负责编辑，我负责经营、出售广告位、与印刷商讨价还价。可以说，我是因为一时疏忽才变成企业家的，不过，当时若有人向我提到企业家这个词，我很可能还得问问乔尼这是什么意思。
尽管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但《学子》仍赚不到钱。我开始想出各种办法让它朝其他方向发展，提高它的知名度，如创办《学子》联合会、《学子》旅游公司、《学子》住宿中介公司。我并未把《学子》视为名词，或把它自身当作目标，而是把它视为形容词，一个能让人们从中辨认出某种关键价值的词语，是整个一系列服务的开端。
不久，一些全国性报纸的记者开始采访我，并对《学子》评价很高。
“似乎来自全球报纸的摄影师、记者和作家都渴望帮助《学子》。”《星期日电讯报》写道，“他们在所有中学和大学里，已经发展出一个庞大的志愿者发行组织，确保五十多万学生能读到这份杂志。”
“顶级撰稿人的数量多得惊人，报道范围不受限制。”《观察家报》写道。而《每日电讯报》则说：“大众刊物《学子》已吸引许多知名作家，它似乎将成为这个国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
之后的一天，我忽然想到，唱片发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商机，便开始考虑进军唱片发行业务。我在杂志上发出第一份出售便宜唱片的邮购广告，大量咨询电话如潮水般涌入，也为我们带来大量现金。
我们决定另外找个名字命名邮购业务。这个名字要醒目迷人，与众不同。最后，大家一起定下了公司的名字——维珍。
打通上下游
事实证明，我对唱片发行的直觉是正确的。学生们很舍得花钱买唱片，当他们发现在维珍能买到更便宜的唱片时，便趋之若鹜。我们每天收到的信从最初的一捆变成了一大包。顾客预先汇款是邮购业务最大的好处之一，這为我们提供了购买唱片的资金。我们的银行账户上开始有了大量现金。
1971年1月，一场完全无法控制的变故差点毁了我们，那就是邮政工人大罢工。我们的邮购业务眼看就要完蛋了，客户没法给我们寄支票，我们也没法寄唱片，于是，我决定开一家店铺出售唱片。我们必须在一周之内，在资金耗尽之前找到店址。 我希望维珍唱片商店成为《学子》的延伸，让顾客能在这里聚会，一起听唱片，而不是简单地冲进来买了唱片就走。我希望顾客能待更长时间，跟工作人员聊一聊，对他们要买的唱片真正产生兴趣。
维珍唱片店没有名气，没法靠声誉吸引顾客专门来购买唱片，因此我们必须想办法吸引行人一时冲动走进店铺。我在人流量最大的牛津街寻找待租的房屋，最后以帮忙推荐鞋为条件，免费租下了一间鞋店楼上闲置的房屋。
开业的前一天，我们顺着牛津街散发了数百张销售打折唱片的传单。第一天营业是周一，顾客在店门外排成一字长龙。第一位顾客买的是一张德国橘梦乐队的唱片，通过邮购业务，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支乐队的唱片卖得非常好。
为了让顾客感到满意，我们在店里提供头戴式耳机和懒人沙发，让他们能免费阅读音乐杂志，还提供免费咖啡，顾客想待多久就待多久。我们的口碑开始四处传播，每次在牛津大街上看到有人提着维珍的纸袋，我都引以为豪。就这样，以忠诚顾客为基础，维珍的名气越来越大了。
音乐界的一端是唱片销售，另一端则是录音棚。听说当时的录音棚供不应求，因此，1971年，我在牛津以北购买了一处庄园并改建成录音棚。我当时的想法是，必须通过各地的分店以及出口和邮购业务，出售更多唱片；必须吸引一些重要的艺术家，到我的录音棚录制唱片，同时，必须建立一家唱片公司。
维珍唱片
到1972年圣诞节时，我们已经拥有14家唱片商店。店铺开张的时机非常关键。我们会把租金砍到房东能够接受的最低价，之后还会尽量争取头3个月免租金。新店一开张，头3个月卖唱片的收入就能支付上一家新店的租金。无需承担大笔管理费用，仅凭销售额，我们就能弄清这个店能否从大街上吸引足够维持商店生存的顾客。
1972年，庄园的录音棚终于开张，我们已拥有20家維珍唱片店，邮购业务也经营得红红火火。这时，我和另一名伙伴西蒙开始讨论辉煌梦想的第三部分：维珍唱片公司。麦克·欧菲尔德是第一位同我们签约的艺人，按照合同，麦克将为维珍唱片公司制作10张专辑，并按照90%的唱片批发价计算，从中获得5%的版税。说实话，我喜爱麦克的音乐，但从没想过它会赚钱。
1973年5月，麦克的首张专辑《管钟》面世。它是如此新颖独特，具有魔咒一般的魅力，只要听一遍就能迷上它。我给我能联系到的所有电台主持人打电话，劝说他们播放《管钟》。经过我的努力，BBC电台资深DJ约翰·皮尔在他的节目中推荐了这张专辑，他在节目中说：“这音乐将令你们永难忘怀。”
第二天，电话铃声响了一整天，各大唱片店购买《管钟》的订单如雪片般飞来。凭借口口相传的声誉，当年7月，《管钟》进入英国专辑排行榜，名列第23位。8月，它登上排行榜榜首。在接下来的15年中，麦克·欧菲尔德的每一张新专辑都会进入前十。《管钟》最终售出1300万张，在英国发行的最畅销专辑中，排在第11名。
尽管维珍唱片公司一夜之间获得公认，却仍是一家小公司，没能力向全国所有唱片店配销产品。我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把我们的唱片授权给另一家更大的唱片公司，如果能让该公司收回其支付预付款的成本，他们还会给我们版税，通常是16%左右。第二种选择更冒险：维珍放弃预付款和版税，在接到全国唱片店的订货时，只需付钱让另一家唱片公司生产和分销唱片即可。
西蒙和我决定签订生产和分销协议，简称P&D，然后去和岛屿唱片公司谈判。岛屿唱片公司当然是拒绝的，直到我们威胁要转向其竞争对手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他们不得不让步。随着《管钟》的销量飞升，我们获得了做梦都想不到的财富。我们很快成长为唱片业中的主力，最终成为岛屿唱片公司的对手。这次赌博让我们掘到了第一桶金。
但是到1979年，我们遭到严重经济衰退的打击。英国的唱片销量20年来首度下降，我们的连锁店亏损严重。根据计算，维珍在1980年的损失将达到100万英镑。维珍突然陷入绝境，不得不靠裁员、抛售资产来应对。为了让维珍维持下去，我发了疯似地工作，任何时候都会有人打电话找我。
到1982年，随着一系列新专辑的发售，维珍的财务状况才得以翻身。1980年，我们亏损90万英磅，1982年，销售额为5000万英镑，利润为200万英镑；1983年，销售额飙升至9400万英镑，利润也升到1100万英镑。
冲上云霄
看着钱源源不断地流入银行帐户，我又开始考虑其他花钱的途径。我现在有机会用现金创建更多维珍子公司，扩大集团的基础，这样，如果再次遭遇经济衰退的打击，就不会因为经营单一而面临破产的威胁。我还希望扩大维珍品牌，让它不仅代表一家唱片公司，而是广泛进入所有商业领域。
1984年2月，有位美国律师联系我，问我是否有兴趣经营航空公司，承飞盖特威克机场到纽约的航线。我一边浏览计划书，一边不断提醒自己：“千万别受诱惑，压根儿就别考虑这事。”经营航空公司的念头抓住了我的想象力，但我必须自己在脑子里盘算潜在的风险。
到那个周末结束时，我已下定决心：如果我们能够把所有事情，如劳动合同、飞机租赁、外汇风险以及开辟一条纽约航线涉及的方方面面问题，都限制在一年以内解决，那么我认为尝试一下倒也无妨。
在1984年，只有人民捷运航空公司在跨大西洋航线上提供廉价机票。我拿起电话想和他们联系，但电话老是占线，我推断，人民捷运要么管理极差，要么机票供不应求。如果是前者，他们就很容易在新的竞争中成为靶子；如果是后者，那就说明新竞争对手有生存空间。整个周六，我的电话里都不断传来忙音，这让我确信，我们能够建立和经营一家航空公司。
合作伙伴都认为我疯了。“你是个自大狂，理查德。”搭档西蒙说，“如果你这么做，我就无法保证我们还能继续合作。老实告诉你，等我死了你再打这个主意吧。”“好啦，”我继续软磨硬泡，“走到这一步，维珍承担得起相关费用。而且这事儿很有趣。”最终，我力排众议，决定建立维珍大西洋公司。 1984年6月21日，首航日前一天，公司才获得民用航空管理局的飞行许可。次日，公司员工和我的亲朋都参加了首航，我们在飞机上装了70箱香槟，飞行变成一次长达8个小时的派对。伴着音乐，人们在机舱过道里翩然起舞，庆祝首航成功。
1986年，人人都向往伦敦金融城。我永远忘不了在金融城看到人们排队购买维珍股票的情景。我们收到7万多封维珍股票申购信，这些排队的人直到最后一天——1986年11月13日才离开。
上市之前，维珍已成为英国最大的私营公司之一，拥有大约4000名员工。截至1986年7月，维珍的年销售额达到1.89亿英镑，比前一年增加了60%左右。我们的税前利润也从1500万英镑增加到1900万英镑。尽管我们是一家大公司，但如果要扩大发展，却仍缺乏弹性。我们要么花光自己赚来的现金，要么要求银行提高透支额，这时，上市成為必然选择。
但上市后，伦敦金融城要求我们任命一些非执行董事，但此举却慢慢削弱了我对维珍的控制权。随着维珍成为上市公司，我开始对自己失去信心。我对自己飞快作出决策的一贯做法感到不安，不知道是否每个决定都应在董事会上获得正式批准。在我们成为上市公司的1987年，维珍最缺乏创造性。我们至少有50%的时间都花在金融城里，向基金管理人、金融顾问和公关公司解释我们要做些什么，而不是一心一意地做自己的事情。
1987年，维珍的股票价格到140便士左右就再没有往上涨。我们利用从股市上筹集的资金，开始投资两项业务。其一是在美国建立真正的维珍唱片分公司，其二是开始慢慢接近索恩-百代公司，希望投标兼并这家公司。
1987年8月，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被英国航空公司兼并，由此组成的新公司在跨大西洋飞行中占据了50%以上的市场份额。该交易正在进行时，我意识到，更加壮大的英航虽然对我们构成威胁，但这次合并也为我们带来了潜在的机遇。
维珍的第一架大型飞机已经升值1000万美元，我们利用这笔钱租了第二架飞机。在苏格兰航空公司被兼并后，维珍大西洋公司作为英国的第二家航空公司，可以申请在美英、日英这些允许有两家航空公司参与的航线上飞行。
我们首先申请的是纽约的主要机场——肯尼迪国际机场，然后还有洛杉矶和东京。接着，我们将目光投向了苏格兰航空公司以前运营的另外3个目的地：旧金山、波士顿和香港。在1987年，我们只拥有两架飞机。为了飞洛杉矶和东京，我们又租赁了两架飞机，并将空服人员增加一倍。
如今，维珍航空以伦敦的盖特维克机场和希思罗机场为基地，航线已遍及世界各大主要城市。
（此文摘自《致所有疯狂的家伙：维珍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自传》，作者： 理查德·布兰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