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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我参观有关新文化运动的展览。站在北大红楼一层的毛泽东在北大红楼工作处——“新闻纸阅览室”，第一感觉是，这里整洁而简约。桌子、报架、椅子破旧到有些寒酸。百年前的堂堂国立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就是这个样子？
这里的资深研究员告诉我，毛泽东在红楼办公地点并非只此一处。红楼一层东头的图书馆主任室的外间，也是毛泽东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毛泽东在此帮助李大钊整理材料虽然时间短暂，但由于近距离接触，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常特殊的。
此外，毛泽东在红楼的数个教室听过讲座，开过研讨会……可以说在红楼多处可以寻觅到毛泽东的足迹。我们仿佛看到，青年毛泽东在这里孜孜不倦阅读的身影。
1918年8月，酷热的湖南长沙。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带着湖南新民学会的10来名青年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同行的这些学子，大部分是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的。
说来很有意思，毛泽东虽然组织了去法国的勤工俭学，但是他自己没有去。为什么没有去呢？人们有过不少的猜测或者推测，有的说是因为语言问题，有的说因为百元大洋赴法船票问题，还有的说是因为他的母亲在生病，等等。但是在毛泽东的回忆当中，我们看到，他主要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做出这一决定的。
他认为，如果要想在当时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的地盘，关于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以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
这是毛泽东自己的回答。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不出国留学，不去勤工俭学，是因为他认为无论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民族，还是对于他本人，都是留在国内更有利。
写到这里，闪过我脑海里的是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些作品，哪一篇不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深刻认识中国的国情、军情的鸿篇巨制？
北大红楼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一定是十分深刻的。他曾经回忆说：“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毛泽东曾经说过，北京的生活费用对他来说太高了，他是借了朋友的钱来到北京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此前，他们原来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伦理课的老师杨昌济，已经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毛泽东是他的得意门生，他帮助毛泽东找工作，将毛泽东推荐给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站在北大红楼前，听讲解员讲述：李大钊聘毛泽东担任了图书馆助理员，这个助理员一个月能拿到的薪水是8块大洋，这对年轻的毛泽东来说是一笔不少的钱，对于他解决当时的吃住问题有很大帮助。
1918年10月的一天，毛泽东走进了刚刚建成不久的崭新的国立北京大学的红楼，面见李大钊。他们究竟是怎么谈话的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但是，这次见面对他们来说意义都非同寻常。
毛泽东后来说，他在北大红楼，见到了“真正的老师”李大钊。李大钊也曾经说，毛泽东是湖南青年学生领袖（这个说法应该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再次来京时所说）。
在这段时间里，李大钊指导毛泽东做了不少关于图书馆业务方面的工作，使他有了能够看到各种最新书刊的机会。在他管理的日报阅览室，有15种中外文报纸，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很难得的。这些报纸使毛泽东眼界大开，接触到了很多在湖南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帮助李大钊整理有关图书馆的资料时，有机会与李大钊讨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在北大红楼，毛泽东旁听了北京大学一些课程，参加了好几个社团，比如哲学研究会、新闻学会，接触到了各種各样的学术思潮，接触到了各色人等，比如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后来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对斯诺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有一次，胡适教授在北大红楼讲演。讲演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当时围在胡适身边的人很多，所以毛泽东提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胡适的回答。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这就让我们想起，在毛泽东留下的手稿当中，有上百篇是他用毛笔，甚至铅笔为新华社、《解放日报》等写的新闻稿。他的这些新闻稿，在战争年代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用3篇新闻稿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进攻石家庄的阴谋。这其中的新闻功底可见一斑。
在这段时间里，因为要组织湖南的青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毛泽东还有机会到设在北京长辛店的留法预备班学习。他还到过河北省保定的蠡县等地进行考察，安排湖南籍准备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在那里补习法文。因此，他也接触到了一些原来在湖南很难接触到的人和事。
在北大红楼，在青年毛泽东人生当中还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他在这里爱上了恩师的女儿杨开慧。
关于这次进北京，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1918年的11月，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他站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公园发表演说时，热情洋溢地告诉人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他喊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听李大钊讲演的人群当中，就有从北大红楼赶来的25岁的毛泽东。 在李大钊的引领下，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学说。毛泽东相继阅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十月革命的情况。毛泽东在和斯诺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颇带感情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在1919年的严冬，毛泽东再次乘坐火车来到北京。这次和他一路同行、顶风冒雪来北京的，是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以下简称“驱张运动”）的公民代表团成员。
到达北京之后，他们住进了皇城根一个寺院——福佑寺。
他们迅速成立了一个平民通讯社，毛泽东任社长。他带领大家编辑、撰写、油印了揭露湖南军阀张敬尧罪恶的文章和驱张的消息，向全国各大报社发稿。福佑寺的灯光经常亮到黎明。在后配殿，烧香的案子就是他们的办公桌，搭起的木板就是他们休息的地方。在这里，毛泽东起草了《湘人对张敬尧运烟种之公愤》《湘人力争矿厂抵押》等犀利文字，经过北京的《晨报》等报刊发表或者转载以后，在全国产生影响，也让更多人聚集在了驱张运动的旗帜下。
1920年1月28日，湖南驱张运动的各界代表在毛泽东的组织和带领下，顶着寒风、冒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奔向新华门，向当时的北洋政府国务院递交请愿书，强烈要求张敬尧下台。
在这里，毛泽东和湖南的学生社团、北京的辅仁学社建立了联系，发动他们参加这次驱张运动，并且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北京大学的邓中夏等也是参加驱张斗争的积极分子。毛澤东和邓中夏以及辅仁学社在京成员，曾在南城陶然亭的慈悲庵内，共同商讨怎么样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之后，他们在山门外那棵大槐树下照了一张相，这也成了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留下的非常珍贵的影像。
毛泽东和驱张运动的代表在北京先后进行了7次请愿活动，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驱张运动的强大的舆论场。在当时全国政治军事集团各种力量角力的大背景下，张敬尧最终被赶出了湖南。
驱张运动期间，毛泽东数次到北大红楼拜访李大钊。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加入这个学会以后，毛泽东积极参加了学会的活动。
在北大红楼，毛泽东还读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译著和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使得他真正跳出了湖南的视野，站在了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样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来思考问题。
从此，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使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上走出了第一步，也奠定了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信仰基础。
关于他这次进北京，毛泽东在1936年和斯诺长谈时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这里的资深研究员告诉我，毛泽东在红楼办公地点并非只此一处。红楼一层东头的图书馆主任室的外间，也是毛泽东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毛泽东在此帮助李大钊整理材料虽然时间短暂，但由于近距离接触，李大钊对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常特殊的。
此外，毛泽东在红楼的数个教室听过讲座，开过研讨会……可以说在红楼多处可以寻觅到毛泽东的足迹。我们仿佛看到，青年毛泽东在这里孜孜不倦阅读的身影。
1918年8月，酷热的湖南长沙。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带着湖南新民学会的10来名青年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程。同行的这些学子，大部分是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的。
说来很有意思，毛泽东虽然组织了去法国的勤工俭学，但是他自己没有去。为什么没有去呢？人们有过不少的猜测或者推测，有的说是因为语言问题，有的说因为百元大洋赴法船票问题，还有的说是因为他的母亲在生病，等等。但是在毛泽东的回忆当中，我们看到，他主要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做出这一决定的。
他认为，如果要想在当时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的地盘，关于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以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
这是毛泽东自己的回答。现在看来，毛泽东当时不出国留学，不去勤工俭学，是因为他认为无论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民族，还是对于他本人，都是留在国内更有利。
写到这里，闪过我脑海里的是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些作品，哪一篇不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深刻认识中国的国情、军情的鸿篇巨制？
北大红楼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一定是十分深刻的。他曾经回忆说：“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毛泽东曾经说过，北京的生活费用对他来说太高了，他是借了朋友的钱来到北京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此前，他们原来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伦理课的老师杨昌济，已经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出任伦理学教授。毛泽东是他的得意门生，他帮助毛泽东找工作，将毛泽东推荐给了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
站在北大红楼前，听讲解员讲述：李大钊聘毛泽东担任了图书馆助理员，这个助理员一个月能拿到的薪水是8块大洋，这对年轻的毛泽东来说是一笔不少的钱，对于他解决当时的吃住问题有很大帮助。
1918年10月的一天，毛泽东走进了刚刚建成不久的崭新的国立北京大学的红楼，面见李大钊。他们究竟是怎么谈话的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但是，这次见面对他们来说意义都非同寻常。
毛泽东后来说，他在北大红楼，见到了“真正的老师”李大钊。李大钊也曾经说，毛泽东是湖南青年学生领袖（这个说法应该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再次来京时所说）。
在这段时间里，李大钊指导毛泽东做了不少关于图书馆业务方面的工作，使他有了能够看到各种最新书刊的机会。在他管理的日报阅览室，有15种中外文报纸，这在当时来说的确是很难得的。这些报纸使毛泽东眼界大开，接触到了很多在湖南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帮助李大钊整理有关图书馆的资料时，有机会与李大钊讨论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在北大红楼，毛泽东旁听了北京大学一些课程，参加了好几个社团，比如哲学研究会、新闻学会，接触到了各種各样的学术思潮，接触到了各色人等，比如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
后来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对斯诺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有一次，胡适教授在北大红楼讲演。讲演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当时围在胡适身边的人很多，所以毛泽东提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胡适的回答。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这就让我们想起，在毛泽东留下的手稿当中，有上百篇是他用毛笔，甚至铅笔为新华社、《解放日报》等写的新闻稿。他的这些新闻稿，在战争年代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用3篇新闻稿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进攻石家庄的阴谋。这其中的新闻功底可见一斑。
在这段时间里，因为要组织湖南的青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毛泽东还有机会到设在北京长辛店的留法预备班学习。他还到过河北省保定的蠡县等地进行考察，安排湖南籍准备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在那里补习法文。因此，他也接触到了一些原来在湖南很难接触到的人和事。
在北大红楼，在青年毛泽东人生当中还有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他在这里爱上了恩师的女儿杨开慧。
关于这次进北京，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1918年的11月，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他站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公园发表演说时，热情洋溢地告诉人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他喊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听李大钊讲演的人群当中，就有从北大红楼赶来的25岁的毛泽东。 在李大钊的引领下，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学说。毛泽东相继阅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十月革命的情况。毛泽东在和斯诺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颇带感情地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在1919年的严冬，毛泽东再次乘坐火车来到北京。这次和他一路同行、顶风冒雪来北京的，是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以下简称“驱张运动”）的公民代表团成员。
到达北京之后，他们住进了皇城根一个寺院——福佑寺。
他们迅速成立了一个平民通讯社，毛泽东任社长。他带领大家编辑、撰写、油印了揭露湖南军阀张敬尧罪恶的文章和驱张的消息，向全国各大报社发稿。福佑寺的灯光经常亮到黎明。在后配殿，烧香的案子就是他们的办公桌，搭起的木板就是他们休息的地方。在这里，毛泽东起草了《湘人对张敬尧运烟种之公愤》《湘人力争矿厂抵押》等犀利文字，经过北京的《晨报》等报刊发表或者转载以后，在全国产生影响，也让更多人聚集在了驱张运动的旗帜下。
1920年1月28日，湖南驱张运动的各界代表在毛泽东的组织和带领下，顶着寒风、冒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奔向新华门，向当时的北洋政府国务院递交请愿书，强烈要求张敬尧下台。
在这里，毛泽东和湖南的学生社团、北京的辅仁学社建立了联系，发动他们参加这次驱张运动，并且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北京大学的邓中夏等也是参加驱张斗争的积极分子。毛澤东和邓中夏以及辅仁学社在京成员，曾在南城陶然亭的慈悲庵内，共同商讨怎么样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之后，他们在山门外那棵大槐树下照了一张相，这也成了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留下的非常珍贵的影像。
毛泽东和驱张运动的代表在北京先后进行了7次请愿活动，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驱张运动的强大的舆论场。在当时全国政治军事集团各种力量角力的大背景下，张敬尧最终被赶出了湖南。
驱张运动期间，毛泽东数次到北大红楼拜访李大钊。李大钊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加入这个学会以后，毛泽东积极参加了学会的活动。
在北大红楼，毛泽东还读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译著和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书刊，使得他真正跳出了湖南的视野，站在了全国乃至全世界这样广阔的历史舞台上来思考问题。
从此，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使他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学说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上走出了第一步，也奠定了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信仰基础。
关于他这次进北京，毛泽东在1936年和斯诺长谈时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