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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政协委员总结了他几年来提交的提案，最容易收到回复的标准件格式：“你的建议很好，我们进一步研究解决，希望今后多提意见，谢谢合作。”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已在京闭幕。据官方新华社报道，到3月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规定的议案截止时间，共提出议案506件。在政协方面，到3月7日14时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案截止时间，大会提案组共收到提案5430件。
据中国国内媒体统计，近年来，全国人大收到的议案数量呈现下降趋势。从第七届到第十届一直是全国人大代表的罗益锋回忆说，八届时的议案还很少，但是九届就开始多起来了。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议案数量达到1194件。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更是达到1374件。议案之多，以至于相关汇报材料都不忘提及“经过大会议案组工作人员通宵达旦的工作”。
与此同时，近年来全国政协每年“两会”期间收到的提案数量却在增加，且增长明显。2000年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共收到提案3316件，但今年已增长到5430件。
不过，媒体对代表、委员们所提交的议案和提案的质量的重视正逐渐超过数量。近年来，从地方“两会”到全国“两会”，“雷人”提案不断，代表、委员们参会时或缺席，或提出些哗众取宠的提案和建议，屡屡让舆论哗然。
事实上，每年地方和全国“两会”结束后，都会有网友整理“雷人”提案，并进行评选。比如，去年有政协委员提出“让企业老总享受行政待遇刺激纳税”，有人大代表建议“将‘斗鸡’合法化带动经济”。近日又有网友开评今年的“雷人”提案，首份中选的是某政协委员有关“关闭所有社会网吧，政府力公共网吧”的提案；而一份《实行家务劳动工资化切实保障女性权益》的提案，近日也引发舆论轩然大波。
如何使议案提案不再“雷人”
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认为，“雷人”这个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主要是指一些“出奇”的东西。关于“雷人”提案，张维庆说，应该允许政协委员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如果委员提案只是出于自己个人利益的考虑，就把提案的存在价值搞偏了。
张维庆认为，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确实是想听真实的东西，也确实是想解决一些问题。他说，政协有各行各业的专家，有民主党派的精英，有经验丰富的官员，人才荟萃，如果用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对于“雷人”提案，张维庆说：“我们对于委员的提案，应该宽容。为什么呢?这是给大家一个讲话的舞台。每个人的水平不同，层次不同，自己的阅历不同。可能他觉得这个就应该这样提。为什么不允许别人讲呢?”
“应该允许各种观点的存在。”张维庆比喻说，人们都说牡丹花漂亮，是花中之王，但青松、狗尾巴草、小草也应该允许它们存在。“为什么不能允许其他声音存在呢?”
但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认为，近年来，“两会”议案、提案已成了各种利益交织、层次高低不等的意见“大杂烩”。最根本的原因是，许多代表、委员对于人代会、政协会议的职权范围并不十分清楚，导致议案、提案内容五花八门，质量参差不齐。
蔡定剑指出，应当明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最高立法机关。由此决定了，人大议案应为法律议案，或者有关国家重大决策的议案。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几届代表所提的议案中，有相当部分并不符合该标准。
尽管开“两会”为了“共商国事，讨论民生”，但“西瓜芝麻不能一把抓”。蔡定剑强调，所谓“民生”，有不同的层次。有的是属于中央应统一解决的大政方针，有的是应由省级政府解决的具体问题，还有的涉及国家权力机关，属于宪政范畴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不能明乎此，把各个层面的问题都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结果必定不尽如人意。
议案提案为何难落实
代表、委员们每年数千件的议案和提案，最后的落实情况如何呢?在3月3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说，截至2010年月20日，180个承办单位已办复提案5196件，占立案总数的99.58％。其中，已解决或采纳的占20.58％，列入计划拟解决或拟采纳的占66.51％。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金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穆范敏去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的两个建议，我感觉给我的答复不算太满意，有些应付我的意思，因为我的想法是通过我的建议能起到建言献策的作用，这个答复好像没达到我这个要求。”
然而，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却指出，要从全国政协委员每年5000多件的提案中去看有多少件是有价值的，有多少是需要合并的。“因为今天我看了一个统计数据，大家会关注教育、金融危机、腐败等等，都是几百件，你能看到不同的委员没有商量过，很可能是非常相似，或者是一个问题的几个方面。这么大的一个量重复率一定很高。我们就想，一是重复的有很多是相似的，谁来做合并同类项的事情；第二，我们会不会有的问题提得太笼统，反而显得针对性不强?”
另一方面，全国政协公布的99.58％的提案办复率似乎也值得商榷。“办复是什么意思?其实你一听数字很高，快接近100％了，我对任何接近100％的事情都持怀疑态度。”白岩松说。他举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发短信给别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别人给你回了个短信，叫‘收到，谢谢。’回没回短信，回了，可是从心里你认为他回短信了吗?将来有一天统计数据的时候，你说对方没回短信，人家还急了，你的100条短信我每条都回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协委员总结了他几年来提交的提案，最容易收到回复的标准件格式：“你的建议很好，我们进一步研究解决，希望今后多提意见，谢谢合作。”而对他提出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解决的周期是多长，或者说他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价值等，都没有一个具体的答复。
分析人士指出，在这个标准答案的背后是因为有些问题牵扯到有关部门自己的利益，而它们自己并没有动力去自觉地解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多个部门共同管理，也就是“多龙治水”。例如，医改的事牵扯到16个政府部门，但如果有代表委员提出有关医改的议案或提案，人大或政协必然要转到卫生部去，而卫生部对此很难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结果它所能给出的答复必然是泛泛而谈的。
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已在京闭幕。据官方新华社报道，到3月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规定的议案截止时间，共提出议案506件。在政协方面，到3月7日14时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提案截止时间，大会提案组共收到提案5430件。
据中国国内媒体统计，近年来，全国人大收到的议案数量呈现下降趋势。从第七届到第十届一直是全国人大代表的罗益锋回忆说，八届时的议案还很少，但是九届就开始多起来了。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议案数量达到1194件。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更是达到1374件。议案之多，以至于相关汇报材料都不忘提及“经过大会议案组工作人员通宵达旦的工作”。
与此同时，近年来全国政协每年“两会”期间收到的提案数量却在增加，且增长明显。2000年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共收到提案3316件，但今年已增长到5430件。
不过，媒体对代表、委员们所提交的议案和提案的质量的重视正逐渐超过数量。近年来，从地方“两会”到全国“两会”，“雷人”提案不断，代表、委员们参会时或缺席，或提出些哗众取宠的提案和建议，屡屡让舆论哗然。
事实上，每年地方和全国“两会”结束后，都会有网友整理“雷人”提案，并进行评选。比如，去年有政协委员提出“让企业老总享受行政待遇刺激纳税”，有人大代表建议“将‘斗鸡’合法化带动经济”。近日又有网友开评今年的“雷人”提案，首份中选的是某政协委员有关“关闭所有社会网吧，政府力公共网吧”的提案；而一份《实行家务劳动工资化切实保障女性权益》的提案，近日也引发舆论轩然大波。
如何使议案提案不再“雷人”
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认为，“雷人”这个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主要是指一些“出奇”的东西。关于“雷人”提案，张维庆说，应该允许政协委员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如果委员提案只是出于自己个人利益的考虑，就把提案的存在价值搞偏了。
张维庆认为，现在的中央领导同志确实是想听真实的东西，也确实是想解决一些问题。他说，政协有各行各业的专家，有民主党派的精英，有经验丰富的官员，人才荟萃，如果用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对于“雷人”提案，张维庆说：“我们对于委员的提案，应该宽容。为什么呢?这是给大家一个讲话的舞台。每个人的水平不同，层次不同，自己的阅历不同。可能他觉得这个就应该这样提。为什么不允许别人讲呢?”
“应该允许各种观点的存在。”张维庆比喻说，人们都说牡丹花漂亮，是花中之王，但青松、狗尾巴草、小草也应该允许它们存在。“为什么不能允许其他声音存在呢?”
但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认为，近年来，“两会”议案、提案已成了各种利益交织、层次高低不等的意见“大杂烩”。最根本的原因是，许多代表、委员对于人代会、政协会议的职权范围并不十分清楚，导致议案、提案内容五花八门，质量参差不齐。
蔡定剑指出，应当明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最高立法机关。由此决定了，人大议案应为法律议案，或者有关国家重大决策的议案。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几届代表所提的议案中，有相当部分并不符合该标准。
尽管开“两会”为了“共商国事，讨论民生”，但“西瓜芝麻不能一把抓”。蔡定剑强调，所谓“民生”，有不同的层次。有的是属于中央应统一解决的大政方针，有的是应由省级政府解决的具体问题，还有的涉及国家权力机关，属于宪政范畴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不能明乎此，把各个层面的问题都在全国“两会”上提出，结果必定不尽如人意。
议案提案为何难落实
代表、委员们每年数千件的议案和提案，最后的落实情况如何呢?在3月3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说，截至2010年月20日，180个承办单位已办复提案5196件，占立案总数的99.58％。其中，已解决或采纳的占20.58％，列入计划拟解决或拟采纳的占66.51％。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金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穆范敏去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的两个建议，我感觉给我的答复不算太满意，有些应付我的意思，因为我的想法是通过我的建议能起到建言献策的作用，这个答复好像没达到我这个要求。”
然而，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却指出，要从全国政协委员每年5000多件的提案中去看有多少件是有价值的，有多少是需要合并的。“因为今天我看了一个统计数据，大家会关注教育、金融危机、腐败等等，都是几百件，你能看到不同的委员没有商量过，很可能是非常相似，或者是一个问题的几个方面。这么大的一个量重复率一定很高。我们就想，一是重复的有很多是相似的，谁来做合并同类项的事情；第二，我们会不会有的问题提得太笼统，反而显得针对性不强?”
另一方面，全国政协公布的99.58％的提案办复率似乎也值得商榷。“办复是什么意思?其实你一听数字很高，快接近100％了，我对任何接近100％的事情都持怀疑态度。”白岩松说。他举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发短信给别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别人给你回了个短信，叫‘收到，谢谢。’回没回短信，回了，可是从心里你认为他回短信了吗?将来有一天统计数据的时候，你说对方没回短信，人家还急了，你的100条短信我每条都回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协委员总结了他几年来提交的提案，最容易收到回复的标准件格式：“你的建议很好，我们进一步研究解决，希望今后多提意见，谢谢合作。”而对他提出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解决的周期是多长，或者说他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价值等，都没有一个具体的答复。
分析人士指出，在这个标准答案的背后是因为有些问题牵扯到有关部门自己的利益，而它们自己并没有动力去自觉地解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多个部门共同管理，也就是“多龙治水”。例如，医改的事牵扯到16个政府部门，但如果有代表委员提出有关医改的议案或提案，人大或政协必然要转到卫生部去，而卫生部对此很难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结果它所能给出的答复必然是泛泛而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