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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是用其他语言来解释我们自身的活动，是用语言本身的变化来说明自身。翻译即解释，翻译就是解释者对给定词语和篇章进行解释的过程。翻译中存在合法的偏见、翻译方法的多元化、重译的必要性等现象，这些现象都可以用哲学诠释学理论中的“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来解释。
关键词：诠释学 理解的历史性 视域融合 效果历史
一、引言
诠释学这门学科既古老又年轻，它从特殊诠释学发展到普遍诠释学，又从普遍诠释学发展到哲学诠释学。20世纪60年代后的西方开始广泛流行诠释学这种哲学和文化思潮。海德格尔（Heidegger）和伽达默尔(Gadamer)是西方现代诠释学的代表。他们强调解释者的主观能动性，如伽达默尔提出的“理解的历史性”，“视域的融合”以及“效果历史”三大哲学解释原则，对我们重新审视翻译研究具有新的启示。
二、伽达默尔三原则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非常强，译者通过自己的视角和原作者进行对话，因此，翻译研究必须体现译者这一主体。伽达默尔的三原则对我们重新审视翻译中合法的偏见、翻译方法的多元化、重译的必要性具有新的启示。
1、理解的历史性及合法的偏见
哲学诠释学认为，人是历史性的动物。任何人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都带有自己的经验，意识形态等，因此具有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文本的意义就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使理解具有历史性而不是唯一性。
理解的历史性导致了解释者对理解的偏见，但伽达默尔认为这是一种合法的偏见。他认为合法的偏见是“对意义的每一种理解都是从人的历史情景中的前理解的给定性出发的有限的理解”（伽达默尔，1998）。这种偏见是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一种积极的因素。例如：蒋骁华（2003）曾经对《简?爱》几个中译本作了对比，分析得出：早期译本按原文对圣?约翰牧师的描写来翻译，忠实再现作者的真正意图。而在文化大革命后出现了两个新的译本，都使用贬义词语描述圣?约翰，对其进行谴责，抨击宗教的虚伪性，具有很强的革命性。由此可见，理解的历史性与由此产生的合法的偏见观，对翻译活动具有选择甚至导向的功能。
2、视域融合与多元化的翻译方法
“视域”一词在诠释学家那里被赋予了特殊的哲学意义，指一个人在其中进行领会或理解的构架或视野。诠释学认为，译者和源语文本都有自己的视域，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发生融合。有着不同视角的不同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具有不确定性，从而呈现出多元化和动态化。此外，译者首先要考虑读者的水平及其对译本的审美期待等，因此，不同解释者会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而同一解释者在不同的时间段同样可能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即翻译方法的多元化。例如：拜伦的《希腊岛》(The Isles of Greece)第一段中第一句的译文：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马君武:
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战争平和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德类、飞布两英雄，渊源皆是希腊族。
苏曼殊:
巍巍希腊邦，生长奢浮好。情文何斐斐，荼辐思灵保。征伐和亲策，陵夷不自葆。
从上例可以看出，两位译者翻译该诗的方式不尽相同：马君武采用七言詩体；苏曼殊采用五言诗体。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文化背景下，但由于他们带着自己的独特视角进入到源语文本中，使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即翻译方法的多元化。
3、效果历史与重译
哲学诠释学认为，文本是开放的，解释者和解释对象都是历史的存在，其意义是无穷尽的，文本的意义和解释者一起处于不断运动的过程中，此即伽氏的“效果历史”。效果历史对于我们认识重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具有指导意义。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译者可以有不同的译文，如Charles Dickens的The Curiosity Shop有林纾的旧译本《孝女奈儿传》和许君远的新译本《老古玩店》；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对同一文本也会有不同的解释，如Dreiser的Sister Carie有裘柱常与石灵合译的译本，又有裘柱常的重译本（吴迪龙，朱献珑，2006）。新译本与旧译本相比，使用更具时代气息的语言，风格更贴近原文。人类就是这样在不断更新、发展着的“效果历史”中逐渐理解并超越自我，不断对自己和文化进行重新的反思和批判。因此，重译文学作品有其哲学理据，也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三、结语
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中已经大量应用了诠释学理论。由理解的历史性所产生的合法偏见观对翻译活动具有指导意义。解释者带着自己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相融合，使用不同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来迎合读者，由此会产生偏见和误读现象。一部好的译本应该是时代认可的合法的偏见。哲学诠释学认为，翻译应看作是一个在解释者与原作者、译本与源文本、理解与译解、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等诸多因素之间的一个动态平衡、限制的关系链。
参考文献：
[1]Gadamer, H.G. Truth and Method [M].New York:The Continum Publishing Co.，1975
[2]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 夏征平等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3]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J].中国翻译，2003，(5)：26
[4]石乔.阐释学理论对翻译批评的启示[J].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6，（2）：72-75
[5]吴迪龙,朱献珑.论阐释学观照下的一种主体性介入[J].求索，2006，（12）：199-200
关键词：诠释学 理解的历史性 视域融合 效果历史
一、引言
诠释学这门学科既古老又年轻，它从特殊诠释学发展到普遍诠释学，又从普遍诠释学发展到哲学诠释学。20世纪60年代后的西方开始广泛流行诠释学这种哲学和文化思潮。海德格尔（Heidegger）和伽达默尔(Gadamer)是西方现代诠释学的代表。他们强调解释者的主观能动性，如伽达默尔提出的“理解的历史性”，“视域的融合”以及“效果历史”三大哲学解释原则，对我们重新审视翻译研究具有新的启示。
二、伽达默尔三原则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非常强，译者通过自己的视角和原作者进行对话，因此，翻译研究必须体现译者这一主体。伽达默尔的三原则对我们重新审视翻译中合法的偏见、翻译方法的多元化、重译的必要性具有新的启示。
1、理解的历史性及合法的偏见
哲学诠释学认为，人是历史性的动物。任何人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都带有自己的经验，意识形态等，因此具有历史特殊性和局限性。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文本的意义就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就使理解具有历史性而不是唯一性。
理解的历史性导致了解释者对理解的偏见，但伽达默尔认为这是一种合法的偏见。他认为合法的偏见是“对意义的每一种理解都是从人的历史情景中的前理解的给定性出发的有限的理解”（伽达默尔，1998）。这种偏见是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是一种积极的因素。例如：蒋骁华（2003）曾经对《简?爱》几个中译本作了对比，分析得出：早期译本按原文对圣?约翰牧师的描写来翻译，忠实再现作者的真正意图。而在文化大革命后出现了两个新的译本，都使用贬义词语描述圣?约翰，对其进行谴责，抨击宗教的虚伪性，具有很强的革命性。由此可见，理解的历史性与由此产生的合法的偏见观，对翻译活动具有选择甚至导向的功能。
2、视域融合与多元化的翻译方法
“视域”一词在诠释学家那里被赋予了特殊的哲学意义，指一个人在其中进行领会或理解的构架或视野。诠释学认为，译者和源语文本都有自己的视域，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发生融合。有着不同视角的不同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具有不确定性，从而呈现出多元化和动态化。此外，译者首先要考虑读者的水平及其对译本的审美期待等，因此，不同解释者会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而同一解释者在不同的时间段同样可能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即翻译方法的多元化。例如：拜伦的《希腊岛》(The Isles of Greece)第一段中第一句的译文：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马君武:
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战争平和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德类、飞布两英雄，渊源皆是希腊族。
苏曼殊:
巍巍希腊邦，生长奢浮好。情文何斐斐，荼辐思灵保。征伐和亲策，陵夷不自葆。
从上例可以看出，两位译者翻译该诗的方式不尽相同：马君武采用七言詩体；苏曼殊采用五言诗体。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文化背景下，但由于他们带着自己的独特视角进入到源语文本中，使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即翻译方法的多元化。
3、效果历史与重译
哲学诠释学认为，文本是开放的，解释者和解释对象都是历史的存在，其意义是无穷尽的，文本的意义和解释者一起处于不断运动的过程中，此即伽氏的“效果历史”。效果历史对于我们认识重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具有指导意义。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译者可以有不同的译文，如Charles Dickens的The Curiosity Shop有林纾的旧译本《孝女奈儿传》和许君远的新译本《老古玩店》；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对同一文本也会有不同的解释，如Dreiser的Sister Carie有裘柱常与石灵合译的译本，又有裘柱常的重译本（吴迪龙，朱献珑，2006）。新译本与旧译本相比，使用更具时代气息的语言，风格更贴近原文。人类就是这样在不断更新、发展着的“效果历史”中逐渐理解并超越自我，不断对自己和文化进行重新的反思和批判。因此，重译文学作品有其哲学理据，也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
三、结语
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中已经大量应用了诠释学理论。由理解的历史性所产生的合法偏见观对翻译活动具有指导意义。解释者带着自己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相融合，使用不同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来迎合读者，由此会产生偏见和误读现象。一部好的译本应该是时代认可的合法的偏见。哲学诠释学认为，翻译应看作是一个在解释者与原作者、译本与源文本、理解与译解、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等诸多因素之间的一个动态平衡、限制的关系链。
参考文献：
[1]Gadamer, H.G. Truth and Method [M].New York:The Continum Publishing Co.，1975
[2]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 夏征平等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3]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J].中国翻译，2003，(5)：26
[4]石乔.阐释学理论对翻译批评的启示[J].外国语言文学研究，2006，（2）：72-75
[5]吴迪龙,朱献珑.论阐释学观照下的一种主体性介入[J].求索，2006，（12）：199-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