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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相声是语言的艺术,以说为主。中国的语言丰富,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同样一句话,语气语调不同,意思也就不同,如果再加上我们的五官表情意思就更多、更丰富了。何为“相声”?“相”乃相貌,“声”乃声音,所以说相声恰恰是最能体现中国语言魅力的艺术形式。
相声演员常常说:“说、学、逗、唱,是相声的四项技艺。”其实,它们也是相声形成的四种因素。这也说明它不是从单一的胚体中萌发、成长,而是吸收了多种艺术营养逐渐汇集而成的。“说”,主要指相声的表现方式;“逗”,主要指相声的喜剧风格;“学”和“唱”,则是相声一般的艺术手段。“说”、“逗”当然是主导因素,而且是互为表里的。“说”表明相声是一种“以词叙事”的说唱体,而不是像戏剧那样,是一种“以身代言”的表演体。这种“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容易密切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艺术交流关系,是由民间的讲故事、说笑话发展而来的。
相声不仅讲究情节的喜剧性、语言的幽默感,而且使用了诗、词、歌、赋等各种文体,诸如诗谜、酒令、拆白道字、顶针续麻,以及各种语言文字手段往往穿插其中。相声大师侯宝林能够广泛、细致地关注生活的每一角落,从一些生活现象中捕获喜剧的诗意。他那快而不乱、慢而不断的语言节奏,他所追求的清、甜、脆、美的语言乐感,他那潇洒、自如、朴实、亲切的舞台风度,善于模拟又很写意的表演方法,以及他艺术特色中的每一细胞,都无不源于我们民族艺术传统的哺育,无不是对我们民族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相声没有采取外国的小丑形式,没有在外部特征、形体动作和衣着服饰上着力,没有靠自己的丑态和滑稽取媚逢迎观众,原因在于它一开始就没有采取“角色”的形式,而以叙述者的面目出现:不仅主要靠语言和生活的魅力,而且,演员是观众的知心朋友,甚至是观众的益友良师。这也是为什么侯宝林的相声落落大方、雅而不俗,具有“儒气”的原因之一。
现在的小品话剧、电影电视中的许多搞笑语言和手法,大多都是相声的表现手法。这虽然对相声形成了威胁,同时我们也该感到欣慰,相声有如此大的魅力能为那么多姊妹艺术所借鉴。我们要将压力变成动力,对自己要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我们为什么不仿也借鉴一下其他姊妹艺术呢?从事相声工作的演员及作者应该肩负起这样的责任。首先要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文学素养,深入生活,与时俱进。另外,有许多人没有把相声的创作和表演看成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技艺。从事相声事业的人要注意研究社会现象,处处留心和分析各种社会人物的心理状态,巧妙处理生活素材,这就需要有一定的哲学、心理学知识和文学素养。我们希望写相声的人文化水平越高越好,但单有文化知识还不行,还需要创作出来的相声能让人乐。所以,写演相声的人得是一类具有特殊文化结构和感觉的人,得是个杂家,得有点为老百姓说的“歪才”。
其实,好的相声作品和表演,都是在反映社会实际生活上下了功夫。在这方面,堪称范例的是相声艺术表演大师侯宝林的许多作品,如曾轰动一时、堪称上乘的段子《假大空》、《白字先生》等,都是对此很好的诠释。马季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让人百听不厌,观众感受到了相声表演艺术的无穷魅力。如今,观众对相声现状不满,原因包括很多方面:在作品题材方面,观众认为相声没有充分发挥它的优势和特长,对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反映不够。许多人认为相声对反腐题材应该最有发言权,起码应有出色表现,但这是个误会。过去的相声在揭露假恶丑的现象方面发挥过它所具有的讽刺功能。除了《买猴》、《假大空》等一大批讽刺类段子外,还有《醉酒》、《钓鱼》类的各种喜剧样式的段子。腐败问题不同于过去我们经常涉及的种种社会消极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不正之风,在表现中我们不难找到构成相声的喜剧因素,而腐败现象太丑恶、太令人气愤,它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所以一点也不可笑,怎么说也让人笑不起来。而搞笑,在相声中,既是手法、手段,有时或在多数情况下也是目的之一。听着可笑,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些体悟,但最后还得笑,而且得当场笑;当场觉不出可笑,半夜醒来琢磨出味道,笑了。没有当场“笑”果的相声,不是相声。不管它多深刻、多机智、包藏着多么应该笑的材料。相声要求与老百姓的欣赏习惯一致,与中国老百姓阅读外国幽默时表现的情景是不一样的。“腐败”题材是个严肃的题材,一些新闻性节目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腐败本身毫无喜剧性可言,除非我们的相声作者同时又是准政治家、准思想家、准哲学家,用更深入的方法探索和开掘隐蔽于这现象内部的深层次的因果关系,一种滑稽与荒诞性方能摆在面前,而作者还必须以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喜剧态度去观照和处理,写出来不但有意义,而且有趣,让人发笑,这并非今日中国相声之所长,写出来也不大可能符合今日中国百姓的欣赏习惯。
全国众多的相声演员在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表现和影响,不同程度地满足着当地观众不断变化的欣赏需求。而当今的相声,除观众最为关注的电视相声外,还包括广播相声、剧场相声、各种场地、场所的相声、群众文化生活中自娱自乐的业余相声表演与相声的音像制品等多种,每一种的情况又不尽相同。拿广播相声来讲,全国各家电台播出相声的数量、频率、收听人数和受欢迎的程度,相当可观,起码不比其他艺术形式差。但观众眼睛盯着最多的还是电视相声,这里面又以中央电视台每年春节晚会上的相声为主。全国有那么多相声演员,有机会在春节晚会上露面的没有几位,加上电视的特点和晚会的要求,一个完整的作品,掐头去尾,几分钟下来,相声自身的特点、演员的技艺水平、作品内容的全貌怎难以得到充分的展现,观众听着不过瘾,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了。因而,由广大观众对相声艺术的偏爱从而产生的不理解、误解,对相声的过高期望值与相声艺术实际之间的矛盾,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
相声界以往在“剖析”相声为何走下坡路时存在不少误区。误区之一便是认为电视媒体和综艺晚会的审查制度限制了相声的创作,成为让相声不好笑的罪魁祸首。按理说电视只是一种传播手段,它曾帮助了相声走进千家万户,也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相声大腕和明星,现在这些腕和星们反过来指责是电视“害”了他们,这块板子打在电视的屁股上,真可谓是又痛又冤枉。
相声界的从业者应该反过来问问自己,为什么一个行业的创作和演出非要瞄准一种传播渠道?如果电视、晚会限制了相声的创作和表演,那相声界的人士为什么不能另辟蹊径去搞有价值的创作并寻找观众呢?说到底,大家都看中了电视和晚会这种投入少、产出大的快捷方式,宁愿投这大客户的所好把大褂改成坎肩,也不愿意真正向他们的祖师爷们学习土里刨食的真功夫。一边是一夜成名、一个段子成星的捷径,一边是汗珠子掉在台上摔八瓣,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苦差事,一些相声界人士的意愿不言自明。
老百姓对相声埋怨越多,说明相声的魅力越大。相声从业者应该利用各种渠道把欢笑带给我们的衣食父母,因为老百姓最朴实最可爱,他们需要笑,需要有人帮他们说说心里话,这也是相声的魅力所在。■(作者单位:合肥市曲艺团)
责编:姚少宝
相声演员常常说:“说、学、逗、唱,是相声的四项技艺。”其实,它们也是相声形成的四种因素。这也说明它不是从单一的胚体中萌发、成长,而是吸收了多种艺术营养逐渐汇集而成的。“说”,主要指相声的表现方式;“逗”,主要指相声的喜剧风格;“学”和“唱”,则是相声一般的艺术手段。“说”、“逗”当然是主导因素,而且是互为表里的。“说”表明相声是一种“以词叙事”的说唱体,而不是像戏剧那样,是一种“以身代言”的表演体。这种“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容易密切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艺术交流关系,是由民间的讲故事、说笑话发展而来的。
相声不仅讲究情节的喜剧性、语言的幽默感,而且使用了诗、词、歌、赋等各种文体,诸如诗谜、酒令、拆白道字、顶针续麻,以及各种语言文字手段往往穿插其中。相声大师侯宝林能够广泛、细致地关注生活的每一角落,从一些生活现象中捕获喜剧的诗意。他那快而不乱、慢而不断的语言节奏,他所追求的清、甜、脆、美的语言乐感,他那潇洒、自如、朴实、亲切的舞台风度,善于模拟又很写意的表演方法,以及他艺术特色中的每一细胞,都无不源于我们民族艺术传统的哺育,无不是对我们民族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相声没有采取外国的小丑形式,没有在外部特征、形体动作和衣着服饰上着力,没有靠自己的丑态和滑稽取媚逢迎观众,原因在于它一开始就没有采取“角色”的形式,而以叙述者的面目出现:不仅主要靠语言和生活的魅力,而且,演员是观众的知心朋友,甚至是观众的益友良师。这也是为什么侯宝林的相声落落大方、雅而不俗,具有“儒气”的原因之一。
现在的小品话剧、电影电视中的许多搞笑语言和手法,大多都是相声的表现手法。这虽然对相声形成了威胁,同时我们也该感到欣慰,相声有如此大的魅力能为那么多姊妹艺术所借鉴。我们要将压力变成动力,对自己要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我们为什么不仿也借鉴一下其他姊妹艺术呢?从事相声工作的演员及作者应该肩负起这样的责任。首先要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文学素养,深入生活,与时俱进。另外,有许多人没有把相声的创作和表演看成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技艺。从事相声事业的人要注意研究社会现象,处处留心和分析各种社会人物的心理状态,巧妙处理生活素材,这就需要有一定的哲学、心理学知识和文学素养。我们希望写相声的人文化水平越高越好,但单有文化知识还不行,还需要创作出来的相声能让人乐。所以,写演相声的人得是一类具有特殊文化结构和感觉的人,得是个杂家,得有点为老百姓说的“歪才”。
其实,好的相声作品和表演,都是在反映社会实际生活上下了功夫。在这方面,堪称范例的是相声艺术表演大师侯宝林的许多作品,如曾轰动一时、堪称上乘的段子《假大空》、《白字先生》等,都是对此很好的诠释。马季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让人百听不厌,观众感受到了相声表演艺术的无穷魅力。如今,观众对相声现状不满,原因包括很多方面:在作品题材方面,观众认为相声没有充分发挥它的优势和特长,对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反映不够。许多人认为相声对反腐题材应该最有发言权,起码应有出色表现,但这是个误会。过去的相声在揭露假恶丑的现象方面发挥过它所具有的讽刺功能。除了《买猴》、《假大空》等一大批讽刺类段子外,还有《醉酒》、《钓鱼》类的各种喜剧样式的段子。腐败问题不同于过去我们经常涉及的种种社会消极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不正之风,在表现中我们不难找到构成相声的喜剧因素,而腐败现象太丑恶、太令人气愤,它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所以一点也不可笑,怎么说也让人笑不起来。而搞笑,在相声中,既是手法、手段,有时或在多数情况下也是目的之一。听着可笑,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些体悟,但最后还得笑,而且得当场笑;当场觉不出可笑,半夜醒来琢磨出味道,笑了。没有当场“笑”果的相声,不是相声。不管它多深刻、多机智、包藏着多么应该笑的材料。相声要求与老百姓的欣赏习惯一致,与中国老百姓阅读外国幽默时表现的情景是不一样的。“腐败”题材是个严肃的题材,一些新闻性节目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腐败本身毫无喜剧性可言,除非我们的相声作者同时又是准政治家、准思想家、准哲学家,用更深入的方法探索和开掘隐蔽于这现象内部的深层次的因果关系,一种滑稽与荒诞性方能摆在面前,而作者还必须以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喜剧态度去观照和处理,写出来不但有意义,而且有趣,让人发笑,这并非今日中国相声之所长,写出来也不大可能符合今日中国百姓的欣赏习惯。
全国众多的相声演员在不同的地区都有不同的表现和影响,不同程度地满足着当地观众不断变化的欣赏需求。而当今的相声,除观众最为关注的电视相声外,还包括广播相声、剧场相声、各种场地、场所的相声、群众文化生活中自娱自乐的业余相声表演与相声的音像制品等多种,每一种的情况又不尽相同。拿广播相声来讲,全国各家电台播出相声的数量、频率、收听人数和受欢迎的程度,相当可观,起码不比其他艺术形式差。但观众眼睛盯着最多的还是电视相声,这里面又以中央电视台每年春节晚会上的相声为主。全国有那么多相声演员,有机会在春节晚会上露面的没有几位,加上电视的特点和晚会的要求,一个完整的作品,掐头去尾,几分钟下来,相声自身的特点、演员的技艺水平、作品内容的全貌怎难以得到充分的展现,观众听着不过瘾,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了。因而,由广大观众对相声艺术的偏爱从而产生的不理解、误解,对相声的过高期望值与相声艺术实际之间的矛盾,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
相声界以往在“剖析”相声为何走下坡路时存在不少误区。误区之一便是认为电视媒体和综艺晚会的审查制度限制了相声的创作,成为让相声不好笑的罪魁祸首。按理说电视只是一种传播手段,它曾帮助了相声走进千家万户,也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相声大腕和明星,现在这些腕和星们反过来指责是电视“害”了他们,这块板子打在电视的屁股上,真可谓是又痛又冤枉。
相声界的从业者应该反过来问问自己,为什么一个行业的创作和演出非要瞄准一种传播渠道?如果电视、晚会限制了相声的创作和表演,那相声界的人士为什么不能另辟蹊径去搞有价值的创作并寻找观众呢?说到底,大家都看中了电视和晚会这种投入少、产出大的快捷方式,宁愿投这大客户的所好把大褂改成坎肩,也不愿意真正向他们的祖师爷们学习土里刨食的真功夫。一边是一夜成名、一个段子成星的捷径,一边是汗珠子掉在台上摔八瓣,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苦差事,一些相声界人士的意愿不言自明。
老百姓对相声埋怨越多,说明相声的魅力越大。相声从业者应该利用各种渠道把欢笑带给我们的衣食父母,因为老百姓最朴实最可爱,他们需要笑,需要有人帮他们说说心里话,这也是相声的魅力所在。■(作者单位:合肥市曲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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