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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影响中国亿万家庭的教育改革已经开始。
今年5月，一份重磅文件《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下称“双减”）审批通过，教育业内人士高度关注。
7月24日晚，“双减”政策正式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发布。“新政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态度之坚决，让人们逐渐意识到，教育行业即将面临重锤整治，不合理的野蛮生长即将结束。”教育专家熊丙奇说。
教培行业发展史
中国教育行业如今的格局要从30多年前说起。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该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取消了小升初考试，实行划片就近入学。免试就近入学是一种进步，但优质的学校依旧紧缺，学校和家长双方都想要优中选优，于是催生出各种变相的选拔考试，专门针对中小学生学科培训的课外輔导班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最早开启国内课外培训市场的还是体制内的人。1989年，人大附中的学生颜华菲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银牌，时任人大附中副校长刘彭芝顺势创办了华罗庚数学学校，并在1994年培养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冠军——姚建刚。
人大附中的热度迅速攀升，跻身热门市重点学校，学生家长趋之若鹜。其他学校看着眼红，也纷纷开设自己的培训班。
除了学校，北京市西城区教委在1997年也办起了课外培训班，叫西城区教育培训学校。西城区最好的中学之一——西城区实验学校，把这里当成专属生源地，每年自主招生名额，几乎全给了这所培训机构。这些机构后来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占坑班”。
很多课外培训机构一开始是公办，随着政策对此类公办机构的禁止，这些机构逐渐改为民办。比如华罗庚数学学校后来改成民办的仁华学校，西城区教育培训学校拆分成民办的巨人龙、梦想教育等，全国其他地方的培训机构也大同小异，换了个身份的马甲，实质仍是“占坑”。奥数、英语竞赛等依然是这些培训机构的主要课程。
与此同时，民间资本注入的培训机构也在悄然兴起。以奥数网为例，2003年，还是北京大学在读研究生的张邦鑫成立了奥数网，教授小学奥数。起初，他不追求招生数量，而是要保证教学质量。2004年，不到200名的学员中，95%都上了重点中学，为他积攒了良好的口碑。2005年，奥数网正式更名为学而思。但在随后的扩张之路上，学而思开始被资本化逼着，走上了违背最初办学理念的发展模式。
学而思只是众多教培机构的一个缩影。“这些教培机构早已忘记了教育的公益属性，而是将教育教学当成营利的工具，辅导老师通过制造焦虑来使家长报班。”成都市金牛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分析。对于“你的购物车里有孩子的未来吗”“你不来补课，我们就培养你孩子的竞争者”等“洗脑式”营销话术，家长们无力招架，只好把孩子送进培训班。
过去十年，在线教育成为风口。2020年，中国基础教育在线行业融资额超过500亿元，这一数字超过了行业此前10年融资总和。早在2018年，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显示：有48%左右的中小学生至少参加了一类校外培训;参与校外培训的学生平均每人每年支出5616元，平均时长为5.9小时/周，暑假期间学生花在校外培训上的时长为15小时/周;由公司提供学科培训的占30%左右，在个人提供者中，在职教师仍占一定比例。
线上或线下的课外培训似乎成为大部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标配，“超标超前的学习不仅加重了学生负担，掏空了家长腰包，也让升学竞争更加激烈。”四川省教育厅社会与民办教育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让孩子脱颖而出，家长只好让孩子参加更多培训班，陷入恶性循环。
60余年“减负令”
减轻中小学生的课内外负担已成为教育改革的大命题。
早在1955年，教育部就曾下发过《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布的第一个“减负令”。此后60多年来，国家层面已发布了十余条“减负令”。梳理这些“减负令”，记者发现呈现三个时期的不同特征。
2000年以前的“减负令”主要针对的是课堂内的学业负担。除了上文提到的首个“减负令”，还包括1964年教育部临时党组颁布的《关于克服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报告》，1988年国家教委发布的《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1994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等。这4个“减负令”都不约而同地聚焦学校内，比如不得随意增减课程设置和教学时数，不得任意增加教学内容，要严格控制考试和竞赛次数，限制作业量、控制计划外教辅使用量等。
2000年后颁布的“减负令”，除了重申控制考试、竞赛次数等以外，还提出了更具改革性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成为此后减负政策的“压舱石”。例如，2000年，《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发布，首次提出小学生学业评价取消百分制，同时要求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坚决落实小学免试升初中的规定。2004年，教育部再次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一律实行免试就近入学，不准按照考试成绩排队”。2010年，首次把“建立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制度”写入教育规划纲要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减负”二字被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小学生的书包成为更受关注的议题。
随着校外培训的持续红火，“减负令”开始关注校外培训市场。2013年，出台《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严禁违规补课、公办学校和教师不得组织或参与举办“占坑班”及校外文化课补习，试图打破“学校减负、社会加负”和“教师减负、家长加负”的怪圈。
此后的2015年和2018年，教育部先后出台相关政策治理培训机构。2018年全国两会前夕，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严令禁止校外培训机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严令禁止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严令禁止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等行为。 这几个“严令禁止”，开启了一场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行动。当年，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万余所，全国校外培训机构整改完成率达98.9%。2018年12月底，教育部乘胜追击，出台了《中小学生减负措施》，也就是俗称的“减负三十条”，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就有5条，包括严禁超标培训、严禁与升学挂钩、控制培训时间等。此外，“减负三十条”还对学校、家长和政府监管做出具体规定。
“减负令”的出台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高，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一些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甚至滋生出新的问题：一些培训机构从“地上”转为“地下”，明着被关停，实际上“改头换面”重新营业;一些培训机构师资队伍良莠不齐，有的甚至不具备教师资质;尽管三令五申，培训机构参与招生录取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
“双减”带来曙光？
“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怪圈如何破？“一方面要破除‘唯分数论’，淡化分数焦虑;另一方面还需回归学校本身，提升教学质量和水平。”熊丙奇说，“双减”政策的出台恰逢其时。
回顾今年教育系统的一系列措施，中央在出台“双减”政策前，已经做足了准备。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强调：“培训乱象，可以说是很难治理的顽瘴痼疾。家长们一方面都希望孩子身心健康，有个幸福的童年;另一方面唯恐孩子输在分数竞争的起跑线上。别的孩子都学那么多，咱们不学一下还行啊？于是争先恐后。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解决。”5月21日，中央深改委召开会议，审议“双减”政策。
在中央发话之后，多名省委书记开始部署工作。5月24日，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要求鼓励支持学校开展各种课后育人活动，强化线上线下校外培训机构规范管理。6月4日，贵州省委书记谌贻琴明确要求，抓好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改革，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做到应教尽教。6月7日，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要求，破除“抢跑文化”“超前教育”等功利现象。
与此同时，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也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今年以来，教育部先后发布了“五项管理”举措，对“中小学生手机、睡眠、读物、体质、作业”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比如规定了中小学生的睡眠时间、体育课安排、家庭书面作业时长等。
对培训机构的整顿和监管也在同步推进。3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跟谁学、学而思、新东方在线、高思四家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给予警告和50万元顶格处罚，拉开了这轮大整改的序幕。4月，猿辅导、作业帮也被顶格处罚了250万元。6月15日，教育部宣布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主要负责管理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校外教育培训。
这一系列的行动和措施都在为“双减”出台做铺垫。7月24日，“双减”政策落地，在学生作业负担方面，要求全面壓缩作业总量和时长，要求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严肃查处教师校外有偿补课行为，直至撤销教师资格。
在规范校外培训行为上，“双减”政策要求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线上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21点等。全方位的堵漏洞措施击碎了很多人最后一丝幻想，教培行业这次可能彻底凉凉。
“双减”政策的出台，终将改变潮水的方向。新政规范了学校和培训机构的行为后，家长们也要尽快调整心态、适应新政策，回归理性。
今年5月，一份重磅文件《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下称“双减”）审批通过，教育业内人士高度关注。
7月24日晚，“双减”政策正式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发布。“新政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态度之坚决，让人们逐渐意识到，教育行业即将面临重锤整治，不合理的野蛮生长即将结束。”教育专家熊丙奇说。
教培行业发展史
中国教育行业如今的格局要从30多年前说起。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该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取消了小升初考试，实行划片就近入学。免试就近入学是一种进步，但优质的学校依旧紧缺，学校和家长双方都想要优中选优，于是催生出各种变相的选拔考试，专门针对中小学生学科培训的课外輔导班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最早开启国内课外培训市场的还是体制内的人。1989年，人大附中的学生颜华菲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银牌，时任人大附中副校长刘彭芝顺势创办了华罗庚数学学校，并在1994年培养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冠军——姚建刚。
人大附中的热度迅速攀升，跻身热门市重点学校，学生家长趋之若鹜。其他学校看着眼红，也纷纷开设自己的培训班。
除了学校，北京市西城区教委在1997年也办起了课外培训班，叫西城区教育培训学校。西城区最好的中学之一——西城区实验学校，把这里当成专属生源地，每年自主招生名额，几乎全给了这所培训机构。这些机构后来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占坑班”。
很多课外培训机构一开始是公办，随着政策对此类公办机构的禁止，这些机构逐渐改为民办。比如华罗庚数学学校后来改成民办的仁华学校，西城区教育培训学校拆分成民办的巨人龙、梦想教育等，全国其他地方的培训机构也大同小异，换了个身份的马甲，实质仍是“占坑”。奥数、英语竞赛等依然是这些培训机构的主要课程。
与此同时，民间资本注入的培训机构也在悄然兴起。以奥数网为例，2003年，还是北京大学在读研究生的张邦鑫成立了奥数网，教授小学奥数。起初，他不追求招生数量，而是要保证教学质量。2004年，不到200名的学员中，95%都上了重点中学，为他积攒了良好的口碑。2005年，奥数网正式更名为学而思。但在随后的扩张之路上，学而思开始被资本化逼着，走上了违背最初办学理念的发展模式。
学而思只是众多教培机构的一个缩影。“这些教培机构早已忘记了教育的公益属性，而是将教育教学当成营利的工具，辅导老师通过制造焦虑来使家长报班。”成都市金牛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分析。对于“你的购物车里有孩子的未来吗”“你不来补课，我们就培养你孩子的竞争者”等“洗脑式”营销话术，家长们无力招架，只好把孩子送进培训班。
过去十年，在线教育成为风口。2020年，中国基础教育在线行业融资额超过500亿元，这一数字超过了行业此前10年融资总和。早在2018年，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显示：有48%左右的中小学生至少参加了一类校外培训;参与校外培训的学生平均每人每年支出5616元，平均时长为5.9小时/周，暑假期间学生花在校外培训上的时长为15小时/周;由公司提供学科培训的占30%左右，在个人提供者中，在职教师仍占一定比例。
线上或线下的课外培训似乎成为大部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标配，“超标超前的学习不仅加重了学生负担，掏空了家长腰包，也让升学竞争更加激烈。”四川省教育厅社会与民办教育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让孩子脱颖而出，家长只好让孩子参加更多培训班，陷入恶性循环。
60余年“减负令”
减轻中小学生的课内外负担已成为教育改革的大命题。
早在1955年，教育部就曾下发过《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布的第一个“减负令”。此后60多年来，国家层面已发布了十余条“减负令”。梳理这些“减负令”，记者发现呈现三个时期的不同特征。
2000年以前的“减负令”主要针对的是课堂内的学业负担。除了上文提到的首个“减负令”，还包括1964年教育部临时党组颁布的《关于克服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育质量的报告》，1988年国家教委发布的《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1994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关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意见》等。这4个“减负令”都不约而同地聚焦学校内，比如不得随意增减课程设置和教学时数，不得任意增加教学内容，要严格控制考试和竞赛次数，限制作业量、控制计划外教辅使用量等。
2000年后颁布的“减负令”，除了重申控制考试、竞赛次数等以外，还提出了更具改革性的具体措施，这些措施成为此后减负政策的“压舱石”。例如，2000年，《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发布，首次提出小学生学业评价取消百分制，同时要求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坚决落实小学免试升初中的规定。2004年，教育部再次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一律实行免试就近入学，不准按照考试成绩排队”。2010年，首次把“建立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监测制度”写入教育规划纲要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减负”二字被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中小学生的书包成为更受关注的议题。
随着校外培训的持续红火，“减负令”开始关注校外培训市场。2013年，出台《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严禁违规补课、公办学校和教师不得组织或参与举办“占坑班”及校外文化课补习，试图打破“学校减负、社会加负”和“教师减负、家长加负”的怪圈。
此后的2015年和2018年，教育部先后出台相关政策治理培训机构。2018年全国两会前夕，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严令禁止校外培训机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严令禁止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严令禁止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等行为。 这几个“严令禁止”，开启了一场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行动。当年，全国共摸排校外培训机构40万余所，全国校外培训机构整改完成率达98.9%。2018年12月底，教育部乘胜追击，出台了《中小学生减负措施》，也就是俗称的“减负三十条”，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就有5条，包括严禁超标培训、严禁与升学挂钩、控制培训时间等。此外，“减负三十条”还对学校、家长和政府监管做出具体规定。
“减负令”的出台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高，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一些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甚至滋生出新的问题：一些培训机构从“地上”转为“地下”，明着被关停，实际上“改头换面”重新营业;一些培训机构师资队伍良莠不齐，有的甚至不具备教师资质;尽管三令五申，培训机构参与招生录取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
“双减”带来曙光？
“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怪圈如何破？“一方面要破除‘唯分数论’，淡化分数焦虑;另一方面还需回归学校本身，提升教学质量和水平。”熊丙奇说，“双减”政策的出台恰逢其时。
回顾今年教育系统的一系列措施，中央在出台“双减”政策前，已经做足了准备。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强调：“培训乱象，可以说是很难治理的顽瘴痼疾。家长们一方面都希望孩子身心健康，有个幸福的童年;另一方面唯恐孩子输在分数竞争的起跑线上。别的孩子都学那么多，咱们不学一下还行啊？于是争先恐后。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解决。”5月21日，中央深改委召开会议，审议“双减”政策。
在中央发话之后，多名省委书记开始部署工作。5月24日，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要求鼓励支持学校开展各种课后育人活动，强化线上线下校外培训机构规范管理。6月4日，贵州省委书记谌贻琴明确要求，抓好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改革，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做到应教尽教。6月7日，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要求，破除“抢跑文化”“超前教育”等功利现象。
与此同时，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也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今年以来，教育部先后发布了“五项管理”举措，对“中小学生手机、睡眠、读物、体质、作业”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比如规定了中小学生的睡眠时间、体育课安排、家庭书面作业时长等。
对培训机构的整顿和监管也在同步推进。3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跟谁学、学而思、新东方在线、高思四家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给予警告和50万元顶格处罚，拉开了这轮大整改的序幕。4月，猿辅导、作业帮也被顶格处罚了250万元。6月15日，教育部宣布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主要负责管理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校外教育培训。
这一系列的行动和措施都在为“双减”出台做铺垫。7月24日，“双减”政策落地，在学生作业负担方面，要求全面壓缩作业总量和时长，要求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严肃查处教师校外有偿补课行为，直至撤销教师资格。
在规范校外培训行为上，“双减”政策要求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类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线上培训结束时间不晚于21点等。全方位的堵漏洞措施击碎了很多人最后一丝幻想，教培行业这次可能彻底凉凉。
“双减”政策的出台，终将改变潮水的方向。新政规范了学校和培训机构的行为后，家长们也要尽快调整心态、适应新政策，回归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