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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论一直以来都面临着循环论证的陷阱，所以早期的契约论者不仅将原初状态推到遥远的过去，而且还要借助许多超验的理论来避开它，然而当罗尔斯面对这个问题时，由于人类学的发展和超验理论的衰败，使他不能再通过传统的方式来躲开这一陷阱。为了使其正义理论不致因此而失效，罗尔斯实际上采用了诠释学循环的方法，使以前“坏的循环”变成了促进理论进一步深入的“好的循环”，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循环论证的陷阱，使正义理论有了一个较为可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