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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季的一天，我们兄妹四人在村子里的哥哥家聚了一次。之前，哥哥一直打电话叫我们去坐坐，他说：“县上已经整体规划村子了，我的庄廓在拆迁范围内，你们再不来，恐怕老庄廓里坐的机会永远没有啦！”
于是，我们十几个人选了一个周日，去了。
庭院里梨花泛白，暗香浮动；树下的菜畦里绿意盎然，韭菜、萝卜、小油菜们竞相探头沐浴暖暖春光；几只鸡无所事事地在菜畦边散步游荡，仿佛我们的造访丝毫没有引发它们的兴致……
我们拿出手机，对着梨花、房屋、菜畦，庭院角落里的背篼、花椒树、码得齐整的柴火，院中央的藤椅等一阵猛拍，然后围坐在梨树下拉起家常。我们说起已逝多年的父亲母亲，说起乡村美丽建设，说起村庄里的赌博和大龄青年比例的增加，但谁也始终没有扯起哥哥这座庭院将被拆除的话题——直到吃过午饭，几个大人支起麻将桌开始玩，孩子们个个在一旁专心致志地玩手机，再到夜色渐浓时我们把桌凳从庭院挪进房内。——大家都在有意回避这个话题。
那天，我们坐到很晚才从哥哥家出来。跨出大门的时候，我借着庭院灯光多回望了一眼院子。
我知道，不出数日，这一天我们兄妹及孩子们的眼神里、话语间、举止中散落在庭院里的欢声笑语，以及留恋、伤感、遗憾、无奈，甚至一缕恐惧和痛感，将随着哥哥庭院夷为平地而消失殆尽。这也意味着我们祖辈生活过的村庄从此不复存在——我捕捉和描写的那些麦草垛、犁铧、斑驳的土墙、枯井、马车以及村庄里的物事生灵，还有父亲、族人、村支书永红、爱折腾却始终没富裕起来的杨德才、整天赌博的孝生……它们或者他们，也将真正成为回忆仅存于我的文字里。
我曾多次假设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的出生地不在农村，而在大都市，我还能成为一个作家吗？如果没有对于村庄切肤的感受、爱和依恋，我还能写出这些作品吗？不能，永远不可能！
从1987年在《青海日报》“江河源”副刊发表第一篇农村题材的作品至今，我的所有作品中关于故乡、关于村庄的作品占很大比例。我感觉到我就是为书写我的村庄而生的。——尽管当初这意识没有强烈地凸显出来，没有完全支配我写作的动机。
后来，我敬仰的王文泸老师在一篇写给我散文集的序言末尾，诚恳指出“需要题材的拓展和艺术境界的突破”，一句切中要害，使我醍醐灌顶。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思考着这个问题，尝试寻找“拓展”“突破”的出口。因此，此后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没有写、也没有发表只言片语。我所考虑的是，如果真正要将文学梦做下去，那么，与其写写“小我”的小世界，不如干脆先搁笔，去读一些名家大师的作品，或者多去故乡走走。
两年一晃而过。这时，我慢慢发现，每次当我回乡时，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身边的一切都发生了细微变化，有的东西在渐行渐远，有的东西悄然逝去，多数曾经熟悉的人变得陌生而冷漠，仿佛连那些少不更事的小孩、那些悠闲的狗也对我这个生于此长于此的“村民”的回归，表示出极大的不耐烦——这使我非常困惑而伤心。这段日子里，我一边极力回忆追寻记忆中永远朴素和蔼的村庄影子，一边定格眼前鲜亮而呆板的村庄影像。我困顿于哪个才是我想要、乐于接受、愿意亲近的故乡。我曾经写下的村庄、村民和各种人事，还有什么意义？——这让我痛苦不已。
17年前，我在村庄亲历了三件事情，使我彻底明白并承认：其实，村庄发生日新月异的变迁，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改变的村庄并没有排斥疏远我，而是我自己在背离自己。第一件事情，从小的玩伴在河边地里搭了三间蔬菜温棚，他每天奔波于家和温棚之间，乐此不疲。一年下来，他可以从三间温棚收入近十万元。几年后，他盖了二层楼房，买了货车。每次我见他，他和他家人都乐呵呵的，看得出，他们在过着甜蜜幸福的生活。第二件事情，村庄修了一个小广场，安置了健身活动器材，每天村庄的大人小孩都结集于此健身寒暄，好不热闹。第三件事情是，村外黄河上贯通了一条大桥。开通剪彩那天，村里男女老少都早早赶去放鞭炮、献红绸，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很显然，我是被他们感染了，进而我不得不考虑：他们如此热情高涨，一定是受惠于这个伟大时代，一定会信心满满地创造更加祥和的日子。于是，我很快就写出了由“永红的温棚”“村里的广场”“河对岸的柳树”三部分组成的散文《风过河岸》。其中，我极力反映了时代与个人的联系，以及个人建立在故乡与时代之间的生存意志。我受到了各方赞扬和肯定，这也促使我信心大增，并坚定了沿着这思路走下去的决心。也可以说，从这时候，我的写作开始转向更多地将笔触深入到“我”与故乡深厚的牢不可破的关系中，由此探寻“我”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的精神故乡，还有村民们通过日常生活来诠释对于历史和时代人文肌理和谐共处的看法。这种探寻和书写，在我后期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得以呈现。
如此说来，我似乎找到了自己创作方位和故乡的契合点。正如评论家马钧老师所言：“朱立新的散文写作从开笔之始直到现在，最有分量的笔墨一直盘桓在故乡……他为此采取了一种极其务实而又本分的、完全农民气质的写作策略：自觉缩小写作视野，以便下茬聚焦于故乡的水土和物事，使其日趋清晰、丰富、深刻，这是朱立新散文写作的机枢所在。”我写村庄里各色人，写他们用坚韧和艰辛改变村庄面貌的故事，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人创造历史，但是，人永远小于或低于历史。如果抛开时代和历史背景，每个人的思想、经历、生活方式等在某种程度上是并无差异的，正是有了时代和历史各异的背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才显得如此色彩斑斓、神形各异。作为文学特质和功能，我们不但要写人，更要反映个体与时代、历史的隐秘关系，在作品中抠出个体经验与历史的复杂而牢靠的照应——这是我所理想的作品。
“拓展”和“突破”是每一个作家永无止境的探求之路，对我这样一个毫无文学功底、阅读面窄、拙思考、懒惰之人而言，更是如此。在这里，我还是想重复曾经说过的话：我不知道自己在写作的道路上还能走多远，但我知道在今后的生活中還得漫游于通往乡村的道路上，尽管村庄消失，故乡不再，但我愿意用笔唤醒关于村庄的一切物事。马钧老师已经为我把脉进而开出大致良方了：“……可以说这诸多有待展开、有待书写的课题和乡村的皱褶，是朱立新继续写作的广阔空间。这意味着，他自限视野的书写，还必须调整视角，以便将那些掩映起来的图景从隐而不彰变得鲜明突出起来，以便发现那些从未书写的连片的领域。”
——我渴望明天就带着这个良方回到乡村去。
于是，我们十几个人选了一个周日，去了。
庭院里梨花泛白，暗香浮动；树下的菜畦里绿意盎然，韭菜、萝卜、小油菜们竞相探头沐浴暖暖春光；几只鸡无所事事地在菜畦边散步游荡，仿佛我们的造访丝毫没有引发它们的兴致……
我们拿出手机，对着梨花、房屋、菜畦，庭院角落里的背篼、花椒树、码得齐整的柴火，院中央的藤椅等一阵猛拍，然后围坐在梨树下拉起家常。我们说起已逝多年的父亲母亲，说起乡村美丽建设，说起村庄里的赌博和大龄青年比例的增加，但谁也始终没有扯起哥哥这座庭院将被拆除的话题——直到吃过午饭，几个大人支起麻将桌开始玩，孩子们个个在一旁专心致志地玩手机，再到夜色渐浓时我们把桌凳从庭院挪进房内。——大家都在有意回避这个话题。
那天，我们坐到很晚才从哥哥家出来。跨出大门的时候，我借着庭院灯光多回望了一眼院子。
我知道，不出数日，这一天我们兄妹及孩子们的眼神里、话语间、举止中散落在庭院里的欢声笑语，以及留恋、伤感、遗憾、无奈，甚至一缕恐惧和痛感，将随着哥哥庭院夷为平地而消失殆尽。这也意味着我们祖辈生活过的村庄从此不复存在——我捕捉和描写的那些麦草垛、犁铧、斑驳的土墙、枯井、马车以及村庄里的物事生灵，还有父亲、族人、村支书永红、爱折腾却始终没富裕起来的杨德才、整天赌博的孝生……它们或者他们，也将真正成为回忆仅存于我的文字里。
我曾多次假设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的出生地不在农村，而在大都市，我还能成为一个作家吗？如果没有对于村庄切肤的感受、爱和依恋，我还能写出这些作品吗？不能，永远不可能！
从1987年在《青海日报》“江河源”副刊发表第一篇农村题材的作品至今，我的所有作品中关于故乡、关于村庄的作品占很大比例。我感觉到我就是为书写我的村庄而生的。——尽管当初这意识没有强烈地凸显出来，没有完全支配我写作的动机。
后来，我敬仰的王文泸老师在一篇写给我散文集的序言末尾，诚恳指出“需要题材的拓展和艺术境界的突破”，一句切中要害，使我醍醐灌顶。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思考着这个问题，尝试寻找“拓展”“突破”的出口。因此，此后一段时间里，我几乎没有写、也没有发表只言片语。我所考虑的是，如果真正要将文学梦做下去，那么，与其写写“小我”的小世界，不如干脆先搁笔，去读一些名家大师的作品，或者多去故乡走走。
两年一晃而过。这时，我慢慢发现，每次当我回乡时，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身边的一切都发生了细微变化，有的东西在渐行渐远，有的东西悄然逝去，多数曾经熟悉的人变得陌生而冷漠，仿佛连那些少不更事的小孩、那些悠闲的狗也对我这个生于此长于此的“村民”的回归，表示出极大的不耐烦——这使我非常困惑而伤心。这段日子里，我一边极力回忆追寻记忆中永远朴素和蔼的村庄影子，一边定格眼前鲜亮而呆板的村庄影像。我困顿于哪个才是我想要、乐于接受、愿意亲近的故乡。我曾经写下的村庄、村民和各种人事，还有什么意义？——这让我痛苦不已。
17年前，我在村庄亲历了三件事情，使我彻底明白并承认：其实，村庄发生日新月异的变迁，是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产物，改变的村庄并没有排斥疏远我，而是我自己在背离自己。第一件事情，从小的玩伴在河边地里搭了三间蔬菜温棚，他每天奔波于家和温棚之间，乐此不疲。一年下来，他可以从三间温棚收入近十万元。几年后，他盖了二层楼房，买了货车。每次我见他，他和他家人都乐呵呵的，看得出，他们在过着甜蜜幸福的生活。第二件事情，村庄修了一个小广场，安置了健身活动器材，每天村庄的大人小孩都结集于此健身寒暄，好不热闹。第三件事情是，村外黄河上贯通了一条大桥。开通剪彩那天，村里男女老少都早早赶去放鞭炮、献红绸，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很显然，我是被他们感染了，进而我不得不考虑：他们如此热情高涨，一定是受惠于这个伟大时代，一定会信心满满地创造更加祥和的日子。于是，我很快就写出了由“永红的温棚”“村里的广场”“河对岸的柳树”三部分组成的散文《风过河岸》。其中，我极力反映了时代与个人的联系，以及个人建立在故乡与时代之间的生存意志。我受到了各方赞扬和肯定，这也促使我信心大增，并坚定了沿着这思路走下去的决心。也可以说，从这时候，我的写作开始转向更多地将笔触深入到“我”与故乡深厚的牢不可破的关系中，由此探寻“我”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的精神故乡，还有村民们通过日常生活来诠释对于历史和时代人文肌理和谐共处的看法。这种探寻和书写，在我后期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得以呈现。
如此说来，我似乎找到了自己创作方位和故乡的契合点。正如评论家马钧老师所言：“朱立新的散文写作从开笔之始直到现在，最有分量的笔墨一直盘桓在故乡……他为此采取了一种极其务实而又本分的、完全农民气质的写作策略：自觉缩小写作视野，以便下茬聚焦于故乡的水土和物事，使其日趋清晰、丰富、深刻，这是朱立新散文写作的机枢所在。”我写村庄里各色人，写他们用坚韧和艰辛改变村庄面貌的故事，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人创造历史，但是，人永远小于或低于历史。如果抛开时代和历史背景，每个人的思想、经历、生活方式等在某种程度上是并无差异的，正是有了时代和历史各异的背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才显得如此色彩斑斓、神形各异。作为文学特质和功能，我们不但要写人，更要反映个体与时代、历史的隐秘关系，在作品中抠出个体经验与历史的复杂而牢靠的照应——这是我所理想的作品。
“拓展”和“突破”是每一个作家永无止境的探求之路，对我这样一个毫无文学功底、阅读面窄、拙思考、懒惰之人而言，更是如此。在这里，我还是想重复曾经说过的话：我不知道自己在写作的道路上还能走多远，但我知道在今后的生活中還得漫游于通往乡村的道路上，尽管村庄消失，故乡不再，但我愿意用笔唤醒关于村庄的一切物事。马钧老师已经为我把脉进而开出大致良方了：“……可以说这诸多有待展开、有待书写的课题和乡村的皱褶，是朱立新继续写作的广阔空间。这意味着，他自限视野的书写，还必须调整视角，以便将那些掩映起来的图景从隐而不彰变得鲜明突出起来，以便发现那些从未书写的连片的领域。”
——我渴望明天就带着这个良方回到乡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