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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后什么现代
近半年来，做学问和不做学问的旧友新朋见到我，每少不了用“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来填充话题，而且是当作一个十分过瘾的话题见面伊始就狠狠地说。不光是在北京，恰好我有运气东南西北转了一圈，外省的人也用这个话题来跟我沟通(也有专为此话题来信的)。这些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叹服热心于《读书》的读者竟如此之多，分布如此之广；第二个感觉是，那些游戏般的愉悦话语漫溢着反讽的狡黠快意。正是后一种感觉告诉我，登在《读书》一九九二年第四期上的这篇文章深深地开罪了不少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家们——的确，有批评说：那厮把严肃的学问调侃得一蹋糊涂。
言重啦。其实不难看出，那篇文章不过想建议把“后现代主义”作为范畴来对待，离开这一点去计较话语的些许碰撞，也太“那个”了点儿。
不过的确，误我责我、奇我吹我，皆合情合理，因为那一次我没有很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要把这个主义作为范畴来对待，更没有谈到被做成的范畴指什么、什么在支撑着我们中国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关注热情、以及可以用主义来标识的中国现状究竟如何、将能如何等等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牵出了再来谈“后什么现代”的由头，而不仅仅是满足朋友们对“下回分解”的期待兴趣。
如果我要讲的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事情，而且是今日中国的事情，它就宣示了一个要求：为输入的洋词儿另起一个中国名字，尽管我很担心这种重新命名会在作为通用代码进入话语时遭到失败。
将后现代主义作为范畴，其必要性在洋人那里就已是明示了的。学问上的历史回顾这里还是免去的好，只挑出几个关键人物来说一下同一话语的判断歧义。
在使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现存文化现象的标识方面，哈桑的议论被认为是重捶定音的。接下来，哈贝马斯和列奥塔针尖对麦芒了。哈贝马斯尽管不否认世道在变，但却坚持说后现代主义破坏了人类理性的至尊，提出用“交流理性”来制止后现代主义的颓风。列奥塔不以为然，反讥哈贝马斯在搞新的专制。列奥塔标举现代主义的进步态势，说后现代主义正是现代主义的“初期状态”，如若不搞后现代主义，观念的懒惰会使社会僵化起来。杰姆逊于是出来打圆场，说后现代主义是存在着的，而且是历史性的。比如现实主义是市场资本主义时期的东西，现代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东西，后现代主义是晚期多国资本主义时期的东西，而这种历史变化，表明着人自身性质的变化。然后杰姆逊列出一些特征来让人明白他说的后现代主义是什么东西。
确实，大多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者都少不了要摆一下他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明细表。如果这些特征在话语操作中具有代码的普适性，那就说明人们已经在范畴的意义上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词了。然而，范畴的真实内容都是特定的，所以在不同的人那里才会得出不同的价值判断来。如此说来，要求人们在范畴意义上使用后现代主义不仅不过份，而且对后现代主义的言说的真实含义从来就是在把这个主义作为范畴来对待的前提下才成立的。
如果我对这种代码运用的莫衷一是给出范畴的定义，教授们一定会说：你算老几，轮着此等权威么！但是，为了在言说中国的事情时不致于跟着洋人瞎起哄(不是调侃！)，我必得假充老大来说我对后现代主义的范畴表述：以一种无所谓的世故态度来承担现代化文明带来的各种危机。
假充老大当然也就不敢保票对上述后现代主义态度的范畴表述绝对准确，然而这种态度是针对洋人而言的，却是明白无误的。那么，一个显然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中国人要谈洋人的后现代主义干什么？
这个追问是大有讲头的。如果教授们并在学院里把后现代主义当成学问来讲授，那不过就是一种知识的传授和扩散；如果人们用后现代主义来标识和指称中国的文化现实，那么是不是说中国也出现了和洋人那里一样的情况，以致于非用洋人的话语来言说不可了呢？
对于后一个“如果”有两种回答。一个是说中国还没有达到现代化，遑说什么后现代了，这个主义只是洋人的事。这种说法误解了马克思关于存在决定意识、以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好象穷国没有达到富国的物质水平就不会有它们的精神东西。且不说观念的相对独立(既可以超前，也可以滞后)，也不说改革开放已使中国人看到了许多新鲜的洋玩意儿，就只说以洋人来定位言谈后现代主义的人自己罢，他们不已经身在穷国议论富国传来的事情了吗？以为自己家穷，只敢嘴上说说富人家的鸡鸭鱼肉以图解馋，这真是活该的穷酸命。
另一个说法认为中国也有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了，而且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只不过为了使用方便，才沿用了洋人现成的话语。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大凡知识，必有可以共识的代码，否则怎么说话呢？平心而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就其具有实际作用的方面来讲，充满了从洋人那里输来的名词儿。正是这种历史和现实的规定，加上开放时期对新鲜事物的渴求兴趣，支撑了中国人言说洋人名词的不衰热情。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我们只能说毛泽东思想发展和丰富了它，或者说“中国特色”的什么东西，却很少去另造一个中国词作为共识代码。不论是个人想当国际学者，还是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沟通，或者是中国人把握自家的事情，使用大家已具有共识的代码是最方便的办法，本无所谓它出于何处。这一方面巩固着对代码的范畴要求，另一方面也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为后现代主义重新起中国名字的不可能。
然而重新命名的要求还是有根据的。现在，中、外学者都有人指出，后现代主义这个词具有文化殖民主义的压迫意味，因为它本来就是指发达国家的一些情况，却偏偏辐射移溢到发展中国家去要人家接受。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教授们自认自己的穷酸命，哪怕仅仅接过这个词作为共识代码，也就都是程度不同地承认了继续文化殖民的合理性。
重新命名的根本依据，其实还在于马克思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的仍然有效。即使舍去后现代主义重新命名的形式，对变化了的内容做认真清理仍然是必要的，而不是狭隘地为了开释被人殖民的忿懑心态。
当我们在观念上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时候，它们各自得以成立的唯一根据只能是马克思本人的论述。否则，各家把变化的情况重编一些理论来说自己仍是本来的那个主义，那么，不同主义的区别就是任意而不确定的了——尽管这样做是明智的、甚至已成事实。然而实际情况恰恰是，符合马克思经典表述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今天的世界上几乎都不存在，或不再起主导作用。科技手段的发达和互利共荣的需要，使各贫富不等的民族国家在社会结构的调整方面趋向于寻求共同的话语。这样，完全可能的情况是，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后现代主义，或者说，某些国家可以有它们自己的什么代码，可以在后现代这个代码的同等主义层次上进行沟通和言说。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进程，所谓“发达”和“发展中”不过是指世界现代化结构中不同部分的文明程度。各路学者，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或国际的，往往不了解，在这个结构中，中国人既可以了解和感受到洋人的后现代主义，也可以把洋人的观念做成中国的东西，更可以说是以自己的现实内容和习惯方式参与了后现代的文化与文明组构。按照贝尔的说法，各种“后”什么其实都是后工业文明的产物和伴随现象，而他认为后工业指的就是第三产业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的大大增加。比如，发达国家中的第三产业，在社会总产值的构成和就业总人数中都超过了一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突出成果和显在趋势，恰恰也就是第三产业的比例在迅速增大，尤其是过去没有、甚至没能意识到的一些第三产业部门正在被开发出来。这一变化所带来的整个生产经营观念和方式的变化，正是后现代性质的。如果还要说中国穷，那么可以打一个比方：穷人和富人同开游戏场，穷人仅仅是游戏机器数量比富人少，在游戏规则和质量上却可以是一样的。
近半年来，做学问和不做学问的旧友新朋见到我，每少不了用“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来填充话题，而且是当作一个十分过瘾的话题见面伊始就狠狠地说。不光是在北京，恰好我有运气东南西北转了一圈，外省的人也用这个话题来跟我沟通(也有专为此话题来信的)。这些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叹服热心于《读书》的读者竟如此之多，分布如此之广；第二个感觉是，那些游戏般的愉悦话语漫溢着反讽的狡黠快意。正是后一种感觉告诉我，登在《读书》一九九二年第四期上的这篇文章深深地开罪了不少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家们——的确，有批评说：那厮把严肃的学问调侃得一蹋糊涂。
言重啦。其实不难看出，那篇文章不过想建议把“后现代主义”作为范畴来对待，离开这一点去计较话语的些许碰撞，也太“那个”了点儿。
不过的确，误我责我、奇我吹我，皆合情合理，因为那一次我没有很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要把这个主义作为范畴来对待，更没有谈到被做成的范畴指什么、什么在支撑着我们中国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关注热情、以及可以用主义来标识的中国现状究竟如何、将能如何等等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牵出了再来谈“后什么现代”的由头，而不仅仅是满足朋友们对“下回分解”的期待兴趣。
如果我要讲的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事情，而且是今日中国的事情，它就宣示了一个要求：为输入的洋词儿另起一个中国名字，尽管我很担心这种重新命名会在作为通用代码进入话语时遭到失败。
将后现代主义作为范畴，其必要性在洋人那里就已是明示了的。学问上的历史回顾这里还是免去的好，只挑出几个关键人物来说一下同一话语的判断歧义。
在使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现存文化现象的标识方面，哈桑的议论被认为是重捶定音的。接下来，哈贝马斯和列奥塔针尖对麦芒了。哈贝马斯尽管不否认世道在变，但却坚持说后现代主义破坏了人类理性的至尊，提出用“交流理性”来制止后现代主义的颓风。列奥塔不以为然，反讥哈贝马斯在搞新的专制。列奥塔标举现代主义的进步态势，说后现代主义正是现代主义的“初期状态”，如若不搞后现代主义，观念的懒惰会使社会僵化起来。杰姆逊于是出来打圆场，说后现代主义是存在着的，而且是历史性的。比如现实主义是市场资本主义时期的东西，现代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东西，后现代主义是晚期多国资本主义时期的东西，而这种历史变化，表明着人自身性质的变化。然后杰姆逊列出一些特征来让人明白他说的后现代主义是什么东西。
确实，大多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者都少不了要摆一下他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明细表。如果这些特征在话语操作中具有代码的普适性，那就说明人们已经在范畴的意义上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词了。然而，范畴的真实内容都是特定的，所以在不同的人那里才会得出不同的价值判断来。如此说来，要求人们在范畴意义上使用后现代主义不仅不过份，而且对后现代主义的言说的真实含义从来就是在把这个主义作为范畴来对待的前提下才成立的。
如果我对这种代码运用的莫衷一是给出范畴的定义，教授们一定会说：你算老几，轮着此等权威么！但是，为了在言说中国的事情时不致于跟着洋人瞎起哄(不是调侃！)，我必得假充老大来说我对后现代主义的范畴表述：以一种无所谓的世故态度来承担现代化文明带来的各种危机。
假充老大当然也就不敢保票对上述后现代主义态度的范畴表述绝对准确，然而这种态度是针对洋人而言的，却是明白无误的。那么，一个显然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中国人要谈洋人的后现代主义干什么？
这个追问是大有讲头的。如果教授们并在学院里把后现代主义当成学问来讲授，那不过就是一种知识的传授和扩散；如果人们用后现代主义来标识和指称中国的文化现实，那么是不是说中国也出现了和洋人那里一样的情况，以致于非用洋人的话语来言说不可了呢？
对于后一个“如果”有两种回答。一个是说中国还没有达到现代化，遑说什么后现代了，这个主义只是洋人的事。这种说法误解了马克思关于存在决定意识、以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好象穷国没有达到富国的物质水平就不会有它们的精神东西。且不说观念的相对独立(既可以超前，也可以滞后)，也不说改革开放已使中国人看到了许多新鲜的洋玩意儿，就只说以洋人来定位言谈后现代主义的人自己罢，他们不已经身在穷国议论富国传来的事情了吗？以为自己家穷，只敢嘴上说说富人家的鸡鸭鱼肉以图解馋，这真是活该的穷酸命。
另一个说法认为中国也有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了，而且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只不过为了使用方便，才沿用了洋人现成的话语。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大凡知识，必有可以共识的代码，否则怎么说话呢？平心而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就其具有实际作用的方面来讲，充满了从洋人那里输来的名词儿。正是这种历史和现实的规定，加上开放时期对新鲜事物的渴求兴趣，支撑了中国人言说洋人名词的不衰热情。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我们只能说毛泽东思想发展和丰富了它，或者说“中国特色”的什么东西，却很少去另造一个中国词作为共识代码。不论是个人想当国际学者，还是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沟通，或者是中国人把握自家的事情，使用大家已具有共识的代码是最方便的办法，本无所谓它出于何处。这一方面巩固着对代码的范畴要求，另一方面也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为后现代主义重新起中国名字的不可能。
然而重新命名的要求还是有根据的。现在，中、外学者都有人指出，后现代主义这个词具有文化殖民主义的压迫意味，因为它本来就是指发达国家的一些情况，却偏偏辐射移溢到发展中国家去要人家接受。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教授们自认自己的穷酸命，哪怕仅仅接过这个词作为共识代码，也就都是程度不同地承认了继续文化殖民的合理性。
重新命名的根本依据，其实还在于马克思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的仍然有效。即使舍去后现代主义重新命名的形式，对变化了的内容做认真清理仍然是必要的，而不是狭隘地为了开释被人殖民的忿懑心态。
当我们在观念上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时候，它们各自得以成立的唯一根据只能是马克思本人的论述。否则，各家把变化的情况重编一些理论来说自己仍是本来的那个主义，那么，不同主义的区别就是任意而不确定的了——尽管这样做是明智的、甚至已成事实。然而实际情况恰恰是，符合马克思经典表述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今天的世界上几乎都不存在，或不再起主导作用。科技手段的发达和互利共荣的需要，使各贫富不等的民族国家在社会结构的调整方面趋向于寻求共同的话语。这样，完全可能的情况是，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后现代主义，或者说，某些国家可以有它们自己的什么代码，可以在后现代这个代码的同等主义层次上进行沟通和言说。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进程，所谓“发达”和“发展中”不过是指世界现代化结构中不同部分的文明程度。各路学者，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或国际的，往往不了解，在这个结构中，中国人既可以了解和感受到洋人的后现代主义，也可以把洋人的观念做成中国的东西，更可以说是以自己的现实内容和习惯方式参与了后现代的文化与文明组构。按照贝尔的说法，各种“后”什么其实都是后工业文明的产物和伴随现象，而他认为后工业指的就是第三产业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的大大增加。比如，发达国家中的第三产业，在社会总产值的构成和就业总人数中都超过了一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突出成果和显在趋势，恰恰也就是第三产业的比例在迅速增大，尤其是过去没有、甚至没能意识到的一些第三产业部门正在被开发出来。这一变化所带来的整个生产经营观念和方式的变化，正是后现代性质的。如果还要说中国穷，那么可以打一个比方：穷人和富人同开游戏场，穷人仅仅是游戏机器数量比富人少，在游戏规则和质量上却可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