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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史记》开始，正史中就出现了有关哈萨克族的记载，但这些记载都是关于哈萨克族的族源或组成其民族的部族，《清史稿》中才出现明确的有关哈萨克族的记载。这些记载为我们研究哈萨克族的历史问题提供了珍贵史料。据此，我们还可以研究古代史家的民族观等问题。
[关键词]哈萨克族；正史；民族历史
[中图分类号]K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6—0035—02
哈萨克族是我国重要的跨境民族，历史悠久。在历代中原王朝的史籍和文人学士的游记中均有记载。这些记载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哈萨克族的族源、民族形成和发展进程等历史问题，同时，还可从这些典籍中分析古代史家的民族观、记载存在的史料价值等史学问题。
一
关于哈萨克族的文字记载在我国正史《清史稿》中才明确出现，在这之前，正史中有关记载均是哈萨克的族源或部族。关于哈萨克族的族源问题，已有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这里就不再赘述。哈萨克族的族源民族与部落，在很多古代史籍中都有出现，洪涛在其《十三史哈萨克族资料简编》①已经进行了整理，但因为有关资料繁复，不能够做到完全的准确无误，笔者重新进行了整理，为了行文方便，现将正史中出现的哈萨克族族源民族列表如下。
二
通过整理史书我们发现，史书中关于哈萨克族族源乌孙的记载在汉朝史书中尤多。内容方面，除了乌孙的地理环境、风俗介绍，主要集中于乌孙与当时政权的关系。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公元前119年，为了能够“共距匈奴”，张骞出使西域时向乌孙提出了结盟的要求。乌孙则遣使入汉。东汉时，乌孙侍子经常到京都洛阳。在《后汉书·班超传》中则提到班超经营西域时，曾遣李邑赐乌孙使者“大小昆弥以下锦帛”。三国时，乌孙与曹魏政权保持隶属关系。北魏建立后，曾派董琬、高明出使西域，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魏赐，遣使入魏。辽朝建立后，乌孙同辽又建立了隶属关系。各朝史书还注重乌孙的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史记》、《汉书》均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乌孙作为一个行国，畜牧业的发达，以及农业、手工业的缓慢发展情况。
正史中对康居的记载也较为详细，对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均有涉及。当然，史书记载的重心还是康居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除此之外，对康居的统治结构、官制律法均有记载。史书中还有大量关于康居文化方面的记载。例如《魏书·西域传》中说，康居“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诸国皆助祭”。可以看到康居在魏时期流行祖先崇拜，同时可知康居在诸国中国力甚强。《元史》中关于康居的记载甚详，这一时期，康居已经成为了哈萨克族的一个主体部落，在元朝统治之下，康居部落出现了很多的有识之士，助推了元朝社会的发展。
各朝正史中对塞种和月氏的记载甚少，根据《汉书》记载，我们可知塞人的分布以及社会制度等问题。根据正史记载则可知月氏与大夏、贵霜帝国、突厥的关系。在《史记》与《汉书》中都有匈奴列传，记载甚详。根据这些列传，可知匈奴与当时强盛的乌孙、康居的关系。在《魏书·西域传》中，记载了匈奴人所建的悦般国，其地在乌孙故地，后来悦般国快速消亡，我们可以以此推断哈萨克族与匈奴的关系。
在突厥统治时期，可萨、咄陆、弩失毕等部落均是组成哈萨克族的主体部落，根据史书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哈萨克族形成的脉络。
三
《清史稿》中明确出现了“哈萨克”这一族名。《清史稿》详细记述了整个清朝时期哈萨克的地理位置、与清朝的各种往来及其与周边地区的战争交流等问题。乾隆时期，“命达勒党阿由西路、哈达哈由北路进征哈萨克，以哈宁阿、鄂实为参赞大臣”，“富德奏，败哈萨克于塞伯苏台”。②经过一系列的征战，清政府取得了胜利，于是“哈萨克汗阿布赉遣使入贡”，“哈萨克霍集伯尔根等降”。③以后诸卷均有大量记载哈萨克族觐见之处。同治时期，俄国宣称哈萨克为其领土，因此引起了一系列关于领土的事端，《清史稿》中记载得十分详细，④“命刘蓉节制毛震寿、李云麟各军。调乌鲁木齐、阿克苏兵助伊犁军御俄”，“允哈萨克绰坦承袭汗爵”，“安置哈萨克众於斋桑淖尔东南”。
《清史稿》卷137的《边防志》中还介绍了哈萨克族的地理、人口、边防以及与中原的贸易往来情况。“自同治七年裁撤科布多境内卡伦以后，各项哈萨克人赴界强据。”“光绪初年，乃於乌克克等处……一千数百里之要隘，与俄罗斯接壤者，均设卡伦……”在此卷中，详细地介绍了清政府对哈萨克的布防以及官员的设定情况。同时，《清史稿》中记载了哈萨克族与汉族的贸易往来。例如，乾隆时期，哈萨克族与中原王朝贸易频繁，主要贸易项目是马匹的买卖。⑤“（乾隆）二十五年，敕乌鲁木齐市易哈萨克马百三十余匹归巴里坤。旋以五吉等言，选哈萨克所易马拨往巴里坤，遂停购买。阿桂言伊犁易来哈萨克马渐成大群，敕书嘉予。”“（乾隆）三十二年，以伊犁易哈萨克马累积至多，择巴里坤善地牧放。寻乌里雅苏台马缺，亦以哈萨克马换易之。”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哈萨克族在清朝时期与中原王朝来往密切，既有战争又有朝觐，到后期还出现了互市。
四
通过以上对正史中有关哈萨克族史料的整理，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问题：第一，古代史书中关于哈萨克族的记载有着巨大的史料价值。对哈萨克族族源的考证，大多是依赖正史中的相关记载，近些年，我国学者虽然在系谱、语言、考古等方面对哈萨克族族源进行了考证，但是最为重要的论据还是存在于正史中。同时，也要看到将正史中有关哈萨克族的记载作为史料应用的问题。大多史书的资料都十分零落，难以整理，加之少数民族的族名、人名、地名均为音译，这就导致错漏频生，加大了运用史料的难度。还应注意到，正史是在实录国史等基础上修撰的，有些史料并不是原始史料。《清史稿》中对哈萨克族的记载颇丰，但这些记载来源主要是《清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等书。第二，通过对正史中有关哈萨克资料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从司马迁《史记》开始，史籍的编著者们就十分注意记载中原王朝附近的少数民族。对哈萨克族的记载，可以说历代史书均有，这些记载中，不仅仅记载其与中原王朝的交流，还包括了民族本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都反映了古代史学家对各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视。
[关键词]哈萨克族；正史；民族历史
[中图分类号]K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6—0035—02
哈萨克族是我国重要的跨境民族，历史悠久。在历代中原王朝的史籍和文人学士的游记中均有记载。这些记载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哈萨克族的族源、民族形成和发展进程等历史问题，同时，还可从这些典籍中分析古代史家的民族观、记载存在的史料价值等史学问题。
一
关于哈萨克族的文字记载在我国正史《清史稿》中才明确出现，在这之前，正史中有关记载均是哈萨克的族源或部族。关于哈萨克族的族源问题，已有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这里就不再赘述。哈萨克族的族源民族与部落，在很多古代史籍中都有出现，洪涛在其《十三史哈萨克族资料简编》①已经进行了整理，但因为有关资料繁复，不能够做到完全的准确无误，笔者重新进行了整理，为了行文方便，现将正史中出现的哈萨克族族源民族列表如下。
二
通过整理史书我们发现，史书中关于哈萨克族族源乌孙的记载在汉朝史书中尤多。内容方面，除了乌孙的地理环境、风俗介绍，主要集中于乌孙与当时政权的关系。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公元前119年，为了能够“共距匈奴”，张骞出使西域时向乌孙提出了结盟的要求。乌孙则遣使入汉。东汉时，乌孙侍子经常到京都洛阳。在《后汉书·班超传》中则提到班超经营西域时，曾遣李邑赐乌孙使者“大小昆弥以下锦帛”。三国时，乌孙与曹魏政权保持隶属关系。北魏建立后，曾派董琬、高明出使西域，北行至乌孙国，其王得魏赐，遣使入魏。辽朝建立后，乌孙同辽又建立了隶属关系。各朝史书还注重乌孙的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史记》、《汉书》均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乌孙作为一个行国，畜牧业的发达，以及农业、手工业的缓慢发展情况。
正史中对康居的记载也较为详细，对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均有涉及。当然，史书记载的重心还是康居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除此之外，对康居的统治结构、官制律法均有记载。史书中还有大量关于康居文化方面的记载。例如《魏书·西域传》中说，康居“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诸国皆助祭”。可以看到康居在魏时期流行祖先崇拜，同时可知康居在诸国中国力甚强。《元史》中关于康居的记载甚详，这一时期，康居已经成为了哈萨克族的一个主体部落，在元朝统治之下，康居部落出现了很多的有识之士，助推了元朝社会的发展。
各朝正史中对塞种和月氏的记载甚少，根据《汉书》记载，我们可知塞人的分布以及社会制度等问题。根据正史记载则可知月氏与大夏、贵霜帝国、突厥的关系。在《史记》与《汉书》中都有匈奴列传，记载甚详。根据这些列传，可知匈奴与当时强盛的乌孙、康居的关系。在《魏书·西域传》中，记载了匈奴人所建的悦般国，其地在乌孙故地，后来悦般国快速消亡，我们可以以此推断哈萨克族与匈奴的关系。
在突厥统治时期，可萨、咄陆、弩失毕等部落均是组成哈萨克族的主体部落，根据史书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哈萨克族形成的脉络。
三
《清史稿》中明确出现了“哈萨克”这一族名。《清史稿》详细记述了整个清朝时期哈萨克的地理位置、与清朝的各种往来及其与周边地区的战争交流等问题。乾隆时期，“命达勒党阿由西路、哈达哈由北路进征哈萨克，以哈宁阿、鄂实为参赞大臣”，“富德奏，败哈萨克于塞伯苏台”。②经过一系列的征战，清政府取得了胜利，于是“哈萨克汗阿布赉遣使入贡”，“哈萨克霍集伯尔根等降”。③以后诸卷均有大量记载哈萨克族觐见之处。同治时期，俄国宣称哈萨克为其领土，因此引起了一系列关于领土的事端，《清史稿》中记载得十分详细，④“命刘蓉节制毛震寿、李云麟各军。调乌鲁木齐、阿克苏兵助伊犁军御俄”，“允哈萨克绰坦承袭汗爵”，“安置哈萨克众於斋桑淖尔东南”。
《清史稿》卷137的《边防志》中还介绍了哈萨克族的地理、人口、边防以及与中原的贸易往来情况。“自同治七年裁撤科布多境内卡伦以后，各项哈萨克人赴界强据。”“光绪初年，乃於乌克克等处……一千数百里之要隘，与俄罗斯接壤者，均设卡伦……”在此卷中，详细地介绍了清政府对哈萨克的布防以及官员的设定情况。同时，《清史稿》中记载了哈萨克族与汉族的贸易往来。例如，乾隆时期，哈萨克族与中原王朝贸易频繁，主要贸易项目是马匹的买卖。⑤“（乾隆）二十五年，敕乌鲁木齐市易哈萨克马百三十余匹归巴里坤。旋以五吉等言，选哈萨克所易马拨往巴里坤，遂停购买。阿桂言伊犁易来哈萨克马渐成大群，敕书嘉予。”“（乾隆）三十二年，以伊犁易哈萨克马累积至多，择巴里坤善地牧放。寻乌里雅苏台马缺，亦以哈萨克马换易之。”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哈萨克族在清朝时期与中原王朝来往密切，既有战争又有朝觐，到后期还出现了互市。
四
通过以上对正史中有关哈萨克族史料的整理，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问题：第一，古代史书中关于哈萨克族的记载有着巨大的史料价值。对哈萨克族族源的考证，大多是依赖正史中的相关记载，近些年，我国学者虽然在系谱、语言、考古等方面对哈萨克族族源进行了考证，但是最为重要的论据还是存在于正史中。同时，也要看到将正史中有关哈萨克族的记载作为史料应用的问题。大多史书的资料都十分零落，难以整理，加之少数民族的族名、人名、地名均为音译，这就导致错漏频生，加大了运用史料的难度。还应注意到，正史是在实录国史等基础上修撰的，有些史料并不是原始史料。《清史稿》中对哈萨克族的记载颇丰，但这些记载来源主要是《清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等书。第二，通过对正史中有关哈萨克资料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从司马迁《史记》开始，史籍的编著者们就十分注意记载中原王朝附近的少数民族。对哈萨克族的记载，可以说历代史书均有，这些记载中，不仅仅记载其与中原王朝的交流，还包括了民族本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都反映了古代史学家对各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