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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指导创办《理论动态》
1977年3月的一天，中央党校的高音喇叭广播了这样一条新闻：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副主席兼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一时间，全党校的干部家属异常振奋，大家激动得在校园里游行，放声欢呼。
经党中央批准，从4月7日开始，副校长胡耀邦采取整风会议的形式，解决中央党校的“文革”遗留问题。沈宝祥作为文史教研室党支部选派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沈宝祥记得，胡耀邦让大家先放开讲，并让大家不要有顾虑，“他自己则认真地听。每天开半天会，会议开得十分热烈。这个会议其实也成了一个工作机构，除了开会外，还有中央党校复校开学的许多工作，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拿到会上讨论，一边讨论，一边分头去做”。
这个会议还跟沈宝祥开了一个政治“玩笑”。在揭发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时，有人提出：沈宝祥去《人民日报》参加过撰写吹捧张春桥的文章。原来，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党校的一个造反派头头来找沈宝祥说：“《人民日报》要写一篇‘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文章，要求中央党校去一个人参加撰写，我们决定让你去。”沈宝祥去后才知道是要写张春桥如何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沈宝祥对张春桥不感兴趣，但在当时情况下，不好表露出来，只好同《人民日报》的人一起，硬着头皮写。写出一个初稿，他就回到了中央党校。过了一段时间，造反派头头又来找沈宝祥说，《人民日报》要你继续去撰写这篇文章。沈宝祥对这个造反派头头说：“我对写张春桥这样的文章一点兴趣也没有。”造反派头头对他说：“上面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老沈，你去应付一下吧。”这样，沈宝祥又到了人民日报社，并不得不有所表示，他对《人民日报》的人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这篇文章个人的名字太多”。写作小组接受了沈宝祥的建议，把张春桥的名字画掉了许多。到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上边又来指示说，暂时不写了。沈宝祥又回到了党校。这件事情便从此作罢，这篇文章也没有出笼。
对于沈宝祥的这个“问题”，当时指派他去的造反派头头在会场上站起来为沈宝祥讲了公道话：“沈宝祥同志的态度是不愿去，是我们硬让他去写的。”与会者听了之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就是在这次整风会议上，胡耀邦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并提出，“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沈宝祥认为：“在我们党内，耀邦同志是拨乱反正的一位先行者。他的思路是：从思想理论问题入手进行全面拨乱反正。”
这年5月，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开了1个多月，胡耀邦深感思想理论上的混乱需要澄清，于是，他决定办一个刊物，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加以澄清。办刊物，就需要人手。他对秘书陈维仁（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说，你给我找几个同志来，我们人不要太多，找三四个人就行了。
据沈宝祥回忆：“这年6月6日上午，我们到耀邦同志办公室开会。参加者连陈维仁共5个人。耀邦同志对我们几个人说，咱们要办一个刊物，把混淆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线是非给纠正过来。”这个刊物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创办最早的限级别发行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胡耀邦为办《理论动态》这个刊物，组建了一个工作班子，称之为理论动态组。于是，沈宝祥成为胡耀邦组建的“理论动态组”最早的成员之一。
其实早在华东师大学习期间，大约是1959年秋季，作为校团委委员的沈宝祥就在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听过胡耀邦的报告。胡耀邦当时演讲的题目叫《断资产阶级之情，立无产阶级之志》，没有讲稿，但他却旁征博引，讲得十分生动。演讲整整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不时地被掌声打断。这是沈宝祥第一次见到胡耀邦，从此，他对胡耀邦十分敬佩。
沈宝祥没想到，18年后自己竟然在胡耀邦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回忆说：“理论动态组在机构编制上归属于校刊室，任命王聚武为理论动态组组长。那时我们几个人就叫‘理论动态组’，没有主编，耀邦同志是实际的主编。这个刊物的性质、名称、形式、5天1期、发行范围，都是他定的。他过几天就召集大家开会，大家在一起聊，气氛轻松，看看当前有什么紧要的问题，讨论中就形成了策划，从选题，写作，改稿，定稿，每一个环节耀邦都深入参与。”沈宝祥强调，胡耀邦不但出思想、出题目，而且每一篇文稿都由他审阅定稿。
1977年7月12日，胡耀邦在党校主持召开了一次理论座谈会。会上，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就如何理解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得到胡耀邦肯定。于是，胡耀邦要求吴江把发言整理一下，作为《理论动态》的第一期内容。
经过紧张的筹备，1977年7月15日，《理论动态》创刊了。沈宝祥的日记这一天是这样记的：“上午，发行第一期《理论动态》。下午，与吴振坤一起去胡耀邦同志处反映对第一期的意见。”
《理论动态》第一期刊登的文章是吴江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7月15日上午，沈宝祥等人就按胡耀邦定的名单发行，主要是发给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也发给中央党校有关同志。校内很快就有了比较强烈的反应。沈宝祥说：“耀邦同志听了我们反映的情况，很高兴。第一期《理论动态》印了300份，发出去之后，很快就不断有人通过各种方式来索要，因此就加印了300份，第一期实际是600份。”
“《‘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个题目，在当时令人感到震惊，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沈宝祥介绍说，在长达10年的“文革”期间，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奉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并且写进了党章。对这个理论的任何怀疑和不恭，都被视为大逆不道。当年，《理论动态》竟提出对这个理论要“探讨”，这绝非一件小事。从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来说，虽然还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对某些重要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内容很普通，也很不彻底，但在当时来说，讲这样的话，却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沈宝祥说，胡耀邦将这一期《理论动态》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基本上同意提出的问题。沈宝祥认为，这是我们党的高层对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最早酝酿。讲中国的拨乱反正史，应当提到这篇文章。
历史往往出现惊人的巧合。就在《理论动态》创刊的第二天，1977年7月16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议，并通过了《关于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在会议讲话中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同时指出，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沈宝祥说，《理论动态》的出版与会议的召开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只不过是偶然巧合，有些人在论著中对此大做文章，只是想当然而已。
在沈宝祥的记忆里，胡耀邦为办《理论动态》，可谓呕心沥血。在办刊过程中，胡耀邦同理论动态组同志一起为“无米下锅”而发愁，为赶写文稿而费心，为《理论动态》影响日增而由衷地高兴。沈宝祥记得，在1977年秋的一天，胡耀邦在他办公室同理论动态组同志闲聊时，动情地说：“我死后，你们要写上一笔，生前办过《理论动态》。”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理论动态》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制作了花圈，并写上：“《理论动态》的创办者、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组织者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同年4月30日出刊的第836期《理论动态》的首页也赫然印上这句话。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沈宝祥说：“我本来是学历史的，是胡耀邦同志把我引上了理论之路。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耀邦是位出色的前沿总指挥。”他对胡耀邦的品格和风范十分敬佩。他认为，胡耀邦是一个讲民主，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他平易近人，勤于治学，思想敏锐，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真相
要了解拨乱反正的起步，了解改革开放的发端，都必然要了解那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就拉开了大幕，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结束。沈宝祥说，胡耀邦是这场大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邓小平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而《理论动态》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最忠诚的先行者、拓荒者。
1977年10月初，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前夕，胡耀邦找沈寶祥去他的办公室，谈一篇文稿的修改问题。谈完之后，沈宝祥起身要走，胡耀邦突然说：“老沈，坐一下嘛！”沈宝祥就同胡耀邦一起坐在沙发上，这时胡耀邦说：“开学的事都准备好了，几个讲话稿都搞好了；叶帅的讲话稿叫他们几个搞的，不行，后来索性我自己亲自搞了一下。”他继续说，“我的讲话稿中讲了我们党的60岁左右，40岁左右，二三十岁左右的三代干部。”说完，他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一边踱步，一边背诵他讲话稿中的这一段。背完，胡耀邦突然转过头问：“怎么样？”沈宝祥回答：“很好！”
两三天后，即10月9日下午，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的开学典礼。这一天，中央党校呈现出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兼任校长的华国锋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先在礼堂前广场分别同学员和教工人员合影，然后进入礼堂。
华国锋讲话后，叶剑英在讲话中希望党校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沈宝祥解释说：“所谓‘三次路线斗争’是指：‘文革’开始首先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称之为第九次路线斗争；1970年、1971年反对陈伯达、林彪称之为第十次路线斗争；1976年粉碎‘四人帮’称之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实际上是党中央要求中央党校总结10年‘文革’，这是一项十分复杂、敏感而艰巨的政治任务。”
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对此项任务十分重视，又很慎重。他布置党史教研室和党建教研室合作，先搞出一个实施方案。然后，又召开中央党校党委会议进行讨论，那是1977年12月2日。在这个会议上，胡耀邦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要看实践，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沈宝祥回忆说，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在总结时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的话。
接着，胡耀邦让吴江牵头起草一个指导文件。该文件在“怎样进行研究”部分提出：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第二，应当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
1978年4月，中央党校组织全校800名学员利用10天时间进行学习讨论。这个学习讨论实际上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酝酿，也是彻底否定“文革”的开端。讨论中，学员对真理的标准也有不同的理解。依据800学员讨论的情况，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决定撰写文章，进一步阐述真理标准问题，题目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承担撰写任务。很快，孙长江写出了初稿。正在这时，光明日报社送来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文稿（胡福明投稿给《光明日报》时的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明日报》拟刊发时将标题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要求帮助“审改”。沈宝祥说，吴江布置孙长江将两个文稿捏在一起，但强调题目还是用原来的。沈宝祥说，尽管光明日报社的同志强调只是要求修改，但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是按照原定部署撰写和发表文章，而不是偶然地为光明日报社修改一篇文稿。
沈宝祥强调，《光明日报》时任总编辑杨西光将文稿送理论研究室时曾一再要求在《理论动态》先刊登，目的是想使之成为《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时，杨西光通过他的老战友、时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孟凡来办这件事，杨西光说：“要发，有政治风险。我们《光明日报》太小，承担不了，影响也比较小。你看，《理论动态》能不能给先发一下。我个人的水平有限，你是知道的，你们那里有吴江，秀才比较多，还有耀邦同志把关。这事你老孟帮助疏通疏通。”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上发表。第二天，这篇文章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随即，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新闻单位。5月12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好几家中央和地方的报纸全文转载。12日晚，《实》文的发表引起“两个凡是”的倡导者之一、“毛办”负责人的高度关注，当晚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责此文是“砍旗”，“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问题很大、很坏很坏”。
胡耀邦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于13日下午在家中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会上，首先由胡绩伟讲了那个电话的内容，然后进行议论，大家感到很意外，对那种无理指责很气愤，你一言、我一语地进行批驳。这可以说是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开始。胡耀邦既有些生气又有些激动地说，我怎么会反对他老人家（毛主席）呢！要从真理越辩越明谈起，阐明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他说，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这么一场大灾难，反面教训如此之深，在今后几十年，再重复这种灾难、倒退，人民通不过。这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要把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这个问题讲透一点。
紧接着，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在中宣部召开会议对《实》文做严重批判。由此，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沈宝祥说，在这场讨论的过程中，胡耀邦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多篇重要文章，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报纸公开发表，引导讨论深入发展。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拨乱反正中，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是“重型炮弹”。
7月22日下午，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约胡耀邦谈话。第二天下午，胡耀邦在他家中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传达。沈宝祥回忆道：“耀邦说，小平问我们的情况。接着他传达小平的话：哦！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看了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看来，耀邦是按小平的提问，讲了理论动态组的情况，然后才有小平对这个班子评价的话。邓小平说，这篇文章我不知道，听说有不同意见，就找来看了一下，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耀邦对我们说，邓副主席的这个话对我们是个鼓励。” 中央党校第一期高中级干部读书班学制半年，在1978年4月30日举行结业典礼。当《实》文在《理论动态》发表时，这一期学员已经结业离校了。中央党校第二期高中级干部班学员在同年6月30日举行开学大会（第一期理论宣传干部班学制为一年，还在继续学习）。沈宝祥回忆说，当时到中央黨校学习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对这场刚刚兴起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十分关心，不少同志要求介绍这场争论的背景，希望说明这场争论的意义，有些人反映出一种心有余悸的心理。“当时，中央党校领导决定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给学员开课，由吴江承担这个讲课任务。吴江做了认真准备，写了12000多字的讲稿，题为《关于当前的一场讨论》。 耀邦同志审阅了讲稿，并写了评语：‘总的来说，很好，很好。支持一切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做法。’批注了一些意见，请酌。耀邦的这段批语，既是对讲课稿的评价，也是表明他的立场和态度。”
沈宝祥的流水账式的日记1978年8月5日是这样记载的：“上午，听吴江讲课（给一、二部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沈宝祥说，这是中央党校第一次开课给学员讲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这次课，沈宝祥印象很深：这次课针对性强，说理透彻，学员听了这堂课后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这些内容也必然会很快传到全国各地。
在邓小平、罗瑞卿、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力支持下，讨论逐渐展开，到1978年的8月、9月、10月，一场顺应时代发展、反映党心民意的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在处于徘徊和迷茫之中的中国吹响了思想大解放的号角。这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真理标准问题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大讨论给予高度评价。这标志着这场大讨论取得了成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了是非。沈宝祥说，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单位，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问题决议》，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
沈宝祥在拨乱反正中参与《实》文的修改和编辑，并积极参加这一时期的大讨论，以求是、求实、求真的思想和文风撰写理论文章，有《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等30多篇文章作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的社论、特约评论员文章、评论员文章、观察家文章发表，且多数由新华社转发。沈宝祥说，其中有12篇文章是由胡耀邦亲自出题、审阅、修改定稿的。
中央党校历史上有两度辉煌。一是延安整风，是一次思想大解放，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二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留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其精神已经写进了党章，写进了思想路线。沈宝祥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实现了思想大解放，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将实践标准写进了党的思想路线），为实现历史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具有深远的意义。对此，我们大家都会有很深的感受。”
附注：沈宝祥，1932年出生于江苏武进县。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61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生班学习。1965年1月，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1977年6月起，在胡耀邦指导下参与筹办《理论动态》，后任理论动态组副组长、组长，《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主编。在拨乱反正中，撰写多篇有影响的文章。1999年3月，沈宝祥参与全国全党唯一一张专门讲学习的大报——《学习时报》的创办工作，担任筹备小组副组长。同年9月报纸正式创刊，沈宝祥担任《学习时报》高级顾问。
（责任编辑/齐 风）
1977年3月的一天，中央党校的高音喇叭广播了这样一条新闻：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汪东兴副主席兼任第一副校长，胡耀邦任副校长。一时间，全党校的干部家属异常振奋，大家激动得在校园里游行，放声欢呼。
经党中央批准，从4月7日开始，副校长胡耀邦采取整风会议的形式，解决中央党校的“文革”遗留问题。沈宝祥作为文史教研室党支部选派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沈宝祥记得，胡耀邦让大家先放开讲，并让大家不要有顾虑，“他自己则认真地听。每天开半天会，会议开得十分热烈。这个会议其实也成了一个工作机构，除了开会外，还有中央党校复校开学的许多工作，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拿到会上讨论，一边讨论，一边分头去做”。
这个会议还跟沈宝祥开了一个政治“玩笑”。在揭发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时，有人提出：沈宝祥去《人民日报》参加过撰写吹捧张春桥的文章。原来，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党校的一个造反派头头来找沈宝祥说：“《人民日报》要写一篇‘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文章，要求中央党校去一个人参加撰写，我们决定让你去。”沈宝祥去后才知道是要写张春桥如何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沈宝祥对张春桥不感兴趣，但在当时情况下，不好表露出来，只好同《人民日报》的人一起，硬着头皮写。写出一个初稿，他就回到了中央党校。过了一段时间，造反派头头又来找沈宝祥说，《人民日报》要你继续去撰写这篇文章。沈宝祥对这个造反派头头说：“我对写张春桥这样的文章一点兴趣也没有。”造反派头头对他说：“上面的命令，我们也没办法，老沈，你去应付一下吧。”这样，沈宝祥又到了人民日报社，并不得不有所表示，他对《人民日报》的人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这篇文章个人的名字太多”。写作小组接受了沈宝祥的建议，把张春桥的名字画掉了许多。到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上边又来指示说，暂时不写了。沈宝祥又回到了党校。这件事情便从此作罢，这篇文章也没有出笼。
对于沈宝祥的这个“问题”，当时指派他去的造反派头头在会场上站起来为沈宝祥讲了公道话：“沈宝祥同志的态度是不愿去，是我们硬让他去写的。”与会者听了之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就是在这次整风会议上，胡耀邦提出：“要把被林彪、‘四人帮’搞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并提出，“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沈宝祥认为：“在我们党内，耀邦同志是拨乱反正的一位先行者。他的思路是：从思想理论问题入手进行全面拨乱反正。”
这年5月，中央党校的整风会议开了1个多月，胡耀邦深感思想理论上的混乱需要澄清，于是，他决定办一个刊物，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加以澄清。办刊物，就需要人手。他对秘书陈维仁（后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说，你给我找几个同志来，我们人不要太多，找三四个人就行了。
据沈宝祥回忆：“这年6月6日上午，我们到耀邦同志办公室开会。参加者连陈维仁共5个人。耀邦同志对我们几个人说，咱们要办一个刊物，把混淆的思想是非、理論是非、路线是非给纠正过来。”这个刊物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创办最早的限级别发行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胡耀邦为办《理论动态》这个刊物，组建了一个工作班子，称之为理论动态组。于是，沈宝祥成为胡耀邦组建的“理论动态组”最早的成员之一。
其实早在华东师大学习期间，大约是1959年秋季，作为校团委委员的沈宝祥就在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听过胡耀邦的报告。胡耀邦当时演讲的题目叫《断资产阶级之情，立无产阶级之志》，没有讲稿，但他却旁征博引，讲得十分生动。演讲整整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不时地被掌声打断。这是沈宝祥第一次见到胡耀邦，从此，他对胡耀邦十分敬佩。
沈宝祥没想到，18年后自己竟然在胡耀邦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回忆说：“理论动态组在机构编制上归属于校刊室，任命王聚武为理论动态组组长。那时我们几个人就叫‘理论动态组’，没有主编，耀邦同志是实际的主编。这个刊物的性质、名称、形式、5天1期、发行范围，都是他定的。他过几天就召集大家开会，大家在一起聊，气氛轻松，看看当前有什么紧要的问题，讨论中就形成了策划，从选题，写作，改稿，定稿，每一个环节耀邦都深入参与。”沈宝祥强调，胡耀邦不但出思想、出题目，而且每一篇文稿都由他审阅定稿。
1977年7月12日，胡耀邦在党校主持召开了一次理论座谈会。会上，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就如何理解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得到胡耀邦肯定。于是，胡耀邦要求吴江把发言整理一下，作为《理论动态》的第一期内容。
经过紧张的筹备，1977年7月15日，《理论动态》创刊了。沈宝祥的日记这一天是这样记的：“上午，发行第一期《理论动态》。下午，与吴振坤一起去胡耀邦同志处反映对第一期的意见。”
《理论动态》第一期刊登的文章是吴江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7月15日上午，沈宝祥等人就按胡耀邦定的名单发行，主要是发给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也发给中央党校有关同志。校内很快就有了比较强烈的反应。沈宝祥说：“耀邦同志听了我们反映的情况，很高兴。第一期《理论动态》印了300份，发出去之后，很快就不断有人通过各种方式来索要，因此就加印了300份，第一期实际是600份。”
“《‘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这个题目，在当时令人感到震惊，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沈宝祥介绍说，在长达10年的“文革”期间，把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奉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并且写进了党章。对这个理论的任何怀疑和不恭，都被视为大逆不道。当年，《理论动态》竟提出对这个理论要“探讨”，这绝非一件小事。从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来说，虽然还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对某些重要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内容很普通，也很不彻底，但在当时来说，讲这样的话，却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沈宝祥说，胡耀邦将这一期《理论动态》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基本上同意提出的问题。沈宝祥认为，这是我们党的高层对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最早酝酿。讲中国的拨乱反正史，应当提到这篇文章。
历史往往出现惊人的巧合。就在《理论动态》创刊的第二天，1977年7月16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议，并通过了《关于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在会议讲话中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同时指出，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沈宝祥说，《理论动态》的出版与会议的召开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只不过是偶然巧合，有些人在论著中对此大做文章，只是想当然而已。
在沈宝祥的记忆里，胡耀邦为办《理论动态》，可谓呕心沥血。在办刊过程中，胡耀邦同理论动态组同志一起为“无米下锅”而发愁，为赶写文稿而费心，为《理论动态》影响日增而由衷地高兴。沈宝祥记得，在1977年秋的一天，胡耀邦在他办公室同理论动态组同志闲聊时，动情地说：“我死后，你们要写上一笔，生前办过《理论动态》。”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理论动态》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制作了花圈，并写上：“《理论动态》的创办者、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组织者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同年4月30日出刊的第836期《理论动态》的首页也赫然印上这句话。
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沈宝祥说：“我本来是学历史的，是胡耀邦同志把我引上了理论之路。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耀邦是位出色的前沿总指挥。”他对胡耀邦的品格和风范十分敬佩。他认为，胡耀邦是一个讲民主，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他平易近人，勤于治学，思想敏锐，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真相
要了解拨乱反正的起步，了解改革开放的发端，都必然要了解那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就拉开了大幕，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结束。沈宝祥说，胡耀邦是这场大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邓小平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高领导者，而《理论动态》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最忠诚的先行者、拓荒者。
1977年10月初，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前夕，胡耀邦找沈寶祥去他的办公室，谈一篇文稿的修改问题。谈完之后，沈宝祥起身要走，胡耀邦突然说：“老沈，坐一下嘛！”沈宝祥就同胡耀邦一起坐在沙发上，这时胡耀邦说：“开学的事都准备好了，几个讲话稿都搞好了；叶帅的讲话稿叫他们几个搞的，不行，后来索性我自己亲自搞了一下。”他继续说，“我的讲话稿中讲了我们党的60岁左右，40岁左右，二三十岁左右的三代干部。”说完，他忽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一边踱步，一边背诵他讲话稿中的这一段。背完，胡耀邦突然转过头问：“怎么样？”沈宝祥回答：“很好！”
两三天后，即10月9日下午，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复校的开学典礼。这一天，中央党校呈现出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兼任校长的华国锋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先在礼堂前广场分别同学员和教工人员合影，然后进入礼堂。
华国锋讲话后，叶剑英在讲话中希望党校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沈宝祥解释说：“所谓‘三次路线斗争’是指：‘文革’开始首先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称之为第九次路线斗争；1970年、1971年反对陈伯达、林彪称之为第十次路线斗争；1976年粉碎‘四人帮’称之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这实际上是党中央要求中央党校总结10年‘文革’，这是一项十分复杂、敏感而艰巨的政治任务。”
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对此项任务十分重视，又很慎重。他布置党史教研室和党建教研室合作，先搞出一个实施方案。然后，又召开中央党校党委会议进行讨论，那是1977年12月2日。在这个会议上，胡耀邦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要看实践，通过实践来检验分析。沈宝祥回忆说，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冯文彬在总结时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的话。
接着，胡耀邦让吴江牵头起草一个指导文件。该文件在“怎样进行研究”部分提出：第一，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第二，应当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
1978年4月，中央党校组织全校800名学员利用10天时间进行学习讨论。这个学习讨论实际上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酝酿，也是彻底否定“文革”的开端。讨论中，学员对真理的标准也有不同的理解。依据800学员讨论的情况，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决定撰写文章，进一步阐述真理标准问题，题目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承担撰写任务。很快，孙长江写出了初稿。正在这时，光明日报社送来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文稿（胡福明投稿给《光明日报》时的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明日报》拟刊发时将标题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要求帮助“审改”。沈宝祥说，吴江布置孙长江将两个文稿捏在一起，但强调题目还是用原来的。沈宝祥说，尽管光明日报社的同志强调只是要求修改，但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是按照原定部署撰写和发表文章，而不是偶然地为光明日报社修改一篇文稿。
沈宝祥强调，《光明日报》时任总编辑杨西光将文稿送理论研究室时曾一再要求在《理论动态》先刊登，目的是想使之成为《光明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时，杨西光通过他的老战友、时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孟凡来办这件事，杨西光说：“要发，有政治风险。我们《光明日报》太小，承担不了，影响也比较小。你看，《理论动态》能不能给先发一下。我个人的水平有限，你是知道的，你们那里有吴江，秀才比较多，还有耀邦同志把关。这事你老孟帮助疏通疏通。”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上发表。第二天，这篇文章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随即，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新闻单位。5月12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好几家中央和地方的报纸全文转载。12日晚，《实》文的发表引起“两个凡是”的倡导者之一、“毛办”负责人的高度关注，当晚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责此文是“砍旗”，“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问题很大、很坏很坏”。
胡耀邦知道了这个情况后，于13日下午在家中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会上，首先由胡绩伟讲了那个电话的内容，然后进行议论，大家感到很意外，对那种无理指责很气愤，你一言、我一语地进行批驳。这可以说是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开始。胡耀邦既有些生气又有些激动地说，我怎么会反对他老人家（毛主席）呢！要从真理越辩越明谈起，阐明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他说，我们的民族经历了这么一场大灾难，反面教训如此之深，在今后几十年，再重复这种灾难、倒退，人民通不过。这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要把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这个问题讲透一点。
紧接着，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在中宣部召开会议对《实》文做严重批判。由此，引发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沈宝祥说，在这场讨论的过程中，胡耀邦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多篇重要文章，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报纸公开发表，引导讨论深入发展。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拨乱反正中，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是“重型炮弹”。
7月22日下午，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约胡耀邦谈话。第二天下午，胡耀邦在他家中召开理论动态组会议传达。沈宝祥回忆道：“耀邦说，小平问我们的情况。接着他传达小平的话：哦！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看了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看来，耀邦是按小平的提问，讲了理论动态组的情况，然后才有小平对这个班子评价的话。邓小平说，这篇文章我不知道，听说有不同意见，就找来看了一下，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耀邦对我们说，邓副主席的这个话对我们是个鼓励。” 中央党校第一期高中级干部读书班学制半年，在1978年4月30日举行结业典礼。当《实》文在《理论动态》发表时，这一期学员已经结业离校了。中央党校第二期高中级干部班学员在同年6月30日举行开学大会（第一期理论宣传干部班学制为一年，还在继续学习）。沈宝祥回忆说，当时到中央黨校学习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对这场刚刚兴起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十分关心，不少同志要求介绍这场争论的背景，希望说明这场争论的意义，有些人反映出一种心有余悸的心理。“当时，中央党校领导决定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给学员开课，由吴江承担这个讲课任务。吴江做了认真准备，写了12000多字的讲稿，题为《关于当前的一场讨论》。 耀邦同志审阅了讲稿，并写了评语：‘总的来说，很好，很好。支持一切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做法。’批注了一些意见，请酌。耀邦的这段批语，既是对讲课稿的评价，也是表明他的立场和态度。”
沈宝祥的流水账式的日记1978年8月5日是这样记载的：“上午，听吴江讲课（给一、二部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沈宝祥说，这是中央党校第一次开课给学员讲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这次课，沈宝祥印象很深：这次课针对性强，说理透彻，学员听了这堂课后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这些内容也必然会很快传到全国各地。
在邓小平、罗瑞卿、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有力支持下，讨论逐渐展开，到1978年的8月、9月、10月，一场顺应时代发展、反映党心民意的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在处于徘徊和迷茫之中的中国吹响了思想大解放的号角。这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真理标准问题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大讨论给予高度评价。这标志着这场大讨论取得了成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了是非。沈宝祥说，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单位，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问题决议》，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
沈宝祥在拨乱反正中参与《实》文的修改和编辑，并积极参加这一时期的大讨论，以求是、求实、求真的思想和文风撰写理论文章，有《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方针》《正确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等30多篇文章作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的社论、特约评论员文章、评论员文章、观察家文章发表，且多数由新华社转发。沈宝祥说，其中有12篇文章是由胡耀邦亲自出题、审阅、修改定稿的。
中央党校历史上有两度辉煌。一是延安整风，是一次思想大解放，留下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二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留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其精神已经写进了党章，写进了思想路线。沈宝祥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倒了‘两个凡是’，实现了思想大解放，重新确立并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将实践标准写进了党的思想路线），为实现历史伟大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具有深远的意义。对此，我们大家都会有很深的感受。”
附注：沈宝祥，1932年出生于江苏武进县。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961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生班学习。1965年1月，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1977年6月起，在胡耀邦指导下参与筹办《理论动态》，后任理论动态组副组长、组长，《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主编。在拨乱反正中，撰写多篇有影响的文章。1999年3月，沈宝祥参与全国全党唯一一张专门讲学习的大报——《学习时报》的创办工作，担任筹备小组副组长。同年9月报纸正式创刊，沈宝祥担任《学习时报》高级顾问。
（责任编辑/齐 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