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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带着这样的理想离开了我们，留给时代的是精神财富和改革思考，人走了，信念激励许多人……
2015年7月12日凌晨，成思危逝世。消息传出，引发无尽哀思。
他生前曾有双重身份：一个身份是前国家领导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接受采访时他曾说，这个身份是一时的、暂时的。另一个身份是学者——活跃在经济、管理和软科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他说，后一个身份是一世的、永叵的。
不论是作为身居高位的高官，还是作为知名度美誉度很高的学者，成思危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向他投上关注的目光。特别是在一些演讲场合，他的言论不会被任何人忽视，因为他学者的学识，也因为他曾经的“官员”身份。
成思危那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思维、严谨的学风、谈笑风生的亲和、在细微处所显示出的人格魅力，征服着你的内心世界，同时他少为人知的显赫家世及平常百姓般的生活情趣让人不免有些“费解”……人逝去了，魅力常在。
（一）烦恼与爱好之中凸现高风亮节
作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时，成思危一直保持着一颗平常心。“我也曾经骑自行车上班，挤公共汽车上班，排队在食堂买饭。当了领导后，我时刻记得自己是普通人上来的，要保持接触社会，联系群众，要平易近人，要保持和群众的一种融洽的关系。”
正因如此，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任上的成思危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曾多次下到西部贫困地区的边远农村体察民情。在四川凉山彝族农村，他看到那里条件艰苦到“人畜混居、房子没有窗户、睡觉没有床、人披一块毡子、坐在火堆旁取暖”。看到这种现象，他很受震撼，说：“我们不能够把这些弱势的人群遗弃，绝对不能遗忘他们，而且要让他们也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要有今天的焦裕禄，要有不改变这种落后面貌死不瞑目的一种精神。”底层群众的艰难，激励了他做一个清官、做一个好官的决心。
有一回，工作人员为正在作演讲的成思危倒茶，他停下演讲问演讲会主持人：“我的报告多少时间？可别把别人的时间占了。”主持人说：“一个小时。”他又问：“我什么时候开始的？”当被告知“两点半”时，他缓了一口气说：“这样，我可以放心了！”成思危的报告分4部分，当他讲完第4部分的时候，又看了看表，说：“大概我没有超过时间吧，还有一分钟。”然后作了简短的结束语，在掌声中走下讲坛。这就是成思危，—个守时、严谨、负责的成思危。
2002年，在成思危出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会长时，曾对这些国家驻中国的使节承诺：“为构筑中拉国家人民友谊的桥梁，我本人要学习一点西班牙语，争取一年以后能与你们用西班牙语沟通……”当时年已67岁的成思危又开始学习西班牙语。2003年11月，成思危率领中国拉丁美洲友好代表团出访，他在第二届中拉人民友好大会和厄瓜多尔议会上用西班牙语发表演讲。他渊博的知识，儒雅的气质，风趣的语言，赢得了高度的赞誉。
一次，成思危作客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对中外经济界、企业界人士的各种提问对答如流。当主持人知道成思危掌握了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7种语言时，便邀请在座的非英语国家的外宾与他对话。这时，一位金发碧眼的姑娘站起来说她是瑞典人。成思危先用英文说：“哦，对不起，我不会讲瑞典语。你会讲德语吗？”瑞典姑娘说：“是的，德语是我的母语。”接下来成思危用流利的德语与她对话，这段对话赢得了在场人们热烈的掌声。
让人难以想像的是，身居庙堂之高的成思危也有着很多烦恼：“时间太少，各种应酬、邀请太多，有很多地方是打着我的名义公布说是我要去参加那个会，我根本都不知道，但他就公布了，公布以后到时候我没去，他就可以宣布，本来成思危副委员长答应来了，现在他工作繁忙不来了，他一句话轻松我可挨骂了，实际上我根本就没同意过。第二个烦恼就是题词，坦率说我这两笔字是拿不出去的，写出去挨骂，让人家笑话，写了也没什么实际作用，对不对？第三个烦恼就是写序，现在好多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来求我写序，甚至把序言给我起草好了，只要我签个名，说实话本着科学态度我绝对不能这样，你要我写序，我绝对不能在你起草的自吹自擂的序言里签个名，要写我得看过你的书，所以写一篇序比我写一篇文章还费劲。”
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时，成思危每天6点半起床，打完一套太极拳，温习1小时外语。吃完早饭，到大会堂办公室上班，开始一天忙碌而有序的工作。晚上看看望“新闻联播”后，便学习、进行学术研究。周六、周日，他保证上午用来学习，所有的长假对他来说都是写专业论文的时间。凡他答应写的，一律亲自动笔，按期交稿——经常为了赶“作业”，不得不开夜车到凌晨三四点。成思危惜时如金，自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来，“没有去过一次北戴河休假，为什么？因为我舍不得那7天时间。”他视守时为美德，常常把工作安排在几点几分，参加会议必定准时到场。有人说他是个急性子，他自己概括有“三快”：走路陕、吃饭陕、说话快。
“我的爱好一个是看书，一个是音乐，一个是打桥牌。看书可以启迪思想，音乐可以陶冶性情，打桥牌可以锻炼大脑。我的电脑里，就存了1000多首MP3的歌曲。”成思危能拿着麦克风很有韵味地唱一首《山楂树》，能在悠扬的圆舞曲伴奏下优雅地跳一支交际舞。繁忙的成思危，生前每天都在23点以后坚持上网，至少40分钟，一般1个小时。对于网民们的心声，成思危比较注意，很喜欢看人民网的“人民时评”、“观点碰撞”等。
在一次网上聊天中，一位网民问了成思危这样一个问题：“像你们这样的大官是不是打个电话就可以把亲戚朋友变成百万富翁？”成思危心平气和地回答：“第一，我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可以打个电话就把亲戚朋友变成百万富翁;第二，我也没有这样大的胆，来做这种受百姓们‘千夫所指’、所痛恨的事情;第三，我个人的良心也不允许我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当了人大副委员长以后，确实遇到不少亲戚朋友托我打电话、写条子，可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打过一次电话，写过—个条子。我在参加湖南省（成思危祖籍湖南湘乡）人大代表团的会上说过，我确实有点怕回家乡，因为有不少人要求我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说，希望家乡的父老们支持我做—个清官，做一个好官。” 成思危对于某些问题上的意见和看法，有时遇到一些网友的异议，甚至不时挨网友的责骂。对此，成思危坦然地说，这是网友的自由，也是民主的体现。网上的表达自由，是技术进步创造的新语境，是一种新的表达空间。成思危对待网上挨骂的态度，体现出—种真正的现代人的文明水准，堪称我们的榜样。
这种宽容之心，不管对一般人而言，还是对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而言，都是—种良好的品德。不同的是，对一个政治人物而言，这种宽容之心，却能转化成政治道德的—部分，成为一种推动公共道德水准提升的巨大力量。况且，对于一个拥有巨大权力拥有极大话语优势的人来说，能保持平和的宽容之心，这和一个普通人在同样的责骂之下的宽容，心理体验差别一定是很大的，前者当然更不容易，更需要大气的人格风范。由此足见，成思危的高风亮节。
（二）报业泰斗之后“自强不息”
成思危出生于一个报人之家，其父成舍我是中国报业杰出的开拓者之一，靠200块大洋起家，在北平陆续办起《世界日报》、《世界晚报》、《世界画报》和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还在南京办了《民生报》，在上海办了《立报》，创下了资产达数亿美元的世界报系。正当成舍我的新闻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日寇侵占华北的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成舍我为这个1935年出生的独生爱子起名为“思危”，取“居安思危”、不忘国事之意。
“4岁时，父亲就教我读唐诗，6岁教读《资治通鉴》，他自己的名字叫成舍我，取‘天下大任舍我其谁’这个意思。”父亲是影响成思危最深的人，12岁生日时，父亲亲笔写了“自强不息”4个字送给他，表达了对儿子的期冀。成思危生前深情地说：“这4个字是父亲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也正是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50多年过去了，那“自强不息”的精髓早已潜移默化地融入了他性格形成过程中，影响他一生。
成舍我对子女从不娇惯，成氏家风既严格又民主，在家庭中对子女的“三不干涉”——即不干涉子女的政治倾向、不干涉子女的职业选择、不干涉子女的婚姻家庭，推祟自立自强的人生准则，要求子女从小立志。母亲肖宗让是留学法国回国的知识女性，这使得幼年的成思危受到了良好的家教。
在1948年那战乱纷繁、国破家亡的年代，成舍我举家移居香港，并在香港创办了《立报》。这一年，成思危进入爱国名校香岛中学学习。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香港，香岛中学的师生一片欢腾，心灵手巧的同学缝制了五星红旗，成思危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并在国旗下留影。1950年后，成思危在香港秘密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被推选为学生会执委。1951年，成思危受到热火朝天的新中国建设高潮影响，怀着满腔的热忱，决定把自己的青春的力量贡献给祖国。这年7月的一天，成思危瞒着父亲，带着简单的行装，独自走过罗湖桥，回到大陆，开始了他自强不息的人生路程。近半个世纪后，成思危在香港回归祖国交接仪式上，眼望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心潮澎湃，他在为祖国日益强大而骄傲的同时，也为自己当初选择的人生道路的正确而自豪。
当时在广州《南方日报》工作的二姐成幼殊接应了弟弟。成思危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学了4个月政治理论，之后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省总工会派我到民船业上去工作，我在那儿跟船工们同吃同住，听他们讲过去的那些事，也亲眼看到他们的生活状况，所以那一年的‘社会大学’使我从一个少不更事的热血少年或者青年，变得比较成熟了。”
由于良好的工作表现，成思危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学习。毕业时，他获得了成绩优秀奖状和奖金，并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那时候广泛应用于核能、火箭、冶金、医药等领域的化学元素硼及硼化物被西方国家列入对中国禁运的名单，成思危所在单位成立了专题研究组，开展科技攻关，他被任命为组长。年轻的成思危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每天从早晨7点到晚上10点都“泡”实验室里，潜心研究硼砂、硼酸等产品的生产工艺，并且利用业余时间先后翻译了《硼的硼砂和硼肥制造》等书籍，编写了《无机盐工业知识》等著作，成为中国硼砂工业的科研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
1959年，成思危和舒允宜结为伉俪。儿子和女儿相继出生，他有了自己的家庭。当时，虽然和海峡那边那个富裕的家庭毫无联系，成思危却像被撒向原野的—颗顽强的种子，在大陆扎下了根。他就是一个出色的科技人员，和所有其他人没有不同，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那个怀疑一切的年代，成思危离开富裕的家庭回到大陆的行为立刻被认为有特务嫌疑，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的他被剥夺了搞研究的资格，下放去烧锅炉。
即使身处逆境，成思危也不愿浪费宝贵的光阴，这期间，“我学了业务，还自学了日语、德语和法语，当然都是哑巴语，都是靠看书自学。我也利用那个机会啃了一本锅炉学，我时常告诫自己不要灰心不要沉沦，我相信将来可能还是有用的。这个思想支撑着我。”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使紧张的中美关系开
始“解冻”。此时，在台湾的成舍我先生感到有了寻找大陆亲人的机会，他让在美国留学的小女儿成露茜利用到大陆访问的机会寻找日夜思念的儿女。11月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了成露茜，随后有关方面安排兄妹见了面，造反派们所加的莫须有罪名也得以化解。不久，成思危又被调入北京的石化部石油化工科研院工作。1979年，成思危因公赴美国考察，已经28年没见面的81岁高龄的成舍我闻讯专程从台湾赶去，一见面父子俩激动相拥，老父亲双眼噙着泪花：“没想到还能见到你，就可惜你妈妈已经不在了。”老人并没有责备儿子当年的不辞而别，只是希望儿子能继续深造。
（三）改行、从政，不变的是“爱国”
中国有句老话，人过三十不学艺。然而，已在化工专业上小有成就的成思危，在1981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并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研究院学习。从化工专业转向经济管理学，成思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一年，他已经46岁。当时成思危的一些朋友劝他，说：“你是不是有神经病，你现在在化工界已经小有名气，你再去美国镀个金回来，那将来前途无量，你学管理这玩意，资本主义那一套，学回来以后能用吗？”说到当年的改行，成思危说：“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觉得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后使我体会到，中国的科技落后，管理更加落后，没有好的管理再好的科技人员也发挥不了作用，所以我觉得我确实经过深思熟虑，觉得中国要想富强一定要有好的管理，另外我自己也确实是一直是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作为个人来说，你不就混一辈子，你不希望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吗，怎么做效果最好，我所以毅然决然选择了管理，而事实证明我这条路是选对了。” 但是，这条道路同时也是充满艰辛的。成思危刚到美国时，连股票都没有见过，上美国的资本市场课时，常常听得满头雾水。由于英语不太好，美国学生用两个小时看完的资料，他抱着字典也得花几天工夫。更别提那时根本就没摸过的计算机了，常常因为一个标点的错误，就得在机房里折腾大半天。但是，凭着一股韧劲和勇气，成思危在两年后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留学的两年期间，成思危边学边看，看美国的风险投资业，看美国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他深深地感觉到还在“吃大锅饭”的祖国效率太低了！“当时国内是公平，但是太低水平的公平，二级工一个月38块6毛1分钱工资，我记得非常清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巨大差距让成思危意识到了公平与效率必须两条腿走路。“我当时一直在思考，但是还没有大胆得把这两种在过去看来水火不容的东西放在一起，那就是小平同志提出的‘用市场的手段追求效率，用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公平’。我听完真的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在美国学习期间，成思危发表了10多篇学术论文，还凭着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奖学金。一些美国的大公司和研究机构恳请他留在美国，都被他婉谢推辞。在成思危刚刚赴美学习时，父亲曾希望他深造后能留在美国，有机会再去台湾继承家业，父亲对他说：“毕竟我们家的事业在台湾……”可是当成思危向父亲表示学成后要回祖国大陆的时候，父亲仍然是通达地点点头。
成氏父子虽然分离数十年，但他们之间的骨肉情却日益深厚。1990年，成思危终于得到台湾方面的准许，到台湾去探视病中的父亲。期间，成思危每晚就睡在父亲病房外的沙发上，那几日，积压在父子心中的情感在无言中彼此倾诉着。那次见面，也成了成氏父子的诀别。成舍我生前对祖国统—很有信心，他说，从历史看中华民族，历来就是心向统一，反对侵略及异族入侵的，而且力图保存和发扬中国的文化。成思危也一直在对祖国统一做着不懈的努力，说：“我毕生的抱负就是能为振兴中华、富国强民做点事。”
前些年，成思危及成嘉玲、成露茜兄妹共同捐资35万元人民币设立了“肖宗让奖助学金”，以其母亲肖宗让女士的名字命名奖学金项目饱含他对母亲的怀念。
回国后，成思危先后担任了化工部科技局总工程师，化工部科技研究总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化工部副总工程师，化工部副部长。在担任化工部科技局总工程师期间，他全面负责技术工作，主持了化肥、农药等专业的“七五”国家科技攻关的论证及实施。他负责的“全国磷资源开发系统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化工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他还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报上百篇文章，对有关行业及项目的研究开发提出一些带有方向性、指导性的意见，对科技体制改革及科技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
成思危潜心于化工业的研究，过着平民的生活，直到59岁，离退休还差一年的时候，他的生活和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几乎是以急行军的速度进入另一个他从未涉及过的领域。1994年，成思危被任命为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分管科技;1995年1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1996年3月，当选全国政协常委，同年12月，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以高票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说到加入民建、从政，成思危曾说：“1995年初当时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老先生请我吃饭，动员我加入民建。我当时想想我都快60岁了，一直是无党派人士。这个时候再加入民主党派，可能没什么意思了，担子重了，有义务了;退下来则可以写写文章、教教书、带带研究生，可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有了空还可以到世界各国走走、转转——当时我确实这么想的。但是起孟老先生一席话，还是给我很多启发。他说你不是希望能够报效祖国吗，你希望你的意见能够被高层所采纳吗，你作为一个党派就可以直接向中共中央向国务院的领导来反映，这个作用就不同了，而当一个普通的政协委员，你的意见根本传不到上层。他这个话打动了我，所以我决定参加民建。”
这年年初，成思危入会，年底当选为副主席，“三级跳，中委、常委、副主席一次会上选出来。现在回想起来，孙起孟老先生邀我加入时就是在找接班人呀。1996年9月，孙老就提出辞去职务让我当主席！我的党龄从我入会算起到当主席只有两年时间，这非常短啊！那时我曾经写信提出不要选我，担子太重了，但是组织上没有接受。”成思危回忆起从政之初的意外，感触良多。
早在1988年，成思危已经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但那时候是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参政议政的。而从他担任化工部副部长，特别是民建中央主席以后，他真正进入了“共商国是”的境界。
当选民建中央主席后，成思危提出新时期的建会目标，即把民建建设成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机制上健全，充满活力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从此，成思危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他深入基层，广泛联系会员，务实的工作作风感染着每一位民建会员。同时，他利用每次出访的机会，努力宣传我国的政党制度。在美国，他回答外国友人提问时说：
“西方政党制度像打橄榄球，非得争得你死我活不可;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类似大合唱，虽然有高音、中音和低音，但在统一的指挥下唱出和谐的曲调，这个指挥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只能是中国共产党。”他用生动的比喻将中国与西方的政党制度差异解释得明明白白，令在座的外国友人频频颔首。
（四）“唱功”与“做功”共舞
前些年，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长的成思危每年不下20次通过座谈会或信函、见面等方式向中共高层建言，“尽管出面的是我，但是我背后是有10万民建会员做我的后盾，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很有益的情况，而且还不只是他们，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还有有关的方面，都给我做了后盾。”在他看来，建言献策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方式。
向高层建言，一般中央领导会有相关批示等反馈回、有跟进，但有些时候“有些意见没有批示，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意见深度不够，也可能是我们不够全面，所以我们如果觉得这个意见是重要的，但中央没有批示，我们就会针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再做深入的调研，然后再在下一次的协商会上提出意见来，那么有可能经过你这几次的提，有可能这个意见就形成得更完整，最后能被采纳。当然有的意见我们觉得确实从局部看来合理，全局看来不合理，中央没有批示，我们觉得也没有太多的需要进一步跟踪的东西，我们就可能放下了”。 作为一个参政党的领导人，成思危“在和中共领导人协商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应该说，我的意见提得是比较坦率和尖锐的。因为我觉得作为诤友就应该这样做。我的前提是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所以我还要本着这样一个原则来发表意见”。
成思危常说：“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不但要有‘唱功’，更要有‘做功’，需要通过有效的工作来贡献我们的力量。”在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民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中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
成思危在任民建中央副主席期间，本着和谐社会发展观，民建热切关注社会底层人民生活，通过物资和资金扶贫，兴建了一批“希望小学”，解决下岗职工就业20万人，帮助农民脱贫，在主要扶贫点贵州黔西南州派驻干部。2005年12月19日，在民建60周年纪念大会期间，民建“思源工程”正式启动。于是，以“思源工程”为载体，团结广大民建企业界人士，联系港澳台侨工商界爱心人士和国内外以扶贫为宗旨的民间组织，整合会内外资源，有组织、有效率、有力度地开展社会服务工作，为改善贫困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添翼助力。
谈到人大工作，成思危生前颇有感触地说：“我觉得人大工作确实是非常重要。首先宪法规定人大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人大的工作确实对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我们国家的长远发展特别重要。人大的工作最主要的是立法和监督两个方面。我到人大后，最深刻的体会就是要依法办事。一方面要遵守实体法，同时要遵守程序法。我第一次参加委员长会议就感觉与其他部门不—样，它的议程非常明确，而且所议的事都是要按照一定的程序一步一步做，一点不能违反，这一点我体会非常深。”
“中国的立法确实有个渐进性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律应保持相对的稳定，但是因为我们正在进行改革、开放，处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轨阶段。这个阶段所制定的法律就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及时进行修改，否则就不能与时俱进。”成思危说，人大的监督工作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那就是人大、“一府两院”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根本利益是一致的。由于各自的分工、职责等不同，就需要形成一定的制约。所以，人大对“—府两院”的监督，既是制约，又是支持。我们一定要树立这样的概念，搞清这个根本前提。对“一府两院”的工作，我们通过监督发现问题，提出意见，帮助改进，这就是支持，而不是像外国议会那样光挑刺，搞什么不信任案那一套。
成思危深感作为人大代表责任重大，“每96万农村人口和每24万城市人口才产生一个全国人大代表，所以必须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他做事突出一个“实”字，即多办实事、以实办事、把事办实。一次，他到某省进行义务教育法执法检查，在农村组织座谈会时问到有没有拖欠教师工资，当时大家表示没有。但当成思危刚回到北京，就收到人民来信，说“你来我们学校之前我们就到门口等你，想向你反映拖欠工资的情况，但是就在你到的前3分钟我们被人带走了……实际上这个地区拖欠工资的问题比较严重”。成思危看到这里，心情非常沉重，就把这封信批回该省人大常委会。后来该省人大认真查处了，并给予了答复，说“乡政府把他们的汽车卖掉了，补发了教师的工资”。但是，没过几个月就又有人民来信，说“你上次批完以后工资是补发了，现在又发生新的拖欠……”成思危对此陷入了沉思……
针对和谐社会的社会保障问题，成思危曾用“全面”、“系统”、“适度”、“公平”、“有效”10个字进行了诠释。听着那些鞭辟入里的见解，眼前浮现出他为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而不舍辛劳，奔走呐喊的身影。这身影，不正是他终身服膺的座右铭——“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的生动体现吗？
（五）身处“利益场”却不为“利益”左右
近年来，成思危为我国新兴的风险投资事业东奔西走、呕心沥血，他的名字几乎成了“风险投资”的代名字。他所领导的民建中央在1998年提交的《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1号提案以后，我国的风险投资大发展的序幕终于掀开，成思危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成思危推动了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起步，他关注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一声让股市恢复本色的呼吁，让人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我讲话，往往是和潮流不一样。熊市的时候，我让大家以坚定的工作恢复股市的本色，股市太热的时候，我又讲要注意泡沫。大家强调效率的时候我讲公平，大家过分讲公平的时候我又强调效率。不哗众取宠，不迎合潮流，在一定程度上要有勇气，我只能‘但求无愧我心’。”
这些年来，成思危一直在思考并探索在我国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途径和方法。在谈到加强并改善市场监管时，成思危指出，应明确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找准市场监管的重点，并注意发挥市场的作用，不断加强监管的手段，但证券监管机构不应对股市的涨跌负责，更不应站在国有资产所有者的立场上去托市或救市。他说，证券监管机构主要职责应当是维护证券市场的公正与公平，让股市回归到直接投资及直接融资场所的基础地位，严肃并及时地查处掠夺中小投资者财富的各种违法行为，同时要从制度上制止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无视小股东正当权益的行为，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核准制度，为各类所有制的企业提供平等的市场准入待遇，让能给投资者较高回报的优秀企业得到更多的融资机会。
成思危指出，虚拟经济系统具有复杂性、高风险性、寄生性和周期性的特点，要注意使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互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系统地规范发展并防范风险。我国股市目前处于低潮，正是进行调整的大好时机，要努力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坚持推进股权分置改革，不断推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创新。
成思危一直很关注股市，他的言论往往受股民关注。大多数投资者很喜欢他，因为他的声音中没有一般官员特有的含糊其辞，也少见一些经济学家者的固执和“价值驱动”，不管当时大背景怎样，他总会保持一份属于官员的“独立”和属于学者的“智慧”。 在谈到完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时，对于目前经济学家大量担任独立董事这一现象，成思危则坚决表示反对。他表示，经济学家本身并没有企业管理的实践经验，他们擅长于宏观经济研究，但有多少人能看懂会计报表？如何识别企业在会计报表等方面的猫腻？在国外，担任独立董事的70%以上是对企业管理有经验的，甚至是别的公司的高管，没有利益冲突的。
针对有些人认为“独立董事没有用，有监事会就行了，既有监事会又有独立董事会增高监管成本”的说法，成思危指出，监事会和独立董事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监事会代表大股东和职工的利益，而独立董事代表公众投资者的利益。他进一步解释说，现在大股东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的现象“可以说相当普遍”，他还说，北京上市公司里很多公司都曾经发生过大股东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的问题，这如果没有独立董事的监督那是不行的。
还有一种说法，现在有人认为“独立董事是花瓶，独立董事实际上是被大股东收买，并不能代表公众投资者的利益。”针对这种观点，成思危说，是有这样的现象存在，确实有些独立董事有这种问题，但是不能因为他有问题而否决了这个制度，独立董事的设立是解决了体制的问题，而设立下来还要解决机制的问题，包括解决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报酬、职责等问题。决不能再出现上市公司一旦出了问题，独立董事“拍拍屁股走人”的情况。
推动创业板的建立于成思危本来该是最积极的人物，但他一再表示中国推出创业板的时机并未成熟。成思危说，一个活跃的创业板时常需要400多个成熟企业来维持人气，这个条件目前还没有具备，而且创业板不是风险投资的惟一出路，美风险投资企业成熟后选择纳斯达克为退出途径的仅占30%左右，其余60-70%选择出售企业的方式退出。成思危认为，创业板创立，风险投资企业将一拥而上，不排除某些公司在创业初期通过包装上市圈钱的可能，在相关立法不规范的时候推出将后患无穷。一句“不应该将风险投资家应承担的投资风险在二板市场上转移给公众。”不知会让多少投资者感动莫名。
成思危并没有因自己热爱的事业而忽略市场其他参与者的利益，他设计了一个折中方案：先在深圳证交所开设高科技板块，成熟一家，上市一家，待聚集了足够的“人气”且时机成熟后，再把深交所扩大成类似于纳斯达克的二板市场。身处“利益场”却不为“利益”左右，打着如此旗号说话的人很多，能做到的可谓寥寥，这就是他，官员的、学者的、不被利益驱动的成思危。
（六）更希望别人称“教授”的仕者
荀子曾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职务升迁、工作变化，没有影响成思危在学术领域的探索，用管理科学的原理，研究社会经济与科技的宏观管理问题，这使成思危成为我国管理科学领域中公认的权威之一，有人评价成思危是一个新型的国家领导人，新就新在他成功履行领导人职责的同时，能保持学者的乐趣和生动的自我。
2003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这是对他学术成就的充分肯定和最好褒奖。他虽然从政多年，却一直保持着学者的本色。不论有多忙，他总要设法抽出时间来学习，坚持作读书笔记，著作颇丰。
一次，成思危演讲结束后，大会主席接过话筒，热情洋溢地说：“让我们感谢成副委员长……”成思危马上说道：“不要叫委员长，还是叫教授好！”场下顿时又响起了热烈而诚挚的掌声。
成思危还曾担任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主任，提出了管理科学“三个基础、三个层次、三个领域”的学科结构和发展战略，建立了中国改革与发展应急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管理学部在成思危的主持下于1997年上半年抢占先机，组织了金融数学、金融工程和金融管理课题的研究。当东南亚金融危机出现时，他们已经配合国家金融系统做了大量工作。成思危领导的管理科学部每年掌管着数千万元的科研基金，成思危作为主任，无疑享有很大的支配权，但管理科学部对所有课题都采取申请制度，由专家评审组投票决定课题承担人。成思危不参加投票，也从为任何人说话。
此外，成思危还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几所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认真履行一位“园丁”的职责，先后指导20多个博士生。他讲课非常生动，经常是连过道里都站满了听众。
国家中长期规划战略研究、京九铁路沿线开发论证、环渤海经济区发展战略……我国软科学界对众多工程项目和社会事业的研究和论证，为各级各类科学决策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对软科学情有独钟的成思危，当选为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他对记者说，软科学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领导者提供咨询，要做到“尊重领导而不迎合领导，承认现实而不迁就现实，反对机械论和还原论的方法，提倡系统论，努力提高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可行性、时效性，为决策者提供及时、可靠的支持。……我们不可能为政府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方案，也不能要求政府采纳所有的建议，但要切切实实地支持政府的工作”。
一般地说，软科学是研究社会问题的科学，常被人们称为改革社会所必需的一种社会软件。它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人、自然、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之间相互作用的政策课题）进行预测、规划管理和评价，从整体上探求最优化的解决方案和决策。成思危指出，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出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为软科学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如今我们所从事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的科技、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相互贯通的事业，建设的环境也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开放的、充满着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巨系统。决策面临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的决策必须能够处理好公平和效率、政府和人民、当前和长远、局部和总体、中央和地方等各种关系，而权衡的方法和过程都是软科学需要研究的问题。”
成思危分析说，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越来越重要。一个好的决策，应当技术上是可能的、经济上是合理的、法律上是允许的、操作上是可以实施的、进度上是可以实现的、政治上是能为有关各方所接受的。他说，没有十全十美的决策，也没有—成不变的决策，完全避免失误是很难的，但应尽量减少决策失误。造成决策失误往往是因为只照顾局部利益，不考虑全局;事前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草率决策;没有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盲目照搬上级的指示，还有就是腐败等等。成思危认为，软科学研究人员知识结构应该是四维的，既有专业的深度，又有学科的广度，还有政治和哲学的高度和远见。
尽管每天都有繁忙的事务，但是从成思危的脸上却看不出一丝倦容，给人的印象总是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谈锋甚健。这背后除了自己特有的保健秘笈、个人独有的性情修炼外，同样有着知心爱人的关爱。
成思危的夫人舒允宜曾在化工部科技局和科学技术研究总院工作，是一位高级工程师。如今虽然已经退休，但常常出去做一些义务技术咨询。他们的一子一女秉承了父亲严谨好学的学者品性。
“多研究，少开口;多学习，少应酬;多办事，少出头;多协商，少独谋。”“随遇而安，知足常乐。”这是成思危曾写过这么两幅字，文字之中映射出他的参政心得与生活哲理。
2008年3月，这位传奇式的参政党领袖卸任，告别了政治舞台。他说，荣辱进退由组织决定，是非功过任群众评说。“官员是暂时的，学者是永恒的。所以从学界出来再回到学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失落感。退出来回到学术工作中，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某种程度是很高兴的事情。”他自我评价说，我是一个学者型的政治家。“我既然从政，就不能脱离政治，我到国外演讲，就要维护国家的利益。在国内立法的时候，也要考虑到政治因素。我是一个政治家，但我曾努力做一个学者型的政治家，要用学术研究来支持我的政治活动。”
“我毕生的抱负就是能为振兴中华、富国强民做点事。以前，这个想法帮我闯过了人生一道又一道关口，今后，这个志愿还将使我的余生过得更有意义。”这是孜孜不倦的中共诤友难得的肺腑之言，也是一位始终不渝的坚定爱国者的全部理想和信念！
成思危带着这样的理想离开了我们，留给时代的是精神财富和改革思考。人走了，信念激励许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