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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知道，徐悲鸿这样的大师也曾因为知识产权打过一场官司，而且这场官司让他哑巴吃黄连，不仅败诉了，还差点被混淆是非。
抗战前，徐悲鸿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当时他的作品已盛名远播、价格不菲。不过徐悲鸿为人淡泊名利，一般不轻易卖画，结果徐悲鸿画作的价格节节攀升，于是引得一些不法之徒动了心思。其时，南京道署街一裱画店里挂出不少署名“悲鸿”的“奔马”“八骏图”及水墨花鸟画，吸引了不少收藏爱好者前往，售价、行情甚旺。
徐悲鸿、蒋碧薇夫妇得知后，亲自前往察看这些惟妙惟肖的伪作。他们首先怀疑造假者是住在接福巷的朱雅墅。朱雅墅是徐悲鸿的徒弟，且所住地与卖伪作的裱画店又相邻。
一日，朱雅墅来老师府中拜谒，徐悲鸿质问其事。朱雅墅顿时表示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徐老师，我怎么会做出这样不道德的事？我跟随老师多年，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我为什么要冒充老师的大名呢？”
徐悲鸿见他言之有理、情真意切，想起平时师生间的情谊，觉得作为学生的朱雅墅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随即表示自己一时心急，错怪了学生。朱雅墅对老师的心情也表示理解。
虽然师徒间的误会已经消除了，但是造假者是谁，仍旧没有眉目。后经蒋碧薇多方打听，终于弄清楚，制造假画的人，是当时的一个青年，名叫任仲年。
任仲年虽年仅19岁，却练就一手模仿当代名画的绝技，不论山水、人物、花鸟，均达到乱真的水平，并以此牟取暴利。曾有一南京文化人家中客厅所悬张大千、溥心畲、黄君璧、张书旗四大画家之作，均为任仲年一人造假所为，由此可见其功夫非同小可。
一些好心人曾劝他不要行此剽窃贱道，他却我行我素，并得到其父的撑腰，后来竟发展到在徐悲鸿的眼皮底下造假贩假。
是可忍孰不可忍，徐悲鸿夫妇最终决定由蒋碧薇出面打官司，一纸诉状将任仲年告上法庭，双方对簿公堂。但令徐悲鴻夫妇啼笑皆非的是，官司一直打到省高等法院第五分院，法庭竟然宣告任仲年无罪。
此案不了了之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当时法律制度太不健全，民国法学界对于知识产权相关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更谈不上什么著作权维权了。另外，任仲年的父亲多方活动，打通了“关节”，徐悲鸿败诉也就在预料之中了。而且当时甚至有不少人同情任仲年，认为其如此年轻，而画技如此了得，堪称青年才俊;且其目的仅为谋生，不宜和那些唯利是图、假冒商标的不法商家同等论罪。
匪夷所思的是，造假者任仲年还振振有词地在法庭上狡辩道：“画上署名悲鸿，难道就不许我叫任悲鸿吗？”一下子“你也悲鸿，我也悲鸿”成为当时的流行语。
打油诗人黄甘草受此启发，在《南京晚报》发表一诗云：“你悲鸿我也悲鸿，任氏徐家各不同。子曰后生诚可畏，居然真个有神通！”诗前还有一则不伦不类的短文：“任仲年从此大可正式命名任悲鸿矣！前程无限，好自努力，寡人有厚望焉。”这几乎是混淆是非了！
任仲年虽然逃过了官司，但心中毕竟有鬼，名声也臭了，从此不敢在南京再造假画，而悄悄跑到武汉去了。
徐悲鸿大师的维权之事，随着法院认定“造假者无罪”的宣判草草收场，可谓是民国法治的悲哀。
（摘自《文史博览》）
抗战前，徐悲鸿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当时他的作品已盛名远播、价格不菲。不过徐悲鸿为人淡泊名利，一般不轻易卖画，结果徐悲鸿画作的价格节节攀升，于是引得一些不法之徒动了心思。其时，南京道署街一裱画店里挂出不少署名“悲鸿”的“奔马”“八骏图”及水墨花鸟画，吸引了不少收藏爱好者前往，售价、行情甚旺。
徐悲鸿、蒋碧薇夫妇得知后，亲自前往察看这些惟妙惟肖的伪作。他们首先怀疑造假者是住在接福巷的朱雅墅。朱雅墅是徐悲鸿的徒弟，且所住地与卖伪作的裱画店又相邻。
一日，朱雅墅来老师府中拜谒，徐悲鸿质问其事。朱雅墅顿时表示自己蒙受了不白之冤：“徐老师，我怎么会做出这样不道德的事？我跟随老师多年，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我为什么要冒充老师的大名呢？”
徐悲鸿见他言之有理、情真意切，想起平时师生间的情谊，觉得作为学生的朱雅墅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随即表示自己一时心急，错怪了学生。朱雅墅对老师的心情也表示理解。
虽然师徒间的误会已经消除了，但是造假者是谁，仍旧没有眉目。后经蒋碧薇多方打听，终于弄清楚，制造假画的人，是当时的一个青年，名叫任仲年。
任仲年虽年仅19岁，却练就一手模仿当代名画的绝技，不论山水、人物、花鸟，均达到乱真的水平，并以此牟取暴利。曾有一南京文化人家中客厅所悬张大千、溥心畲、黄君璧、张书旗四大画家之作，均为任仲年一人造假所为，由此可见其功夫非同小可。
一些好心人曾劝他不要行此剽窃贱道，他却我行我素，并得到其父的撑腰，后来竟发展到在徐悲鸿的眼皮底下造假贩假。
是可忍孰不可忍，徐悲鸿夫妇最终决定由蒋碧薇出面打官司，一纸诉状将任仲年告上法庭，双方对簿公堂。但令徐悲鴻夫妇啼笑皆非的是，官司一直打到省高等法院第五分院，法庭竟然宣告任仲年无罪。
此案不了了之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当时法律制度太不健全，民国法学界对于知识产权相关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更谈不上什么著作权维权了。另外，任仲年的父亲多方活动，打通了“关节”，徐悲鸿败诉也就在预料之中了。而且当时甚至有不少人同情任仲年，认为其如此年轻，而画技如此了得，堪称青年才俊;且其目的仅为谋生，不宜和那些唯利是图、假冒商标的不法商家同等论罪。
匪夷所思的是，造假者任仲年还振振有词地在法庭上狡辩道：“画上署名悲鸿，难道就不许我叫任悲鸿吗？”一下子“你也悲鸿，我也悲鸿”成为当时的流行语。
打油诗人黄甘草受此启发，在《南京晚报》发表一诗云：“你悲鸿我也悲鸿，任氏徐家各不同。子曰后生诚可畏，居然真个有神通！”诗前还有一则不伦不类的短文：“任仲年从此大可正式命名任悲鸿矣！前程无限，好自努力，寡人有厚望焉。”这几乎是混淆是非了！
任仲年虽然逃过了官司，但心中毕竟有鬼，名声也臭了，从此不敢在南京再造假画，而悄悄跑到武汉去了。
徐悲鸿大师的维权之事，随着法院认定“造假者无罪”的宣判草草收场，可谓是民国法治的悲哀。
（摘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