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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和十八集团军的称谓常在抗日相关书籍中出现，而在太行老区的广大群众中，开口只讲八路军，讲十八集团军者绝少。原因是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9月11日，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习惯使然，八路军称谓出现频率自然就高，而十八集团军称谓相对少，而见到有其明确标识的实物更凤毛麟角。
想不到在太行老区左权县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展厅里，竟看到一个用毛笔字写就十八集团军的白瓷药瓶，让我喜之不胜。仔细端详，上面烧制有几竖行毛笔字：十八集团军卫生材料厂监制。“团”“卫”“厂”3个字均非繁非简，只能说是草书。细看瓶的质地也显得粗糙，可贵之处是瓶子上不仅清楚写明十八集团军，还有卫生材料厂监制，虽字写得并不怎么好，但这已是罕见的革命文物了。向纪念馆长冯耀武询问，他干脆利落地说，你见到的那只是一个，馆里还藏有一个，瓶口处有破损，未对外展陈。这更令我高兴无比。文物保管员从库房取出另一个，相比之下，两瓶虽均为白色但另一个颜色明显要暗。经测量，大小、高度、内外径尺寸均不相同，高分别为11厘米、13.2厘米。所相同的是十八集团军等12个字和分成若干竖行，字体写法也略有区别。冯馆长曾任过县文物局长，精通文物，他很认真地说，这显然不是一批货，不过，写明是十八集团军也就是八路军的材料厂监督制造，回到咱八路军总部纪念馆也就是真正回到自己的“家”了。这一说，药瓶仿佛放出白色亮光。我忍不住刨根问底。他回答说，纪念馆建馆展陈时，是我县民间红色收藏家李立峰慷慨捐赠的。
和李接通电话后他回答说，药瓶是几十年前在紧挨着东隘口的白家庄村收集到的，可惜他不記得那对老夫妇姓名了。这虽有点遗憾，但药瓶上“卫生”两字引起我特别兴趣。因硝烟战火的抗战时期，八路军卫生部就驻于东隘口村，附属的医院就驻于紧邻的西隘口村，而白家庄离此不足5里，这使我产生联想：这药瓶和卫生部、医院有没有联系呢？为寻根探底我打车赶往李家探询相关细节。他的回答令人失望：年代久了，只依稀记得当年老两口家里清理卫生，他们是从自家所种责任田里刨出来的，有十来个。我只收了一个，临走时他们又赠给我那个破了口的。实在不记得他们的住处了，估计早已谢世了吧。“从地里刨出十来个”这句话增添了我想象的空间。因手头资料显示，卫生部所属医院的伤病员仅1941年上半年就达7757名，而卫生部驻西隘口附属医院仅1941年就收治伤病员2933人，再加上原有864人，这确实是一个较大的群体。虽治愈出院者很多，但未能抢救治愈者也不少。逝者埋葬于东隘口村边山坡下，插木牌，标籍贯……1997年，在山西省民政厅资助下，才为近千名烈士修筑了水泥封顶的抗日烈士公墓，并建了纪念碑和纪念亭。这么多伤病员在此医治，此药瓶不正是医院为伤病人员所用吗？可为何要埋在地下呢？敌人“扫荡”不断，这会不会是“扫荡”前的“空室清野”呢？当然，这只能是推想而已，年代久远很难找到真凭实据了。
李又给我指出个寻找同样写有十八集团军卫生材料厂药瓶的路径，属个人收藏。我找到离桐峪镇仅3里的下武村牛明保家，他已离世，老伴魏兰香71岁。一提此药瓶她就哭了起来。因当年发现此药瓶的是她刚病故的次子牛彦军。她说：“此药瓶是他那年上坟，从坟地边土里发现刨回来的。他爹说：放着也没用，一直有人来买，干脆卖了少麻烦。他不放心就同他爹商议后，带到县城了。”
到县城电厂几次寻找牛彦军的爱人不遇，春节前才得以见面。她介绍说，牛彦军19岁光荣参军，是解放军某营卫生员，刻苦钻研医学护理。3年服役将要期满时突接命令，立即奔赴老山前线投身到烽烟遍野的战斗中。他作为营部卫生员战场抢救奔忙，火线入党荣立三等功，两年后才转业返乡，分配到县里电厂，他筹组电厂医务室，一直和在部队一样通宵达旦地工作，终因积劳成疾，肾炎转尿毒症不幸病逝。他去世的消息传开，整个电厂上至书记、厂长、工会主席无人不来洒泪送别。牛彦军生前曾对她说：“你看我是个当兵的，这药瓶上写的就是十八集团军，我在部队是搞卫生工作的，这药瓶上写的就是卫生材料厂，这不只是八路军的纪念，也是我这个当兵的纪念，就是咱家的‘传家宝’啊！”女儿牛晨也哽咽着说：“我爹呀，当兵一下子把眼光放开了，开口就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把自己全忘掉了，他一点也不在乎自己……”
我试探着问，能否看一眼这个药瓶？她们回答得很爽快：“要是想收买，看也不让看，因为这就是我家的‘宝贝’了。看一看当然没问题。”在另一房间的大立柜里，此瓶摆放居高居中，还用心配置了黑色的底座，纤尘不染，光洁无瑕。上书：十八集团军卫生材料厂监制，“团”“材”“制”3字已模糊，“卫”和“厂”均为繁体字。瓶体和另两个不同，测量其高为17厘米，底围30厘米，上围37厘米，釉色比前两个要白，质地更细腻一些。虽少写几个字但属卫生材料厂无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后勤史》 上册中载明：“1939年3月，总部野战卫生部制药所（后改为卫生材料厂）在山西省潞城县南会村组建。”另据《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 等所载，1940年底一二九师卫生部与八路军野战卫生部合编，称八路军（也称第十八集团军）野战卫生部。合编后的1941年1月下旬，就在卫生部驻地东隘口召开会议，卫生材料厂合编后下设制药厂、绷带材料厂、玻璃厂、酒精厂。很明显，这3个药瓶烧制时间应为1939年3月至1941年1月之间，烧制地点只能按其活动区域确定为：晋东南地区。当时，辽县（今左权县）也属于晋东南。但无确实证据，难以确定烧制的具体地址。这3个药瓶除了字体标示相同外，外形与釉色均不同，显然不是一次烧制的。和李立峰联系后证实，当年的硝烟烽火虽早已散去，但药瓶绝非匆匆而过，在医院集中使用是肯定的，为抢救伤病员出力，这就是最大的历史见证，我们应铭记这些白瓷药瓶背后的感人故事，更应永远铭记八路军抗日的丰功伟绩！
（责编 王燕萍）
想不到在太行老区左权县麻田八路军总部纪念馆展厅里，竟看到一个用毛笔字写就十八集团军的白瓷药瓶，让我喜之不胜。仔细端详，上面烧制有几竖行毛笔字：十八集团军卫生材料厂监制。“团”“卫”“厂”3个字均非繁非简，只能说是草书。细看瓶的质地也显得粗糙，可贵之处是瓶子上不仅清楚写明十八集团军，还有卫生材料厂监制，虽字写得并不怎么好，但这已是罕见的革命文物了。向纪念馆长冯耀武询问，他干脆利落地说，你见到的那只是一个，馆里还藏有一个，瓶口处有破损，未对外展陈。这更令我高兴无比。文物保管员从库房取出另一个，相比之下，两瓶虽均为白色但另一个颜色明显要暗。经测量，大小、高度、内外径尺寸均不相同，高分别为11厘米、13.2厘米。所相同的是十八集团军等12个字和分成若干竖行，字体写法也略有区别。冯馆长曾任过县文物局长，精通文物，他很认真地说，这显然不是一批货，不过，写明是十八集团军也就是八路军的材料厂监督制造，回到咱八路军总部纪念馆也就是真正回到自己的“家”了。这一说，药瓶仿佛放出白色亮光。我忍不住刨根问底。他回答说，纪念馆建馆展陈时，是我县民间红色收藏家李立峰慷慨捐赠的。
和李接通电话后他回答说，药瓶是几十年前在紧挨着东隘口的白家庄村收集到的，可惜他不記得那对老夫妇姓名了。这虽有点遗憾，但药瓶上“卫生”两字引起我特别兴趣。因硝烟战火的抗战时期，八路军卫生部就驻于东隘口村，附属的医院就驻于紧邻的西隘口村，而白家庄离此不足5里，这使我产生联想：这药瓶和卫生部、医院有没有联系呢？为寻根探底我打车赶往李家探询相关细节。他的回答令人失望：年代久了，只依稀记得当年老两口家里清理卫生，他们是从自家所种责任田里刨出来的，有十来个。我只收了一个，临走时他们又赠给我那个破了口的。实在不记得他们的住处了，估计早已谢世了吧。“从地里刨出十来个”这句话增添了我想象的空间。因手头资料显示，卫生部所属医院的伤病员仅1941年上半年就达7757名，而卫生部驻西隘口附属医院仅1941年就收治伤病员2933人，再加上原有864人，这确实是一个较大的群体。虽治愈出院者很多，但未能抢救治愈者也不少。逝者埋葬于东隘口村边山坡下，插木牌，标籍贯……1997年，在山西省民政厅资助下，才为近千名烈士修筑了水泥封顶的抗日烈士公墓，并建了纪念碑和纪念亭。这么多伤病员在此医治，此药瓶不正是医院为伤病人员所用吗？可为何要埋在地下呢？敌人“扫荡”不断，这会不会是“扫荡”前的“空室清野”呢？当然，这只能是推想而已，年代久远很难找到真凭实据了。
李又给我指出个寻找同样写有十八集团军卫生材料厂药瓶的路径，属个人收藏。我找到离桐峪镇仅3里的下武村牛明保家，他已离世，老伴魏兰香71岁。一提此药瓶她就哭了起来。因当年发现此药瓶的是她刚病故的次子牛彦军。她说：“此药瓶是他那年上坟，从坟地边土里发现刨回来的。他爹说：放着也没用，一直有人来买，干脆卖了少麻烦。他不放心就同他爹商议后，带到县城了。”
到县城电厂几次寻找牛彦军的爱人不遇，春节前才得以见面。她介绍说，牛彦军19岁光荣参军，是解放军某营卫生员，刻苦钻研医学护理。3年服役将要期满时突接命令，立即奔赴老山前线投身到烽烟遍野的战斗中。他作为营部卫生员战场抢救奔忙，火线入党荣立三等功，两年后才转业返乡，分配到县里电厂，他筹组电厂医务室，一直和在部队一样通宵达旦地工作，终因积劳成疾，肾炎转尿毒症不幸病逝。他去世的消息传开，整个电厂上至书记、厂长、工会主席无人不来洒泪送别。牛彦军生前曾对她说：“你看我是个当兵的，这药瓶上写的就是十八集团军，我在部队是搞卫生工作的，这药瓶上写的就是卫生材料厂，这不只是八路军的纪念，也是我这个当兵的纪念，就是咱家的‘传家宝’啊！”女儿牛晨也哽咽着说：“我爹呀，当兵一下子把眼光放开了，开口就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把自己全忘掉了，他一点也不在乎自己……”
我试探着问，能否看一眼这个药瓶？她们回答得很爽快：“要是想收买，看也不让看，因为这就是我家的‘宝贝’了。看一看当然没问题。”在另一房间的大立柜里，此瓶摆放居高居中，还用心配置了黑色的底座，纤尘不染，光洁无瑕。上书：十八集团军卫生材料厂监制，“团”“材”“制”3字已模糊，“卫”和“厂”均为繁体字。瓶体和另两个不同，测量其高为17厘米，底围30厘米，上围37厘米，釉色比前两个要白，质地更细腻一些。虽少写几个字但属卫生材料厂无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后勤史》 上册中载明：“1939年3月，总部野战卫生部制药所（后改为卫生材料厂）在山西省潞城县南会村组建。”另据《刘邓大军卫生史料选编》 等所载，1940年底一二九师卫生部与八路军野战卫生部合编，称八路军（也称第十八集团军）野战卫生部。合编后的1941年1月下旬，就在卫生部驻地东隘口召开会议，卫生材料厂合编后下设制药厂、绷带材料厂、玻璃厂、酒精厂。很明显，这3个药瓶烧制时间应为1939年3月至1941年1月之间，烧制地点只能按其活动区域确定为：晋东南地区。当时，辽县（今左权县）也属于晋东南。但无确实证据，难以确定烧制的具体地址。这3个药瓶除了字体标示相同外，外形与釉色均不同，显然不是一次烧制的。和李立峰联系后证实，当年的硝烟烽火虽早已散去，但药瓶绝非匆匆而过，在医院集中使用是肯定的，为抢救伤病员出力，这就是最大的历史见证，我们应铭记这些白瓷药瓶背后的感人故事，更应永远铭记八路军抗日的丰功伟绩！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