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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调整现有的外汇储备运用渠道、机制和方法，提高储备资产的运用效率，促进保值增值，已成当务之急
截至今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突破3万亿，达到30,447亿美元，同比增长24.4%，规模居世界第一位。其中，美元资产占有较大比重。2010年12月底，我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额占到外汇储备总规模约41%。
大量的外汇储备，增加了货币政策和管理通胀预期的难度，特别是全球经济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外汇储备也面临多重风险：一是违约风险。美国“两房”的私有化改革不可避免，虽然不太可能出现“两房”债券彻底违约的现象，但美联储此轮量化宽松结束之后，随着各种债券利率的上升，“两房”发行的相关证券价格会下跌。二是汇率风险。这主要来自美元与其他货币之间汇率的变动。三是利率风险。4月初，欧元区央行已经加息，其基准利率为1.25%。这无疑会提高欧元区各国家的国债利率，而现在市场预计美国至少在今年内是不可能加息的。也就是说，美国国债利率收益较低。
因此，尽快调整现有的外汇储备运用渠道、机制和方法，提高储备资产的运用效率，促进保值增值，已成当务之急。
首先，扭转旧有观念，抛弃外汇储备“多多益善”的思想。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以及中国央行在外汇市场上源源不断地购入外汇，是中国近年来外汇储备加速上升的根源。如2010年外汇储备增4696亿美元，而同期经常项目顺差至3054亿美元。时至今日，如此庞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则是美国和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反映，是中美双方经济资源配置扭曲的结果，也是福利的重大损失。
其次，变“被动管理”为“主动运用”思路，减少增量，化解存量。一是从增量的角度看，减少“双顺差”。要降低中国外汇资产的风险，一个更可持续的方法是降低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顺差的积累。早已摆脱资金匮乏的中国还面临引进外资的回报率远高于对外投资的收益率这一最突出结构问题。因此，中国应进一步取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各种显性与隐性优惠政策，抑制FDI 存量快速上升；应继续加强资本项目管制，防止各种短期资本流入进一步推高外汇储备。如果不得不引入外国资金，则这些资金应该转化为进口的增加而不是美国国债的增加。如果外贸顺差在短时间内无法压缩或压缩代价过高，我们就应首先考虑让这部分顺差转化为对外投资，而不是外汇储备的增加。二是从存量角度看，多元化运用外汇储备。首先，调整美元储备资产的结构。其次，控制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对美元资产的整体风险暴露。应提高美元和美国国债及准政府债券之外的其他货币和资产的持有比例，并使外汇储备投资从金融领域向多领域拓展。
减持美元储备资产的最大担忧是中国一旦减持，相应资产价格就会下降，使中国遭受损失。其实这种担忧无疑过虑。虽然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数量以绝对值衡量固然增加迅速，但对美国经济以及美国国债市场的影响有所减弱，表现为中国占美国国债的份额并未相应增长。此外，其他国家购买的美国国债数量也在增加。
再次，打通专业金融机构运用外汇储备的通道，并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现有的外汇储备管理格局从管理体制设计上就限定了外汇储备投资范围囿于以美国和欧洲国债、机构债为代表的几种固定收益率产品上。即使中投公司，因其主权财富基金的敏感身份，且缺乏透明度，在投资回报、资产风险等方面也面临着不小的困难。
因此，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实质上取决于外汇资产管理机构的多元化。调动国内各类专业金融机构参与外储投资是外汇储备管理体系改革的可行思路。
而专业金融机构在分散外储投资渠道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作用。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例。一是具有丰富的项目开发、融资及评审管理经验；二是具有平台功能和批发式融资优势，可以将项目融资、技术转让和区域开发相结合，发挥资金的最大使用效益；三是外储投资海外石油、天然气和铀等战略性、长期性和基础性的重大能源项目时，需要严格遵守安全、流动、盈利的使用原则，而这正是商业银行经营的核心理念；四是以商业机构的面目运作，屏蔽外汇储备运用的政治色彩，以免硬着头皮接受收购溢价。
不过，金融机构如单纯通过向国家购汇解决外汇资金来源则存在较大的汇率风险敞口和资本金压力。建议尽快建立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机制，除鼓励金融机构购汇以外，还可考虑通过储备注资、委贷、货币互存、外储借款或定向债等多种委托投资方式。同时，针对外汇储备运用的不同目标，设立差别考核体系和业绩标准，明确参与主体的责、权、利边界。
（作者系工行投行部副处长）
截至今年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突破3万亿，达到30,447亿美元，同比增长24.4%，规模居世界第一位。其中，美元资产占有较大比重。2010年12月底，我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额占到外汇储备总规模约41%。
大量的外汇储备，增加了货币政策和管理通胀预期的难度，特别是全球经济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外汇储备也面临多重风险：一是违约风险。美国“两房”的私有化改革不可避免，虽然不太可能出现“两房”债券彻底违约的现象，但美联储此轮量化宽松结束之后，随着各种债券利率的上升，“两房”发行的相关证券价格会下跌。二是汇率风险。这主要来自美元与其他货币之间汇率的变动。三是利率风险。4月初，欧元区央行已经加息，其基准利率为1.25%。这无疑会提高欧元区各国家的国债利率，而现在市场预计美国至少在今年内是不可能加息的。也就是说，美国国债利率收益较低。
因此，尽快调整现有的外汇储备运用渠道、机制和方法，提高储备资产的运用效率，促进保值增值，已成当务之急。
首先，扭转旧有观念，抛弃外汇储备“多多益善”的思想。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以及中国央行在外汇市场上源源不断地购入外汇，是中国近年来外汇储备加速上升的根源。如2010年外汇储备增4696亿美元，而同期经常项目顺差至3054亿美元。时至今日，如此庞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则是美国和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反映，是中美双方经济资源配置扭曲的结果，也是福利的重大损失。
其次，变“被动管理”为“主动运用”思路，减少增量，化解存量。一是从增量的角度看，减少“双顺差”。要降低中国外汇资产的风险，一个更可持续的方法是降低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顺差的积累。早已摆脱资金匮乏的中国还面临引进外资的回报率远高于对外投资的收益率这一最突出结构问题。因此，中国应进一步取消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各种显性与隐性优惠政策，抑制FDI 存量快速上升；应继续加强资本项目管制，防止各种短期资本流入进一步推高外汇储备。如果不得不引入外国资金，则这些资金应该转化为进口的增加而不是美国国债的增加。如果外贸顺差在短时间内无法压缩或压缩代价过高，我们就应首先考虑让这部分顺差转化为对外投资，而不是外汇储备的增加。二是从存量角度看，多元化运用外汇储备。首先，调整美元储备资产的结构。其次，控制中国外汇储备资产对美元资产的整体风险暴露。应提高美元和美国国债及准政府债券之外的其他货币和资产的持有比例，并使外汇储备投资从金融领域向多领域拓展。
减持美元储备资产的最大担忧是中国一旦减持，相应资产价格就会下降，使中国遭受损失。其实这种担忧无疑过虑。虽然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数量以绝对值衡量固然增加迅速，但对美国经济以及美国国债市场的影响有所减弱，表现为中国占美国国债的份额并未相应增长。此外，其他国家购买的美国国债数量也在增加。
再次，打通专业金融机构运用外汇储备的通道，并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现有的外汇储备管理格局从管理体制设计上就限定了外汇储备投资范围囿于以美国和欧洲国债、机构债为代表的几种固定收益率产品上。即使中投公司，因其主权财富基金的敏感身份，且缺乏透明度，在投资回报、资产风险等方面也面临着不小的困难。
因此，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实质上取决于外汇资产管理机构的多元化。调动国内各类专业金融机构参与外储投资是外汇储备管理体系改革的可行思路。
而专业金融机构在分散外储投资渠道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作用。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例。一是具有丰富的项目开发、融资及评审管理经验；二是具有平台功能和批发式融资优势，可以将项目融资、技术转让和区域开发相结合，发挥资金的最大使用效益；三是外储投资海外石油、天然气和铀等战略性、长期性和基础性的重大能源项目时，需要严格遵守安全、流动、盈利的使用原则，而这正是商业银行经营的核心理念；四是以商业机构的面目运作，屏蔽外汇储备运用的政治色彩，以免硬着头皮接受收购溢价。
不过，金融机构如单纯通过向国家购汇解决外汇资金来源则存在较大的汇率风险敞口和资本金压力。建议尽快建立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机制，除鼓励金融机构购汇以外，还可考虑通过储备注资、委贷、货币互存、外储借款或定向债等多种委托投资方式。同时，针对外汇储备运用的不同目标，设立差别考核体系和业绩标准，明确参与主体的责、权、利边界。
（作者系工行投行部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