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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下午，中国嘉德，宋刻孤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专场拍卖会，最终成交价1.104亿元。《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的辑刻者为陈鉴，建安人。此古籍为建本。
一
公元960年春，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改元建隆；建隆三年（962），宋太祖秘刻一块誓碑，镌刻着“保全前朝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内容，并将此碑立在寝殿的夹室；乾德元年（963）春，赵匡胤用一杯醇酒，解除了石守信、高怀德等高级将领的兵权。宋王朝的开国是一次兵不血刃的和平演变，前朝帝胄未被残杀灭绝而是体恤有加，开国功臣不因有兔死狗烹之患而醇酒美人，文士不因宏论文字锒铛入狱而诗酒人生，百姓未被王朝替换政权更迭影响而市不易肆……氛围宽松、庶民安乐、倚重文臣、抑制武力成了大宋王朝300余年的格局基调。如此的政治布局，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宋王朝的文化走向。
宋王朝外患重重，辽、夏、金、蒙古此起彼伏地进击，武功孱弱的宋王朝疲于应付，战乱频繁，而与政治孱弱相反的却是文治聿兴，人才辈出。至于如此的政治布局竟也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影响了建阳的雕版印刷业，倒是当时人们未曾料想到的。
宋朝民众对文化有普遍的热情。举个旁证。《醉翁亭记》写好，被刻成碑后就被疯狂地摹打，百姓为了拓印碑文，把寺庙库房里的毡子用尽了。如果把拓好的《醉翁亭记》并给监官，居然可以免税。钱不是问题，没文化才是问题。建阳同样也洋溢着文化的温暖，当时县令刘克庄的《建阳县厅续题名记》记载：“巍巍考亭，为宋阙里，两坊坟典大备，比屋弦诵。”建阳的书坊、麻沙这两坊印刷了三坟五典之书，家家都在吟哦诵读。熊秘在建阳创建了闽北第一所书院“鳌峰书院”后，仅朱子（名“熹”）及其师友弟子兴建的书院就有寒泉、云谷、考亭、西山、环峰、溪山、潭溪等十几所——此为两宋文治聿兴的缩影。
建阳与江浙之间横亘着连绵的武夷山脉，从建阳入江浙往中原须翻越武夷山脉，古道主要有三条，武夷山的分水关、浦城的仙霞关、光泽的杉关。唐朝末年，中原金戈铁马狼烟四起，躲避战乱的人们，越过高峻的武夷山，蹒跚着抵达了建阳。建阳山明水秀，号为“闽北粮仓”，唐石里（建阳黄坑）就曾因一支15穗的嘉禾而诏改嘉禾里，建阳县改称嘉禾县。建阳物华天宝，避祸的人们仿佛突然把世事的纷扰和战争的残酷甩在了身后，感觉到此间安乐衣食无忧，于是，峨冠博带的高官、家资优裕的商贾、优雅从容的士子、青青子衿的书生，甚至通达天地的巫觋、雕龙画凤的梓人纷纷来了，他们掸掸手上的灰尘，留下来了。在宋王朝与辽、夏、金、蒙古的征战中，中原不太平，于是，他们不再北归，而是留在了福建，留在了闽北，留在了建阳——此为两宋武功孱弱的影响。
随之，文化重心南移。
熟知福建史的人大抵知道一段这样的旧事：西汉时期，汉武帝对闽越王余善反复首鼠两端的行为甚为光火，将闽人移入江淮，“虚其地”。闽地人口被汉武帝迁移后趋近于零。两晋由于战乱，中原士人入闽，人气渐复；隋朝，福建人口1.2万户；唐天宝年间9万户；北宋末年46万户。南北宋之交，福建人口稠密，闽北尤甚，其中建宁府、邵武军、南剑州计56万户。据《建宁府志》记载，宋崇宁年间（1102-1106）建阳人口已达41220户、100648口。
淳熙十六年（1189），朱子给学生蔡元定的信中有句：“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那时，闽浙文化蔚然成大观，仿佛居天地之中。洪迈的《容斋随笔》也道：“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遂甲天下。”可以做注解的还有叶适的“闽浙之盛，自唐而始，且独为东南之望，然则亦古所未有也”。
中土人士南下，文化重心南移，书院精舍林立，讲帷杏坛相望，再辅以民众“比屋弦诵”的文化热情，于是，学者与庶民、外来者与土著民共同向文化聚拢，当地一种具有重要文化传播功能的雕版印刷——建本，仿佛怀胎已久，呱呱坠地。
二
建本刻印书坊云集于建阳，建阳刻书坊又麇集于麻沙、崇化（今书坊）两地，因而，“建本”刊印之书也称“麻沙版”“书坊版”。建本之名，较早见于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意思是，四川的“蜀本”与国子监的“监本”，都没有标点（句读），建本就加圈加点，易于阅读。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建本，乍一登场，立即便是“五陵年少争缠头”的惊艳。而后，建阳只凭借区区两个乡镇的雕版，就与四川、浙江的雕版抗衡，三分天下，产量还过之。实在令人咋舌！
宋代“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得了一本《东坡集》，是福建的一位榷茶使官送的，杨万里写了诗答谢，其中有四句如下：
富沙枣木新雕文，传刻疏瘦不失真。
纸如雪茧出玉盆，字如霜雁点秋云。
诗中“富沙”即指建阳的上级行政区——“建宁府”。
杨万里手头的建本《东坡集》的庐山真面目究竟如何？以枣木为雕版木材，版刻的字疏朗硬瘦，印刷用紙雪白如茧，文字的排列就好像翱翔于秋云长空的大雁，明晰有序。
我们不妨透过杨万里的诗句，拨开历史的尘烟，一睹建本芳容。
“富沙枣木”之存疑。
雕版之木公认的是枣与梨。杨万里认定建本刻版的木材为枣木。枣木在建阳大面积栽种并作为雕版木材的可能性不大。倒是建阳山林中酸枣（山枣）甚多，酸枣树木纹清晰，木色古朴，但古字“枣”写为“棗”，酸枣写为“棘”，建本所用枣木当不是酸枣。建阳的梨树不缺，《建阳县志》《麻沙镇志》载，麻沙梨树有雪梨、面梨、冬梨、铁梨、早花梨、木梨六种。梨木适于雕版，木质紧实，容易下刀，刀口分明。也有资料显示，除梨树外，雕版木材还选水冬瓜和榉柳。至于有的学者推断为榕木，这纯然是因为福州多植榕木的臆断。
“传刻疏瘦”之正解。
宋刻本主要仿三种字体：欧体、颜体、柳体。从历史演进来看，北宋早期刻本尚欧体，后来逐渐流行颜体，南宋以后柳体又成为时尚。从地域分布来看，京师开封及浙本多用欧体，蜀本多用颜体，建本多柳体。书法史上有“颜筋柳骨”之说，建本的柳体字疏朗硬瘦刚劲有力，符合“传刻疏瘦”的特点。 “纸如雪茧”之考证。
建阳的纸为竹纸。建阳多竹，号称林海竹乡，嘉靖《建阳县志》载：“嫩竹为料，凡有数品，曰简纸，曰行多纸，曰书籍纸，出北洛里（麻沙界首村）。”《闽产异录》说：“建阳扣，土人呼为书纸，宋元麻沙版书，皆用此纸二百年。”宋书法四大家中的苏轼与米芾都极推崇竹纸，苏轼“作书，竹纸十之七八”。元代至元六年（1269）的《事林广记》、元代天历三年（1330）的《王氏脉经》等流传至今的建本书籍都是竹纸刊刻。
“字如霜雁”之诠释。
书簿的印字要明朗齐整，须得墨的配合。《建宁府志》记载：墨与书籍纸“俱建阳产”。《八闽通志》记载：墨出瓯宁、建阳。建阳之水，特别是书坊的墨池，更是钟天地之灵气。“其水注墨，毫不溅涟”，取水印书，“纸墨精莹，光彩照人”。书坊曾立有孔庙，孔庙泮池水色墨黑，可以当场取水当墨书写。
山川特产，物华天宝，滋润哺育了建本雕版印刷的渐渐壮大。而后，巨大的生产机器启动，文化传播的产业化浪潮开始汹涌澎湃而来。
三
建本起源，有三说，或唐末或五代或北宋，这留待学者考证，但已成共识的是：建本至宋，蜀本、浙本、建本三分天下，此时建阳号为“图书之府”。元代书坊也以福建地区为最多，彼时，建阳陈氏余庆堂、朱氏与耕堂、隐书堂、双桂书堂等名噪一时。明代的建阳、金陵、杭州、北京四大书坊，以建阳书坊为最著名。
如此长时间的高效运作，如此跨度大的商业冲击，偶尔追求速度与利润而影响到质量确实难免，且书坊作坊的主人和那些刀走龙蛇的工匠也不全是文化代言人，但也许正因为这样，建本反而有脱颖而出的一面，数量也一枝独秀。
淳熙六年（1179）春，建阳县学购买了一大批的图书，50岁的朱子为此写了《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而学于县之学者，乃以无书可读为恨。”朱子的文字虽然不是明赞建本书籍销路极好，却也道出了“无远不至”的实情。熊禾在《重建朱文公神道门疏》中也说：“文公之文，如日丽天；书坊之书，犹水行地。”他还在《同文书院上梁文》中吟咏“儿郎伟，抛梁东，书籍日本高丽通”。熊禾说建本书籍远销日本、朝鲜，不是乱说的。
书坊建有书林门，为书坊东门，外地书商入此必经此门。过了此门的书坊有水井百口，寺庙百座，人口逾3万，大多数人以刀为锄，以版为田，童叟丁妇，皆能操作，作场刻凿之声，如筝如鼓，终日不息。年关赶工，夜阑更深，灯火通明。虽然缺乏麻沙刻书坊盛况描绘的直接证据，但清代诗人查慎行有诗佐证：“江西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妆点溪山真不俗，麻沙坊里贩书归。”
数据统计也可说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载，历代建本古籍被列为国家级古籍善本的经史子集丛合计近1500种。从数量上看，建本超过了浙本、蜀本。
如此数量的图书，在人口众多学者云集的社会背景且家家读书户户吟咏的社会风气下，内部消化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况且还有古道三条出武夷山直抵中原。当然，还可以由建溪走水路达福州再行转运至泉州出海远销国外。在日本，明代余氏“仲德堂”刻印的《各方类证医书大全》24卷，即被视为“医家至宝”，翻刻成日本自己刊行的最早医书。元朝末年，朝鲜、日本还派人到麻沙一带招募刻工雕刻图书，麻沙余乐书肆和俞良甫等50余人，被招募往日本刻书。日本“五山文化”中刻书最多的临川寺，雕工几乎全是福建人。
书坊所刻书籍，除经史子集丛外，还有小说演义、童蒙读物、日用杂书、戏曲、农书、医书，而且，明代“天下科举之书，尽出建宁书坊”。
四
倒不必从题材的分类、版式的设计来一一描述，只是，雕版书籍产业化后，一些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值得玩味反思、借鉴学习。
元代至元二年（1336），建本《元诗》一书附一则征集诗稿的广告，原文共四行：
本堂今求名公诗篇，随得即刊，难以人品齿爵为序。
四方吟坛多友幸勿责其错综之编。
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无沧海遗珠之叹云。
李氏建安书堂谨启。
这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征稿广告。
大约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建阳书坊清白堂主杨涌泉以其商人的敏锐嗅出了市场商机，他对他的姻亲、忠正堂堂主熊大木说，如果将《精忠录》的岳飞旧事改成通俗小说，一定大有卖场。熊大木埋首动笔，《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即《武穆精忠传》）不久面世。结果，《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引爆市场。翌年，《杨家将演义》等书面世，再次掀起出版业的风浪。熊大木撰书的巨大销量为众多书坊主树立了高高的标杆，本是刻书的书坊主们纷纷“下海”，操刀之手拿起笔来，进行通俗小说的创作。这一现象被出版史称为“熊大木现象”。由此，建本出版界开始涌现出一大批的“儒商”。比如余象斗，明朝万历十九年（1591），30岁的他放弃儒业，开始刻书，他所刻的《水浒传》是目前所見最早最完整的简本《水浒传》；他所撰所刻的《北游记》《南游记》占《四游记》中的两部；他的《地理统一全书》是中国第一部自然科学百科全书。
在出版物中，有一类被称为“全相”的，就是在话本、演义等书籍上配上人物绣像，与现代的连环画相类。元代建安虞氏在至治年间刊刻的《全相平话五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话本小说。平话每页上面1/3版面是图像，下面2/3是文字。建本刻书家伫立出版界的潮头，率先使用插图。郑振铎先生说：古小说版画大繁荣的局面，就是由建阳书林揭开了第一页的。
史料谈及罗贯中寓居建阳写《三国演义》之事，只是，此第一手资料究竟真实性如何，目前难以认定，罗贯中的生平在学界也大有争议，但书坊以社会需求为要务，编印符合大众口味的图书，首刻《水浒传》《三国演义》却是事实。
不可否认，建本在发掘新人，抢占市场，普及文化，追求时效，保留当时的市井文化等诸层面确实起到了先锋的作用。
不过，在带来巨大的利润的同时，必然也衍生出相关的弊病，比如盗版翻刻、粗于校雠、错字讹字的问题，无须回避，现代出版业这种不规范依然存在。 上文的余象斗就遭遇盗版之苦，他说：我为刻书而勤劳奔走，纷扰繁忙，耗资巨大，成果却多被一些专门翻刻别人成品、抄袭他人言论的人谋取，他们难道不会羞愧？
南宋大儒祝穆的《方舆胜览》《事文类聚》多被盗版。祝穆儿子向官府上诉以维护版权。官府给出榜文，张挂在建阳的麻沙、书坊等地。据载，此榜文是已知中国最早的保护版权文件。
至于商业化之后建本的一些错讹也在所难免，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就记载了一件因校雠不严而闹了笑话的事：
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
笔记中说：教官的教材《易》這本书是麻沙本，其中“坤为金”的“金”字是讹字，正确的是“釜”字。这则笔记成为攻击建本粗制滥造的极有力的事实证据。这只是特例，大可不必将特例当成范例。
五
雕版怕火，所谓回禄之灾。
弘治十二年（1499），孔庙遭遇雷击，大成殿等主要建筑120余间化为灰烬；在此前后，“建阳县书坊被火，古今书板，荡为灰烬”。当时吏科给事中许天锡上奏说：这两件事是上天示戒。建本与孔庙因为同时的火灾而使许天赐感受到了某种隐忧。
对建本来说，火灾记录却不只是这次。
元末，麻沙刻书坊毁于大火；明末崇祯元年（1628），麻沙刻书坊又遭大火。清末咸丰七年（1857），崇化书坊遭遇太平军的兵火；光绪二十七年（1901），崇化书坊再遭火灾，作坊370多间及那些心血之作雕版与书籍都做了土……当然，建本雕版的衰弱是多方面原因的，失却天时地利，技术趋于保守，新兴产业（如制茶业）的兴起等。
书坊的刻书者，后来还有一些“死而不僵”的，“堕落”至以刻灶神、灵符为生。
在800年建本史的大背景下，让我们转首一瞥元、明、清三朝的科举史。
《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疏注——《元史》。明、清两朝的科举标准用书沿袭元朝，法定的是四书五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诗》《尚书》《周易》《春秋》《礼记》，共9部。除《礼记》1部用古疏注外，其余8部用的是福建的朱子、蔡沉、胡安国3人所注释的版本。胡安国、朱子、蔡沉通过科举注书，使闽学的思想端坐在意识形态上方，控制了封建王朝达六七百年，影响超过了经学、玄学、佛学。等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那场大火，烧毁的也许不仅仅是传承千年那刀走龙蛇巧夺天工的印版了。
我们再看那些雕刻灶神、灵符的雕版者时，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清艳情小说已极为盛行之时，建阳的刻书家基本集体抵制刻印艳情小说，艳情小说在建本中的存量微乎其微。这当然与庞大的科举用书市场是分不开的，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圣人之训让建本的刻书家保持着高贵的底线——他们是有尊严的雕版者。
六
和我一样，书坊百姓对雕版印刷的没落，会心痛，于是，他们附会了一个故事，以期神护佑建本万万年。
明朝末年，清兵入关，大学士黄道周带着随从自福建走小路去江西招募人马，穿过书坊的“书林门”。街面，卖书购书人来人往升平安乐。黄道周想，如果清兵一来，图书之府恐怕要化为灰烬。黄道周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他在一家印坊前，停步不前，思量许久，而后，解开包袱，拿出大笔，在刻书坊的柴壁板上写下“此中世外”四个大字。后来，清兵到来，要洗劫书坊，突然间，印坊门上“此中世外”四个大字金光大放，射得清兵睁不开眼，他们以为图书之府有神明庇佑，不敢再烧杀抢掠。
黄道周已然上升为文化的保护神。其实，真实的历史记载是：黄道周对书坊的学者名唤游艺的十分欣赏，去普觉禅寺拜访他时，题下“此中世外”匾额。
如今，图书之府的遗迹已渺茫难寻，能操刀镌刻的老艺人已罕有其人，但我们没必要再编造一个神话再制造一个神祇来慰藉自己，那些可资文化缅怀的实体“书林门”“积墨池”已修复；“书林古街”的保护工程已启动；建本研究书籍已陆续出版，麻沙建本特色小镇的建筑已经启动……清平盛世，建本兮归来！千载之下，我们漫步书林古街，仰观书林门，藏身故纸堆寻觅建本旧事，依旧可以感觉到那绵长的文化力量与不绝如缕的袅袅书香。
责任编辑 林 芝
一
公元960年春，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改元建隆；建隆三年（962），宋太祖秘刻一块誓碑，镌刻着“保全前朝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等内容，并将此碑立在寝殿的夹室；乾德元年（963）春，赵匡胤用一杯醇酒，解除了石守信、高怀德等高级将领的兵权。宋王朝的开国是一次兵不血刃的和平演变，前朝帝胄未被残杀灭绝而是体恤有加，开国功臣不因有兔死狗烹之患而醇酒美人，文士不因宏论文字锒铛入狱而诗酒人生，百姓未被王朝替换政权更迭影响而市不易肆……氛围宽松、庶民安乐、倚重文臣、抑制武力成了大宋王朝300余年的格局基调。如此的政治布局，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宋王朝的文化走向。
宋王朝外患重重，辽、夏、金、蒙古此起彼伏地进击，武功孱弱的宋王朝疲于应付，战乱频繁，而与政治孱弱相反的却是文治聿兴，人才辈出。至于如此的政治布局竟也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影响了建阳的雕版印刷业，倒是当时人们未曾料想到的。
宋朝民众对文化有普遍的热情。举个旁证。《醉翁亭记》写好，被刻成碑后就被疯狂地摹打，百姓为了拓印碑文，把寺庙库房里的毡子用尽了。如果把拓好的《醉翁亭记》并给监官，居然可以免税。钱不是问题，没文化才是问题。建阳同样也洋溢着文化的温暖，当时县令刘克庄的《建阳县厅续题名记》记载：“巍巍考亭，为宋阙里，两坊坟典大备，比屋弦诵。”建阳的书坊、麻沙这两坊印刷了三坟五典之书，家家都在吟哦诵读。熊秘在建阳创建了闽北第一所书院“鳌峰书院”后，仅朱子（名“熹”）及其师友弟子兴建的书院就有寒泉、云谷、考亭、西山、环峰、溪山、潭溪等十几所——此为两宋文治聿兴的缩影。
建阳与江浙之间横亘着连绵的武夷山脉，从建阳入江浙往中原须翻越武夷山脉，古道主要有三条，武夷山的分水关、浦城的仙霞关、光泽的杉关。唐朝末年，中原金戈铁马狼烟四起，躲避战乱的人们，越过高峻的武夷山，蹒跚着抵达了建阳。建阳山明水秀，号为“闽北粮仓”，唐石里（建阳黄坑）就曾因一支15穗的嘉禾而诏改嘉禾里，建阳县改称嘉禾县。建阳物华天宝，避祸的人们仿佛突然把世事的纷扰和战争的残酷甩在了身后，感觉到此间安乐衣食无忧，于是，峨冠博带的高官、家资优裕的商贾、优雅从容的士子、青青子衿的书生，甚至通达天地的巫觋、雕龙画凤的梓人纷纷来了，他们掸掸手上的灰尘，留下来了。在宋王朝与辽、夏、金、蒙古的征战中，中原不太平，于是，他们不再北归，而是留在了福建，留在了闽北，留在了建阳——此为两宋武功孱弱的影响。
随之，文化重心南移。
熟知福建史的人大抵知道一段这样的旧事：西汉时期，汉武帝对闽越王余善反复首鼠两端的行为甚为光火，将闽人移入江淮，“虚其地”。闽地人口被汉武帝迁移后趋近于零。两晋由于战乱，中原士人入闽，人气渐复；隋朝，福建人口1.2万户；唐天宝年间9万户；北宋末年46万户。南北宋之交，福建人口稠密，闽北尤甚，其中建宁府、邵武军、南剑州计56万户。据《建宁府志》记载，宋崇宁年间（1102-1106）建阳人口已达41220户、100648口。
淳熙十六年（1189），朱子给学生蔡元定的信中有句：“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那时，闽浙文化蔚然成大观，仿佛居天地之中。洪迈的《容斋随笔》也道：“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遂甲天下。”可以做注解的还有叶适的“闽浙之盛，自唐而始，且独为东南之望，然则亦古所未有也”。
中土人士南下，文化重心南移，书院精舍林立，讲帷杏坛相望，再辅以民众“比屋弦诵”的文化热情，于是，学者与庶民、外来者与土著民共同向文化聚拢，当地一种具有重要文化传播功能的雕版印刷——建本，仿佛怀胎已久，呱呱坠地。
二
建本刻印书坊云集于建阳，建阳刻书坊又麇集于麻沙、崇化（今书坊）两地，因而，“建本”刊印之书也称“麻沙版”“书坊版”。建本之名，较早见于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意思是，四川的“蜀本”与国子监的“监本”，都没有标点（句读），建本就加圈加点，易于阅读。
“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建本，乍一登场，立即便是“五陵年少争缠头”的惊艳。而后，建阳只凭借区区两个乡镇的雕版，就与四川、浙江的雕版抗衡，三分天下，产量还过之。实在令人咋舌！
宋代“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得了一本《东坡集》，是福建的一位榷茶使官送的，杨万里写了诗答谢，其中有四句如下：
富沙枣木新雕文，传刻疏瘦不失真。
纸如雪茧出玉盆，字如霜雁点秋云。
诗中“富沙”即指建阳的上级行政区——“建宁府”。
杨万里手头的建本《东坡集》的庐山真面目究竟如何？以枣木为雕版木材，版刻的字疏朗硬瘦，印刷用紙雪白如茧，文字的排列就好像翱翔于秋云长空的大雁，明晰有序。
我们不妨透过杨万里的诗句，拨开历史的尘烟，一睹建本芳容。
“富沙枣木”之存疑。
雕版之木公认的是枣与梨。杨万里认定建本刻版的木材为枣木。枣木在建阳大面积栽种并作为雕版木材的可能性不大。倒是建阳山林中酸枣（山枣）甚多，酸枣树木纹清晰，木色古朴，但古字“枣”写为“棗”，酸枣写为“棘”，建本所用枣木当不是酸枣。建阳的梨树不缺，《建阳县志》《麻沙镇志》载，麻沙梨树有雪梨、面梨、冬梨、铁梨、早花梨、木梨六种。梨木适于雕版，木质紧实，容易下刀，刀口分明。也有资料显示，除梨树外，雕版木材还选水冬瓜和榉柳。至于有的学者推断为榕木，这纯然是因为福州多植榕木的臆断。
“传刻疏瘦”之正解。
宋刻本主要仿三种字体：欧体、颜体、柳体。从历史演进来看，北宋早期刻本尚欧体，后来逐渐流行颜体，南宋以后柳体又成为时尚。从地域分布来看，京师开封及浙本多用欧体，蜀本多用颜体，建本多柳体。书法史上有“颜筋柳骨”之说，建本的柳体字疏朗硬瘦刚劲有力，符合“传刻疏瘦”的特点。 “纸如雪茧”之考证。
建阳的纸为竹纸。建阳多竹，号称林海竹乡，嘉靖《建阳县志》载：“嫩竹为料，凡有数品，曰简纸，曰行多纸，曰书籍纸，出北洛里（麻沙界首村）。”《闽产异录》说：“建阳扣，土人呼为书纸，宋元麻沙版书，皆用此纸二百年。”宋书法四大家中的苏轼与米芾都极推崇竹纸，苏轼“作书，竹纸十之七八”。元代至元六年（1269）的《事林广记》、元代天历三年（1330）的《王氏脉经》等流传至今的建本书籍都是竹纸刊刻。
“字如霜雁”之诠释。
书簿的印字要明朗齐整，须得墨的配合。《建宁府志》记载：墨与书籍纸“俱建阳产”。《八闽通志》记载：墨出瓯宁、建阳。建阳之水，特别是书坊的墨池，更是钟天地之灵气。“其水注墨，毫不溅涟”，取水印书，“纸墨精莹，光彩照人”。书坊曾立有孔庙，孔庙泮池水色墨黑，可以当场取水当墨书写。
山川特产，物华天宝，滋润哺育了建本雕版印刷的渐渐壮大。而后，巨大的生产机器启动，文化传播的产业化浪潮开始汹涌澎湃而来。
三
建本起源，有三说，或唐末或五代或北宋，这留待学者考证，但已成共识的是：建本至宋，蜀本、浙本、建本三分天下，此时建阳号为“图书之府”。元代书坊也以福建地区为最多，彼时，建阳陈氏余庆堂、朱氏与耕堂、隐书堂、双桂书堂等名噪一时。明代的建阳、金陵、杭州、北京四大书坊，以建阳书坊为最著名。
如此长时间的高效运作，如此跨度大的商业冲击，偶尔追求速度与利润而影响到质量确实难免，且书坊作坊的主人和那些刀走龙蛇的工匠也不全是文化代言人，但也许正因为这样，建本反而有脱颖而出的一面，数量也一枝独秀。
淳熙六年（1179）春，建阳县学购买了一大批的图书，50岁的朱子为此写了《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而学于县之学者，乃以无书可读为恨。”朱子的文字虽然不是明赞建本书籍销路极好，却也道出了“无远不至”的实情。熊禾在《重建朱文公神道门疏》中也说：“文公之文，如日丽天；书坊之书，犹水行地。”他还在《同文书院上梁文》中吟咏“儿郎伟，抛梁东，书籍日本高丽通”。熊禾说建本书籍远销日本、朝鲜，不是乱说的。
书坊建有书林门，为书坊东门，外地书商入此必经此门。过了此门的书坊有水井百口，寺庙百座，人口逾3万，大多数人以刀为锄，以版为田，童叟丁妇，皆能操作，作场刻凿之声，如筝如鼓，终日不息。年关赶工，夜阑更深，灯火通明。虽然缺乏麻沙刻书坊盛况描绘的直接证据，但清代诗人查慎行有诗佐证：“江西估客建阳来，不载兰花与药材。妆点溪山真不俗，麻沙坊里贩书归。”
数据统计也可说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载，历代建本古籍被列为国家级古籍善本的经史子集丛合计近1500种。从数量上看，建本超过了浙本、蜀本。
如此数量的图书，在人口众多学者云集的社会背景且家家读书户户吟咏的社会风气下，内部消化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况且还有古道三条出武夷山直抵中原。当然，还可以由建溪走水路达福州再行转运至泉州出海远销国外。在日本，明代余氏“仲德堂”刻印的《各方类证医书大全》24卷，即被视为“医家至宝”，翻刻成日本自己刊行的最早医书。元朝末年，朝鲜、日本还派人到麻沙一带招募刻工雕刻图书，麻沙余乐书肆和俞良甫等50余人，被招募往日本刻书。日本“五山文化”中刻书最多的临川寺，雕工几乎全是福建人。
书坊所刻书籍，除经史子集丛外，还有小说演义、童蒙读物、日用杂书、戏曲、农书、医书，而且，明代“天下科举之书，尽出建宁书坊”。
四
倒不必从题材的分类、版式的设计来一一描述，只是，雕版书籍产业化后，一些成功与失败的案例，值得玩味反思、借鉴学习。
元代至元二年（1336），建本《元诗》一书附一则征集诗稿的广告，原文共四行：
本堂今求名公诗篇，随得即刊，难以人品齿爵为序。
四方吟坛多友幸勿责其错综之编。
倘有佳章，毋惜附示，庶无沧海遗珠之叹云。
李氏建安书堂谨启。
这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征稿广告。
大约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建阳书坊清白堂主杨涌泉以其商人的敏锐嗅出了市场商机，他对他的姻亲、忠正堂堂主熊大木说，如果将《精忠录》的岳飞旧事改成通俗小说，一定大有卖场。熊大木埋首动笔，《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即《武穆精忠传》）不久面世。结果，《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引爆市场。翌年，《杨家将演义》等书面世，再次掀起出版业的风浪。熊大木撰书的巨大销量为众多书坊主树立了高高的标杆，本是刻书的书坊主们纷纷“下海”，操刀之手拿起笔来，进行通俗小说的创作。这一现象被出版史称为“熊大木现象”。由此，建本出版界开始涌现出一大批的“儒商”。比如余象斗，明朝万历十九年（1591），30岁的他放弃儒业，开始刻书，他所刻的《水浒传》是目前所見最早最完整的简本《水浒传》；他所撰所刻的《北游记》《南游记》占《四游记》中的两部；他的《地理统一全书》是中国第一部自然科学百科全书。
在出版物中，有一类被称为“全相”的，就是在话本、演义等书籍上配上人物绣像，与现代的连环画相类。元代建安虞氏在至治年间刊刻的《全相平话五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话本小说。平话每页上面1/3版面是图像，下面2/3是文字。建本刻书家伫立出版界的潮头，率先使用插图。郑振铎先生说：古小说版画大繁荣的局面，就是由建阳书林揭开了第一页的。
史料谈及罗贯中寓居建阳写《三国演义》之事，只是，此第一手资料究竟真实性如何，目前难以认定，罗贯中的生平在学界也大有争议，但书坊以社会需求为要务，编印符合大众口味的图书，首刻《水浒传》《三国演义》却是事实。
不可否认，建本在发掘新人，抢占市场，普及文化，追求时效，保留当时的市井文化等诸层面确实起到了先锋的作用。
不过，在带来巨大的利润的同时，必然也衍生出相关的弊病，比如盗版翻刻、粗于校雠、错字讹字的问题，无须回避，现代出版业这种不规范依然存在。 上文的余象斗就遭遇盗版之苦，他说：我为刻书而勤劳奔走，纷扰繁忙，耗资巨大，成果却多被一些专门翻刻别人成品、抄袭他人言论的人谋取，他们难道不会羞愧？
南宋大儒祝穆的《方舆胜览》《事文类聚》多被盗版。祝穆儿子向官府上诉以维护版权。官府给出榜文，张挂在建阳的麻沙、书坊等地。据载，此榜文是已知中国最早的保护版权文件。
至于商业化之后建本的一些错讹也在所难免，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就记载了一件因校雠不严而闹了笑话的事：
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诸生徐出监本，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
笔记中说：教官的教材《易》這本书是麻沙本，其中“坤为金”的“金”字是讹字，正确的是“釜”字。这则笔记成为攻击建本粗制滥造的极有力的事实证据。这只是特例，大可不必将特例当成范例。
五
雕版怕火，所谓回禄之灾。
弘治十二年（1499），孔庙遭遇雷击，大成殿等主要建筑120余间化为灰烬；在此前后，“建阳县书坊被火，古今书板，荡为灰烬”。当时吏科给事中许天锡上奏说：这两件事是上天示戒。建本与孔庙因为同时的火灾而使许天赐感受到了某种隐忧。
对建本来说，火灾记录却不只是这次。
元末，麻沙刻书坊毁于大火；明末崇祯元年（1628），麻沙刻书坊又遭大火。清末咸丰七年（1857），崇化书坊遭遇太平军的兵火；光绪二十七年（1901），崇化书坊再遭火灾，作坊370多间及那些心血之作雕版与书籍都做了土……当然，建本雕版的衰弱是多方面原因的，失却天时地利，技术趋于保守，新兴产业（如制茶业）的兴起等。
书坊的刻书者，后来还有一些“死而不僵”的，“堕落”至以刻灶神、灵符为生。
在800年建本史的大背景下，让我们转首一瞥元、明、清三朝的科举史。
《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诗》以朱氏为主，《尚书》以蔡氏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为主，以上三经兼用古注疏。《春秋》许用三传及胡氏传，《礼记》用古疏注——《元史》。明、清两朝的科举标准用书沿袭元朝，法定的是四书五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诗》《尚书》《周易》《春秋》《礼记》，共9部。除《礼记》1部用古疏注外，其余8部用的是福建的朱子、蔡沉、胡安国3人所注释的版本。胡安国、朱子、蔡沉通过科举注书，使闽学的思想端坐在意识形态上方，控制了封建王朝达六七百年，影响超过了经学、玄学、佛学。等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那场大火，烧毁的也许不仅仅是传承千年那刀走龙蛇巧夺天工的印版了。
我们再看那些雕刻灶神、灵符的雕版者时，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明清艳情小说已极为盛行之时，建阳的刻书家基本集体抵制刻印艳情小说，艳情小说在建本中的存量微乎其微。这当然与庞大的科举用书市场是分不开的，但同时，也必须承认，圣人之训让建本的刻书家保持着高贵的底线——他们是有尊严的雕版者。
六
和我一样，书坊百姓对雕版印刷的没落，会心痛，于是，他们附会了一个故事，以期神护佑建本万万年。
明朝末年，清兵入关，大学士黄道周带着随从自福建走小路去江西招募人马，穿过书坊的“书林门”。街面，卖书购书人来人往升平安乐。黄道周想，如果清兵一来，图书之府恐怕要化为灰烬。黄道周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他在一家印坊前，停步不前，思量许久，而后，解开包袱，拿出大笔，在刻书坊的柴壁板上写下“此中世外”四个大字。后来，清兵到来，要洗劫书坊，突然间，印坊门上“此中世外”四个大字金光大放，射得清兵睁不开眼，他们以为图书之府有神明庇佑，不敢再烧杀抢掠。
黄道周已然上升为文化的保护神。其实，真实的历史记载是：黄道周对书坊的学者名唤游艺的十分欣赏，去普觉禅寺拜访他时，题下“此中世外”匾额。
如今，图书之府的遗迹已渺茫难寻，能操刀镌刻的老艺人已罕有其人，但我们没必要再编造一个神话再制造一个神祇来慰藉自己，那些可资文化缅怀的实体“书林门”“积墨池”已修复；“书林古街”的保护工程已启动；建本研究书籍已陆续出版，麻沙建本特色小镇的建筑已经启动……清平盛世，建本兮归来！千载之下，我们漫步书林古街，仰观书林门，藏身故纸堆寻觅建本旧事，依旧可以感觉到那绵长的文化力量与不绝如缕的袅袅书香。
责任编辑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