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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唯一念
央视近期播出的大型文博类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漆画，作为省博推荐的三件山西珍宝之一惊艳亮相。抖落历史的尘埃，我们更加怀念那些曾默默奉献在三晋文博战线的老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他们消逝在历史星河中的背影，为山西乃至中国考古史标注了闪光的一页。我国北魏考古学家、山西文博事业的先驱者、司马金龙墓和方山永固陵发掘研究的主持者解廷琦先生，无疑是他们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新中国考古史上，上世纪50年代初举国家之力在北大燕园举办的四期全国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被公认为考古界永远的“黄埔四期”。接受这场“文化盛宴”洗礼的山西18名学员，迅速对全省文博领域“一穷二白”的人才结构形成强力支撑，成为成色十足的“老班底”。从二期培训班走出的解廷琦、杨富斗、解希恭三位先生，分别成为大同、侯马、临汾三个山西重点文物区域的领军人物和知名考古学家。他们在不同考古领域跋涉前行，一步一个脚印地建构着山西乃至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延续着三晋文明的厚重历史。作为山西文博事业的拓荒者，他们的名字也许不为世人所熟知，但其艰苦朴素、秉遵真理的人性光辉和躬行力践的可贵精神，将穿透时光，拥抱与之同行的后学。
一生唯一念。回望廷琦先生60余载文博人生，先生以参加太原晋祠附近的古墓清理工作而开始他的研究生涯，以主持司马金龙墓和方山永固陵的发掘研究著称于世。毕生定心致力于庞杂的古物整理，所渋领域纵穿史前至辽金，横跨考古与陈列，面对其煌煌学术成果，我们不禁感慨，这需要怎样的沉淀，又需要何等的情怀。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朴素执着的淡定从容，不负华年的深刻自省，也许是先生留给人们最大的遗赠。由此我们这样感悟，山西老一代文物工作者仿佛来自历史深处，他们的笃定担当和由衷坚守，早已超越了作为一个学者的存在，个人的荣辱得失是何其单薄，凸显了人生本来的华美和厚重。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曾说，一个人的工作成绩就是他最好的纪念品。我们寄望，在三晋大地这片已知其肥沃、而未知其更丰饶的文物热土上，年轻的后进能在老一代文物人满噙希冀的目光中踏肩前行，使山西考古学圣火薪火相传。
转眼间，大同博物馆老馆长解廷琦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两年了。还记得在老馆长去世后的第二天（2017年10月21日），我与博物馆的部分老同志相约到家里来做最后的告别。座谈中，我们了解了他的退休生活，追忆了他在博物馆工作四十多年的情景……回到家中，心情久久难以平复，于是当天中午发了微文到朋友圈和微信群，省内外文博界、考古界许多老专家、老同事看到微文之后纷纷表示哀思和悼念。微文内容如下：
一年前的今天，2016年10月21日应大同博物馆之邀，著名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卫奇先生来大同做题为《桑干河盆地——东亚古文化的摇篮》的学术讲座。下午休息时，我和大同考古所所长张志忠商量，晚上把解廷琦先生和张畅耕先生请过来，让这三位老朋友、大同地区的考古老前辈会会面。随即电话打到老馆长家里，馆长老伴接到电话说：“小胡（当年称呼），老解体力不支，实在不能赴约。我待会儿告诉他，老解准会高兴的，我代老解谢谢你们了！”转眼一年后的今天，老馆长走了。
老馆长一生跑遍大同地区的山山水水，为博物馆事业、为终爱的考古专业奉献了一生。史前考古是先生研究关注的一个领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先生首先发现青瓷窑遗址，并组织了随后的发掘工作。八十年代初，在发掘大同小站遗址时，先生始终站在一线。许家窑、高山等大同所有遗址，都留有先生的足迹。此外，大同左云、新荣恐龙化石地点，先生曾多次踏足，或独立或配合省上、国家完成多项调查采集工作，许多研究成果都及时见诸报刊杂志。
先生作为中国北朝考古先行者、北魏研究大家，其主持的司马金龙墓、方山永固陵的发掘研究，为我国魏晋南北朝考古作出了巨大贡献，上述发掘研究报告长期作为全国高等院校考古专业教学教材案例，供广大师生研读。另外，辽金元考古是先生关注的又一板块，在这一领域先生也是收获颇丰。大同作为北魏辽金考古重要地域，地下文物蕴藏极为丰富，每年配合基建有大量工作，常年的野外调查发掘，练就了先生能走路、能吃苦的本领，也造就了先生坚韧不拔的個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发展壮大，馆里先后来了不少年轻人，人才培养成为当务之急。先生采取引进来、送出去;参会议、参展览;办文展特展、定期业务学习等形式，为培养后学，营造了风清气正的工作学习环境。九十年代初，老馆长退休后还时常关心博物馆的发展，坚持收集资料定期整理，常年笔耕不辍，读书剪报成为其终身的习惯。
先生卒年85岁，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五十余载，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为大同文博考古事业奋斗了一生。先生是北魏考古大家、大同博物馆事业的开创者，更是大同考古第一人。得识先生四十载，殷殷教诲，历历在目，悲痛之情无以言表。今天，我们怀念先生，祝他在通往天堂的路上一路走好！安息吧！
胡平
央视近期播出的大型文博类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板漆画，作为省博推荐的三件山西珍宝之一惊艳亮相。抖落历史的尘埃，我们更加怀念那些曾默默奉献在三晋文博战线的老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他们消逝在历史星河中的背影，为山西乃至中国考古史标注了闪光的一页。我国北魏考古学家、山西文博事业的先驱者、司马金龙墓和方山永固陵发掘研究的主持者解廷琦先生，无疑是他们中有代表性的一位。
新中国考古史上，上世纪50年代初举国家之力在北大燕园举办的四期全国文物考古工作人员培训班，被公认为考古界永远的“黄埔四期”。接受这场“文化盛宴”洗礼的山西18名学员，迅速对全省文博领域“一穷二白”的人才结构形成强力支撑，成为成色十足的“老班底”。从二期培训班走出的解廷琦、杨富斗、解希恭三位先生，分别成为大同、侯马、临汾三个山西重点文物区域的领军人物和知名考古学家。他们在不同考古领域跋涉前行，一步一个脚印地建构着山西乃至中国考古学的未来，延续着三晋文明的厚重历史。作为山西文博事业的拓荒者，他们的名字也许不为世人所熟知，但其艰苦朴素、秉遵真理的人性光辉和躬行力践的可贵精神，将穿透时光，拥抱与之同行的后学。
一生唯一念。回望廷琦先生60余载文博人生，先生以参加太原晋祠附近的古墓清理工作而开始他的研究生涯，以主持司马金龙墓和方山永固陵的发掘研究著称于世。毕生定心致力于庞杂的古物整理，所渋领域纵穿史前至辽金，横跨考古与陈列，面对其煌煌学术成果，我们不禁感慨，这需要怎样的沉淀，又需要何等的情怀。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朴素执着的淡定从容，不负华年的深刻自省，也许是先生留给人们最大的遗赠。由此我们这样感悟，山西老一代文物工作者仿佛来自历史深处，他们的笃定担当和由衷坚守，早已超越了作为一个学者的存在，个人的荣辱得失是何其单薄，凸显了人生本来的华美和厚重。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曾说，一个人的工作成绩就是他最好的纪念品。我们寄望，在三晋大地这片已知其肥沃、而未知其更丰饶的文物热土上，年轻的后进能在老一代文物人满噙希冀的目光中踏肩前行，使山西考古学圣火薪火相传。
转眼间，大同博物馆老馆长解廷琦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两年了。还记得在老馆长去世后的第二天（2017年10月21日），我与博物馆的部分老同志相约到家里来做最后的告别。座谈中，我们了解了他的退休生活，追忆了他在博物馆工作四十多年的情景……回到家中，心情久久难以平复，于是当天中午发了微文到朋友圈和微信群，省内外文博界、考古界许多老专家、老同事看到微文之后纷纷表示哀思和悼念。微文内容如下：
一年前的今天，2016年10月21日应大同博物馆之邀，著名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卫奇先生来大同做题为《桑干河盆地——东亚古文化的摇篮》的学术讲座。下午休息时，我和大同考古所所长张志忠商量，晚上把解廷琦先生和张畅耕先生请过来，让这三位老朋友、大同地区的考古老前辈会会面。随即电话打到老馆长家里，馆长老伴接到电话说：“小胡（当年称呼），老解体力不支，实在不能赴约。我待会儿告诉他，老解准会高兴的，我代老解谢谢你们了！”转眼一年后的今天，老馆长走了。
老馆长一生跑遍大同地区的山山水水，为博物馆事业、为终爱的考古专业奉献了一生。史前考古是先生研究关注的一个领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先生首先发现青瓷窑遗址，并组织了随后的发掘工作。八十年代初，在发掘大同小站遗址时，先生始终站在一线。许家窑、高山等大同所有遗址，都留有先生的足迹。此外，大同左云、新荣恐龙化石地点，先生曾多次踏足，或独立或配合省上、国家完成多项调查采集工作，许多研究成果都及时见诸报刊杂志。
先生作为中国北朝考古先行者、北魏研究大家，其主持的司马金龙墓、方山永固陵的发掘研究，为我国魏晋南北朝考古作出了巨大贡献，上述发掘研究报告长期作为全国高等院校考古专业教学教材案例，供广大师生研读。另外，辽金元考古是先生关注的又一板块，在这一领域先生也是收获颇丰。大同作为北魏辽金考古重要地域，地下文物蕴藏极为丰富，每年配合基建有大量工作，常年的野外调查发掘，练就了先生能走路、能吃苦的本领，也造就了先生坚韧不拔的個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发展壮大，馆里先后来了不少年轻人，人才培养成为当务之急。先生采取引进来、送出去;参会议、参展览;办文展特展、定期业务学习等形式，为培养后学，营造了风清气正的工作学习环境。九十年代初，老馆长退休后还时常关心博物馆的发展，坚持收集资料定期整理，常年笔耕不辍，读书剪报成为其终身的习惯。
先生卒年85岁，从事文物考古工作五十余载，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为大同文博考古事业奋斗了一生。先生是北魏考古大家、大同博物馆事业的开创者，更是大同考古第一人。得识先生四十载，殷殷教诲，历历在目，悲痛之情无以言表。今天，我们怀念先生，祝他在通往天堂的路上一路走好！安息吧！
胡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