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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雪”，结于“铁”;以诗意的澡雪开端，以“铁和残酷现实”收束，《窥豹录》在诗艺与现实交织的广阔空间中蕴蓄了批评家的风骨与气度。与其深厚的底蕴相比，阅读胡亮的文学批评，最拂动人心的，是其文字中绵延的汉语之美与辉光：“顶上雪何谓？白发也。心头雪何谓？死灰也……”以诗论诗，一路挥洒而下，尽是英萃华章，以诗性的语言阐发诗，与诗共生，与诗同在。如《周梦蝶》一文：以“先说其作为寒士的孤危之诗”，“再说其作为情种的热烈之诗”，“再说其作为隐者的超迈之诗”，“最后说其作为老僧的解脱之诗”，结构上婉转相承、隔行悬合，词句上几乎句句相衔，字字相俪。文体深得中国古代诗话体风骨，行文有中国明清小品文之韵致。在语言上，与对象共生，并辔而行。沈奇老师说：“从发生学而言，‘学养’‘学理’‘直觉’‘情怀’‘问题意识’，是论文写作的内动力、原驱力，但最后这些都得通过具体的文字语言和体例结构来作文本呈现。”醒觉于批评的语言，自觉于汉语文化传统的身份，胡亮建立在中西诗学会通基础上的“黄金”语言，是给当代文学批评带来的第一层启示，文学批评首先要具备的便是文字功夫，文字功夫是批评文章是否具备审美自足性的第一要义。
20世纪中国社会的动荡与变革，在话语层面上呈现为语言的变革。在这场空前未有的深刻变革中，新诗的诞生取法西方，白话与欧化的语言构成了新诗的语言资源;新诗批评的话语模式、理论资源更是迄今仍从西方搬运、移植。在理论建构上，正如日本学者手冢富雄与海德格尔的对话所示：“我们的语言缺少一种规范力量。”西方概念系统的确带给我们机床般的便利与批量化生产的可能性，其理论体系在中国当代诗学建构过程中也的确显示了有效性。但同时，翻译的不彻底性与未完成状态，对理性与体系化建构的单向度追求，对历史本位主义的客观性的恪守，学院工厂式的复制，共同催产出丧失了汉语审美气质的文学批评语言，甚至是丧失了文学性的批评语言。也正如海德格尔谈话中那个“更巨大的担忧”，借助欧洲美学，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来规定东亚艺术，“东亚艺术的真正本质被掩盖起来了，而且被贩卖到一个与它格格不入的领域中去了”。郑敏在上世纪末曾呼唤一种当代汉语诗歌语言，能够承担高度浓缩和高强度的诗歌内容。当代文学批评、诗歌批评更有必要寻求具备和彰显汉语审美气质的语言资源。虽然不必模仿，也无可复制，但胡亮经营文学批评语言的努力，为当代漢语文学批评、诗歌批评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革新之路。
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一方面过度依赖西方概念体系，造成了批评文本与文学文本的擦肩而过，批评文章仅与理论同在，与史同在，却并不与美同在，也体现出批评主体诗性的匮乏与丧失。另一方面，批评者并没有全面、深入地进入文本、穿越文学文本和细读文本，造成批评文本在拥有宏大理论骨架的同时缺失丰满的肌质。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是，批评者只带了大脑来思考和理析，却并不带感官，既无经验，亦无体验，批评主体在审美向度上与文学主体无法形成共振与对话。文学批评不是“拆散彩虹”的事业，更不是“将活的文学当做死的标本处理”的业务。对作品的进入、穿越与细读本是文学批评的马步功夫，是批评上到高处的必由之路。胡亮能够独辟蹊径翩然抵达文本的内核，形成感性批评的文本，从根本上讲，在于其批评文本从孕育之初就对研究对象下足了细读的功夫。他的文学批评是以写作者与作品为中心的批评，无论是对批评对象的选取还是舍弃，都是经过他反复的斟酌与研判做出的审慎选择，他对每一个对象都经过大量而细致的相关研读，才寻找到恰切而新颖的角度给予开掘式的阐发。《谁的洛丽塔》一文中，批评者对作品的谙熟程度，就让丁瑞根发出了“惊叹”：“文中——也是《洛丽塔》中——涉及数百个文本，横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叙述者、虚拟叙述者也即被叙述的叙述者、读者、虚拟读者，构建了一个幽深而充满歧途的迷宫。”如果不是有过细读，批评者自身首先会迷失其中，更遑论见解的可靠、深刻与独到。
在展开批评的过程中，胡亮并不急于确定对象历史的、文学史的坐标，而更着意于对象的审美特性。他对新世纪以来新诗批评中诗派与诗潮，尤其是代际捆绑、地域圈划等急于命名的现象保持了必要的警惕，也对已被现当代文学史梳理过的群落、诗人做了个人的审慎的检视。这在《窥豹录》研究体系的确立中有明显的反映，“当代诗的九十九张面孔”，每位诗人不可替代的诗学价值与审美意义被放置在第一位，他们共同构成了当代诗歌史具体、灵动、可触及的躯体。即使要探寻“诗人们”共有的某些经验与启示，他也不是粗疏依据地理、时间这些相对更为外在的线条去圈套，而一定是寻求和发现一个更为隐秘幽微的联结点、生长点。比如《诗人之死》一文，与其说是诗歌使批评家集结了他们，不如说是命运对他们做了相类的选择，而强烈的命运感的书写，也早已超越了某个专业某个学科守则，而上升为对生命的叩问。这些隐秘幽微之处的探寻，当然要比地域、时间等轨辙更费力，更需要批评者、研究者对原材料进行精分与细算。
胡亮葳蕤丰饶的感性批评在提供识与思之前，首先提供了丰沛的感官体验，对文学文本能够览其色、叩其声、嗅其香，批评者穿越对象的身影与踪迹清晰可见，惊艳、可靠、持重，细读是其文学批评形成大气象的基石。也只有实实在在穿越，才能谈及穿透。也只有细读，才能更准确，才有新发现。也只有体验、沉浸，才能更好地抵达作品。唯其如此，才可能有共振与对话，才可能有创造性的生成。
巴蜀多育奇才，即使不蘸取历史的丰厚积淀，仅是同时代师友间的相互勉励与影响，也给了胡亮诸多补益。但对非学院、非文学体制之中的批评者胡亮而言，其文学批评成今日之气象，其间付出的辛苦难以想见。胡亮坦言，在走向文学批评的道路上，并无人指路，只有阅读。
在《大江健三郎书店》一文中，胡亮透露了一点他的阅读经历：“我在少年时代遇上的恰好就是普利什文和帕乌斯托夫斯基，爱伦堡则来得较晚……还有他们反复谈到的那些作家，尤其是苏俄白银时代的诗人和作家：阿赫玛托娃、曼杰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不再是引导，而是直接培训出我的立场：即便置身于庞然大物之阵也必须固守某种立场。”对于1975年出生的胡亮而言，大约在大多数同代人还在读杨朔散文魏巍通讯稿的时候，他就已经拜会了诸多大师与巨匠，开始确立其处世为文的精神与立场。也是在《大江健三郎书店》一文中，胡亮撩开了他卧室小小的柏木书架，及至移至客厅的梨木书架的一角：“一个不断被抽取，不断被添加，既是必然的书架，也是偶然的书架。”从他更多的文章留下的线索中，能够窥见他不断抽取与添加的过程中阅读的广泛性。丁瑞根谈及他《谁的洛丽塔》一文时不仅有惊叹，也有感叹：“当他穿梭其间，出色完成了叙述学分层，同时也即‘互文性’指辨之时，也就意味着胡亮早已把西方当代批评理论，几乎如数纳入自己的工具箱，并已练就娴熟的使用技巧。”与此同时，自刘勰、钟嵘、司空图、严羽、袁枚、刘熙载、王国维以至民初学衡派的中国诗学“正脉”，构成了胡亮文学批评的“美学上游”，用胡亮自己的话说，字里行间，西洋与古典形成了有意思的交错。广泛而深入的阅读给了胡亮文学批评开阔厚实的生态性滋养。不拘一格、不溺一域，造就了他的文学批评在古今中外广阔的文化空间中能够神游万仞，也彰显了他的兼容并包与万千气象。比如，他并没有因为金庸在文学史中“通俗”的标签而舍弃他，相反，他有自己的评判。金庸是他从少年时代开始便阅读的大师之一，即使现在，他也会拿来读读，一篇《说不尽的〈鲁拜集〉》可见他对金庸阅读的精深。在其尚未面世的《屠龙术》增补本中，就有张三丰教张无忌太极剑的故事：“‘不坏，不坏，忘得真快。’邋里邋遢的三丰真人这样表扬张无忌，因为后者在大殿内踱了一圈，又踱了半圈，就已经把前者适才传授的剑招忘得干干净净。这是金庸讲的武学好故事，不妨视为诗学好故事。”胡亮已然把一本江湖，读成了诗学。在极具源头性诗学意义的《屠龙术》中，其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功夫有集中的体现。也是这份功力，使得胡亮的诗歌批评在古今中外诗学的交汇处焕发出异彩。走一条中西诗学、古今诗学的会通之路，正是胡亮文学批评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昭示的一条坦途与正途。胡亮有言：“在文学的阅读、写作和批评方面，黄色时代（复古）早已式微，蓝色时代（崇洋）尚未消颓，接下来，我愿意参与和建设一个中西古今会通的绿色时代。”
2020年9月6日
20世纪中国社会的动荡与变革，在话语层面上呈现为语言的变革。在这场空前未有的深刻变革中，新诗的诞生取法西方，白话与欧化的语言构成了新诗的语言资源;新诗批评的话语模式、理论资源更是迄今仍从西方搬运、移植。在理论建构上，正如日本学者手冢富雄与海德格尔的对话所示：“我们的语言缺少一种规范力量。”西方概念系统的确带给我们机床般的便利与批量化生产的可能性，其理论体系在中国当代诗学建构过程中也的确显示了有效性。但同时，翻译的不彻底性与未完成状态，对理性与体系化建构的单向度追求，对历史本位主义的客观性的恪守，学院工厂式的复制，共同催产出丧失了汉语审美气质的文学批评语言，甚至是丧失了文学性的批评语言。也正如海德格尔谈话中那个“更巨大的担忧”，借助欧洲美学，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来规定东亚艺术，“东亚艺术的真正本质被掩盖起来了，而且被贩卖到一个与它格格不入的领域中去了”。郑敏在上世纪末曾呼唤一种当代汉语诗歌语言，能够承担高度浓缩和高强度的诗歌内容。当代文学批评、诗歌批评更有必要寻求具备和彰显汉语审美气质的语言资源。虽然不必模仿，也无可复制，但胡亮经营文学批评语言的努力，为当代漢语文学批评、诗歌批评提供了一条可供参考的革新之路。
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一方面过度依赖西方概念体系，造成了批评文本与文学文本的擦肩而过，批评文章仅与理论同在，与史同在，却并不与美同在，也体现出批评主体诗性的匮乏与丧失。另一方面，批评者并没有全面、深入地进入文本、穿越文学文本和细读文本，造成批评文本在拥有宏大理论骨架的同时缺失丰满的肌质。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是，批评者只带了大脑来思考和理析，却并不带感官，既无经验，亦无体验，批评主体在审美向度上与文学主体无法形成共振与对话。文学批评不是“拆散彩虹”的事业，更不是“将活的文学当做死的标本处理”的业务。对作品的进入、穿越与细读本是文学批评的马步功夫，是批评上到高处的必由之路。胡亮能够独辟蹊径翩然抵达文本的内核，形成感性批评的文本，从根本上讲，在于其批评文本从孕育之初就对研究对象下足了细读的功夫。他的文学批评是以写作者与作品为中心的批评，无论是对批评对象的选取还是舍弃，都是经过他反复的斟酌与研判做出的审慎选择，他对每一个对象都经过大量而细致的相关研读，才寻找到恰切而新颖的角度给予开掘式的阐发。《谁的洛丽塔》一文中，批评者对作品的谙熟程度，就让丁瑞根发出了“惊叹”：“文中——也是《洛丽塔》中——涉及数百个文本，横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叙述者、虚拟叙述者也即被叙述的叙述者、读者、虚拟读者，构建了一个幽深而充满歧途的迷宫。”如果不是有过细读，批评者自身首先会迷失其中，更遑论见解的可靠、深刻与独到。
在展开批评的过程中，胡亮并不急于确定对象历史的、文学史的坐标，而更着意于对象的审美特性。他对新世纪以来新诗批评中诗派与诗潮，尤其是代际捆绑、地域圈划等急于命名的现象保持了必要的警惕，也对已被现当代文学史梳理过的群落、诗人做了个人的审慎的检视。这在《窥豹录》研究体系的确立中有明显的反映，“当代诗的九十九张面孔”，每位诗人不可替代的诗学价值与审美意义被放置在第一位，他们共同构成了当代诗歌史具体、灵动、可触及的躯体。即使要探寻“诗人们”共有的某些经验与启示，他也不是粗疏依据地理、时间这些相对更为外在的线条去圈套，而一定是寻求和发现一个更为隐秘幽微的联结点、生长点。比如《诗人之死》一文，与其说是诗歌使批评家集结了他们，不如说是命运对他们做了相类的选择，而强烈的命运感的书写，也早已超越了某个专业某个学科守则，而上升为对生命的叩问。这些隐秘幽微之处的探寻，当然要比地域、时间等轨辙更费力，更需要批评者、研究者对原材料进行精分与细算。
胡亮葳蕤丰饶的感性批评在提供识与思之前，首先提供了丰沛的感官体验，对文学文本能够览其色、叩其声、嗅其香，批评者穿越对象的身影与踪迹清晰可见，惊艳、可靠、持重，细读是其文学批评形成大气象的基石。也只有实实在在穿越，才能谈及穿透。也只有细读，才能更准确，才有新发现。也只有体验、沉浸，才能更好地抵达作品。唯其如此，才可能有共振与对话，才可能有创造性的生成。
巴蜀多育奇才，即使不蘸取历史的丰厚积淀，仅是同时代师友间的相互勉励与影响，也给了胡亮诸多补益。但对非学院、非文学体制之中的批评者胡亮而言，其文学批评成今日之气象，其间付出的辛苦难以想见。胡亮坦言，在走向文学批评的道路上，并无人指路，只有阅读。
在《大江健三郎书店》一文中，胡亮透露了一点他的阅读经历：“我在少年时代遇上的恰好就是普利什文和帕乌斯托夫斯基，爱伦堡则来得较晚……还有他们反复谈到的那些作家，尤其是苏俄白银时代的诗人和作家：阿赫玛托娃、曼杰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不再是引导，而是直接培训出我的立场：即便置身于庞然大物之阵也必须固守某种立场。”对于1975年出生的胡亮而言，大约在大多数同代人还在读杨朔散文魏巍通讯稿的时候，他就已经拜会了诸多大师与巨匠，开始确立其处世为文的精神与立场。也是在《大江健三郎书店》一文中，胡亮撩开了他卧室小小的柏木书架，及至移至客厅的梨木书架的一角：“一个不断被抽取，不断被添加，既是必然的书架，也是偶然的书架。”从他更多的文章留下的线索中，能够窥见他不断抽取与添加的过程中阅读的广泛性。丁瑞根谈及他《谁的洛丽塔》一文时不仅有惊叹，也有感叹：“当他穿梭其间，出色完成了叙述学分层，同时也即‘互文性’指辨之时，也就意味着胡亮早已把西方当代批评理论，几乎如数纳入自己的工具箱，并已练就娴熟的使用技巧。”与此同时，自刘勰、钟嵘、司空图、严羽、袁枚、刘熙载、王国维以至民初学衡派的中国诗学“正脉”，构成了胡亮文学批评的“美学上游”，用胡亮自己的话说，字里行间，西洋与古典形成了有意思的交错。广泛而深入的阅读给了胡亮文学批评开阔厚实的生态性滋养。不拘一格、不溺一域，造就了他的文学批评在古今中外广阔的文化空间中能够神游万仞，也彰显了他的兼容并包与万千气象。比如，他并没有因为金庸在文学史中“通俗”的标签而舍弃他，相反，他有自己的评判。金庸是他从少年时代开始便阅读的大师之一，即使现在，他也会拿来读读，一篇《说不尽的〈鲁拜集〉》可见他对金庸阅读的精深。在其尚未面世的《屠龙术》增补本中，就有张三丰教张无忌太极剑的故事：“‘不坏，不坏，忘得真快。’邋里邋遢的三丰真人这样表扬张无忌，因为后者在大殿内踱了一圈，又踱了半圈，就已经把前者适才传授的剑招忘得干干净净。这是金庸讲的武学好故事，不妨视为诗学好故事。”胡亮已然把一本江湖，读成了诗学。在极具源头性诗学意义的《屠龙术》中，其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功夫有集中的体现。也是这份功力，使得胡亮的诗歌批评在古今中外诗学的交汇处焕发出异彩。走一条中西诗学、古今诗学的会通之路，正是胡亮文学批评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昭示的一条坦途与正途。胡亮有言：“在文学的阅读、写作和批评方面，黄色时代（复古）早已式微，蓝色时代（崇洋）尚未消颓，接下来，我愿意参与和建设一个中西古今会通的绿色时代。”
2020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