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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中多有东晋士大夫赏识自然风物的妙言趣事。譬如号称“画圣”的顾恺之对人言会稽山川之美，有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而以书法名世的王献之说山阴道上风光，则谓：“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真是说得漂亮。
而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也是兴起于晋、宋之际，代表性的作家就是大名鼎鼎的陶渊明与谢灵运。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人此时开始真正意识到自然的美，就像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过的一句很动人的话：“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对这一历史文化现象，通常的解释是：西晋中原战乱，士大夫逃避到南方，被江南秀丽的山水风光所吸引，导致了对自然的发现。这一理解包含着一种潜在的前提，即所谓“自然之美”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存在，人所要做的是把它找出来和描述出来。其实事情绝不是如此简单。自然之美固然有赖于一定的客观条件，但这些条件只有与人的精神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显示为对于人有意义的“美”。换言之，所谓自然之美的“发现”，其实是一种精神创造活动。
对于晋人来说，自然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人类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在许多情形下，生命显得短暂、渺小、无意义，这给人心带来极大的压迫。而克服这种困苦的一个途径，是把生命和某些永恒、伟大的事物相联系，使前者拥有后者的品性乃至生命力。这种精神需要带有很深的宗教意味。在古代中国，儒学回答了许多问题，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认为由崇高的“天”决定了人间的秩序和道德，由此它也给出了生命的意义。但儒学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它与社会统治阶层的现实利益结合太多，不能够保持超脱的立场；而被人们利用太多的东西，自身容易变得庸俗，因而容易遭到破坏。现世性和实用性是儒学的优点，也是它的致命伤。
相比于儒家的以政治伦理为核心的“道”，老庄之“道”因其玄虚的特征，更宜于作出超越性的解释，从而满足人们对于生命的具有宗教意味的渴望：它永远具有无限的可能，化生万物却始终保持自身的虚静，不因世间的变化而发生任何改变。在万物源于道的根本原理之下，个体生命与道本是统一的。当生命摆脱了俗世的成败毁誉的羁绊而与道化合为一时，从精神意义上说，它自然也就获得了道所具有的品性。正是由于上述区别，造成魏晋时代儒学的衰落与老庄学说的兴起。
但道体既然是虚无的，人又怎样才能亲切地体味和感受它的存在，使之成为生命的寄托或至少是慰藉呢?
我们举一个看似不相干的例子，也许有助于问题的理解：欧洲近代思想家卢梭在表示要抛弃由教会组织所宣扬的宗教教义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一本书是打开在大家眼前的，那就是自然的书；正是在这本著作中我学会了怎样崇奉它的作者。”(《爱弥儿》)他的意思是人应该并且也只能通过自然去接近上帝，其他途径都是可疑的。而晋人王羲之的《兰亭诗》，早有意义相似的表述：“仰望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寥朗无观，寓目理自陈。太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这是说：当我们凝视着辽阔而明朗的世界时，真理就自然地呈现在面前，我们能够感受到一切存在之物都蒙受着造化的恩惠。
魏晋士人正是试图通过自然去体悟作为宇宙本体的“道”，试图通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达成人与道的一致。人们在这里赋予自然以特殊的价值，亲近自然的生活，代表了对俗世荣辱与利益的超越，代表了从容的、自如的和更富于诗意的生命姿态。从这一意义上看，自然美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存在，由于人心的需要在自然中得到满足，它才是美的。而自然的价值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首先也应该从这一视角来看待。
而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也是兴起于晋、宋之际，代表性的作家就是大名鼎鼎的陶渊明与谢灵运。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国人此时开始真正意识到自然的美，就像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过的一句很动人的话：“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对这一历史文化现象，通常的解释是：西晋中原战乱，士大夫逃避到南方，被江南秀丽的山水风光所吸引，导致了对自然的发现。这一理解包含着一种潜在的前提，即所谓“自然之美”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存在，人所要做的是把它找出来和描述出来。其实事情绝不是如此简单。自然之美固然有赖于一定的客观条件，但这些条件只有与人的精神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显示为对于人有意义的“美”。换言之，所谓自然之美的“发现”，其实是一种精神创造活动。
对于晋人来说，自然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人类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在许多情形下，生命显得短暂、渺小、无意义，这给人心带来极大的压迫。而克服这种困苦的一个途径，是把生命和某些永恒、伟大的事物相联系，使前者拥有后者的品性乃至生命力。这种精神需要带有很深的宗教意味。在古代中国，儒学回答了许多问题，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认为由崇高的“天”决定了人间的秩序和道德，由此它也给出了生命的意义。但儒学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它与社会统治阶层的现实利益结合太多，不能够保持超脱的立场；而被人们利用太多的东西，自身容易变得庸俗，因而容易遭到破坏。现世性和实用性是儒学的优点，也是它的致命伤。
相比于儒家的以政治伦理为核心的“道”，老庄之“道”因其玄虚的特征，更宜于作出超越性的解释，从而满足人们对于生命的具有宗教意味的渴望：它永远具有无限的可能，化生万物却始终保持自身的虚静，不因世间的变化而发生任何改变。在万物源于道的根本原理之下，个体生命与道本是统一的。当生命摆脱了俗世的成败毁誉的羁绊而与道化合为一时，从精神意义上说，它自然也就获得了道所具有的品性。正是由于上述区别，造成魏晋时代儒学的衰落与老庄学说的兴起。
但道体既然是虚无的，人又怎样才能亲切地体味和感受它的存在，使之成为生命的寄托或至少是慰藉呢?
我们举一个看似不相干的例子，也许有助于问题的理解：欧洲近代思想家卢梭在表示要抛弃由教会组织所宣扬的宗教教义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一本书是打开在大家眼前的，那就是自然的书；正是在这本著作中我学会了怎样崇奉它的作者。”(《爱弥儿》)他的意思是人应该并且也只能通过自然去接近上帝，其他途径都是可疑的。而晋人王羲之的《兰亭诗》，早有意义相似的表述：“仰望碧天际，俯瞰绿水滨。寥朗无观，寓目理自陈。太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这是说：当我们凝视着辽阔而明朗的世界时，真理就自然地呈现在面前，我们能够感受到一切存在之物都蒙受着造化的恩惠。
魏晋士人正是试图通过自然去体悟作为宇宙本体的“道”，试图通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达成人与道的一致。人们在这里赋予自然以特殊的价值，亲近自然的生活，代表了对俗世荣辱与利益的超越，代表了从容的、自如的和更富于诗意的生命姿态。从这一意义上看，自然美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存在，由于人心的需要在自然中得到满足，它才是美的。而自然的价值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首先也应该从这一视角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