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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罕坝，有人说它是辽金时期的“千里松林”，也有人说它是满清王朝的“皇家猎苑”，其实这都是对木兰围场和塞罕坝的误解。塞罕坝在围场境内，但它绝不是历史意义上的木兰围场。木兰围场古称“兴安”“木兰”或者“东木兰”，应该特指东起红松洼、西到御道口塞罕坝下的广大山区和林地。塞罕坝，它位于内蒙古高原的南段，过去百余年里，只是一片漫无边际的莽莽荒原，即使有人居住也是零散的游牧。望不到边的曼甸连绵起伏、广袤无垠，獐狍野鹿活跃其中，狼虫虎豹时有出没，康熙讨伐葛尔丹建十二连营曾让它热闹一时，但不久又恢复了自然的宁静，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第一代林业人开进塞罕坝垦荒建场，才算彻底打破了它的沉寂。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坝下的一所学校里读书，那时候，学校每年都要组织两次勤工俭学活动，而能为我们提供这样机会的就是塞罕坝机械林场。
五月，江南大地已经进入了初夏，而在遥远的塞罕坝却刚刚迎来冰雪消融的春天，那时大规模的人工造林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初到坝上还是让我感到了无比的荒凉。
白天，我们排着队伍，扛着铁锹和树苗步行十余里去栽树，为了保证成活，林场为我们委派了一个三十七八岁的技术员，老师介绍说他是林校毕业的大学生，老塞罕坝了！“鄙人陈翔，叫我老陈就行，如果愿意也可以叫我陈大哥。”这位技术员自我介绍后，先念一段口诀给我们听，说这是他和朋友一起编的“植树歌”，然后再给我们做示范，当大家开始千起来的时候，他就从这个组到那个组地巡视，边走边用东北话说“深送高提，埋没红皮”，调皮的同学学着他的东北腔说“没露肚皮，没露肚皮”，一曼甸的人大笑，他也笑了，然后又大声说：“还要用力踏实啊，不留空隙！要不大风一刮，这树的肚皮就真露出来了，肚皮露出来了还不冻死啊！”他的幽默又引来一片笑声，笑声没落，他已经念叨着又往坡下的人群里走去了，挂在他身后的一对大“手闷子”（棉手套），像老绵羊拖着的尾巴，甩来甩去——哪像个大学生啊，他俨然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
那时，我们都是刚刚十四五岁的娃娃，虽然都生在农村，但是植树这样的粗活还是干不太好，一会儿，手心就起了血泡，一不小心又磨破了，疼得铁锹都抓不住。塞罕坝的风忽大忽小从不停息，时间一久，大家的脸上都爆起一层层的皮，很多人的嘴唇上裂开了细细的血口，除了铁锹掘土的声音，山场上陷入了低沉的宁静……中午到了，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就着塞罕坝冰凉的泉水啃随身带来的老棒子面窝窝头，老陈也坐在我们中间，边吃边指着正在茁壮成长的幼林，给我们讲他和他的同学们垦荒植树的故事。下午又干了两个多小时，老陈就叫我们停手，他说孩子们都累了也该回去了，老师说这太阳不还老高吗，还能干会儿。老陈一笑说，这塞罕坝高原和坝下山区可不一样，山区的太阳落下去了天还要过会儿才能黑，这坝上没有傍晚，太阳说掉下去就掉下去了，它一落入西边的草地，天马上就黑了。
果然，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营地的时候，夜色已经降临。
我和同学们住在简陋的房屋里，土炕上铺着枯草，北风吹在毛头纸糊的窗户上呜呜地响。睡觉前老陈会来巡视，他告诫大家要把装树苗的铁桶放在地中间当马桶使，夜里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出去，因为这里有狼和野猪。有人抱怨这条件太差了，老陈呵呵一笑说，这就不错了，最起码有屋子可以遮风挡雨，有饭可以吃饱，当年我们可是住在马架子里，粮食根本不够，半夜被冻醒，那是常事，要是狼来了，躲都没地方躲……他的告诫虽然令人半信半疑，可我们还是把门顶得死死的，躺进被窝，谁也不敢大声说话，有时睡不着，静静的似乎真会听到野兽走动的声音。恐惧让大家抱在一起，想家了，就悄悄地抹眼汩。
从初中入学到高中毕业，我在那个学校读了六年书。六年里我们到过塞罕坝上的五间房、二道河口、三道河口、千层板和菜园子等很多地方，风餐露宿，或刨坑或栽树或割草，干了许多活儿，我们栽下的那些树，像涂在心中的一抹抹新绿，实实在在地挺立在塞罕坝的丘陵和曼甸之上。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了很多老一辈塞罕坝创业者的动人故事，而亲身的经历也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他们创业的艰辛。
去年八月，我杭州的朋友来坝上旅游，我们爬百花坡，穿白桦林，泛舟泰丰湖，漂流界河……一路走来，塞罕坝的千里林海和动人故事让他们赞叹不已，说这次旅行让他们知道了什么是“绿色的屏障”，也知道了什么是“地球之肺”，而更深的体会是，他们知道了什么才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当车过沙胡同，当我们再一次站在月亮山上，我不禁心生感慨：当年牧马人饮马垂钓的“沙仁脑泡子”已经成长为波光潋滟的“月亮湖”，当年简陋的“望火楼”也变成了高大巍峨的“塞罕塔”……想着这些，当年那些青年们的影子，竟然也在我的心里都清晰起来，那是一串串的名字，那是一个个年轻的热血生命，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都奉献给了这片曾经无比荒凉的土地，现在他们有的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有的早已埋进了塞罕坝这深厚的泥土里。
马蹄坑，五间房，六铺炕，阎王鼻子……我知道，这些曾经令他们耳目详熟的地名，也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成为历史遗迹，但是作为塞罕坝精神的見证者，它们依然会被后人记住，并且成为永恒。
编辑：安春华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坝下的一所学校里读书，那时候，学校每年都要组织两次勤工俭学活动，而能为我们提供这样机会的就是塞罕坝机械林场。
五月，江南大地已经进入了初夏，而在遥远的塞罕坝却刚刚迎来冰雪消融的春天，那时大规模的人工造林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初到坝上还是让我感到了无比的荒凉。
白天，我们排着队伍，扛着铁锹和树苗步行十余里去栽树，为了保证成活，林场为我们委派了一个三十七八岁的技术员，老师介绍说他是林校毕业的大学生，老塞罕坝了！“鄙人陈翔，叫我老陈就行，如果愿意也可以叫我陈大哥。”这位技术员自我介绍后，先念一段口诀给我们听，说这是他和朋友一起编的“植树歌”，然后再给我们做示范，当大家开始千起来的时候，他就从这个组到那个组地巡视，边走边用东北话说“深送高提，埋没红皮”，调皮的同学学着他的东北腔说“没露肚皮，没露肚皮”，一曼甸的人大笑，他也笑了，然后又大声说：“还要用力踏实啊，不留空隙！要不大风一刮，这树的肚皮就真露出来了，肚皮露出来了还不冻死啊！”他的幽默又引来一片笑声，笑声没落，他已经念叨着又往坡下的人群里走去了，挂在他身后的一对大“手闷子”（棉手套），像老绵羊拖着的尾巴，甩来甩去——哪像个大学生啊，他俨然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
那时，我们都是刚刚十四五岁的娃娃，虽然都生在农村，但是植树这样的粗活还是干不太好，一会儿，手心就起了血泡，一不小心又磨破了，疼得铁锹都抓不住。塞罕坝的风忽大忽小从不停息，时间一久，大家的脸上都爆起一层层的皮，很多人的嘴唇上裂开了细细的血口，除了铁锹掘土的声音，山场上陷入了低沉的宁静……中午到了，同学们围坐在一起，就着塞罕坝冰凉的泉水啃随身带来的老棒子面窝窝头，老陈也坐在我们中间，边吃边指着正在茁壮成长的幼林，给我们讲他和他的同学们垦荒植树的故事。下午又干了两个多小时，老陈就叫我们停手，他说孩子们都累了也该回去了，老师说这太阳不还老高吗，还能干会儿。老陈一笑说，这塞罕坝高原和坝下山区可不一样，山区的太阳落下去了天还要过会儿才能黑，这坝上没有傍晚，太阳说掉下去就掉下去了，它一落入西边的草地，天马上就黑了。
果然，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营地的时候，夜色已经降临。
我和同学们住在简陋的房屋里，土炕上铺着枯草，北风吹在毛头纸糊的窗户上呜呜地响。睡觉前老陈会来巡视，他告诫大家要把装树苗的铁桶放在地中间当马桶使，夜里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出去，因为这里有狼和野猪。有人抱怨这条件太差了，老陈呵呵一笑说，这就不错了，最起码有屋子可以遮风挡雨，有饭可以吃饱，当年我们可是住在马架子里，粮食根本不够，半夜被冻醒，那是常事，要是狼来了，躲都没地方躲……他的告诫虽然令人半信半疑，可我们还是把门顶得死死的，躺进被窝，谁也不敢大声说话，有时睡不着，静静的似乎真会听到野兽走动的声音。恐惧让大家抱在一起，想家了，就悄悄地抹眼汩。
从初中入学到高中毕业，我在那个学校读了六年书。六年里我们到过塞罕坝上的五间房、二道河口、三道河口、千层板和菜园子等很多地方，风餐露宿，或刨坑或栽树或割草，干了许多活儿，我们栽下的那些树，像涂在心中的一抹抹新绿，实实在在地挺立在塞罕坝的丘陵和曼甸之上。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了很多老一辈塞罕坝创业者的动人故事，而亲身的经历也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他们创业的艰辛。
去年八月，我杭州的朋友来坝上旅游，我们爬百花坡，穿白桦林，泛舟泰丰湖，漂流界河……一路走来，塞罕坝的千里林海和动人故事让他们赞叹不已，说这次旅行让他们知道了什么是“绿色的屏障”，也知道了什么是“地球之肺”，而更深的体会是，他们知道了什么才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当车过沙胡同，当我们再一次站在月亮山上，我不禁心生感慨：当年牧马人饮马垂钓的“沙仁脑泡子”已经成长为波光潋滟的“月亮湖”，当年简陋的“望火楼”也变成了高大巍峨的“塞罕塔”……想着这些，当年那些青年们的影子，竟然也在我的心里都清晰起来，那是一串串的名字，那是一个个年轻的热血生命，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都奉献给了这片曾经无比荒凉的土地，现在他们有的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有的早已埋进了塞罕坝这深厚的泥土里。
马蹄坑，五间房，六铺炕，阎王鼻子……我知道，这些曾经令他们耳目详熟的地名，也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成为历史遗迹，但是作为塞罕坝精神的見证者，它们依然会被后人记住，并且成为永恒。
编辑：安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