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大清圣祖仁皇帝，名爱新觉罗·玄烨，满族，因在位期间的年号为“康熙”，故又称其康熙皇帝。据《清史稿》记载：“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讳玄烨，……世祖崩，帝即位，年八岁，改元康熙。”
著名清史学家萧一山先生曾言：“(康熙帝)自亲政以来，内则削平大难，巩固统一之基础；外则战胜强敌，扩张清国之威信。外交军事，所在奏功，而其文治，亦斐然比于汉唐之盛。”诚哉斯言，康熙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一位雄才大略的君王，因此他也被后世尊为“千古一帝”。
康熙帝博学多才，能文善诗，长于书法，曾临摹王羲之、米芾、苏轼、黄庭坚、赵孟頫、董其昌等历代书法家的书帖，书法造诣极深。康熙皇帝经常把自己的临帖和手书墨迹颁赐给大臣，其传世的书法作品数最亦颇多。他曾自称：“朕万几余暇，怡情翰墨。因汝等在内侍从，特以颁赐。”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内，珍藏着两幅康熙皇帝的书法作品。以下笔者将就这两幅书法作品的创作年代和来源做一大致考述，有不妥或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珍藏有康熙皇帝的两幅书法作品，其详情如下：
康熙临米芾行书中堂
该藏品系纸本洒金白宣，墨笔行书，纵230厘米，横77厘米。其内容为五言绝句一首：“秋深桂妇发，寒细菊馀菲，……先天琼不违。”共十句五十字，落款为“临米芾元章书”，钤首印为“渊鉴斋”白文章，底款押“康熙宸瀚”和“敕畿清晏”朱文篆体方章，保存完好。整幅文字笔力道劲，气韵洒脱，笔势俊秀流畅，风格自然生动。1979年以前，该书法作品由原张掖县文化馆征集，1987年11月移交市博物馆收藏。经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赵之祥、张东辉、董彦文鉴定，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康熙西山爽气行书中堂
该藏品系纸本墨笔行书，纵230厘米，横77厘米，诗文为五言绝句，自“霏翠连群岫……万象入洪钧”共八句四十字，竖式书写，装裱款式为中堂长方形，带天杆地轴，落款：“西山爽气”，下盖两方印，一方“养慎东序”，一方“循具玉黄”，皆为篆体朱文；右上方引首钤章为椭圆形篆体朱文“承华”二字。通篇笔法婉丽道劲，气势雄伟迭宕，结构严谨，韵律儒雅。1979年以前，该书法作品由原张掖县文化馆征集，1987年11月移交市博物馆收藏。经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赵之祥、张东辉、董彦文鉴定，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康熙帝自幼勤奋好学，并在少年时期就受到良好的书法教育。据《康熙皇帝告万民书康熙皇帝教子格言》记载：“朕八岁登极，即知黾勉学问。彼时教我句读者，有张、林二内侍，俱系明时多读书人。……及至十七八，更笃于学。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竟于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朕少年好学如此。更耽好笔墨，有翰林沈荃，素学明时董其昌字体，曾教我书法。张、林二内侍，俱及见明时善于书法之人，亦常指示，故朕之书法有异于寻常人者，以此。”他还曾说过：“无一日不写字，无一日不看书，义理自然贯通。若画地自限，岂登高行远之至意哉?”不难看出，康熙帝的确非常勤奋好学，而且酷爱书法。然而，自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开经筵日讲以来，讲官熊赐履、傅达礼等按照“帝王之学”的要求安排讲授内容，注重《四书》讲章中的治道蕴意，却并不主张把精力放在学书写字方面。
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十二年三月)上又召达礼至懋勤殿，诣曰：‘……至于听政之暇，无间寒暑，唯有读书写字而已。’上遂御书一行令观。达礼奏曰：‘皇上书法端楷，尽善尽美。一日万几，复孜孜于学，讲习讨论，惟日不足，真可谓无逸作所矣。但人君之学，与儒生不同，写字无甚关系，恐劳圣体。’上曰：‘人君之学，诚不在此。朕非专工书法，但暇时游情翰墨耳。尔言朕知之矣。’”
《康熙起居注》亦有记载：“(康熙十六年三月)上谕喇沙里等曰：‘治道在崇儒雅，前有旨，着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真行草书不时进呈。后因吴逆反叛，军事倥偬，遂未进呈。今四方渐定，正宜修举文教之时，翰林官有愿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真行草书进呈者，着不时陆续送翰林院进呈。’”
由此可见，尽管康熙皇帝酷爱书法，却碍于“人君之学”的要求和时局不稳的客观情况而一直未能潜心研习，直至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三月才开始潜心研究诗赋词章及书法，以塑造自己的“儒雅”之气。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玄烨曾于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日谕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玄烨再谕大学士勒德洪、明珠：“着将侍读学士张英在内供奉，张英着食正四品禄。其书写之事一人已足，应止令高士奇在内供奉，高士奇着加内阁中书衔，食正六品禄。伊等居住房屋，着交与内务府揆给。”由于玄烨潜心好学，又有专门的讲论书法的张、高二人加以辅导，康熙帝的书法进步极大。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又以余暇临池染瀚，于古人书法，一一得其精微，传其体势，淋漓泼墨，所谓似龙风之腾仪，应神灵之变化矣。”此言虽有溢美之嫌，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玄烨的书法技艺确应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到康熙中、晚年的时候，其书法技艺日臻完美，在当时的书法界确已堪称大家。
仔细观察我馆所藏之康熙书法，就可以发现这两幅墨宝应不属同一时期之作。笔者认为，《康熙西山爽气行书中堂》从书法技艺上明显较《康熙临米芾行书中堂》稚嫩，应为玄烨早年之作。《康熙临米芾行书中堂》运笔流畅，技艺纯熟，当属玄烨中年之作。
事实上，康熙皇帝不仅爱好书法，而且出于政治统治需要，还时常把书法作品颁赐给自己的臣子。
据《康熙起居注》记载：“是日(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上赐喇沙里、陈廷敬、叶方蔼、张英御笔楷书‘清慎勤’大字，草书‘格物’大字各一幅。”时隔五日，康熙帝又御赐张英“存诚忠孝”四大字。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十二月，詹事沈荃将康熙帝所赐御笔“存诚”二大字刻石于詹事府署，并拓成二幅进呈，康熙帝传谕曰：“二字刻来甚好，若有求者，尔可酌量拓予之。”
此外，康熙帝还经常通过御书碑文、匾额以及赐予手卷等方式表彰、奖励忠臣和廉吏。康熙帝曾为三藩叛逆所害的范承谟、马雄镇书写碑文，并御赐福州范承谟祠“忠贞炳日”匾额。。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二月，康熙南巡途中为在湖广兵变中捐躯的叶映榴亲赐“忠节”以示褒奖。据《清实录》记载： “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三月丙申……赐浙江湖州府知府陈一夔父故温处道陈丹赤御书‘名垂青史’匾额，谕曰：‘尔父为国殉难，朕至今怜之，赐此特表尔父之忠。’”康熙二 十三年(公元1684年)十月，因苏州乡宦汪琬“为人厚重，学问优通，且居乡安静，不预外事，因此特赐御笔手卷一轴。”。
可以说，康熙皇帝的书法墨迹在当时几乎遍布天下。后来，据玄烨自己回忆说：“朕自幼嗜书法，凡见古人墨绩，必临一过。所临之条幅手卷，将及万余，赏赐人者，不下数千。天下有名庙宇禅林，无一处无朕御笔匾额，约计其数，亦有千余。”
乍看起来，我馆珍藏两幅康熙皇帝书法作品之来源看似很难推断。其实，虽康熙帝毕生的书法作品甚多，但能够流传至今的作品远没有那么多。
笔者以为，仔细分析康熙帝赏赐书法的对象，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对研究我馆所珍藏的两幅康熙书法作品的来源应该大有裨益。
从康熙帝赏赐的对象来看，虽然人数不下数千，但从《康熙起居注》和《圣祖仁皇帝实录》的记载情况看，康熙帝赏赐的对象主要限于当时的名噪一时近臣、重臣、忠臣、贤臣、王公贵族以及皇室成员等。一般的官宦人家是很难得到这种恩赐的，至于平民百姓，那简直就是一种奢望。
张掖地处偏远，按照常理来说，一般很少会有官员可以获得皇帝御赐墨宝的殊荣。笔者仔细查看相关的文献资料，认为曾出任甘肃地方军政大员的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等均有可能获得这种恩赐。此外，十四阿哥允褪、辅国公延信、平郡王讷尔素和年羹尧等也均有可能获得这种恩宠。需要注意的是，若康熙帝御赐墨宝给自己的大臣，一般就会被载入史册。以下笔者将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逐一考辨，看究竟是谁最有可能获得康熙帝御赐的墨宝。
张勇、赵良栋、孙思克、王进宝是康熙朝著名的“河西四将”。他们为大清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也均曾受到康熙的赏赐。然遍查《清史稿》、《康熙起居注》和《圣祖仁皇帝实录》等重要历史文献资料，均未见康熙帝御赐墨宝给张勇、赵良栋和王进宝三人，故笔者以为以上三人似均不太可能获得康熙帝御赐的墨宝，倒是时任甘肃提督的孙思克确曾获得过皇帝御赐的墨宝。
查《清史稿》可知，“孙思克，字荩臣，汉军正白旗人……康熙二年，擢甘肃总兵，驻凉州。……十三年，提督王辅臣以平凉叛应吴三桂，临洮、巩昌皆附，兰州亦陷。总督哈占檄思克赴援，思克率师道阿坝红水芦塘至索桥，结筏渡河，克靖远，附近诸城堡悉下。厄鲁特墨尔根台吉乘隙毁隘，入为寇，副将陈达阵没。思克乃留参将刘选胜等守靖远，率师还凉州，墨尔根台吉引去。高台黄番复入边为寇，攻围暖泉、顺德诸堡。思克率师赴甘州，黄番亦远遁，乃复渡河而东，与勇会师。疏言所部兵自草地往来劳苦，乞恩加犒赏，上特许之。……二十二年，追论请缓师罪，罢提督，夺世职，仍留总兵。二十三年，复授甘肃提督。……三十二年，噶尔丹为乱，命内大臣郎岱率禁旅出驻宁夏，以思克为参赞。三十五年，上亲征，大将军费扬古当西路，思克率师出宁夏，与会於翁金。上驻跸克鲁伦河，噶尔丹遁去，费扬古督兵邀击，战於昭莫多。思克将绿旗兵居中，与诸军并力奋战，大破之，逐北三十馀里，噶尔丹引数骑走。诏褒谕，召诣京师，命侍卫迎劳，御制诗，书箑以赐。入对畅春园，赐绥怀堂额及端罩、四团龙补服、孔雀翎、衣冠、鞍马，并赉从入京师官兵粮料。命驻肃州，调噶尔丹踪迹。三十七年，叙功，加拖沙喇哈番。三十九年，以病乞休，遣医往视，仍命留任养疴。寻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襄武。丧还京师，命皇长子允裎临奠。思克镇边久，威惠孚洽。丧还自甘州，至潼关，凡道所经，军民号泣相送。上闻状，叹曰：‘使思克平昔居官不善，何以得此?’”
不难看出，孙思克曾于康熙三十五年随玄烨御驾亲征葛尔丹并因立下赫赫战功而被康熙召诣京师。“命侍卫迎劳，御制诗，书箑以赐。入对畅春园，赐绥怀堂额及端罩、四团龙补服、孔雀翎、衣冠、鞍马，并赉从入京师官兵粮料。”由此可知，孙思克确实得到了康熙帝御赐的御制诗和书箑，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至今还珍藏着一把康熙皇帝的御用书箑。这把书箑，集书法和绘画于一体，虽然已经严重残破，但确实是康熙帝的御用之物。
考虑到孙思克曾长期驻扎在张掖甘州，而且也卒于甘州，故笔者认为孙思克有可能是我馆所藏两幅康熙书法作品和一把书箑的拥有者。
此外，据《甘州府志》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六月，抚远大将军王及平夷将军贝勒延信自西宁移驻甘州。……王驻节今军门府，小王驻今甘州府，平郡王驻今提标中营。……十二月，抚远大将军王归京师。时，圣祖仁皇帝殡天，恭逢世宗登极，计且罢兵。诸王公多从行，而平郡王及贝勒延信犹留。明年，乃议班师。”另据《清世宗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胤稹在乾清宫下旨：“西路军务大将军职任重大，十四阿哥允褪势难暂离。但遇皇考大事，伊若不来，恐于心不安。著速行文大将军王令与弘曙二人驰驿来京。军前事务甚属紧要。公延信著驰驿，速赴甘州，管理大将军印务。并行文总督年羹尧。于西路粮饷及地方诸事，俱同延信管理。年羹尧或驻肃州、或至甘州办理军务，或至西安办理总督事务。”由此可知，十四阿哥允褪、辅国公延信、平郡王讷尔素和川陕总督年羹尧都曾于康熙六十一年在甘州驻扎过。以上四人都是康熙朝的王公贵族和朝廷重臣，然遍查《清史稿》、《康熙起居注》和《圣祖仁皇帝实录》等重要历史文献资料，均未见康熙帝御赐墨宝给十四阿哥允褪、辅国公延信、平郡王讷尔素和川陕总督年羹尧。笔者以为，文献记载固然重要，但也不能为文献资料所束缚。延信、讷尔素和年羹尧，虽不能确定其是否获得康熙帝御赐的墨宝，但较十四阿哥而言，其可能性显然要小得多。
十四阿哥、抚远大将军王允禵作为玄烨的亲儿子，在康熙末年亲自率军平叛，足见康熙帝对其信任和重视程度。按照常理，阿哥出征，随身带上其父皇御赐的物品既可以彰显自己的皇家身份，同时也可以寄托其对玄烨的思念，故笔者认为十四阿哥、抚远大将军王允褪完全有可能带着玄烨御赐的两幅书法中堂和一把书箑出征平叛。
综上所述，我馆所藏之康熙墨宝虽不是玄烨同一时期之作品，但均应是康熙帝中年之前的墨宝。至于其来源，笔者认为有可能是孙思克或者十四阿哥允褪把它们带到了甘州大地，至于这些康熙墨宝究竟是如何失落到民间，就不得而知了。
注释：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360
[2]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八[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二九八册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234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331
[4]周骏富，清史列传·卷六[M]，台湾：明文书局：508～515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45
[6]雍正皇帝辑录整理、李健(今译)康熙皇帝告万民书康熙皇帝教子格言[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256
[7]赵尔巽等，列传四十二·孙思克列传[G]，清史稿卷二百五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9785
著名清史学家萧一山先生曾言：“(康熙帝)自亲政以来，内则削平大难，巩固统一之基础；外则战胜强敌，扩张清国之威信。外交军事，所在奏功，而其文治，亦斐然比于汉唐之盛。”诚哉斯言，康熙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一位雄才大略的君王，因此他也被后世尊为“千古一帝”。
康熙帝博学多才，能文善诗，长于书法，曾临摹王羲之、米芾、苏轼、黄庭坚、赵孟頫、董其昌等历代书法家的书帖，书法造诣极深。康熙皇帝经常把自己的临帖和手书墨迹颁赐给大臣，其传世的书法作品数最亦颇多。他曾自称：“朕万几余暇，怡情翰墨。因汝等在内侍从，特以颁赐。”在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内，珍藏着两幅康熙皇帝的书法作品。以下笔者将就这两幅书法作品的创作年代和来源做一大致考述，有不妥或不当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珍藏有康熙皇帝的两幅书法作品，其详情如下：
康熙临米芾行书中堂
该藏品系纸本洒金白宣，墨笔行书，纵230厘米，横77厘米。其内容为五言绝句一首：“秋深桂妇发，寒细菊馀菲，……先天琼不违。”共十句五十字，落款为“临米芾元章书”，钤首印为“渊鉴斋”白文章，底款押“康熙宸瀚”和“敕畿清晏”朱文篆体方章，保存完好。整幅文字笔力道劲，气韵洒脱，笔势俊秀流畅，风格自然生动。1979年以前，该书法作品由原张掖县文化馆征集，1987年11月移交市博物馆收藏。经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赵之祥、张东辉、董彦文鉴定，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康熙西山爽气行书中堂
该藏品系纸本墨笔行书，纵230厘米，横77厘米，诗文为五言绝句，自“霏翠连群岫……万象入洪钧”共八句四十字，竖式书写，装裱款式为中堂长方形，带天杆地轴，落款：“西山爽气”，下盖两方印，一方“养慎东序”，一方“循具玉黄”，皆为篆体朱文；右上方引首钤章为椭圆形篆体朱文“承华”二字。通篇笔法婉丽道劲，气势雄伟迭宕，结构严谨，韵律儒雅。1979年以前，该书法作品由原张掖县文化馆征集，1987年11月移交市博物馆收藏。经甘肃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赵之祥、张东辉、董彦文鉴定，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康熙帝自幼勤奋好学，并在少年时期就受到良好的书法教育。据《康熙皇帝告万民书康熙皇帝教子格言》记载：“朕八岁登极，即知黾勉学问。彼时教我句读者，有张、林二内侍，俱系明时多读书人。……及至十七八，更笃于学。逐日未理事前，五更即起诵读，日暮理事稍暇，复讲论琢磨，竟于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朕少年好学如此。更耽好笔墨，有翰林沈荃，素学明时董其昌字体，曾教我书法。张、林二内侍，俱及见明时善于书法之人，亦常指示，故朕之书法有异于寻常人者，以此。”他还曾说过：“无一日不写字，无一日不看书，义理自然贯通。若画地自限，岂登高行远之至意哉?”不难看出，康熙帝的确非常勤奋好学，而且酷爱书法。然而，自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开经筵日讲以来，讲官熊赐履、傅达礼等按照“帝王之学”的要求安排讲授内容，注重《四书》讲章中的治道蕴意，却并不主张把精力放在学书写字方面。
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十二年三月)上又召达礼至懋勤殿，诣曰：‘……至于听政之暇，无间寒暑，唯有读书写字而已。’上遂御书一行令观。达礼奏曰：‘皇上书法端楷，尽善尽美。一日万几，复孜孜于学，讲习讨论，惟日不足，真可谓无逸作所矣。但人君之学，与儒生不同，写字无甚关系，恐劳圣体。’上曰：‘人君之学，诚不在此。朕非专工书法，但暇时游情翰墨耳。尔言朕知之矣。’”
《康熙起居注》亦有记载：“(康熙十六年三月)上谕喇沙里等曰：‘治道在崇儒雅，前有旨，着翰林官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真行草书不时进呈。后因吴逆反叛，军事倥偬，遂未进呈。今四方渐定，正宜修举文教之时，翰林官有愿将所作诗赋词章及真行草书进呈者，着不时陆续送翰林院进呈。’”
由此可见，尽管康熙皇帝酷爱书法，却碍于“人君之学”的要求和时局不稳的客观情况而一直未能潜心研习，直至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三月才开始潜心研究诗赋词章及书法，以塑造自己的“儒雅”之气。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玄烨曾于康熙十六年十月二十日谕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玄烨再谕大学士勒德洪、明珠：“着将侍读学士张英在内供奉，张英着食正四品禄。其书写之事一人已足，应止令高士奇在内供奉，高士奇着加内阁中书衔，食正六品禄。伊等居住房屋，着交与内务府揆给。”由于玄烨潜心好学，又有专门的讲论书法的张、高二人加以辅导，康熙帝的书法进步极大。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又以余暇临池染瀚，于古人书法，一一得其精微，传其体势，淋漓泼墨，所谓似龙风之腾仪，应神灵之变化矣。”此言虽有溢美之嫌，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玄烨的书法技艺确应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到康熙中、晚年的时候，其书法技艺日臻完美，在当时的书法界确已堪称大家。
仔细观察我馆所藏之康熙书法，就可以发现这两幅墨宝应不属同一时期之作。笔者认为，《康熙西山爽气行书中堂》从书法技艺上明显较《康熙临米芾行书中堂》稚嫩，应为玄烨早年之作。《康熙临米芾行书中堂》运笔流畅，技艺纯熟，当属玄烨中年之作。
事实上，康熙皇帝不仅爱好书法，而且出于政治统治需要，还时常把书法作品颁赐给自己的臣子。
据《康熙起居注》记载：“是日(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上赐喇沙里、陈廷敬、叶方蔼、张英御笔楷书‘清慎勤’大字，草书‘格物’大字各一幅。”时隔五日，康熙帝又御赐张英“存诚忠孝”四大字。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十二月，詹事沈荃将康熙帝所赐御笔“存诚”二大字刻石于詹事府署，并拓成二幅进呈，康熙帝传谕曰：“二字刻来甚好，若有求者，尔可酌量拓予之。”
此外，康熙帝还经常通过御书碑文、匾额以及赐予手卷等方式表彰、奖励忠臣和廉吏。康熙帝曾为三藩叛逆所害的范承谟、马雄镇书写碑文，并御赐福州范承谟祠“忠贞炳日”匾额。。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二月，康熙南巡途中为在湖广兵变中捐躯的叶映榴亲赐“忠节”以示褒奖。据《清实录》记载： “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三月丙申……赐浙江湖州府知府陈一夔父故温处道陈丹赤御书‘名垂青史’匾额，谕曰：‘尔父为国殉难，朕至今怜之，赐此特表尔父之忠。’”康熙二 十三年(公元1684年)十月，因苏州乡宦汪琬“为人厚重，学问优通，且居乡安静，不预外事，因此特赐御笔手卷一轴。”。
可以说，康熙皇帝的书法墨迹在当时几乎遍布天下。后来，据玄烨自己回忆说：“朕自幼嗜书法，凡见古人墨绩，必临一过。所临之条幅手卷，将及万余，赏赐人者，不下数千。天下有名庙宇禅林，无一处无朕御笔匾额，约计其数，亦有千余。”
乍看起来，我馆珍藏两幅康熙皇帝书法作品之来源看似很难推断。其实，虽康熙帝毕生的书法作品甚多，但能够流传至今的作品远没有那么多。
笔者以为，仔细分析康熙帝赏赐书法的对象，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对研究我馆所珍藏的两幅康熙书法作品的来源应该大有裨益。
从康熙帝赏赐的对象来看，虽然人数不下数千，但从《康熙起居注》和《圣祖仁皇帝实录》的记载情况看，康熙帝赏赐的对象主要限于当时的名噪一时近臣、重臣、忠臣、贤臣、王公贵族以及皇室成员等。一般的官宦人家是很难得到这种恩赐的，至于平民百姓，那简直就是一种奢望。
张掖地处偏远，按照常理来说，一般很少会有官员可以获得皇帝御赐墨宝的殊荣。笔者仔细查看相关的文献资料，认为曾出任甘肃地方军政大员的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等均有可能获得这种恩赐。此外，十四阿哥允褪、辅国公延信、平郡王讷尔素和年羹尧等也均有可能获得这种恩宠。需要注意的是，若康熙帝御赐墨宝给自己的大臣，一般就会被载入史册。以下笔者将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逐一考辨，看究竟是谁最有可能获得康熙帝御赐的墨宝。
张勇、赵良栋、孙思克、王进宝是康熙朝著名的“河西四将”。他们为大清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也均曾受到康熙的赏赐。然遍查《清史稿》、《康熙起居注》和《圣祖仁皇帝实录》等重要历史文献资料，均未见康熙帝御赐墨宝给张勇、赵良栋和王进宝三人，故笔者以为以上三人似均不太可能获得康熙帝御赐的墨宝，倒是时任甘肃提督的孙思克确曾获得过皇帝御赐的墨宝。
查《清史稿》可知，“孙思克，字荩臣，汉军正白旗人……康熙二年，擢甘肃总兵，驻凉州。……十三年，提督王辅臣以平凉叛应吴三桂，临洮、巩昌皆附，兰州亦陷。总督哈占檄思克赴援，思克率师道阿坝红水芦塘至索桥，结筏渡河，克靖远，附近诸城堡悉下。厄鲁特墨尔根台吉乘隙毁隘，入为寇，副将陈达阵没。思克乃留参将刘选胜等守靖远，率师还凉州，墨尔根台吉引去。高台黄番复入边为寇，攻围暖泉、顺德诸堡。思克率师赴甘州，黄番亦远遁，乃复渡河而东，与勇会师。疏言所部兵自草地往来劳苦，乞恩加犒赏，上特许之。……二十二年，追论请缓师罪，罢提督，夺世职，仍留总兵。二十三年，复授甘肃提督。……三十二年，噶尔丹为乱，命内大臣郎岱率禁旅出驻宁夏，以思克为参赞。三十五年，上亲征，大将军费扬古当西路，思克率师出宁夏，与会於翁金。上驻跸克鲁伦河，噶尔丹遁去，费扬古督兵邀击，战於昭莫多。思克将绿旗兵居中，与诸军并力奋战，大破之，逐北三十馀里，噶尔丹引数骑走。诏褒谕，召诣京师，命侍卫迎劳，御制诗，书箑以赐。入对畅春园，赐绥怀堂额及端罩、四团龙补服、孔雀翎、衣冠、鞍马，并赉从入京师官兵粮料。命驻肃州，调噶尔丹踪迹。三十七年，叙功，加拖沙喇哈番。三十九年，以病乞休，遣医往视，仍命留任养疴。寻卒，赠太子太保，赐祭葬，谥襄武。丧还京师，命皇长子允裎临奠。思克镇边久，威惠孚洽。丧还自甘州，至潼关，凡道所经，军民号泣相送。上闻状，叹曰：‘使思克平昔居官不善，何以得此?’”
不难看出，孙思克曾于康熙三十五年随玄烨御驾亲征葛尔丹并因立下赫赫战功而被康熙召诣京师。“命侍卫迎劳，御制诗，书箑以赐。入对畅春园，赐绥怀堂额及端罩、四团龙补服、孔雀翎、衣冠、鞍马，并赉从入京师官兵粮料。”由此可知，孙思克确实得到了康熙帝御赐的御制诗和书箑，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至今还珍藏着一把康熙皇帝的御用书箑。这把书箑，集书法和绘画于一体，虽然已经严重残破，但确实是康熙帝的御用之物。
考虑到孙思克曾长期驻扎在张掖甘州，而且也卒于甘州，故笔者认为孙思克有可能是我馆所藏两幅康熙书法作品和一把书箑的拥有者。
此外，据《甘州府志》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六月，抚远大将军王及平夷将军贝勒延信自西宁移驻甘州。……王驻节今军门府，小王驻今甘州府，平郡王驻今提标中营。……十二月，抚远大将军王归京师。时，圣祖仁皇帝殡天，恭逢世宗登极，计且罢兵。诸王公多从行，而平郡王及贝勒延信犹留。明年，乃议班师。”另据《清世宗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胤稹在乾清宫下旨：“西路军务大将军职任重大，十四阿哥允褪势难暂离。但遇皇考大事，伊若不来，恐于心不安。著速行文大将军王令与弘曙二人驰驿来京。军前事务甚属紧要。公延信著驰驿，速赴甘州，管理大将军印务。并行文总督年羹尧。于西路粮饷及地方诸事，俱同延信管理。年羹尧或驻肃州、或至甘州办理军务，或至西安办理总督事务。”由此可知，十四阿哥允褪、辅国公延信、平郡王讷尔素和川陕总督年羹尧都曾于康熙六十一年在甘州驻扎过。以上四人都是康熙朝的王公贵族和朝廷重臣，然遍查《清史稿》、《康熙起居注》和《圣祖仁皇帝实录》等重要历史文献资料，均未见康熙帝御赐墨宝给十四阿哥允褪、辅国公延信、平郡王讷尔素和川陕总督年羹尧。笔者以为，文献记载固然重要，但也不能为文献资料所束缚。延信、讷尔素和年羹尧，虽不能确定其是否获得康熙帝御赐的墨宝，但较十四阿哥而言，其可能性显然要小得多。
十四阿哥、抚远大将军王允禵作为玄烨的亲儿子，在康熙末年亲自率军平叛，足见康熙帝对其信任和重视程度。按照常理，阿哥出征，随身带上其父皇御赐的物品既可以彰显自己的皇家身份，同时也可以寄托其对玄烨的思念，故笔者认为十四阿哥、抚远大将军王允褪完全有可能带着玄烨御赐的两幅书法中堂和一把书箑出征平叛。
综上所述，我馆所藏之康熙墨宝虽不是玄烨同一时期之作品，但均应是康熙帝中年之前的墨宝。至于其来源，笔者认为有可能是孙思克或者十四阿哥允褪把它们带到了甘州大地，至于这些康熙墨宝究竟是如何失落到民间，就不得而知了。
注释：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360
[2]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八[G]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二九八册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234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331
[4]周骏富，清史列传·卷六[M]，台湾：明文书局：508～515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45
[6]雍正皇帝辑录整理、李健(今译)康熙皇帝告万民书康熙皇帝教子格言[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256
[7]赵尔巽等，列传四十二·孙思克列传[G]，清史稿卷二百五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97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