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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1日，张艺谋执导的战争史诗电影《金陵十三钗》在京举行首映礼。从《南京！南京！》到《拉贝日记》再到《金陵十三钗》，南京大屠杀永远是中国人心中抹不去的伤痛！今天我们讲述的，是南京的恩人——约翰·拉贝的故事。
日本人有枪，而我只有纳粹党标志和袖章
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对南京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是一名英雄，“南京的活菩萨”。但是对日本人而言，拉贝是一个奇怪的和讨厌的拯救者。因为他不但是一名德国公民——一名与日本结盟国家的公民，而且是纳粹党在南京的负责人。
在南京暴行之前，拉贝曾过着游历甚广而相对宁静的生活。他于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他曾到非洲工作了几年，于1908年来到中国，成为德国西门子中国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雇员，1937年调至南京办事处。
几年后，拉贝变为纳粹主义的一个忠诚的支持者，并成为纳粹党在南京的代理负责人。1938年，他告诉德国听众：“我不但相信我们政治制度的正确无误，而且作为国社党的一个组织者，我百分之百地支持拥护这种制度。”几十年后，拉贝的外孙女坚持认为，拉贝主要是把纳粹党看作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并不支持它在德国境内对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迫害。
当拉贝的大多数德国同事早在日本军队到达南京之前，就启程离开中国的时候，拉贝选择了留下，并不久就当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即使在日本使馆官员召见他，并强烈要求他离开的情况下，拉贝依然坚持留下。拉贝最紧要的忧虑不是他个人的安全和幸福，而是建立安全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安全区内杜绝所有军事行动，但是日本军队拒绝承认安全区为中立地带。
拉贝觉得有向更高当局请求帮助的必要。1937年11月25日，他发电报给阿道夫·希特勒，请求元首“善意地从中调停，中立区是为那些没有参战的人们建立的，要求日本政府予以承认”。与此同时，拉贝也发电报给他的朋友——总参议克里贝尔先生：“请真诚地支持我对元首的请求……否则的话，将酿成一场不可避免的大屠杀。希特勒万岁！拉贝——西门子公司代表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希将勒和克里贝尔都没有答复，但是拉贝很快注意到日本在南京的轰炸方式有所改变。他发电报之前，日机在南京城内狂轰滥炸；以后他们只进攻军事目标，像军事学校、临时机场、兵工厂和军火库等。但是随着一个又一个危机的临近，拉贝的胜利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可怕的形势很快到来。
12月12日下午6时30分，他写道：“紫金山上的炮火不停地轰鸣着——山的四周部处在电闪雷鸣之中。骤然间，整座山置身火海……”当时拉贝想起了一句预示着南京恶运的中国古语：“紫金焚则金陵灭。”
拉贝不断地给日本使馆写信，要求制止日军的暴行，但这一切似乎无济于事，在安全区外，新的暴行每天都在不断出现。于是，拉贝做了现在想起来令人十分害怕的事情：他开始在城里四处游荡，打算以个人力量去阻止暴行的发生。
无论何时拉贝开车往来于南京城中时，不时会有男人跳出来拦住车子，请求拉贝去制止一场正在进行的强暴——通常受害人是该男子的姐妹、妻子或女儿。于是拉贝就让他上车一起赶往出事地点。一到那儿，他就将日本兵从受害者身边赶跑，有一次他甚至亲自拉起一个正趴在一名年轻姑娘身上的日本兵。他知道这些行动是非常危险的。拉贝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中写道：“日本人有手枪和刺刀，而我……只有纳粹党标志和我的袖章。”
拉贝被南京城内的暴行惊呆了。在街道上，他看见许多具妇女的尸体横陈在被烧焦的房屋废墟边上，有些妇女的尸体躺在碎啤酒瓶上，还有的被竹竿刺破了身体。他亲眼目睹了这些受害者的惨状——甚至与其中一些奄奄一息的人进行交谈，把她们的尸体送到了鼓楼医院的停尸房。而同时，他看见几乎在每一条街角处都贴着漂亮的日本海报，上面写着：“回到家乡来！给你饭吃！信赖日本军！可得救助！”
拉贝从决定救助中国难民之后，就竭尽所能地收容中国人，他把自己的房子和办公室变为西门子公司雇员及其家属的避难所，还把许多中国妇女藏在后院矮小简陋的茅屋中。为防止她们遭受日本流氓的伤害，拉贝专门建立了一套警报系统。只要有日本兵翻过院墙，妇女们就会吹响口笛招呼拉贝冲到院内将他们赶走，这种情况太频繁了，以至于拉贝晚上几乎不敢离开家，唯恐日本兵会趁他不在的时候闯进来，对那些可怜的妇女恣意施暴。
拉贝不断地给处于恐怖状态的难民们打气，使他们保存活下去的愿望。每当住在院子里的女难民生产，他就会为新生儿举办小型生日庆祝会。每个新生儿都会收到一份礼物：男孩10美元，女孩9.5美元。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当男孩子出生时，便取名叫拉贝；如果是女孩子呢，就用他妻子的名字，叫多拉。
拉贝的胆识和慷慨最终赢得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甚至包括那些从根本上反对纳粹主义的人的心，美国人罗伯特·威尔逊大夫就在给家人的信中赞扬拉贝说：“他在纳粹圈子里很突出……有着一颗充满仁爱的心，很难将他的人格与他对‘德国元首’的尊崇结合起来。”
南京暴行迟来的受难者
多数南京的幸存者知道拉贝等人在南京的事迹，但几乎无人了解他们后来的遭遇。一些这样的外国人后来备受羞辱，回到祖国后又遭到审讯和隔离，身心都受到了无法愈合的创伤，有人甚至绝望地自杀。这些外国人中的一些人可以算是南京暴行迟来的受难者。
在被召回德国之前，拉贝曾向南京的中国人保证，他要把日本人的暴行在德国公诸于众，并试图会见赫尔曼·戈林甚至阿道夫·希特勒。南京人民祈祷拉贝的报告能迫使纳粹领导人向日本政府施压，以阻止这场屠杀。1938年2月，在挥泪的告别聚会之后，拉贝带着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返回德国。
拉贝信守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他向德国当局通报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通过不停演说和反复播映约翰·马吉拍摄的胶片，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公诸于世。但拉贝没能见到希特勒，6月8日，他给这位元首写了一封信，还附上了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和报告。
但是，如果拉贝想从希特勒那里得到同情，他就大错特错了。几天后，两名盖世太保到他家里将他逮捕。拉贝在盖世太保总部受到了几个小时的审讯。后来，西门子公司的卡尔·弗里德里希为他担保，并保证拉贝不会再公开谈论日本人的暴行。这样，他才被释放出来。拉贝被警告不得就南京的暴行进行演讲、谈论和写作，更重要的，不得将南京暴行的胶片交给任何人看。
后来的几年对于拉贝来说就像恶梦一般。在战争刚刚结束的一段时期，因为他的纳粹背景，拉贝遭到了很多愤怒的指责。首先，他被苏联人逮捕，在弧光灯前被审讯了三天三夜。然后，他又被英国人抓去折磨了一整天，最后的羞辱是因为一位熟人的告发，他被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非纳粹化”的过程中。他必须支付辩护费用，在这期间，他还失去了工作许可证，耗尽了积蓄和精力。拉贝一家挤住在一间小屋里，忍受着饥饿和寒冷，拉贝还不得不把他收集的心爱的中国工艺品一件件地卖给美军，以换取豆子、面包和肥皂。营养不良使他患了皮肤病，而悲哀和压力更是摧垮了他的身体。
在南京，拉贝是一个传奇，而在德国，拉贝是一个垂死的人。
《拉贝日记》中的这段摘录表明了他那时的精神状态：昨天，我要求非纳粹化的请求被拒绝了。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我曾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但我的请求还是被拒绝，因为我曾当过短期南京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而像我这样有头脑的人本不应加入该党的。我还要请求……如果他们不给我在西门子公司工作的机会，我不知凭什么能活下去。我必须斗争——可我太累了。现在我还要每天接受警察的讯问。如果我在中国听说过任何纳粹的暴行，我不会加入国社党……在南京，对于数十万人来说，我是“菩萨”，可在这里，我是“贱民”，是无家可归的人。
1946年6月3日，拉贝的纳粹罪名终于得到了免除，精神的折磨总算有了尽头，可拉贝一家的生活依然十分艰难。
1948年，拉贝的遭遇传到了南京。当南京政府告知南京人民拉贝需要帮助的时候，几天之内，大屠杀的幸存者就为拉贝募集了1亿元中国币，大约相当于当时的2000美元——这在1948年可不是个小数字。当年3月，南京市长来到瑞士，购买了大量的奶粉、香肠、茶叶、咖啡、牛肉、黄油和果酱，用4个大包裹将这些食品寄给了拉贝。在那些包裹到达之前，拉贝一家采集野菜，煮成汤让孩子们吃，大人则凭着一点干面包维持生命。
自1948年6月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南京人民每月都给拉贝寄一包食品，以表达他们对拉贝在南京国际安全区所做的一切的衷心感谢之情。国民党政府还指出，如果拉贝愿意返回中国，将为他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拉贝一家对南京人民的支持十分感激，拉贝也在信中说，南京人民的这一举动使他恢复了对生命的信心。
两年后，拉贝死于中风。去世前，他留下了一份记录他在中国工作情况的文字遗产：2000多页关于南京暴行的材料，这些材料都由拉贝进行了打印、排序和装订，甚至还有图片说明。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份珍贵的《拉贝日记》才为世人所知。
日本人有枪，而我只有纳粹党标志和袖章
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对南京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是一名英雄，“南京的活菩萨”。但是对日本人而言，拉贝是一个奇怪的和讨厌的拯救者。因为他不但是一名德国公民——一名与日本结盟国家的公民，而且是纳粹党在南京的负责人。
在南京暴行之前，拉贝曾过着游历甚广而相对宁静的生活。他于1882年11月23日出生于德国汉堡，他曾到非洲工作了几年，于1908年来到中国，成为德国西门子中国公司驻北京办事处的雇员，1937年调至南京办事处。
几年后，拉贝变为纳粹主义的一个忠诚的支持者，并成为纳粹党在南京的代理负责人。1938年，他告诉德国听众：“我不但相信我们政治制度的正确无误，而且作为国社党的一个组织者，我百分之百地支持拥护这种制度。”几十年后，拉贝的外孙女坚持认为，拉贝主要是把纳粹党看作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并不支持它在德国境内对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迫害。
当拉贝的大多数德国同事早在日本军队到达南京之前，就启程离开中国的时候，拉贝选择了留下，并不久就当选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即使在日本使馆官员召见他，并强烈要求他离开的情况下，拉贝依然坚持留下。拉贝最紧要的忧虑不是他个人的安全和幸福，而是建立安全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们希望安全区内杜绝所有军事行动，但是日本军队拒绝承认安全区为中立地带。
拉贝觉得有向更高当局请求帮助的必要。1937年11月25日，他发电报给阿道夫·希特勒，请求元首“善意地从中调停，中立区是为那些没有参战的人们建立的，要求日本政府予以承认”。与此同时，拉贝也发电报给他的朋友——总参议克里贝尔先生：“请真诚地支持我对元首的请求……否则的话，将酿成一场不可避免的大屠杀。希特勒万岁！拉贝——西门子公司代表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希将勒和克里贝尔都没有答复，但是拉贝很快注意到日本在南京的轰炸方式有所改变。他发电报之前，日机在南京城内狂轰滥炸；以后他们只进攻军事目标，像军事学校、临时机场、兵工厂和军火库等。但是随着一个又一个危机的临近，拉贝的胜利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可怕的形势很快到来。
12月12日下午6时30分，他写道：“紫金山上的炮火不停地轰鸣着——山的四周部处在电闪雷鸣之中。骤然间，整座山置身火海……”当时拉贝想起了一句预示着南京恶运的中国古语：“紫金焚则金陵灭。”
拉贝不断地给日本使馆写信，要求制止日军的暴行，但这一切似乎无济于事，在安全区外，新的暴行每天都在不断出现。于是，拉贝做了现在想起来令人十分害怕的事情：他开始在城里四处游荡，打算以个人力量去阻止暴行的发生。
无论何时拉贝开车往来于南京城中时，不时会有男人跳出来拦住车子，请求拉贝去制止一场正在进行的强暴——通常受害人是该男子的姐妹、妻子或女儿。于是拉贝就让他上车一起赶往出事地点。一到那儿，他就将日本兵从受害者身边赶跑，有一次他甚至亲自拉起一个正趴在一名年轻姑娘身上的日本兵。他知道这些行动是非常危险的。拉贝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中写道：“日本人有手枪和刺刀，而我……只有纳粹党标志和我的袖章。”
拉贝被南京城内的暴行惊呆了。在街道上，他看见许多具妇女的尸体横陈在被烧焦的房屋废墟边上，有些妇女的尸体躺在碎啤酒瓶上，还有的被竹竿刺破了身体。他亲眼目睹了这些受害者的惨状——甚至与其中一些奄奄一息的人进行交谈，把她们的尸体送到了鼓楼医院的停尸房。而同时，他看见几乎在每一条街角处都贴着漂亮的日本海报，上面写着：“回到家乡来！给你饭吃！信赖日本军！可得救助！”
拉贝从决定救助中国难民之后，就竭尽所能地收容中国人，他把自己的房子和办公室变为西门子公司雇员及其家属的避难所，还把许多中国妇女藏在后院矮小简陋的茅屋中。为防止她们遭受日本流氓的伤害，拉贝专门建立了一套警报系统。只要有日本兵翻过院墙，妇女们就会吹响口笛招呼拉贝冲到院内将他们赶走，这种情况太频繁了，以至于拉贝晚上几乎不敢离开家，唯恐日本兵会趁他不在的时候闯进来，对那些可怜的妇女恣意施暴。
拉贝不断地给处于恐怖状态的难民们打气，使他们保存活下去的愿望。每当住在院子里的女难民生产，他就会为新生儿举办小型生日庆祝会。每个新生儿都会收到一份礼物：男孩10美元，女孩9.5美元。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当男孩子出生时，便取名叫拉贝；如果是女孩子呢，就用他妻子的名字，叫多拉。
拉贝的胆识和慷慨最终赢得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甚至包括那些从根本上反对纳粹主义的人的心，美国人罗伯特·威尔逊大夫就在给家人的信中赞扬拉贝说：“他在纳粹圈子里很突出……有着一颗充满仁爱的心，很难将他的人格与他对‘德国元首’的尊崇结合起来。”
南京暴行迟来的受难者
多数南京的幸存者知道拉贝等人在南京的事迹，但几乎无人了解他们后来的遭遇。一些这样的外国人后来备受羞辱，回到祖国后又遭到审讯和隔离，身心都受到了无法愈合的创伤，有人甚至绝望地自杀。这些外国人中的一些人可以算是南京暴行迟来的受难者。
在被召回德国之前，拉贝曾向南京的中国人保证，他要把日本人的暴行在德国公诸于众，并试图会见赫尔曼·戈林甚至阿道夫·希特勒。南京人民祈祷拉贝的报告能迫使纳粹领导人向日本政府施压，以阻止这场屠杀。1938年2月，在挥泪的告别聚会之后，拉贝带着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返回德国。
拉贝信守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他向德国当局通报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通过不停演说和反复播映约翰·马吉拍摄的胶片，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公诸于世。但拉贝没能见到希特勒，6月8日，他给这位元首写了一封信，还附上了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和报告。
但是，如果拉贝想从希特勒那里得到同情，他就大错特错了。几天后，两名盖世太保到他家里将他逮捕。拉贝在盖世太保总部受到了几个小时的审讯。后来，西门子公司的卡尔·弗里德里希为他担保，并保证拉贝不会再公开谈论日本人的暴行。这样，他才被释放出来。拉贝被警告不得就南京的暴行进行演讲、谈论和写作，更重要的，不得将南京暴行的胶片交给任何人看。
后来的几年对于拉贝来说就像恶梦一般。在战争刚刚结束的一段时期，因为他的纳粹背景，拉贝遭到了很多愤怒的指责。首先，他被苏联人逮捕，在弧光灯前被审讯了三天三夜。然后，他又被英国人抓去折磨了一整天，最后的羞辱是因为一位熟人的告发，他被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非纳粹化”的过程中。他必须支付辩护费用，在这期间，他还失去了工作许可证，耗尽了积蓄和精力。拉贝一家挤住在一间小屋里，忍受着饥饿和寒冷，拉贝还不得不把他收集的心爱的中国工艺品一件件地卖给美军，以换取豆子、面包和肥皂。营养不良使他患了皮肤病，而悲哀和压力更是摧垮了他的身体。
在南京，拉贝是一个传奇，而在德国，拉贝是一个垂死的人。
《拉贝日记》中的这段摘录表明了他那时的精神状态：昨天，我要求非纳粹化的请求被拒绝了。作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我曾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但我的请求还是被拒绝，因为我曾当过短期南京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而像我这样有头脑的人本不应加入该党的。我还要请求……如果他们不给我在西门子公司工作的机会，我不知凭什么能活下去。我必须斗争——可我太累了。现在我还要每天接受警察的讯问。如果我在中国听说过任何纳粹的暴行，我不会加入国社党……在南京，对于数十万人来说，我是“菩萨”，可在这里，我是“贱民”，是无家可归的人。
1946年6月3日，拉贝的纳粹罪名终于得到了免除，精神的折磨总算有了尽头，可拉贝一家的生活依然十分艰难。
1948年，拉贝的遭遇传到了南京。当南京政府告知南京人民拉贝需要帮助的时候，几天之内，大屠杀的幸存者就为拉贝募集了1亿元中国币，大约相当于当时的2000美元——这在1948年可不是个小数字。当年3月，南京市长来到瑞士，购买了大量的奶粉、香肠、茶叶、咖啡、牛肉、黄油和果酱，用4个大包裹将这些食品寄给了拉贝。在那些包裹到达之前，拉贝一家采集野菜，煮成汤让孩子们吃，大人则凭着一点干面包维持生命。
自1948年6月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南京人民每月都给拉贝寄一包食品，以表达他们对拉贝在南京国际安全区所做的一切的衷心感谢之情。国民党政府还指出，如果拉贝愿意返回中国，将为他提供住房和终身养老金。拉贝一家对南京人民的支持十分感激，拉贝也在信中说，南京人民的这一举动使他恢复了对生命的信心。
两年后，拉贝死于中风。去世前，他留下了一份记录他在中国工作情况的文字遗产：2000多页关于南京暴行的材料，这些材料都由拉贝进行了打印、排序和装订，甚至还有图片说明。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份珍贵的《拉贝日记》才为世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