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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想一:建设对一些“大问题”的基本看法,如宇宙,哲学,宗教,人性,人生等。
按照习见的观点,哲学就是对这个世界及其某些方面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那么,作为教师,是应该认真梳理并归纳自己的一套“哲学”的,并能与时俱进地修缮之。勃兰特·罗素在《我为什么活着》坦陈:“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这些感情如阵阵飓风,吹拂在我动荡不定的生涯中,有时甚至吹过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绝望的边缘。”作为教师,我们是否也应该拥有类似这样的追求,建立属于自己的了解世界的架构?这是重要且必要的工作,在走上教席之前的一个知识、热情、责任心、美感兼具的精神武装过程。
随想二:对那些为数不多的“最伟大的教师”应有同情和了解,尽量了解其时代、生活、思想,如苏格拉底,孔子等。
这样的关注重点在于,在他们的那个时代,他们对于知识的主张与精神是全新的、勇敢的,并多少超越了时代现实,因此,他们的结局多少值得同情。(苏格拉底接受死亡审判,孔子的政治伦理主张不受诸侯期待与好感)而体会他们对知识与教育的真知灼见,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思想的力量,并多少可以增强教者面对学生的从容与信心。
随想三: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史的涉及与关注。
就前者而言,我相信,师范生虽在校期间已修习过诸多教育理论,但其时对大多数而言,那还是以应付考试为主,而非因“问题意识”而导致的自然举动。重新阅读古今教育家的经典著作,为乎所欲者,是为了认识到:孩子是令人尊敬的,而非工具。笔者注意到,最近发生的所谓“网瘾”治疗而导致少年致死事件中,恰恰是把有“网瘾”者视为“工具”,而不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一个“人”。这是很可悲的事实。就此类事件而言,所谓治疗“网瘾”少年,理论尚未形成较一致的看法,实践已先行一步,并有可能演变成因经济利益而起的新式“大跃进”,这是值得整个社会的质疑与反思的。作为教师,应该有更充分的知识准备与专业责任意识。就后者而言,且举一例,足让人怀思。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此举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其文写得不卑不亢,精妙无比。首先,对“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表示“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列出四点不明白之处,然后又归结为一点:“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自有其传统,“似不必轻易更张”。此训令最终不了了之。了解这些史实,昔今对照,应能深入对教育的认识,并提振我们若干勇气与荣誉感。
随想四:对于国际同行的关注。
1984年,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从此,有关教育的这“三个面向”的提法流传甚广。又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我们更已发现:“世界是平的”。跨文化交流不是个别人言行,教师对异国教育无国界教育理念应有开放之态度,求普世主义之大同,存殊别文化之多异,以为学生未来之国际交流增加了解,共识,互信。所以,作为教师,我们有必要了解他国教育的情况。比如他们在学什么,考什么?他们特别重视什么,并对什么不作强调?他们如何评价一个学生?在教育系统中,就一个学校而言,他们如何处理好上上下下之关系?取长可补短,择善而能更善,这是现时代状况下,作为教师而应予以关注的。
总之,教师之特殊身份,对学生之将来是有部分决定意义的。用两句习语归结全文如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按照习见的观点,哲学就是对这个世界及其某些方面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那么,作为教师,是应该认真梳理并归纳自己的一套“哲学”的,并能与时俱进地修缮之。勃兰特·罗素在《我为什么活着》坦陈:“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这些感情如阵阵飓风,吹拂在我动荡不定的生涯中,有时甚至吹过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绝望的边缘。”作为教师,我们是否也应该拥有类似这样的追求,建立属于自己的了解世界的架构?这是重要且必要的工作,在走上教席之前的一个知识、热情、责任心、美感兼具的精神武装过程。
随想二:对那些为数不多的“最伟大的教师”应有同情和了解,尽量了解其时代、生活、思想,如苏格拉底,孔子等。
这样的关注重点在于,在他们的那个时代,他们对于知识的主张与精神是全新的、勇敢的,并多少超越了时代现实,因此,他们的结局多少值得同情。(苏格拉底接受死亡审判,孔子的政治伦理主张不受诸侯期待与好感)而体会他们对知识与教育的真知灼见,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思想的力量,并多少可以增强教者面对学生的从容与信心。
随想三: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史的涉及与关注。
就前者而言,我相信,师范生虽在校期间已修习过诸多教育理论,但其时对大多数而言,那还是以应付考试为主,而非因“问题意识”而导致的自然举动。重新阅读古今教育家的经典著作,为乎所欲者,是为了认识到:孩子是令人尊敬的,而非工具。笔者注意到,最近发生的所谓“网瘾”治疗而导致少年致死事件中,恰恰是把有“网瘾”者视为“工具”,而不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一个“人”。这是很可悲的事实。就此类事件而言,所谓治疗“网瘾”少年,理论尚未形成较一致的看法,实践已先行一步,并有可能演变成因经济利益而起的新式“大跃进”,这是值得整个社会的质疑与反思的。作为教师,应该有更充分的知识准备与专业责任意识。就后者而言,且举一例,足让人怀思。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此举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其文写得不卑不亢,精妙无比。首先,对“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表示“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列出四点不明白之处,然后又归结为一点:“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自有其传统,“似不必轻易更张”。此训令最终不了了之。了解这些史实,昔今对照,应能深入对教育的认识,并提振我们若干勇气与荣誉感。
随想四:对于国际同行的关注。
1984年,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从此,有关教育的这“三个面向”的提法流传甚广。又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我们更已发现:“世界是平的”。跨文化交流不是个别人言行,教师对异国教育无国界教育理念应有开放之态度,求普世主义之大同,存殊别文化之多异,以为学生未来之国际交流增加了解,共识,互信。所以,作为教师,我们有必要了解他国教育的情况。比如他们在学什么,考什么?他们特别重视什么,并对什么不作强调?他们如何评价一个学生?在教育系统中,就一个学校而言,他们如何处理好上上下下之关系?取长可补短,择善而能更善,这是现时代状况下,作为教师而应予以关注的。
总之,教师之特殊身份,对学生之将来是有部分决定意义的。用两句习语归结全文如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千里之行,始于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