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最近参加的一次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研讨会，主讲教授是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最小的海洋微型浮游生物——原绿球藻的发现人佩妮·奇斯霍姆教授。让我感慨的是，她介绍说，从一个基金会获得了一笔资助时间长达五年、四倍于其实验室常规经费的资金，来开展浮游生物的系统研究，只提交了一份五页纸的方案书，每年没有任何任务，只是年终给基金会的理事们作一次报告，讲讲研究进展。
在感叹如此宽松的资助环境与雄厚的研究基础结合怎么能不出成绩的同时，我也在思考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如何修炼成功的。
在考察科学问题本身之前，必须先承认整个社会的诚信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种诚信状况下，不论是科研基金管理人还是校方，都不需要设计繁琐的表格、严格的科研经费支出条例和定期考核程序来防止科研人员在科研资金上做手脚。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就叫“交易成本极低”。
而考虑科研性因素时，我们首先不得不承认，上述的被“放任”的例子，大部分都是真正的科研大腕儿。如奇斯霍姆教授说道，资助她研究的基金会发现，没有什么机构做过系统的浮游生物的研究，他们并不了解最终会得到什么科研成果，所以索性给奇斯霍姆钱让她“胡来”。
那么，对于不是大腕儿的科研人员，科学宽容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认为，如下因素可能在酿成科学宽容方面发挥着催化作用。
首先是长期形成的职业规范。说美国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社会之一，是从政府管制程度低的角度出发的。而笔者发现，从小学生开始，美国社会就会对伦理规范形成近似苛刻的要求。老师可以不在乎学生的学习成绩，但要发现学生们有一点纪律问题，那是一定会高度重视。自然，在大学中，在实验室中，这种规范教育也很常见，并且与中小学教育一起，自然地成为了社会规范的一部分。在每个人都自觉遵守这种科研职业规范的情况下，美国学生可以上课时坐姿随便、吃饭喝茶，但不用担心他们会真正的“乱来”。
而在科研中对兴趣的鼓励则毫无疑问与学术宽容是相仿相生的。既然是兴趣，那往往是个性化的。你感兴趣的不见得我感兴趣，但如果我是基金评委，那我就要充分肯定你的兴趣，只要它符合学术规范和基金申请流程。
除了规范和兴趣外，科学宽容的促成因素还包括广泛的和习惯性的跨学科研究。在学术上，跨学科研究是相对冒险的事情，因为你申请课题的时候要面对圈子以外的评委，这一点中外概莫例外。但当跨学科研究成为普遍的行为，面对圈子外的评委也就成了惯例。那个时候如果评委们仍然把自己对某项工作的熟悉程度作为资助的一个前提条件，就会耽误大量的优秀科研。在那个时候，学术宽容就成了必须要保证的东西。
此外，学术机构真正的同行评议和个案评议也是学术宽容的基础。同行评议固然不排除压制后学的可能，但总体上后学的做法前辈是理解的，不像基于小学低年级数学的数数式评议方法，想宽容也没有办法，数目字不合格不好交代啊。
而个案评议则是由于不同机构使命和利益不同，本来就不需要统一的“无法宽容”的模板。最近，我与知名旅美华人学者、波士顿沙福克大学的薛涌教授交流，得知在他们学校，学校最大的使命就是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们觉得学费物有所值，自然也不会要求教授们做科研。而这种“去行政化”的学术自主和机构自主，恐怕是我们的体制在很长时间都需要奋斗的。
在感叹如此宽松的资助环境与雄厚的研究基础结合怎么能不出成绩的同时，我也在思考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如何修炼成功的。
在考察科学问题本身之前，必须先承认整个社会的诚信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种诚信状况下，不论是科研基金管理人还是校方，都不需要设计繁琐的表格、严格的科研经费支出条例和定期考核程序来防止科研人员在科研资金上做手脚。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就叫“交易成本极低”。
而考虑科研性因素时，我们首先不得不承认，上述的被“放任”的例子，大部分都是真正的科研大腕儿。如奇斯霍姆教授说道，资助她研究的基金会发现，没有什么机构做过系统的浮游生物的研究，他们并不了解最终会得到什么科研成果，所以索性给奇斯霍姆钱让她“胡来”。
那么，对于不是大腕儿的科研人员，科学宽容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认为，如下因素可能在酿成科学宽容方面发挥着催化作用。
首先是长期形成的职业规范。说美国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社会之一，是从政府管制程度低的角度出发的。而笔者发现，从小学生开始，美国社会就会对伦理规范形成近似苛刻的要求。老师可以不在乎学生的学习成绩，但要发现学生们有一点纪律问题，那是一定会高度重视。自然，在大学中，在实验室中，这种规范教育也很常见，并且与中小学教育一起，自然地成为了社会规范的一部分。在每个人都自觉遵守这种科研职业规范的情况下，美国学生可以上课时坐姿随便、吃饭喝茶，但不用担心他们会真正的“乱来”。
而在科研中对兴趣的鼓励则毫无疑问与学术宽容是相仿相生的。既然是兴趣，那往往是个性化的。你感兴趣的不见得我感兴趣，但如果我是基金评委，那我就要充分肯定你的兴趣，只要它符合学术规范和基金申请流程。
除了规范和兴趣外，科学宽容的促成因素还包括广泛的和习惯性的跨学科研究。在学术上，跨学科研究是相对冒险的事情，因为你申请课题的时候要面对圈子以外的评委，这一点中外概莫例外。但当跨学科研究成为普遍的行为，面对圈子外的评委也就成了惯例。那个时候如果评委们仍然把自己对某项工作的熟悉程度作为资助的一个前提条件，就会耽误大量的优秀科研。在那个时候，学术宽容就成了必须要保证的东西。
此外，学术机构真正的同行评议和个案评议也是学术宽容的基础。同行评议固然不排除压制后学的可能，但总体上后学的做法前辈是理解的，不像基于小学低年级数学的数数式评议方法，想宽容也没有办法，数目字不合格不好交代啊。
而个案评议则是由于不同机构使命和利益不同，本来就不需要统一的“无法宽容”的模板。最近，我与知名旅美华人学者、波士顿沙福克大学的薛涌教授交流，得知在他们学校，学校最大的使命就是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们觉得学费物有所值，自然也不会要求教授们做科研。而这种“去行政化”的学术自主和机构自主，恐怕是我们的体制在很长时间都需要奋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