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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10 岁的乡村小姑娘正向记者诉说她的梦想。小姑娘说：“老师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我们好好学习，我们走出大山就是他最大的心愿。我们不能叫老师失望。如果我走不出去，当不了官，我们肯定也有孩子能当官。”
记者问：“为什么想当官？”
小姑娘说：“我当了官以后就能给我老师转正了。”
记者又问：“你怎么会有这么一种想法？”
小姑娘说：“我如果不给我的老师转正，我们这些娃娃都没有地方上学去。”
“如果不给我的老师转正，我们这些娃娃都没有地方上学去。”这就是一位乡村小姑娘的思维逻辑，实现梦想的唯一方法是，有朝一日当了官好为教自己读书的老师转正，好让他继续教自己读书。
这是多么幼稚卑微的梦想！
那么，使得小姑娘发此“宏愿”的老师是怎样一个人呢？
李小棚是陕西的一位乡村代课教师，一人管着一二三四年级共17 个学生。即使在那个穷乡僻壤的大山里，他也算得上穷人：40 元的工资一拿就是十来年，后来涨到100 元，却已经两年没有拿到工资，无奈之下只能靠寒暑假到火车站装卸水泥赚钱补贴家用。他的父亲在他读高中那年干活时被砸断了腰，母亲患腰椎炎下肢瘫痪多年后去世，妻子重病，數次手术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代课老师李小棚至今欠着6万元的外债。
使这位老师引来社会关注的是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那天他捡到一个钱包，发现包里有4000余元。在路上苦等3 个多小时未见失主后，根据钱包里的身份证地址，借了30 元路费找到西安将钱包交给失主。返程时剩下的钱已不够买票，单从县城到村里这段路就步行了5 个小时。
此事经由媒体辗转调查并报道出来，感动了许多善良百姓。但也有人说李小棚的行为纯属作秀，他想借此吸引媒体注意，然后给乡里施加压力，目的是把自己的代理教师身份转正。
我是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故事的。画面中的李小棚形容憔悴，有着庄稼人一样的黑瘦面孔，他正举着远方客人送来的香蕉教孩子们怎样辨认和剥皮。山里的孩子平生第一次见识如此美味，李小棚说：“大家都尝一下，看是什么味道。要好好学习。我常给你们说，走出大山啥好吃的都能吃到，有了知识，有了工作，就能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
按时下的标准，这几句话算不得崇高，似乎不符合通常人们对一位优秀教师的想象。一个老师就用这样的语言激励孩子们努力向上？但孩子们对老师的劳动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原来老师在的时候，我们的成绩最高的是80 分，低的还有5 分6分的，最低的是3.5 分。李老师来了，我们都有99分的，多一半都是上了80（分）的。”
就是这样一个勤勤恳恳、正直善良的老师却迟迟不能转正。我们一直在宣传中国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李小棚却在两年中连区区的100 元工资都无法拿到，那么多钱都用在了什么地方？
一篇题为《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一年耗掉九千亿》的报道中这样说：“据资料显示，2004 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 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与公车消费相联系，据各种资料显示，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 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 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 万亿元计算，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再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 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官员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 亿元，2000 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
这真是一条让人郁闷的消息。
我在20 多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新星》中曾写过一位乡村教师。那天，县委书记李向南去公社视察，看到年轻的女教师正在昏暗漏雨的窑洞中为孩子们上课。他在内疚与感动中走到台前对孩子们讲了如下几句话：“第一，你们不怕刮风，不怕下雨，学习齐努力，你们都是好孩子；第二，你们会有一个很大很亮的好教室；第三，你们长大以后，不要忘记，你们现在有个最好最好的老师。”
20 多年过去，很多山区孩子的境遇并未见多大改善，很大很亮的教室仍然是一种想象，而农民因培养大学生再度返贫的事情屡见报端。
我有一位当教授的朋友，出身贫寒，上世纪60年代以全县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学，其间一直享受着最高助学金直到完成学业。他早已成了城里人，他的孩子也完成大学学业并出国留学。他曾多次对我感慨，以当下的教育现状，他的父母当年不可能供他读书，他和他的子女只能永远生活在乡下。
2004 年，年轻的大学生徐本禹只身走进大山，志愿为那里的穷孩子教书。他的行动感动了中国，也带动了一批理想青年走进大山。
然而，在肯定徐本禹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社会教育的成功要有制度的保证。当徐本禹们走进大山时，要能够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要让他们活得温饱而有尊严，不至于在寒暑假扛水泥做苦力，这固然需要觉悟，但绝不能仅仅依靠觉悟。只有充分的物质保障，徐本禹才能坚持，也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新鲜力量加入其中。
我想，靠着李小棚的努力，那些大山里的孩子也许真有一天能当上官。但愿当官的他们还能记住李小棚曾经的言传身教，记住这位恩师曾经在怎样的困苦中坚持，记住是他帮助他们走出了大山，从而改变了命运。希望那时的他们还能记得儿时的当官梦想，记得帮助李小棚这样的老师。
还是在《新星》中，我曾这样写道：“在我们这个社会，老师是最应该受到尊重的，因为一切应该受尊重的人都是他们培养出来的。”
（摘自《长江文艺》图/溪源山庄）
记者问：“为什么想当官？”
小姑娘说：“我当了官以后就能给我老师转正了。”
记者又问：“你怎么会有这么一种想法？”
小姑娘说：“我如果不给我的老师转正，我们这些娃娃都没有地方上学去。”
“如果不给我的老师转正，我们这些娃娃都没有地方上学去。”这就是一位乡村小姑娘的思维逻辑，实现梦想的唯一方法是，有朝一日当了官好为教自己读书的老师转正，好让他继续教自己读书。
这是多么幼稚卑微的梦想！
那么，使得小姑娘发此“宏愿”的老师是怎样一个人呢？
李小棚是陕西的一位乡村代课教师，一人管着一二三四年级共17 个学生。即使在那个穷乡僻壤的大山里，他也算得上穷人：40 元的工资一拿就是十来年，后来涨到100 元，却已经两年没有拿到工资，无奈之下只能靠寒暑假到火车站装卸水泥赚钱补贴家用。他的父亲在他读高中那年干活时被砸断了腰，母亲患腰椎炎下肢瘫痪多年后去世，妻子重病，數次手术又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代课老师李小棚至今欠着6万元的外债。
使这位老师引来社会关注的是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那天他捡到一个钱包，发现包里有4000余元。在路上苦等3 个多小时未见失主后，根据钱包里的身份证地址，借了30 元路费找到西安将钱包交给失主。返程时剩下的钱已不够买票，单从县城到村里这段路就步行了5 个小时。
此事经由媒体辗转调查并报道出来，感动了许多善良百姓。但也有人说李小棚的行为纯属作秀，他想借此吸引媒体注意，然后给乡里施加压力，目的是把自己的代理教师身份转正。
我是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故事的。画面中的李小棚形容憔悴，有着庄稼人一样的黑瘦面孔，他正举着远方客人送来的香蕉教孩子们怎样辨认和剥皮。山里的孩子平生第一次见识如此美味，李小棚说：“大家都尝一下，看是什么味道。要好好学习。我常给你们说，走出大山啥好吃的都能吃到，有了知识，有了工作，就能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
按时下的标准，这几句话算不得崇高，似乎不符合通常人们对一位优秀教师的想象。一个老师就用这样的语言激励孩子们努力向上？但孩子们对老师的劳动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原来老师在的时候，我们的成绩最高的是80 分，低的还有5 分6分的，最低的是3.5 分。李老师来了，我们都有99分的，多一半都是上了80（分）的。”
就是这样一个勤勤恳恳、正直善良的老师却迟迟不能转正。我们一直在宣传中国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李小棚却在两年中连区区的100 元工资都无法拿到，那么多钱都用在了什么地方？
一篇题为《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一年耗掉九千亿》的报道中这样说：“据资料显示，2004 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 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与公车消费相联系，据各种资料显示，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 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 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 万亿元计算，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再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 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官员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 亿元，2000 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
这真是一条让人郁闷的消息。
我在20 多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新星》中曾写过一位乡村教师。那天，县委书记李向南去公社视察，看到年轻的女教师正在昏暗漏雨的窑洞中为孩子们上课。他在内疚与感动中走到台前对孩子们讲了如下几句话：“第一，你们不怕刮风，不怕下雨，学习齐努力，你们都是好孩子；第二，你们会有一个很大很亮的好教室；第三，你们长大以后，不要忘记，你们现在有个最好最好的老师。”
20 多年过去，很多山区孩子的境遇并未见多大改善，很大很亮的教室仍然是一种想象，而农民因培养大学生再度返贫的事情屡见报端。
我有一位当教授的朋友，出身贫寒，上世纪60年代以全县最高分考入北京大学，其间一直享受着最高助学金直到完成学业。他早已成了城里人，他的孩子也完成大学学业并出国留学。他曾多次对我感慨，以当下的教育现状，他的父母当年不可能供他读书，他和他的子女只能永远生活在乡下。
2004 年，年轻的大学生徐本禹只身走进大山，志愿为那里的穷孩子教书。他的行动感动了中国，也带动了一批理想青年走进大山。
然而，在肯定徐本禹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社会教育的成功要有制度的保证。当徐本禹们走进大山时，要能够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需求，要让他们活得温饱而有尊严，不至于在寒暑假扛水泥做苦力，这固然需要觉悟，但绝不能仅仅依靠觉悟。只有充分的物质保障，徐本禹才能坚持，也才会有源源不断的新鲜力量加入其中。
我想，靠着李小棚的努力，那些大山里的孩子也许真有一天能当上官。但愿当官的他们还能记住李小棚曾经的言传身教，记住这位恩师曾经在怎样的困苦中坚持，记住是他帮助他们走出了大山，从而改变了命运。希望那时的他们还能记得儿时的当官梦想，记得帮助李小棚这样的老师。
还是在《新星》中，我曾这样写道：“在我们这个社会，老师是最应该受到尊重的，因为一切应该受尊重的人都是他们培养出来的。”
（摘自《长江文艺》图/溪源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