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杨名飏（公元1773年——1852年），号崇峰，白族，云龙石门人，生于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卒于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终年79岁，是道光年间一位著名的政治家。
杨名飏从19岁出任鹤庆州训导至解职，入仕45年，以其突出的政绩，由训导一步一步升至陕西巡抚，授资政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二品衔，光绪《云南通志》、《新纂云南通志》均为其专门列传。《新纂云南通志》在其传后写道：“赞曰：杨名飏简静敦惠，学行坚白，守土理民，累有名迹”。“始名飏守西安，吏民怀德，勒石鸡头关，以永去思，时人比之甘棠，今其迹犹存云”。光绪《云南通志》载：杨名飏“去任汉中时，士民赋诗赠之曰：存爱集，为勒石鸡头关，以志遗爱，所在多立祠以祀”。
《新纂云南通志》载：“名飏文章格律虽不甚高，然观其全卷（指杨名飏所著的《关中集》——笔者注），多兴养立教兴利除弊之文，读之而名飏治秦政绩可以想见。此关系政治文字，不宜以格律论也，后附蚕桑简编尤治关中要”。杨名飏主张“政在得人”，为官要“仁廉”。他在《寓汉南同官书》一文中写道：“窃闻政在得人，以亿万生灵之身家性命，而付托於牧令一身，精神不到之区，即弊窦丛生之处。虽不遑暇逸，欲求案无留牍，野鲜冤民，犹有不能，又况利欲薰其心，晏安鸩其性，不念赤子之嗷嗷待哺，穷黎之淹淹欲毙，纵幸逃纠於八法，能无愧于五衷？州、县为亲民之官，知府有表率之责，若亦不念切民瘼，躬选刻厉，能不有厥职，自负初心乎？”（引自杨名飏所著《关中集》）杨名飏这样说，也这样做了，一次“汉水盛溢，泛浸兴安城，名飏率吏役救治，舟行至石泉，风涛大作，县令叩头固止名飏，请更陆行，名飏不可，曰：吾奉天子诏，为民牧守，民今陷溺且死，敢爱惜己身乎？遂行不顾，至则先斥私禄五千金，更募假富民钱，数日中集资至巨万，出官粟以瞻，贫乏多所全活”（见《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九十八）。
杨名飏为“嘉庆戊辰举人，仕陕西，历权凤沔、褒城、略阳、西乡、安康、山阳等县知县，鄜州直隶州知州，升汉中西安府，擢延榆绥道，陕西按察使、布政史，陕西巡抚，任陕多年，宦绩最著，安良除暴，薄赋轻徭，肃官方，清讼狱，均水利，修桥梁，移建略阳城，以避水灾……”（见光绪《云南通志》）。杨名飏“治秦”政绩卓著：一、倡修古城西安东二十里处的灞桥。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杨名飏征集附近官绅士民，桥匠民工，重建灞桥，他总结前人多次重修的经验，深入调查，掌握灞河水性，技术上有新的突破，采用多跨的桩基础石制排墩简支木梁，长近400米，67跨，每跨长6米左右，宽约7米，基础牢固，造型美观，历120多年，安然凌架于灞水之上，承受络绎不绝的车马人行。灞桥的结构，显示出我国古代造桥的精湛技艺；二、捐资置田，筹集卷金，奖励应试学生；三、重建书院、考棚，发展文化教育；四、筹息谷，修社仓，以赈灾荒；五、提倡良好的社会风气，劝民勿习邪教；六、“肃官方”，注重“政在得人”，提倡为官要“仁廉”；七、整理典籍，纂修县志、州志、府志；八、修道路、桥梁、水利；九、维修古建筑，保护文物；十、清讼狱，除暴安良，他“迁守西安府，擢为延榆兵备道，名飏至治所，出狱囚三四百人，列堂上论决，日十余，事三月，息罢(扌适）发奸伏（揭发奸邪，使无可隐藏的意思——笔者注），有若神明，吏役称奇”（见《新纂云南通志》）；十一、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杨名飏颁谕《种洋芋法》，采买洋芋种一万斤，分发延、榆、鄜、绥四府，令各府州择地播种，改良南山一带“多赖包谷以养生（包谷只利于阳坡，洋芋适于种阴坡）”的状况。杨名飏出巡汉中，见路边屋角、园畔堤边尽多隙土，因令广栽桑树，并著有《蚕桑简编》一书，教民栽桑养蚕之法，经六年后，栽成桑树64万余株，“养蚕织缣之家获食其利”，杨名飏因此提出“树畜是养民善政之本”，特颁《劝课桑树谕》，“以厚民生”（见杨名飏《关中集》）。
杨名飏把“三秦”文化和内地的生产技术传播到迤西，为家乡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贡献。他不断把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介绍回家乡，所著的《蚕桑简编》和用通俗民歌体写成的《劝桑行》在云龙广为流传，如“卒岁无衣怎样好，豳风自有蚕桑道；绮罗岂是天孙裁，全在人工勤织造”，“号寒雪夜空悲迟，劝尔栽桑要及早；盘条最爱春风嫩，采葚须知芒种老；路旁墙下随意插，一片荒郊绿云绕。”栽桑养蚕知识的学习宣传和推广，促进了旧时云龙蚕桑业的发展。
杨名飏在陕西，“月课岁考，校诸生卷，字音多有舛错”道光十三年，特著《经书字音辨要》，他在自序中说：“因出司铎时所辑经书字音辨要一册，检四书五经之字不重出者，得四千七百五十有八，形体则遵字典摹写，声音则依韵府翻切，其有点画不同，平仄互异之字，则参以字考韵辨之书，摘其要者而辨之，开卷了然，不致有虚虎之疑，雌(山兒)之误。阅者称便”。在家乡云龙，极力提倡推广使用“京腔”（北京语），主张学汉语与学文化同时进行，在他的倡导下，石门士民中，一时推广使用“京腔”成风，形成石门镇独特的汉语方言，促进了家乡文化的发展。
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杨名飏因母丧，自秦回籍，在石门“适当秋水时至，见夫乘槎竞渡者，屡濒于危，而莫之避。询之，则曰：采薪以供课，性命不惶恤也”（见杨名飏：《新建青云桥碑记》，以下同），为此在沘江上倡修铁链桥，桥建成取名“青云桥”，“盖取康乐题石门，共登青云梯之意”，“望我乡之应运而兴者，他日得路，本济乡人之意，以济国人，以济天下人”。因故乡石门不仅与秦地同名，且地形相似，杨名飏因之在沘江西岸岩石上题刻“碧嶂廻澜”和“衮雪”两方摩崖（汉中衮谷石门的“衮雪”，为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三国曹操所写）。
杨名飏学优入仕，深刻体会到兴办教育的重要，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首赴科试授优贡，委鹤庆州训导，因政绩卓异，荐加一等候升。为官十分重视教育，所著《关中集》共有22篇文章，其中筹集卷金，修贡院、书院、定书院学规等方面的文章就有9篇。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因紫阳冤狱一案的牵连而解职归里（见《古今案例选》，北京出版社出版）后，仍与人合伙捐资在今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建彩云书院，有校舍83间，置租谷700京担，共集资银9420两，杨名飏认为：“云龙科第早已渐开，贤能亦经继起”，主要是因有“象山”、“衮江”两书院的首创。教育之设“攸治化本源”，故应“以振兴学校为先务”，“勉竭余廉，以期小补乡校”。自任彩云书院主讲，自谦说“补读少年未读之书，以寡晚年欲寡之过”（见杨名飏，《彩云书院碑记》），彩云书院的创建，为云龙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奠基的作用。杨名飏关心家乡人民的疾苦，捐资银四千两交永平县买田生息，代云龙雇夫马，以解云龙人民“每夫赍二升粮，往返月余，非惟失业废时，且致饥寒交迫，枕藉中途”之苦（见《云龙州艺文志》）。杨名飏晚年还热心参加虎头山建设，在观音石窟中题石门八景和咏虎头山、石杖、石扇、石床、寿光桥等的诗碑，表达了他热爱家乡的深厚感情。
杨名飏参加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的科试，以《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的论文中举，一生还写过不少疏、奏、谕、记等应用文书，著有《关中集》、《经书字音辨要》、《学礼简编》等。
（大理人物主持 廖惠群）
杨名飏从19岁出任鹤庆州训导至解职，入仕45年，以其突出的政绩，由训导一步一步升至陕西巡抚，授资政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二品衔，光绪《云南通志》、《新纂云南通志》均为其专门列传。《新纂云南通志》在其传后写道：“赞曰：杨名飏简静敦惠，学行坚白，守土理民，累有名迹”。“始名飏守西安，吏民怀德，勒石鸡头关，以永去思，时人比之甘棠，今其迹犹存云”。光绪《云南通志》载：杨名飏“去任汉中时，士民赋诗赠之曰：存爱集，为勒石鸡头关，以志遗爱，所在多立祠以祀”。
《新纂云南通志》载：“名飏文章格律虽不甚高，然观其全卷（指杨名飏所著的《关中集》——笔者注），多兴养立教兴利除弊之文，读之而名飏治秦政绩可以想见。此关系政治文字，不宜以格律论也，后附蚕桑简编尤治关中要”。杨名飏主张“政在得人”，为官要“仁廉”。他在《寓汉南同官书》一文中写道：“窃闻政在得人，以亿万生灵之身家性命，而付托於牧令一身，精神不到之区，即弊窦丛生之处。虽不遑暇逸，欲求案无留牍，野鲜冤民，犹有不能，又况利欲薰其心，晏安鸩其性，不念赤子之嗷嗷待哺，穷黎之淹淹欲毙，纵幸逃纠於八法，能无愧于五衷？州、县为亲民之官，知府有表率之责，若亦不念切民瘼，躬选刻厉，能不有厥职，自负初心乎？”（引自杨名飏所著《关中集》）杨名飏这样说，也这样做了，一次“汉水盛溢，泛浸兴安城，名飏率吏役救治，舟行至石泉，风涛大作，县令叩头固止名飏，请更陆行，名飏不可，曰：吾奉天子诏，为民牧守，民今陷溺且死，敢爱惜己身乎？遂行不顾，至则先斥私禄五千金，更募假富民钱，数日中集资至巨万，出官粟以瞻，贫乏多所全活”（见《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九十八）。
杨名飏为“嘉庆戊辰举人，仕陕西，历权凤沔、褒城、略阳、西乡、安康、山阳等县知县，鄜州直隶州知州，升汉中西安府，擢延榆绥道，陕西按察使、布政史，陕西巡抚，任陕多年，宦绩最著，安良除暴，薄赋轻徭，肃官方，清讼狱，均水利，修桥梁，移建略阳城，以避水灾……”（见光绪《云南通志》）。杨名飏“治秦”政绩卓著：一、倡修古城西安东二十里处的灞桥。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杨名飏征集附近官绅士民，桥匠民工，重建灞桥，他总结前人多次重修的经验，深入调查，掌握灞河水性，技术上有新的突破，采用多跨的桩基础石制排墩简支木梁，长近400米，67跨，每跨长6米左右，宽约7米，基础牢固，造型美观，历120多年，安然凌架于灞水之上，承受络绎不绝的车马人行。灞桥的结构，显示出我国古代造桥的精湛技艺；二、捐资置田，筹集卷金，奖励应试学生；三、重建书院、考棚，发展文化教育；四、筹息谷，修社仓，以赈灾荒；五、提倡良好的社会风气，劝民勿习邪教；六、“肃官方”，注重“政在得人”，提倡为官要“仁廉”；七、整理典籍，纂修县志、州志、府志；八、修道路、桥梁、水利；九、维修古建筑，保护文物；十、清讼狱，除暴安良，他“迁守西安府，擢为延榆兵备道，名飏至治所，出狱囚三四百人，列堂上论决，日十余，事三月，息罢(扌适）发奸伏（揭发奸邪，使无可隐藏的意思——笔者注），有若神明，吏役称奇”（见《新纂云南通志》）；十一、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杨名飏颁谕《种洋芋法》，采买洋芋种一万斤，分发延、榆、鄜、绥四府，令各府州择地播种，改良南山一带“多赖包谷以养生（包谷只利于阳坡，洋芋适于种阴坡）”的状况。杨名飏出巡汉中，见路边屋角、园畔堤边尽多隙土，因令广栽桑树，并著有《蚕桑简编》一书，教民栽桑养蚕之法，经六年后，栽成桑树64万余株，“养蚕织缣之家获食其利”，杨名飏因此提出“树畜是养民善政之本”，特颁《劝课桑树谕》，“以厚民生”（见杨名飏《关中集》）。
杨名飏把“三秦”文化和内地的生产技术传播到迤西，为家乡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贡献。他不断把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介绍回家乡，所著的《蚕桑简编》和用通俗民歌体写成的《劝桑行》在云龙广为流传，如“卒岁无衣怎样好，豳风自有蚕桑道；绮罗岂是天孙裁，全在人工勤织造”，“号寒雪夜空悲迟，劝尔栽桑要及早；盘条最爱春风嫩，采葚须知芒种老；路旁墙下随意插，一片荒郊绿云绕。”栽桑养蚕知识的学习宣传和推广，促进了旧时云龙蚕桑业的发展。
杨名飏在陕西，“月课岁考，校诸生卷，字音多有舛错”道光十三年，特著《经书字音辨要》，他在自序中说：“因出司铎时所辑经书字音辨要一册，检四书五经之字不重出者，得四千七百五十有八，形体则遵字典摹写，声音则依韵府翻切，其有点画不同，平仄互异之字，则参以字考韵辨之书，摘其要者而辨之，开卷了然，不致有虚虎之疑，雌(山兒)之误。阅者称便”。在家乡云龙，极力提倡推广使用“京腔”（北京语），主张学汉语与学文化同时进行，在他的倡导下，石门士民中，一时推广使用“京腔”成风，形成石门镇独特的汉语方言，促进了家乡文化的发展。
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杨名飏因母丧，自秦回籍，在石门“适当秋水时至，见夫乘槎竞渡者，屡濒于危，而莫之避。询之，则曰：采薪以供课，性命不惶恤也”（见杨名飏：《新建青云桥碑记》，以下同），为此在沘江上倡修铁链桥，桥建成取名“青云桥”，“盖取康乐题石门，共登青云梯之意”，“望我乡之应运而兴者，他日得路，本济乡人之意，以济国人，以济天下人”。因故乡石门不仅与秦地同名，且地形相似，杨名飏因之在沘江西岸岩石上题刻“碧嶂廻澜”和“衮雪”两方摩崖（汉中衮谷石门的“衮雪”，为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三国曹操所写）。
杨名飏学优入仕，深刻体会到兴办教育的重要，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首赴科试授优贡，委鹤庆州训导，因政绩卓异，荐加一等候升。为官十分重视教育，所著《关中集》共有22篇文章，其中筹集卷金，修贡院、书院、定书院学规等方面的文章就有9篇。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因紫阳冤狱一案的牵连而解职归里（见《古今案例选》，北京出版社出版）后，仍与人合伙捐资在今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建彩云书院，有校舍83间，置租谷700京担，共集资银9420两，杨名飏认为：“云龙科第早已渐开，贤能亦经继起”，主要是因有“象山”、“衮江”两书院的首创。教育之设“攸治化本源”，故应“以振兴学校为先务”，“勉竭余廉，以期小补乡校”。自任彩云书院主讲，自谦说“补读少年未读之书，以寡晚年欲寡之过”（见杨名飏，《彩云书院碑记》），彩云书院的创建，为云龙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奠基的作用。杨名飏关心家乡人民的疾苦，捐资银四千两交永平县买田生息，代云龙雇夫马，以解云龙人民“每夫赍二升粮，往返月余，非惟失业废时，且致饥寒交迫，枕藉中途”之苦（见《云龙州艺文志》）。杨名飏晚年还热心参加虎头山建设，在观音石窟中题石门八景和咏虎头山、石杖、石扇、石床、寿光桥等的诗碑，表达了他热爱家乡的深厚感情。
杨名飏参加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的科试，以《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的论文中举，一生还写过不少疏、奏、谕、记等应用文书，著有《关中集》、《经书字音辨要》、《学礼简编》等。
（大理人物主持 廖惠群）